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烽火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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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录片——烽火时代（1932-1949）

文字资料整理：

1， 纪录片中的中国抗日战争

20世纪30年代，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对纪录电影给予高度重视。

1933年，罗斯福上任不久，美国电影—摄影联盟的“形象化文献”和帕尔·劳伦斯阐释“新政”的纪录片得到了总统的支持；1934年，希特勒亲自授意女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拍摄宣传纳粹主张的纪录片；1936年，法国共产党为了在竞选中争取选票，聘请让·雷诺阿拍摄一部融合资料镜头和表演场面的影片；1937年8月2日，七七事变爆发后不到1个月，日本政府即决定在伪满洲国首府长春建立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1939年，随着二战爆发，几乎所有参战国都把纪录电影用作战争武器。

种种事实表明，纪录电影在30年代登上政治舞台已经成为国际现象。

对于1931年至1945年的中国来说，最大的政治莫过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中国纪录电影的首要任务就是配合一切抗日力量完成这个使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出现了大量以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内容的抗战纪录电影。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抗战纪录电影的起点，1937年的七七事变使抗战纪录电影进入繁荣阶段。

日伪电影机构拍摄的侵华电影，从另外的角度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依照制作主体划分，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纪录电影分为如下六类。

1、民营影片公司

从1931年到1937年，拍摄抗战纪录电影的主体是民营影片公司。

成立于20年代的百余家影片公司，经过激烈的竞争和淘汰，到30年代初形成了以明星影片公司、联华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为主的格局，30家左右的中小公司也以各自的特色在电影业中占据一定的地位。

起初成立的影片公司大多集中在上海，后来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影片公司，如在太原成立的西北影业公司。

除了影片公司，一些社会团体和个人也拍摄了抗战纪录电影。

这个时期的抗战纪录电影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反映凇沪战场的抗日活动，第二阶段主要反映北方战场的抗日活动。

继1931年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于1932年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

由于一二八的炮火摧毁了上海大部分影片公司的制片基地，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成为许多公司的首要甚至唯一选择。

当时，几乎所有公司都派摄制组到战场上拍摄了抗日新闻纪录片。

如：

明星的《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上海之战》，联华的《十九路军抗日战史》、《暴日祸沪记》、《凇沪抗日将士追悼会》，天一的《上海浩劫记》。

以上为大公司的出品，中小公司的新闻纪录片有：

《十九路军光荣史》（惠民影片公司）、《上海抗敌血战史》（亚细亚影片公司）、《淞沪血》（暨南影片公司）、《上海抗日血战史》

（慧冲影片公司）、《中国铁血军战史》（锡藩影片公司）。

反映淞沪战争的新闻纪录片很快就在内地和南洋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舆论的赞扬。

比如，

《上海之战》在上海郊区巴黎舞场和福安影院上映时创下了连映12天的记录，《淞沪随军日记》和《上海抗日血战史》在广州上映时大为轰动。

南洋爱国侨胞更是以空前的热情欢迎这些影片，曾经派遣专人到上海购买拷贝，还为影片配制了粤语说明。

此外，有些抗日新闻纪录片还被运到美国发行放映。

1932年5月5日，国民党当局与日本政府缔结《淞沪停战协定》。

然而，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的活动并未停止，而且主要是由中小公司拍摄的。

淞沪战争结束后，自1932年6月起上海陆续成立20多家中小影片公司，连同原来没有倒闭的中小影片公司共有30多家。

许多中小公司继续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

一方面是出于抗日爱国热情，另一方面是由于抗日新闻纪录片受到国内外观众欢迎。

凇沪战争虽然结束了，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和行动没有结束，北方战场的抗日活动仍在进行。

北方抗日战场主要包括：

东北战场、热河战场和绥远战场。

反映东北战场的纪录片有：

九星影片公司的《东北义勇军抗日战史》（1932）、暨南影片公司的《东

北义勇军抗日血战史》（1932）以及辽吉黑后援会的《东北义勇军抗日记》（1933），其中《东北义勇军抗日战史》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东北义勇军的斗争。

反映热河战场的纪录片有：

暨南影片公司的《热河血战史》（1934），慧冲影片公司的《热河血泪史》（1934），张汉忱的《榆关大血战》（1934）和《长城血战史》（1934）。

反映绥远战场的纪录片有：

西北影业公司的《绥蒙前线》（1937），新华影业公司的

《绥远前线新闻》（1937），前者是西北影业公司成立之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记录了我国军队在绥蒙前线的抗日活动；后者反映了傅作义的军队在绥远前线的抗战活动。

2、官营影片公司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方面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的主要机构是两个官营电影机构：

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和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以及一家半官营性质的影片公司，即国民党的地方行政长官阎锡山设在太原的西北影业公司。

中电成立于1934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总共出品了53期杂志新闻片《中国新闻》和几本军事教育片，主要报道国民党政府的官方活动，其中不少是以反共为内容的宣传片。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战，中电改变拍摄反共影片的策略，在拍摄《中国新闻》的同时，也开始拍摄以抗战为内容的

《抗战实录》，前者主要报道后方动态及国民党政要的活动，后者主要记录国民党军队的前线作战情况。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电拍摄了新闻片《卢沟桥事变》。

