唐诗研究自考笔记串讲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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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的送行和离别题材也被进一步诗化了。

对于生活的歌颂，爱情是一个重要的领域。

唐诗对日常习见的种种生活内容的描写，无疑已经是富有诗意甚至带有浪漫色彩了。

唐代士大末的生活就往往比人们的日常生活来得放任，有许多浪漫事迹。

唐诗在处理这类题材时，也不把它们与日常生活平等看待。

最能再现唐人生活浪漫和传奇色彩的，要算边塞诗了。

岑参等人对天山，热海，大风雪，大海港和边疆战斗的描写，在古代诗歌领域里，开辟了前所未有的美学境界。

杜甫等人写自身在乱离中的生活和感受的时候，一方面很悲，甚至悲得痛入骨髓，一方面常常带着某些憧憬或温存的插曲。

杜甫面对着时代丧乱，民间疾苦，但并没有单纯展览苦难和伤痕，他仍然关注着着美的因素。

这些因素被诗人融入诗篇的时候，与客观苦难现实相交织对照，愈加显得沉郁顿挫，激起读者丰富复杂的情绪。

把冰冷的悲感与生活中温暖的成分融合在一起描写，构成丰富的色调，几乎是中唐以后一些优秀的古体长篇的共同倾向。

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写自已在巴山夜雨中体验着作客他乡的滋味，显然带着悲感。

但诗人在寂寞中生出了幻想: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有了这股温暖的回流，生活透过一层冰冷的雨帘，仍然呈现美好诱人的光彩。

用哀换的形式肯定美，也突出地表现在以李商隐一部分无题诗为代表的爱情诗中。

唐诗所表现的生活美，偏重于客观生活感受，而从与此相联系的主观因素看，抒情主人公的思想、情操、襟怀和气质，则有一种唐人所独具的精神美。

这种精神美，较之屈原的忠贞、建安诗人的梗概多气，在展示更为丰富的内容的同时，则又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体现着当时以庶族地主出身文士为主体的广大诗人的精神风貌。

首先表现出来的是那个大时代中人们的豪壮开阔的胸襟。

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杜甫的《望岳》，所写的山河是那样气象恢廓，而诗人的精神更欲飞凌其上。

那种“欲穷千里目”和“一览众山小”的豪情伟魄，冠绝千古。

即使是一些描述范围和对象比较狭小的作品或咏物之作，也

往往能反映唐人的襟怀气质。

同样是由于时代因素使然，唐人对待生活有着特别执着的精神。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这是对魏阙的追求;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这是对功名的追求;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这是对隐逸的追求等，在种种追求中，理想的追求自然最为动人。

李白的组诗〈行路难〉写于天宝三载被“赐金还山”的时候，诗人的感情，在尖锐激烈的矛盾中回旋着，终于唱出了高昂的强音: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这是一曲感叹世路艰难的悲歌，但本质上又是理想追求的颂歌。

唐诗所表现的精神美，除以上所述，在不同流派诗人身上，还各有其特别突出的一些方面，李白一派诗人，基于庶族地主对门阀世族的抗争和不满，表现出对传统束缚的蔑视和对自由的向往。

唐代诗人都往往程度不同地有着轩昂的傲气，负气敢言而较少拘谨嗫嚅之态。

如李白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突出地表现了对黑暗政治的愤怒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鲜明地塑造了诗人的自我形象。

以杜甫为代表的另一批诗人，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出身教养等多种因素影响，他们更多地吸取了儒家思想中某些积极成分，并发展为对祖国，对人民命运的极度关怀。

对唐诗所表现的精神美，我们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它固然带着过去历史时代和封建阶级的印记，但毕竟比较健康深厚，为后代的封建正统文学所不及。

唐人的可贵入，在于他们对生活富有希望和信心。

他们在健康积极的精神基础上，从生活中发现了更多的诗意。

进而使得作为他们生活和精神写照的唐诗，具备了生活美和精神美这

样有力的两翼。

正因为其中贯注了生活的气韵和当事人的真实感情，它不仅仅是一般地带着生活美和精神美，而是表现得更加真实、生动和真切。

第二章地域、民族和唐诗刚健的特质

一、地域。

中国文学南北地域差异，从《诗经》《楚辞》的时代，就已显露。

东晋以后，在南北地立的形势下，分别向两极拉开了更大的距离，引起人们对双方差异性的普遍关注。

中原作为中国古代阶级和民族斗争最为频繁激越之地，给予历代人民的种种血与火的考验，通过长期积淀，形成如魏征所概括的北方人的贞刚的表现，它包含刚强、质朴、坚韧等素质。

