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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称膏者,一般含有动物类药,但亦有用枣肉等烂如腻膏之物的。
而“煎”的范围较广,凡煎煮黏稠度较高的药物,如蜜、酥、饴糖、滋腻药汁、枣膏、动物脂肪及皮骨等都可称为“煎”。
除《内经》记载的豕膏、马膏以外,东汉末年,张仲景《金匮要略》中的一些所谓“煎”,已与现代膏方的制作方法十分相似。
如《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并治》篇中的大乌头煎(乌头、蜜),《黄疸病脉证并治》篇的猪膏发煎(猪膏、乱发),其制法类似现代一般制膏滋方的方法,这也是膏滋方内服的最早记录。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多处记载膏剂内容,其中鳖甲煎丸就是先以酒液煎煮,然后煮令烂如胶漆,再加入部分药粉制成丸。
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诸膏方制剂一般是用苦酒(即醋)与猪油作溶剂,药制成后,既可外用以摩患病处,又可内服,如黑膏(由生地黄、豆豉、猪膏、雄黄偻、麝香等组成。
功能清热解毒,活血散结)。
南北朝时陈延之的《小品方》有单地黄煎(生地黄),是最早的滋补膏方。
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中膏方的制剂与给药途径与《肘后备急方》大体相同,但《备急千金要方》中有个别“煎”方已与现代膏滋方大体一致,如卷十六的地黄煎(生地黄、荆沥、竹沥、酥、生姜汁、人参、天门冬、白茯苓、酒蒸大黄、姜汁炒栀子)煎,是一首滋养胃阴,并清虚热的膏方。
又如《备急千金要方》中的金水膏,功能润肺化痰,以生地黄、麦门冬、山药、天门冬、紫菀、玉竹、款冬花、白芍药、百合、茜草、知母、广陈皮、川贝母等水煎去渣后浓缩,加炼蜜收膏。
《备急千金要方》之苏子煎,以紫苏子、白蜜、生姜、生地黄、杏仁等药捣碎、取汁、去渣,熬如脂状,纳蜜,煎如饴状,治阴虚咳喘已久,功能为养阴润肺、降气化痰。
王焘的《外台秘要》载“古今家煎方六首”:
①广济阿魏药煎方:
阿魏、豆蔻仁、生姜、人参、甘草、鳖甲、藕汁、诃黎勒、牛膝、白蜜、地黄汁。
②鹿角胶煎:
鹿角胶、紫苏子、生地黄、生姜、黄牛酥、白蜜。
③蒜煎方:
蒜、牛乳、牛膝。
④地黄煎:
生地黄、甘草、豉心、葱白、牛酥、藕汁、白蜜。
⑤小品单地黄煎:
生地黄。
⑥近效地黄煎:
生地黄汁、麦门冬汁、生姜汁、紫菀、贝母、款冬花、炙甘草。
这些煎方与现代膏滋方几乎一样,均被用作滋补强壮剂。
宋金元时期的膏方,基本沿袭了唐代的风格,用途日趋广泛。
如南宋时洪文安的《洪氏集验方》收载的“琼玉膏”(生地黄、茯苓、人参、白蜜),是一首著名的膏方,时至今日,仍广为沿用。
膏、煎在丸剂中,还常兼有赋形剂的作用。
二、膏方的形成和发展
一般来讲,唐代以前称膏者,有内服的也有外用的,作用以治疗为主;
称煎者多作内服,除用于治疗外,亦已作为药饵补剂,用于养生。
到了宋代,膏、煎之分已不甚明确,而煎则逐渐为膏所代替。
如〈洪氏集验方〉引申铁翁方之琼玉膏,以人参、生地黄、白茯苓、白蜜、糖精制成,功能为补虚健脾,益气生精。
膏方中含有动物类药的习惯也自然流传下来,如〈圣济总录〉之栝楼根膏,以生栝楼根和黄牛脂共同制成,功用为养胃生津。
此时,膏方已兼有治病和滋养的作用,上述两方均以滋养为主。
而宋代医家许叔微用治失眠和疮疡肿毒的宁志膏、国老膏则明显以治疗为主。
宁志膏以党参、枣仁、辰砂、乳香共为细末,炼蜜成膏,功能为宁心安神。
而国老膏则是以甘草浸泡,熬煮,去渣,收膏而成,功效以清热解毒缓急为主。
膏方发展至明清时期已进入成熟阶段。
其樗有四:
一是膏方的名称,多采用“某某膏”的方式命名;
二是制作方法已基本固定,即用水多次煎煮,浓缩药液,最后加蜂蜜等收膏;
三是膏方数量大增;
