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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里没有纯粹的国内事件，任何集团、任何政府干一件事都要把国际舆论的反应考虑进去。
这对当时情况非常特殊、又与周边国家和世界列强有着特殊关系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
所以西安事变一开始就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性政治事件，各国“莫不异常重视”，尤其是“东亚各国之报纸舆论”，更是纷纷报道、评述和追踪事变的发生和发展。
在世界范围的关注、传播和沟通过程中，国际新闻舆论汹涌澎湃。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一边向各驻外使馆通报情况，一边要求各使馆注意搜集各国（尤其是日本和苏联）政府及社会舆论的反应；
张学良无论是事变前还是事变后自始至终在为争取国际舆论而努力着；
中共中央也在请求共产国际在“世界舆论方面援助我们”。
可惜的是，就像我们对当时国内新闻舆论的研究远远不够一样，我们对西安事变中国际新闻舆论的研究也是十分粗糙和肤浅的。
新闻舆论是社会舆论中最强大的部分，它不仅可以独自发表意见，而且其他舆论也常常需要借助它表达，使其具有垄断舆论的优势。
在一定时间内，新闻舆论可以左右、支配、指导整个社会舆论，充当社会舆论的全权代表。
同时，人们获得舆论影响大多也是来自新闻舆论。
与中国国内的新闻舆论不同，有关西安事变的国际新闻舆论事实上早在事变发生前就已经开始了。
这一点，以往研究似乎没有注意到。
1936年10月3日，张学良接受了美国《密勒氏评论报》记者海伦·
斯诺的采访。
当时，海伦·
斯诺是张学良唯一能见到的外国记者。
张学良打算通过海伦丈夫埃德加·
斯诺常投稿的英国报纸伦敦《每日先驱报》扩大传播西安的形势。
在采访中，张学良暗示蒋介石必须“遵从民意”，团结抗日，否则“人民永远不会允许”，政府就“无法生存”。
这是国民党高级官员自九一八以来第一次表态，也是张学良在采取重大行动之前进行的新闻舆论准备。
当时张学良几乎得不到任何国内新闻媒介的支持，因而他不得不将注意力投向外国的新闻媒介。
10月8日，伦敦《每日先驱报》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幅标题发表了海伦访问张学良的详尽报道。
报道说：
“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紧张局势正在全面增长。
最明显的是在那些思念家乡、遭受虐待的东北军之中，反对日本、反对内战的情绪日益高涨。
人们不再空谈‘和平与秩序’，一种崭新的抗日气氛出现了。
张学良公开出面，企图充当领导，以求‘收复失地’，左右中央政府开始抗战。
自1931年9月18日失去东三省继承权以来，张少帅似乎第一次准备采取积极的步骤，‘打回老家去’。
显然，对红军的‘围剿’，仅由中央军进行。
”报道还透露了当时西安最流行的口号是：
“我们恳求政府领导全体同胞立即抗日!
”美联社把这篇报道发往全美国和全中国。
10月9日，天津的英文报《华北明星报》转载了这篇报道。
10月20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也以同样的方式刊载了海伦的报道。
海伦对张学良的采访文章，可谓是西安事变全程中的一块里程碑，被后人誉为对西安事变的正确预报，“险些引起一次早产的西安事变”，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这个反响继而又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震荡，加速了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裂变与重新组合。
随后，海伦在西安又对西北的政治形势作了两个月的采访报道，使国际社会了解了中国的抗日情况，对张学良、西北地区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也为张学良、西北地区后来在国际社会中取得某种理解和同情创造了条件。
张学良对国际舆论的争取，在西安事变后仍在继续，而且更迫切了。
事变后，张学良马上召见身份为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史沫特莱，向她说明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委托她主持对外英语广播，报道事变的真相。
12月19日，张学良还致电《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为自己的正义行动进行辩解，并说红军虽与他们的政治见解不同，但都是中国人，至少不会像日本人一样危害中华民族。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史沫特莱，她认为，“日本，德国，意国同情南京政府那是无疑意的，西北能，而且一定得民主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的同情。
外国报纸载在中国的英美新闻界同情西北的抗日要求”。
西安事变期间，史沫特莱不负所望，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根据自己对在西安的军政官员、红军代表、救国会领袖的采访，及时地用英文向国外播发有关事变的新闻报道。
史沫特莱的活动揭露了南京政府中的强硬派、南京政府的新闻系统或宣传系统为扩大事态而编造的耸人听闻的谎言，澄清了“蒋介石被杀害”、“西安城落入红军手中”等谣传，对人们尤其是外国记者了解事变真相、对张学良摆脱困境，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
西安事变中另一位主角杨虎城对新闻舆论也十分注重。
西安事变爆发后，新西兰人贝特兰受斯诺夫妇的委托，以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身份，来西安考察、采访、对外报道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
王炳南安排他和史沫特莱采访了杨虎城。
杨虎城对于外国报刊，特别是苏联报刊攻击、诬蔑西安事变表示不满，他认为，“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应当同情我们为民族解放而自身进行的民主主义运动”。
他“情绪激昂地”说：
“请记住，这次事变并不是什么突然性的事件，也不是只由两位将军采取的行动。
它是西北所有军队的一致要求、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我们发动这次事变，并不存在个人的怨恨，我们所要求的只是抗日，并结束内战。
”
纵观西安事变全过程，西安的一些外国进步记者非常活跃，虽然均代表他们个人，但是他们大力报道动荡中的中国西北地区，主持正义，促进了事变的发展，推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对张学良和西北地区来说，这点尤为重要。
