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已修改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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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对西方除荷兰以外的“夷人”采取类似清政府的闭关不纳的“锁国政策”。
1853年，日本在美国的炮舰下被迫开放。
锁国政策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德川幕府的垮台。
1868年，明治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实行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措施。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是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成为一个近代化国家的关键。
长期以来，中国的士大夫把日本当作东洋“撮尔”小国，不加重视。
1868年的明治维新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的重视。
事隔六年之后（1874年），日本军队武装入侵中国的台湾，近代中国人才开始真正关注日本。
1876年，李圭前往美国费城参加万国博览会，途经日本，在游历了长崎、神户、大阪、横滨和东京之后，留下一份简短的记录。
这就是《环游地球新录》中的“东行日记”一卷。
李圭是近代第一个以官方代表身份访问日本的中国人。
1877年，何如璋以首任公使身份赴日，留有《使东述略》，以日记形式详细记录了他离开北京到东京上任的经过。
1879年4月，王韬以私人身份游历日本，历时四个月，留有他这次游历的记述《扶桑游记》。
1879年12月，王之春以道员身份赴日游历考察，历时一个月，回国后写成《谈瀛录》三卷。
1880年5月，李筱圃赴日游历，历时一个多月，留有记述《日本纪游》。
1884年，清第二届驻日公使姚文栋编成十卷八册的《日本地理兵要》。
1887年，清第三届驻日公使陈家麟编成《东槎闻见录》一部。
同年，黄遵宪完成甲午战前研究日本的划时代的代表作《日本国志》。
1887年11月，清政府派傅云龙、顾厚琨等出国游历考察。
次年，傅云龙编成二十卷的《游历日本图经》，顾厚琨编成《日本新政考》二卷。
1893年5月，黄庆澄前往日本游历，历时两个月，留有《东游日记》一部。
甲午战前的这些游记和著述，论述了日本的有关情形，扩大了近代中国人对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状况的了解。
如何如璋的《使东述略》首次纠正了过去长期存在于一些地理书籍中关于日本是由长崎、萨伺马、对马三岛组成的错误说法，正确地指出：
“其疆域分四大岛，而画以畿内及八道。
”“全国四周滨海，大岛外，群小岛错杂其间。
”王之春的《谈瀛录》则首次运用科学概念精确叙述日本的地理位置是“起北纬线三十度，止四十三度;
起偏东经线十三度，止二十九度。
”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调查了日本的天文、地理、风俗等15类169项内容，详细反映了日本明治维新后近二十年在近代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则从各个角度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尤其详于日本明治维新后新实行的各项制度，可够称得上是一部明治维新史。
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时中国士大夫阶级反应的沉寂相异，1874年以后，明治维新是当时传统知识分子对日本认知的一个重要内容。
以上提及的一些游记和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表示了关注。
当时传统知识分子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态度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
（1）基本否定：
1880年赴日游历的李筱圃在参观德川氏墓地之后，批评明治政府“非但不能拒绝远人，且极力效用西法，国以日贫，聚敛苛急，民复讴思德川氏之深仁厚泽矣”。
阙名《日本杂记》的作者批评明治政府的改革措施是“慕虚名而难收实效，富强二字恐不易言也”。
他借明治维新后日本出现的有人剪短发、穿和服、著木屐的现象，讽刺明治新政是“东头西脚，西头东脚，不成东西。
”李筱圃和《日本杂记》作者的态度基本上代表了当时中国国内守旧一派传统知识分子对明治维新的认知。
这批人在当时的中国数量相当多，远远超过主张洋务救国的知识分子和早期维新派。
他们随着清王朝中枢势力对洋务运动态度的变化时而活跃，时而沉寂，构成洋务运动发展的一大阻力。
（2）局部的有限的肯定：
李圭评述明治维新时指出：
“日本一国，当咸丰初年仍是大将军柄政，君位几同虚设，国势极不振。
近年来，崇尚西学，效用西法有益之举，毅然而改者极多，故能强本弱干，雄视东海，而大将军遂不专其国政。
惜乎变朔望、易冠服诸端，未免不思之甚也。
”陈家麟在《东槎见闻录》卷首评说明治维新说：
“立学校、整矿务、开铁道、设银行，以及机器、电线、桥梁、水道、农务、商务各事，此利政也”，而“易服色、废汉学、改刑罚、造纸币、加赋税以及用人、宫室、饮食、跳舞之属，此弊政也”李圭和陈家麟的观点，特别是陈家麟的议论代表了当时主张洋务救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对明治维新的认识。
他们肯定明治维新在学习西方军事与工业技术、推进工商业发展方面的作用，而反对和否定其改变祖宗成法、效仿西洋政治制度的作法。
这和当时清政府中的洋务官僚对日本的认知态度是一致的。
甲午战争以前，他们上下一致，“朝野交哄，皆以通达洋务为能事，”形成了强大的洋务思潮。
3）基本肯定：
对明治维新持肯定态度的传统知识分子是早期维新派，他们赞赏甚至希望中国能仿效日本的明治新政。
如王韬称赞明治维新说：
“日本海东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昔因循之弊”，黄遵宪在《日本国志·
凡例》中说：
“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
”在《日本国志叙》中又明白表示自己编写的目的是为了“质之当世士大夫之留心时务者。
”黄遵宪是近代中国主张向日本学习的最早的代表人物。
在当时，他属于孤独的先行者。
甲午战争以前，这种孤独有时简直可以用唯一来取代。
甲午战争以前传统知识分子对日本明治维新认知程度上的差异及其数量上的对比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觉醒的程度，它还预示了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的命运。
二、战败引起的社会影响
就在黄遵宪孤独地先行、一般传统知识分子仍喋喋不休地责难日本明治维新“采西法”、“变祖制”、“易冠服”、“趋欧俗”的同时，1894年8月，中日之间拉开了战幕。
洋务派苦心经营十多年的北洋海军在这场战争中全军覆没，几十万湘、淮军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
日本提出了赔款两万万两、割台湾、辽东半岛等一系列苛酷的议和条件。
甲午战败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1895年4月底，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京师，“举国哗然”。