四是临床运用日益广泛。
古代膏煎之分已然无存,“膏”已成为滋润补益类方剂的专用名,“煎”则转为水煎剂的同名语。
如〈景岳全书〉的二阴煎,以生地黄、麦门冬、酸枣仁、生甘草、黄连、玄参、茯苓、木通、灯芯草(或竹法)水煎服,功能为养阴清热,宁心安神,治心经有热,水不制火,惊狂失志诸证。
而膏剂逐渐偏向补益,膏滋备受朝野欢迎,医家更是撷取膏滋之长,加以辩证处方,调治体弱之人,从而出现了因人处方而制的膏方。
由于疗效显著,膏方不断得以发展,成为中医药剂的一大剂型。
如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所载通声膏,以党参、桂心、五味子、款冬花、石菖蒲、竹茹、木通共研粗末,熬透去渣,加入杏仁液、酥、蜜、姜汁、枣肉,再煎收膏而成,功用为补气润肺,化痰利窃,专治气阴耗伤之咳嗽气促,胸中满闷,语声不出证。
又如明代《景岳全书》所载两仪膏,在其“治形论”思想指导下,取人参120~250克,熟地黄500克,水煎2次,取浓汁加白蜜120~250克收膏,以气血双补,形气兼顾,专治气血两亏,嗜欲劳伤,胃败脾弱,下元不固诸证。
明代方贤著的《奇效良方》,汇集宋明医方之精华,收载膏方甚多,如补精膏、黄精膏等。
明代缪希雍《先醒斋医学广笔记》1~3卷,记载了其临证心得,验案及效方。
卷四为炮炙大法,末附用药凡例,对丸、散、汤、膏的制法和适应证,以及煎药及服药法等,都一一作了论述。
《炮炙大法》谓:
“膏者,熬成稠膏也。
”明代朱谟著《本草汇言》二十卷,内载柿饼膏等多种膏方,并详细说明膏滋制备和服用方法等。
韩天爵著《韩氏医通》二卷,收录有“霞天膏”,治沉疴痼疾等。
韩天爵源出自朱丹溪“却疾养寿”的倒仓法,以黄牛肉为主要原料,可治“瘫、劳、虫、癞”等顽疾,有推陈致新、扶虚补损之功。
王纶认为牛肉乃借补为泻,病去而胃得补。
韩懋将牛肉制成霞天胶,缪希雍又将霞天膏加入橘皮、茯苓、紫苏子、川贝、半夏、苍术等制成霞天曲,治疗积热痰结,清代使用甚广。
洪基是明代末年的食疗养生家,用20年时间,广泛收集抗老方剂约万首,将“最神奇最切用”之丸、散、膏、丹汇集一书,著《摄生总要》,从壮阳填精法立论,纂辑了诸如“龟鹿二仙膏“等著名的抗老膏方,至今仍在临床上得到广泛使用。
钟惺著《饮撰服食谱》,载有长生神芝膏、六龙御天膏、七元归真膏等多种膏方。
龚廷贤著《寿世保元》谓:
“膏者,胶也。
”该书集抗老膏方多则,如“茯苓膏”、“银杏膏”等,临床常用,亦多佳效。
至清代,在兼顾治疗的同时,膏方的补益作用愈加明显。
如《张氏医通》的二冬膏、集灵膏等。
二冬膏取天门冬、麦门冬各等份,水煎浓缩,加白蜜收膏,噙咽。
功能为养阴润燥,润肺止咳,治肺胃燥热,症见干咳无痰,咽喉干燥,舌红少苔,脉细数等。
而集灵膏曾对中医学术史上甘寒养阴法施加过重要影响,方取生地黄、熟地黄、麦门冬、人参、枸杞子,水煎去渣,加炼蜜慢火收膏。
功能为滋养肝肾,益气生津,治燥咳痰黏,劳嗽咯血,或头晕目眩、视力减退、腰酸肢软等。
清代著名医家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载有膏方医案。
如《叶氏医案存真》卷一,载录其治精血五液衰夺,阳化内风之证,取培实孔窍法,方用熟地黄、枸杞子、藕汁、河车胶,紫石英、甘菊炭、茯苓、人乳粉,熬膏下用蜜。
卷二,载录其治李去生咳甚哎血吐食之症,除日常标本兼治外,并提及“临晚进膏滋药”,以人参、熟地黄、远志、甘草、绵黄芪、茯苓、桂圆肉、归身、五味、枸杞子,照常法熬膏,不用蜜收,白水调服。
叶天士的《种福堂公选良方》,内载有“治痹膏”等验方。
清代《医宗金鉴》收集多种名医膏方。
吴尚先著《理瀹骈文》,载有内服膏方,虽然为数不多,但可见作者亦重视内治。
吴氏制方,基于外治与内治相通之理,主要取辩证论治之内服汤丸制作膏药。
他对膏药之方,指出:
“膏方取法,不外于汤丸,凡汤丸之有效者皆可熬膏。
不仅香苏、神术、黄连解毒,木香导滞,竹沥化痰,以及理中、建中、调中、平胃、六君、六味、养心、归脾、补中益气等,为常用之方也。