这一切都与南方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助长着风俗人情进取柔婉、文静的方向发展颇为不同。

南北文学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受着这种具地域特征的人民精神传统，心理素质的支配。

南北文风斗争中，北朝文学虽有刚气，而数量有限，声律词藻也不甚讲究，影响远逊于南朝文学。

以上所述，是关于南北诗歌传统，通过斗争，实现正确结合的纵向考察。

再就唐诗初盛中晚四个阶段跟地域因素的横向联系去寻索，前三个阶段，无论从诗歌创作的主体还是客体，创作主要基地都在北方，而晚唐则更多受南方风土人情影响。

唐诗中所展现的形象，以前多为北方的乔岳平陆与慷慨悲歌之士，至此转为南国的烟雨楼台，才子佳人了，唐诗最后阶段正是随着创作方面南方因素的增长，气质发生了由刚向柔的转化。

二、民族。

作为中国古代各民族互相融合的溶剂，无疑是发展水平较高的汉人的经济文化。

这中间，少数民族接受汉人的文化是主流，但任何事物矛盾着的对立面双方，总是互相渗透着。

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尽管中间伴随着种种灾难和痛苦，但有助于增强中原人民的雄强之气，毕竟是一种补偿。

隋唐之世，在文化方面，对于前代来说，是经过长期酝酿，终于绽发芳华之时。

而就它自身看，又是一个更为崭新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时期。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改变了南北朝被动的，受压抑的局面，在汉民族政权处于强大和主动的情况下，展开了地域列为广阔的民族间互相接触与渗透。

丰富和活跃了唐代社会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突破了长期囿于中原文化圈的某些狭隘见解和观念。

同时在艺术、宗教、科技等方面带来许多新的东西，这种胡汉诸民族间精神文化的摩荡和融合，正是唐诗滋长发荣的土壤。

三、唐诗刚健的特质。

唐诗是在国土空前辽阔，南北混一，民族交融的背景上展开的，出现它特出的，富有阳刚之美的面貌。

这种阳刚之美，在气象，内质，情态等几个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

唐诗气象非凡，具有壮阔的面貌。

壮阔，是处在国家大一统时代唐人心胸气度的表现。

唐诗是一片空前广阔的伟大国土，而这一诗国的灵魂，可以说是从“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的唐朝疆土上孕育升华起来的。

唐诗中“千秋”“万世”“乾坤”“日月”等词语，出现的频率特别高。

肤廓的是少数，多数从空间上，时间上

表现出种种阔大的意象和境界。

诗人们以最饱满的热情，最宏放的笔触，歌颂了中原地带，乃至江南塞北，而同时在唐人的心理上，又形成一种以关中和长安为中心的意识观念。

唐诗又一突出之点，是它强劲的骨力。

唐代边塞诗无疑最具刚健特色，所现的将士们献身祖国的精神，军幂文人从戎赴边的意气，令人振奋。

就时代而论，唐诗的骨力，在盛唐作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唐诗突出的给人以刚健之感，不少地方又是与它解放的气质相联系的。

唐代的民族和文化背景，使得它比起汉代和宋代的封建王朝，在施行封建礼教的精神禁锢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松解。

盛唐时在精神较为解放的空气下，诗坛成批涌现脱略小节，豪荡使气，富有开拓精神的才士，发出中国诗史上音量最足的浪漫主义的合唱。

到了中唐时期，更出现文化思想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活跃景象。

各种流派杂然纷呈，撑拄世间，则在某些方面起着精神上抗拒衰委的作用。

故韩、孟、元、白、刘、柳的诗歌，皆能意态不凡，独辟蹊径，以各自的姿态笔墨，卓立于世，演出了中唐诗坛多元化的场面。

唐诗壮阔的面貌、强劲的骨力、解放的气质，通过作品给人的总体感受，无疑具有较多的阳刚之美。

第三章初唐诗坛的建设与期待

唐诗初盛中晚四分法。

分期有助于让人们认识这些差别，而四分法与其他一些分法相比，又有以下一些优长:

其一，能提示唐诗从端正方向到繁荣、发展、消歇的过程。

其二，能适当照顾到作家群的自然出现和消失，反映唐诗各段发展风貌的不同。

其三，不嫌过简或过繁，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原因，高秉的四分法已为明清以来多数学者所接

受。

一、宫廷诗在初唐诗坛的地位

初唐诗歌纵向地看可以说是走向盛唐诗歌高潮的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追随时代和因袭前朝、创新与不成熟，敷饰六朝锦色与寻求气骨性情等特点和倾向同存并见。

初唐诗歌的演进，是在宫廷内外相互影响带动中完成的，横向地看，宫廷诗苑始终以其汇集着大量高层人材，联系和沟通多种方面的创作而居于中心地位。

首先，是宫廷诗人在初唐作家中占绝对多数。

事实上，初唐诗歌演进，始终离不开宫廷诗苑这样一个最为重要而持久的基地。

初唐宫廷诗所具有的诗歌演进性质，一个明显的标志是表现了新的时代气息。

以宏大整肃代替六朝琐碎柔弱，以和乐代替颓靡，显示了帝国初兴的时代气息和诗歌面貌的演变。

宫廷诗发展的第二阶段是高宗朝前期以上官仪为代表的“龙朔变体”。

所谓变，是颂体式的铺排减少了，体格不及贞观时宏整，质地纤润，藻饰相对地更显突出，故人目为“绮错婉媚”。

宫廷诗第三阶段的代表“四友”“沈宋”等人，继上官仪之后，取得了三方面显著进展，一是律体定型，二是把追求辞藻之美引向自然流丽的方向，三是在篇章结构上由平板滞重稍趋灵动自如。

二、宫廷内外诗歌在发展中的互补。

初唐宫廷以外诗人最有影响的是四杰和陈子昂，他们对宫廷诗有过激烈批评。

但宫廷内外诗歌创作原是相互沟通而非隔绝的，随着宦海沉浮，宫廷诗坛成员时有变动，四杰和陈子昂等即曾进入过宫廷或诸王

府中。

同时，诗人之间又有各种交往，诗艺彼此影响。

因而从总体看，宫廷内外双方在初唐诗歌发展中实是一种互补。

就诗歌追随时代、表现时代面貌而言，宫廷诗和四杰及陈子昂的诗歌都曾透露了时代气息，而方式，途径的不同则具有互补意味。

宫廷诗对大唐鸿业的种种直接颂美，多承袭齐梁声色大开之后所形成的描写性模式，四杰及陈子昂所表现的则是时代背景中的人物情绪。

在写法上虽然一偏于描写，一偏于表现，却经常免不了互相吸收。

在语言方面，按时代进程将双方的作品加以对照，亦能发现其交互影响。

从龙朔变体到王、杨的变化，诗坛上出现了一种推陈出新的局面。

陈子昂正是在这种局面下，往质朴的方面又推进了一步。

他的诗歌语言，稍近杨炯。

嗣后，杜审言和沈、宋的诗歌语言，一方面不同于上官仪的繁缛，一方面又比四杰纯熟，比陈子昂滑润，这些，正是宫廷内外诗歌创作在语言上互补和推演的成果。

四杰和陈子昂在诗史演进中对宫廷诗的补救，最重要的方面是他们所强调的风骨。

三、风骨离不开性情,初唐诗坛的期待。

初唐在声律上的准备是充分的，既然如此，盛唐之姗姗来迟，依旧只能是风骨问题。

风骨问题从根本上看离不开性情。

初唐宫廷诗的性情无疑是贫乏的，并因性情贫乏而风骨不扬。

诗歌的性情问题，在宫廷诗人和宫廷诗的范围内是解决不了的。

此睦诗歌要想重新拥有性情，只有走出宫廷，实现审美文化从宫廷到社会人生的转化，才有可能在表现日常生活和人生价值的同时，充分弘扬诗人主体性情，展开理想的新局面。

诗中得见性情的，在初唐主要是宫廷以外诗人，以及沈佺

期、宋之问、杜审言等在贬逐失意中的作品。

陈子昂高倡风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