西安事变后一时间，真相不明，朝野传说充斥，世间谣言泛滥。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把了解真相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外国记者和外国新闻媒介，并以他们的报道作为自己判断和背向的参考，甚至更愿相信。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外国进步记者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对人们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对张学良和西北地区摆脱困境所起的独特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许多外国记者本人对西北近况一无所知，轻信地把宣传工厂里所制造的一切谎言当作新闻”，尤其是在南京的外国记者，他们了解事变的主要消息渠道，恰恰是当时最不客观的南京政府新闻系统或宣传系统的舆论。
因此，事变后的国际舆论多为猜测、批评、贬斥、攻击，非常不利于西北地区。
原先对张学良及西北地区的一些同情消失了，如巴黎《救国时报》也认为，“发生这样重大的内争，对于目前中国民族生死所系之一致团结，御侮的运动上，实为深可痛惜的事件”。
其他的国际舆论就更不用说了。
西安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自然它与日本关系最密切。
日本政府对西安事变采取了两手政策：
一方面静观，一方面通过外交和新闻舆论警告南京政府不能倒向欧美和苏联。
1936年12月15日，《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西安事变与国际关系》的社论。
社论指出：
“日本立场最要慎重：
这次事变，对日中外交上也有重大的影响固不待说，日本当局此刻恐怕对于中国民众抗日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险，故决定不给与任何刺激而静观事态的推移，这不能不说是机宜的处置。
因为今日世界的眼睛都注视着中国，同时注视着日本，所以日本的立场最要慎重。
”社论最后威胁说：
“日本所希望对于华北特殊化的谅解，以及防共协定是怎样有具体性，而且是立脚于紧急必要的基础上的，这于今日一天天地明了起来了。
我们期待国民政府速了此种不幸的事件，然后根据重新考虑的基础，以再谋问题的新解决方法。
此刻要请中国方面特别注意的是，对于目前的困难，切不可走错了路径，若只管依靠欧美苏联，将来会要招致不可收拾的破局。
”同年12月18日，《朝日新闻》又发表了一篇有关西安事变的社论《希望妥当处理邻邦的危局》，再一次重申了这一意思。
西安事变期间，日本各报十分重视中国政治、金融、民情、军事的变化和事件的演变，蒋介石获释后抵洛阳的消息传到日本后，东京各报纷纷出号外，传遍全市。
作为日本的盟友，又与南京政府有较好关系的德、意自然反对西安事变。
他们的新闻舆论一边攻击苏联和共产国际，说西安事变出自“莫斯科魔手”，一边攻击张学良、杨虎城。
德国的《法兰克福日报》于1936年12月15日评论道，张学良反复无常，此次与苏俄携手，并非由于其对共产主义之信仰，仅系颠覆蒋介石将军之势力耳。
《意大利日报》12月17日发表了名记者盖达的文章，称：
此际中日两国，若能推行协调政策，实属最为明智，且有实际利益，反之任何企图，凡以妨害此种政策为能事者，必系以破坏性质的野心为背景也。
德国、意大利的新闻舆论不仅容易让人理解，而且影响有限（对西北地区）。
如果一定有的话，只是意大利了。
意大利外长齐亚诺与张学良有私交，他曾在12月21日致电张学良：
“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意大利的报纸都予以庆贺，自夸齐亚诺的电报对张学良起了作用，意大利有功于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发生对欧美来说是个“晴天霹雳”，因为对他们而言，蒋介石既是他们的代理人，又是他们对抗日本在东亚地区扩张的主要依靠。
而西安事变则使他们有丧失这一切的可能。
为此，美国的《民声讲坛报》于1936年12月14日评论道：
“张学良此次行动，适足以肇害中国，而西方各国在远东保有利益者，亦为之感觉不安矣。
”《民声讲坛报》的这番话颇能反映欧美对西安事变的心情。
欧美在震惊之余，分析西安事变缘由的关键是联共抗日。
因此，欧美的新闻舆论纷纷表示，只要保住蒋介石，什么都好商量，包括与中共取得某种形式的联合。
为了支持主和派的和平努力，制止主战派的武力讨伐，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于1936年12月15日发表社论说，现在对西安事变不应该有绝望的看法。
该报在12月28日的社论中揭露道：
“委员长的危险是来自飞机轰炸比之来自搜捕者的更多。
”该社论还说：
“立即需要办理的事务是恢复这次冲突所引起的破坏，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中国本身，中国一直要求他的元首蒋介石一个人免于过多的负担。
其次，要很好调查张学良所谓共产党人准备让步的论据是否正确。
”美商《大陆报》也在社论中向中国各界大声疾呼：
“唯有统一之中国，才能发再容易；
而亦唯有于统一中，求得出路……俾此项变乱，于最短时间内，达于解决。
欧美、日本的新闻舆论为中国各方所关注，但是相比之下，对中国各方均有较大影响的还是欧美的新闻舆论。
欧美政府有关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和新闻舆论，制约了南京政府中的主战派，鼓舞了主和派，也符合张学良的根本思想和发动事变的动机，因而对张学良处理事变的善后工作也颇有影响。
就连当时与欧美没有任何关系的中共对欧美新闻舆论也很重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西安事变的会议上，毛泽东就曾表示，“对英美应很好联络，使它们对西安事变在舆论上表示赞助”。
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和地理因素以及与中共的关系，西安事变爆发后，苏联迅速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被无端地卷入“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尴尬局面。
世界舆论纷纷揣测并指责苏联和共产国际是西安事变的幕后策划者，想从中获利。
所以，为了应付世界舆论、摆脱尴尬局面，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为了不损害与南京政府正在修补中的关系，苏联新闻舆论作出了激烈的反应。
1936年12月13日晚上，《真理报》和《消息报》对西安事变作出了反应，并于14日在两报发表了评论文章。
《真理报》的社论说：
“张学良将军曾有充分可能抵抗日本侵略，其军队亦曾有热烈之战态，然张将军本人乃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
现在他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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