”王孟英著《随息居饮食谱》载“玉灵膏”,费伯雄著《食鉴本草》载“莲肉膏”等。
《清太医院配方》和《慈禧光绪医方选议》均收录了很多著名的抗老滋补膏方。
从顺治帝始,膏滋方在慈禧光绪年间所用甚多,《慈禧光绪医方选议》一书中载内服膏滋方共28首,从中可以看出清宫运用膏滋方的特点:
使用面广,数量繁多,制作考究。
理脾和胃除湿膏:
光绪十七年九月十三日,茯苓五钱,陈皮四钱,白术四钱,薏米五钱,炒山药三钱,炒石斛五钱,麦冬四钱,焦三仙各二钱,扁豆五钱,炒茵陈四钱,菊花三钱,甘草三钱,共以水煎透,去渣,加蜜炼成膏。
每服二钱,白水冲服。
本方旨在淡渗健脾,清热除湿。
理脾养胃除湿膏:
光绪十年二十三日,党参二钱,於术三钱,炒茯苓三钱,薏米三钱,炒扁豆三钱,藿梗一钱五分,神曲二钱,炒麦芽三钱,炒陈皮一钱五分,广砂一钱,甘草八分,共以水熬透,去渣,理熬浓汁,少加炼蜜,成膏。
每服二钱,白开水冲服。
二月二十三日,节交春分,详酌此方,药味平妥,毋庸加减。
本方即参苓白术散化裁而来,药性中和,无寒热偏胜之弊,与光绪帝脾胃虚弱,饮食不消的病证至为合拍,故亦常服之。
理脾和肝化湿膏:
西洋参三钱,茅术二钱,杭芍五钱,元参五钱,化橘红三钱,猪苓五钱,泽泻三钱,去苓五钱,旋覆花三钱包煎,枳壳三钱,川贝三钱,蒌皮三钱,菟丝饼五钱,玉竹三钱,菊花三钱,桑皮三钱,菜菔子三钱,竹茹三钱,鸡内金四钱,三化饮各三钱,共以水煎透,去渣,再熬浓汁,兑蜜五两。
每服三匙,白水送下。
本方理脾化湿为主,仿五味异功之意,旨在理脾,用五苓散去肉桂而淡渗利湿;
以三化饮、莱菔子等助健脾和胃之力;
桑皮、蒌皮清肺以利水之上源,并助川贝祛痰止咳之效;
杭芍、菊花、玄参、菟丝饼双理肝肾;
玉竹、竹茹润燥止呕;
旋覆花降逆和胃并可祛痰。
倘长期服用,对脾虚湿蕴、肝肾不足者当有裨益。
调肝和胃膏:
光绪十年五月一十九日,党参三钱,生杭芍四钱,金石斛四钱,桑叶四钱,竹茹三钱,焦三仙九钱,广木香八分,枳壳二钱,橘红一钱五分,生甘草一钱,生於术二钱,共以水熬透,去渣,再透浓汁,兑炼蜜收膏。
每服五钱,白开水冲服。
本方调肝和胃,重用生杭芍,切中西太后肝阴亏虚、脾胃不和之证情。
另有各类效验医方,如养阴调中化饮膏、调中清热化湿膏等。
膏方宜冬季使用,但不局限于冬季。
只要于病有利,一年四季皆可。
既可无病时单独服用,又可在病中与煎药同服。
病后服用调养,也不像现代的膏方多在冬令调补服用。
当时膏方组成较简单,药量不重。
如菊花延龄膏只鲜菊花瓣一味;
五味子膏、梨膏均只有一味药;
而明目延龄膏、二冬膏只有两味药而已。
一般的膏方也只有十二三味药,总药量在30克左右,这与现代膏方有很大不同。
清廷膏方运用的许多特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晚清名医张聿青撰有《膏方》一卷,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医家运用膏方的经验。
此时膏方用药往往已达二三十味,甚至更多,收膏时常选加阿胶、鹿角胶、龟版胶等以加强补益阴精的作用,并增加膏剂的黏稠度。
虽然膏滋多以补益之品为主组成,然而张氏对每以补益上品汇集成方的俗套级为反感,强调运用配制膏方尤应着意于辩证。
张氏的观点对后世医家影响较大。
至近代,膏方续有发展。
历史悠久的中药店,如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上海雷允上、童涵春店等均有自制膏滋,如首乌延寿膏、八仙长寿膏、葆春膏、参鹿补膏等,制合方法,皆有其独特之长,在临床被广泛应用,在国内外都享有一定的声誉。
许多著名老中医,均有配制和应用膏滋防治疾病的经验体会,如秦伯未老中医,在运用膏方上卓有成效。
蒲辅周老中医,在调理慢性病时,很喜欢用膏丸缓图,临床治验甚多。
近代名家丁甘仁亦擅长以膏论治。
颜德馨教授根据临证经验,亲笔撰写并出版了膏方真迹100首,在医界和病人中享有很高的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