广东举人梁启超联名百余、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谭绍棠各联名数十“首诣察院，呈请代奏”。
既而福建、、、、、、陕甘、广西、直隶、、、、云南诸省继之。
士子们为战争的惨败和日本的要挟所激怒，纷纷上奏章、递条陈，痛心疾首，慷慨陈词，反对议和。
一时都察院门外，“车马阗溢，冠衽杂沓，言论滂积者，殆无虚晷焉。
”
在所有这些传统知识分子上书“数日不报”的情况下，1895年5月2日，康有为、梁启超联络18省举人1300多人齐集都察院门外上书请愿，史称“公车上书”。
康有为在上书中要求光绪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成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他强调前三者只是“权宜应敌之谋，而非立国自强之策”，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变法，“非变旧法，无以为治”。
他要求光绪改革封建制体，建立议会制度。
“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要求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面的资本主义改革。
《上清帝第二书》是划时代的社会改革文献，带有鲜明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治主张的色彩。
它代表了甲午战败后中国相当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意向。
《上清帝第二书》虽然没有送达光绪手中，但却“遍传都下，士气愤涌”，引起朝野各界的巨大震动。
1895年6月初，上海哀时老人“刻其文及姓氏以告天下”，盛赞其文“惊天地，泣鬼神。
”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不胫而走，刊出后行销数万部。
士子们辗转传抄，一时间“天下墨争磨”，其影响也迅速从京师扩展到全国。
“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之战生。
”“公车上书”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甲午战败最激烈最直接的反应，却又不以此为限。
“公车上书”行动中的集会、讨论、请愿等手段带有鲜明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特点。
“公车上书”突破了早期改良主义者王韬、郑观应等人分散活动的局限性，从书生议论发展到有18省1300多人参加的集体上书言事的社会活动。
梁启超认为：
“中国之有群众的政治运动，实自此始。
”参与“公车上书”的士子们散归乡里后，把维新思想传到各地。
公车上书后越来越多的传统知识分子“渐知天下大局之事”，走上了维新救国的道路。
康有为、梁启超也因其在公车上书中的杰出作用成为维新变法的政治领袖。
甲午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军事较量，同时也是对两国近代化力量的大检阅，也可以说是中日两国近代化程度的较量。
甲午战败客观上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由是谈洋务者，渐为世所诟病。
甲午战败后，康有为等主张的维新的传统知识分子传统站在“今欧日之强，皆以开国会、行立宪之故”这样的认识高度对洋务运动洋进行了批判。
谭嗣同认为洋务派所言所办的只是轮船、火车、枪炮、织布机和炼铁厂等物器而已，“于其法度政治之美备，曾未梦见……此皆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
”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做法是“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
”他非常恰当地评论说“此皆变事而已，非变法也”。
严复批评洋务运动是“大抵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士之实弊。
”梁启超形象地批评洋务运动是“补苴罅漏，弥缝蚁穴”。
他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
人才之兴，在开学校。
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主张维新的传统知识分子从甲午战败这一事实中认清只有工艺、技术等层面的局部的枝节改革，缺乏整体的根本变革；
只有经济改革、政治改革阙如，这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
整个戊戌维新时期，变法、变法之声遍布于国中，“一般洋务时务之士靡然从风，举世若狂”，世风为之一变。
这与甲午战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甲午战败后，在政治上检讨洋务运动的同时，传统知识分子还对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中体西用进行了突破。
一个民族停滞了思考就意味着死亡。
“中体西用”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虽然已经开始突破了传统的华夏中心论，但批判的理性却被紧紧束缚在技术、工艺等层面（洋务派认为“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这样旧的束缚了新的，死的缠住了活的，批判的理性在现实中停滞了增长。
不仅如此，“中体西用”中带有的“卫道精神”（“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极有可能再度狂热起来，淹没仅有的一点理性，回复到传统的华夏中心论中。
甲午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这是对中体西用最残酷最无情的批判。
与此同时，批判的理性也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再度成长起来。
1895年7、8月间，谭嗣同率先从洋务派设置的“器由道出”、“变器不变道”的樊笼里走了出来，深刻地指出：
“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行，器存而道不亡……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
变而为仍器，亦仍不离乎道，人自不能弃器，何以弃道哉?
”谭嗣同对道器、体用关系的崭新认识表明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敲击“中体西用”的暮鼓丧钟了。
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三疏》中重弹“中体西用”的老调时，严复于次年严正地指出：
“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者也。
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
”他进一步申论道：
“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也，斯其文义违桀，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
”严复的这段话仅管稍晚于戊戌维新，却很可以代表甲午战败后一部分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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