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历代医家论治痰病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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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温药和之

　　痰饮一名,实始于《金匮要略》。

仲景论痰饮大体上继承了《内经》的思想,从脾不“散精”、肺不能“通调水道”、膀胱（肾）不能化气行水,故而“水精”不布、“五经”不行，停积而为痰饮主论,进一步论述了其病因病机。

如《痰饮咳嗽病》篇中说：

“夫病人饮水多，必暴喘满。

凡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

仲景于痰饮形成之机理独发中焦之论，足见其在痰饮的形成中尤其重视脾胃的运化功能。

又如《水气病》篇指出：

“寸口脉弦而紧。

弦则卫气不行，既恶寒，水不沾流，走于肠间。

”“少阴脉紧而沉，紧则为痛，沉则为水，小便即难。

”总之，仲景以为，痰饮是肺脾肾气化失司，或三焦水道失于通调，影响水液的正常敷布与排泄，以致水饮停积而形成的。

而且三脏当中脾胃运化失司首当其要。

　　在医治上提出了“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的大法。

以为痰饮为阴邪，有形而易伤阳气，遇寒则凝，得阳始运始散，但用药当平和，补阳要防其过于燥化而致胃热上冲其面，故投药当用“温”而不用“热”。

痰饮为患，不能速生，亦难以速去，病势缠绵，病程较长，医治除非急证一般不急不徐，“和之”以取效。

表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在具体运用中按照饮邪之盛衰、标本之缓急，急则治其标,随饮之所处因其势而利导之；

缓则治其本，因脾肾之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治法;

标本俱急则同治，或温或和或和而用温，温则振奋阳气，通调水道，化气行水，而重在脾肾以治本，和则“去菀陈挫，开鬼门,干净府”，随证用药，权宜之计以治标，冀其阳气得复，水饮得躅,阴阳调和，气体水行。

《金匮要略》对于痰饮论述甚详，其理、法、方、药之完善，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痰饮病的辨证医治。

　　2巢元方之痰病学说

　　隋代巢元方编撰的《诸病源候论》对中医痰病的学术发展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其体此刻4个方面：

①以张仲景痰饮为基础，进一步将痰与饮别离加以论述，并初创痰病学说；

②本书是中医学关于痰病最先的证候分类和病因病机专论；

③揭露了痰病“其候非一”的特点，列举了各类因痰而病的临床表现；

④指出了因病生痰、因痰致病是痰病错综复杂的主要病因病机特点。

他对中医痰病学术的发展，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其所创建的痰病学说，为后世医家研究痰病病因病机，和临床辨证论治，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中医痰病学术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

虽然本书没有具体的医治痰病的方式，可是对后世医家针对痰病的医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3］。

　　3严用和等医家对痰的辨治

　　宋元时期，因病生痰和因痰致病的问题，已引发了医家们的普遍关注。

不仅在临床医治方面积累了经验，而且展开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

　　宋朝严用和说：

“人之气道贵乎顺，顺则津液流通，决无痰饮之患，（若）调摄失宜气道闭塞，水饮停于胸膈，结而能痰，其为病也……”他特别提出治痰“顺气为先”的医治大法，是十分宝贵的，又言“温利之差，可以无害，汗下之错，为病不浅矣。

”则这又与《金匮要略》“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相一致。

　　张子和不仅将痰分为：

风痰、热痰、湿痰、沫痰（即食痰），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痰迷心窍”之说，为运用中医痰病学说的理论医治精神神经性疾病，作了有利的启迪。

　　宋朝杨仁斋所著的《直指方》论痰的地方颇多，而且从形态上将痰和饮作了区别——“稠浊为痰，清稀为饮”这对后来区别和医治痰、饮之证，无疑是很有裨益的［1］。

　　元朝王珪，他在《诸病源候论》等古典医籍的影响下，对诸痰诸饮之证，体察甚细微，特别是于痰火诸症，研究尤其精辟，他创制的“礞石滚痰丸”，医治热痰、老痰胶固而引发的各类病症，至今仍在有效地运用于临床。

　　4朱丹溪之痰病观:

百病多兼痰

　　他取百家之长，承前贤之说，首先立论“百病多有兼痰”，对痰的论述逐渐冲破了《金匮要略》中所说的痰饮范围，开始蕴育着广义“痰”的概念,指出：

“痰之为物，随气起落，无所不到。

”以为“痰来去无定,聚散无常，五脏六腑莫不为患，或贮于肺，或贮于胃，或凝滞于心膈，或聚于肠间，或客于经络四肢等等”，按照此理论，丹溪临证诊病多从痰沦治。

　　在医治上，朱丹溪独辟门径，倡“顺气为先,治脾为本”。

丹溪提出治痰“顺气为先，分导次之”的创见,所谓“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

”在其所制祛痰诸方中，多配伍辛温行气之品。

而且按照脾为生痰之源，“盖脾为后天之本，脾运不健，则津液不化，聚而成痰”，提出“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也”，主张以二陈汤为准绳，灵活运用，而治一身之痰证。

从而看出他这种非见痰而治痰，辨证治本源，以治气为先的医治原则。

更突出的是，朱丹溪对于“痰淤”关系较前人更为注重，首先提出了“自气成积，自积成痰，痰挟淤血，遂成窠囊”的论点,并提出“痰淤并存，痰淤同治”的理论，也就是治痰要活血，血活则痰化，因为气血流畅则津液并行，无痰以生，气滞则血淤痰结，气虚则血涩少而痰凝，血淤气滞则络阻，津液不能行，血少脉道不通，迂缓流塞，津液不能布化畅通,从而淤积。

所以说“善治痰者，必先治气,同时也要治血”，从而开创了痰淤致病之说。

另外还提出湿热生痰之说，“痰火生异证“等［2］。

　　5张景岳之痰病观：

治痰没必要治痰，而治生痰之源

　　张景岳治痰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五脏为核心，针对病证的寒热虚实而辨证立法、组方用药，将医理药理融汇贯通，表现了“见痰休治痰，而治生痰之源”的中医辨证观和医治学特色。

张氏基于“痰必因病而生，非病之因痰而致”的学术观，以为痰之为物，本非人身所固有，痰涎是标，脏腑功能失常是其本。

故以为“善治者，治其生痰之源,则不消痰而痰自消”“故善治痰者，惟能使之不生，方是补天之手”。

因此强调医治痰病不可简单地祛痰，而应重视调整脏腑的功能，使五脏安和，则痰涎不生。

张氏以为五脏当中，脾、肾二脏又相当重要。

“五脏之病，虽俱能生痰，然无不出乎脾肾，盖脾主湿，湿滞则为痰；

肾主水，水泛亦为痰。

故痰之化，无不在脾；

而痰之本，无不在肾”。

“故治痰者，必当温脾强肾，以治痰之本，使根本渐充，则痰将不治而自去矣”。

大旨仍归于温补。

另外他还强调治痰宜辨虚实，当分缓急治之。

总之景岳医治痰证，重视医治生痰之源，始终不忘前后天之本,然后针对具体证情而选用适当的医治方式。

　　6李时珍治痰法

　　李时珍在《濒湖脉诀》中说“痰生百病食生灾”，以为许多疾病都与痰有关。

总结李时珍的治痰法可以归纳为8个方面：

　　燥湿化痰法他除提出重在治脾外，还提出风药可以胜湿，淡药可以渗湿，泄小即可以引湿，利大即可以逐湿。

湿而有热，苦寒之剂燥之；

湿而有寒，辛热之剂燥之。

不独桑白皮、赤小豆为燥剂也。

”可见李氏所论“燥剂”较为全面，扩充了燥湿化痰的内容，对于临床很有指导意义。

　　清热化痰法他说：

“今人痰病，火病十居其七”。

李氏医治痰热较轻者,用瓜蒌、枇杷叶、前胡、贝母等清化痰热的药物。

　　温化寒痰法本法重点是健脾化痰和温肾化痰。

在治法上他常常利用气温而燥、能祛湿除涎的药物。

李氏擅用附子，以为附子有“离照当空,阴霾自散”的功用。

　　润燥化痰法他指出：

“阴虚火动有痰，不堪用燥剂”，当用阴柔之品以润之。

他喜用麦冬、五味子、枇杷叶、天花粉、瓜蒌、贝母等。

　　消食化痰法医治应采取消食化痰为主。

　　理气化痰法李时珍理气化痰法是以五脏为中心，不同的病因病机而以不同的治法。

其一，降利肺气，常常利用前胡、白前、杏仁、苏子、白果、枇杷叶、半夏等降气化痰之品。

其二，健脾理气。

本法主如果调理脾胃，恢复脾胃起落之机。

其三，疏肝理气。

其四，开窍心气。

对于痰浊蒙蔽心窍，李氏以为“麝香走窜，能通诸窍不利，开经络之壅遏”。

　　痰淤同治法李氏所谓“痰涎挟血成窠”，“痰血凝聚”等，也是对痰淤病理病机的经验之谈。

因此李氏擅长痰淤同治。

　　外治祛痰法李时珍治痰还常常利用外敷、贴、洗、摩、搐鼻等外治法。

　　总之，李时珍治痰用药以五脏为中心，以病证的寒热虚实定性立位，按照病理特点，严格辨证论治，充分表现了中医“见痰休治痰”的医治特色和中医整体观思想。

方药具有简、便、廉、验的特点，时至今日仍具有必然的临床指导意义［4］。

　　7王孟英治痰经验

　　王孟英治痰,重在清涤,盖“欲清气道之邪，必先去其所依附之痰”。

所用清热蠲痰、肃肺涤痰、顺气蠲痰、豁痰行气、通络蠲痰、开痰舒郁、展气开结、行水蠲痰、清涤伏痰、养液开痰、熄风化饮等法，得力于枢机气化。

其用清之、展之、泄之、降之诸法，但与伸展气机，调其愆而使之不愆，俾一身治节之令，逆升之火，停留之浊，郁遏之热，凝滞之痰，咸得下趋，痰行热降，这样就“诸恙自瘳矣”［5］。

　　8叶天士之痰病观：

治痰求本

　　叶天士治痰论述，散见于《临证指南医案》中，他总的治痰学术思想是：

善治痰者，治其所以生痰之源，则不消痰而痰自无矣。

其治痰特点体此刻两方面：

①对痰郁证治的阐明:

《临证指南医案》中多处述及“痰火郁遏”“痰因气滞，热郁”“气滞痰聚”“郁痰，此郁虑已甚……”。

提出痰证以“宣通郁遏”的治法纲领，其治法包括清上宣通法，清痰开郁法，清热导痰法等。

②摄肾固真，乃治痰之本的学术观点：

以为痰之本也，多在于肾。

“元气亏乏，阴盛阳衰”是叶氏对痰饮病机的高度归纳。

“水无泛溢之虞，而端本澄源矣”。

纵观《临证指南医案》“摄肾固真，乃治痰之本”，其立论有“下虚不纳,浊泛痰秽”，“真元少藏”或“京质为阳，不受刚燥”。

表现了叶氏治痰求本的学术观念［6］。

　　9傅青主治痰之法

　　傅青主以为:

“前人所立治痰之法，皆是治痰之标，而不能治其本也。

如二陈汤,上、中、下、久、暂之痰皆治之，而其实无实效也”。

他基于“气虚自然多痰，痰多必然耗气，虽分而实合”的熟悉，以为就气与痰来讲，气虚是本，痰湿是标。

又说:

“治痰之法,不可徒去其湿,必以补气为先，而佐以化痰之品,乃克有效。

”其立方以重用人参为主药，并谓：

“人参原是气分之神剂，而亦消痰之妙药。

一去痰之滞，乃气之滞也，苟不补气，而唯去其痰，未见痰去而病消也。

”其所立医治，以补气健脾为主［6］。

　　10何梦瑶治痰之法

　　归纳为两个方面：

　　治痰先治气何氏综朱丹溪、戴原礼之说，也以为“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

”但临症时当辨清是气虚或是气滞。

气虚者以补气为先，气滞者则以理气为佳。

此治法实乃“气能行津”理论的具体运用。

然何氏调气之法远非如此单一，清热去寒也为调气法之属。

何氏的“平调其气”，寓意深刻，不仅言治痰当补气、理气使正气充沛，气机调畅，而且尚包括清热祛寒，促使阴阳从头恢复平衡状态。

此种“治痰先治气”的医治原则，很有创意。

　　治痰分标本缓急治病固当求本，然需看痰势缓急，缓则治本。

另外，对于“遇夜安卧，晨兴盥漱，则吐痰独多”者，何氏以为，在饮食起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