八一三事变后中电迁往芜湖，拍摄了《空军战绩》

、《淞沪前线》等。

1938年初中电又迁往重庆，拍摄了《东战场》、《克复台儿庄》、《抗战第九月》、

《活跃的西线》、《我们的南京》、《武汉专号》、《抗战建国一周年》、《敌机暴行及我空军东征》、

《重庆的防空》、《重庆专号》等。

1939年，中电拍摄了《胜利的前奏》和两部记录重庆大轰炸的影片（《二十八年一月十五日敌机滥炸重庆》和《二十八年五月三、四日敌机滥炸重庆》）。

1940年，中电出品的《中国新闻》第65—67号的内容有：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访华，威尔基访华，华莱士访华，欢送四川军出川抗敌，湘北三次大捷，抗战以来的伟大工程黔桂铁路，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典礼，中国远征军，滇缅大军会师，缅北反攻节节胜利等。

1940年以后，由于正面战场没有多大进展，国民党政府又不准报道敌人后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情况，中电除拍摄《中国新闻》外，纪录片拍得很少，仅有反映部队训练生活的《中国远征军》和《神州展翼》。

此外，《林森哀荣录》和《蒋委员长就职典礼》报道了林森去世后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并兼任海陆空大元帅的消息。

中制于1938年在武汉成立，前身是1935年国民党设在江西的“剿共”军事机构“南昌行营政训处”

下辖的电影股，主要拍摄反共新闻纪录片，编辑在《电影新闻》中。

电影股移至武汉后改称“汉口摄影场”

，经过改组扩充之后改称中国电影制片厂。

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中制成为制作抗战新闻纪录片的一个重要基地。

除了继续拍摄《电影新闻》，还开始拍摄以抗战为内容的《抗战特辑》。

第1集报道了七七事变后各方的抗战动态；第2集介绍了1937年9月和10月的战况，尤其是平型关大捷

（八路军在日寇进攻华北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第3集记录了1937年11月和12月的抗战动态；第4集反映了台儿庄会战的胜利及武汉人民庆祝胜利的游行；第5集的内容为1938年7月武汉各界为纪念抗战1周年而举行的各种活动。

1938年9月武汉失守之前，中制迁至重庆。

在迁到重庆的最初两年，中制在国民党的监视与限制、物质条件不足、日寇轰炸频繁等不利情况下，仍然坚持制作抗战影片。

自1939年起，中制增设新闻影片

部，由郑君里负责。

他在主持新闻影片部期间，除了拍摄杂志新闻片《抗战特辑》第6集和《电影新闻》，还拍摄了一些纪录片。

他亲自编导的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报道了西北和西南地区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事迹及他们的生活习俗和宗教活动，其中蒙、藏、回族同胞为前方将士捐粮，苗族同胞在崇山峻岭中开山

修路的场面非常感人。

1939年以后，由于蒋介石多次发动反共高潮，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抗战新闻纪录片的摄制遭到种种阻挠。

抗战胜利前夕，罗静予将中制抗战以来拍摄的新闻纪录片素材带到美国，与美国导演费兰克·卡普拉合作编辑了纪录片《中国战役》（卡普拉编导的七部系列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中的一部）。

虽然这部影片资料丰富，客观地讲述了中国抗战的历史，肯定了中国的抗战立场并歌颂了中国军队之英勇，但是由于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而遭到批评。

正如美国电影史学家埃利克·巴尔诺指出的那样：

“卡普拉摄影队拍摄的影片不是全都获得了好评。

《中国战役》把蒋介石描写成确实统治着中国的情况引起人们的怀疑，这部影片马上被收回了。

”

西北影业公司在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迁往西安，后又迁往成都，拍摄了两部抗战纪录片：

《风雪太行》和《华北是我们的》。

前者是一部短片（配有洗星海谱曲的极为流行的歌曲《在太行山上》）

，后者的内容较为丰富。

《华北是我们的》的摄影师陈晨在回忆本片的拍摄经过时说，1938年冬他到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居住地，拍摄了司令长官阎锡山及司令部的活动，民族革命大学的学习和宣传活动以及晋西青年抗敌决死纵队的情况，然后到晋东南拍摄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的活动，以及1939年4月晋东南根据地军民抗击3万日军九路围攻的反扫荡斗争。

这部影片曾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上映，1940年2月2日重庆《新华日报》刊载的一篇的文章赞赏这部影片“在抗战史的电影部门中写下光辉的一页。

”

3、香港电影机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上海沦陷，一些进步的大陆电影工作者迁往香港，促进了香港电影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抗战纪录电影的繁荣。

抗战之前，除了大陆的联华影片公司和天一影片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分场，香港先后成立了大观影业公司和一批小制片公司。

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电影机构拍摄了近百部反映抗战的爱国电影，其中反映抗战的新闻纪录片有15部之多。

第一部抗战新闻纪录片是大观影片公司拍摄的《广州抗战记》（1937）。

这部大型新闻纪录片由18个片段组成，详细记述了广州市各阶层人民动员起来做好抗战准备工作的情况，如高射机关枪队、保安连队、消防总队、救护总队、工程总队出动的

情形，战时各政府部门的工作情况、敌机空袭广州情形、广州被炸惨状、广州上空空战和敌机被击落情况，这些场面都是在现场拍摄的。

除了大观的《广州抗战记》，较为珍贵的抗战新闻纪录片还有：

大中华影片公司的《保卫华南》，中国新闻社的《华南烽火》，建华影片公司的《厦门血战记》，华北新闻社的《八一三周年抗战史》，国际影片公司的《抗日战绩》和《八路军攻平型关》。

1938年，中国电影制片厂在香港建立据点，成立了大地影业公司，左翼电影工作者蔡楚生、司徒慧敏、钱筱璋等参加了大地的工作。

司徒慧敏编导、钱筱璋剪接的《保卫四邑》纪录了广东省中山、台山、开平、鹤山4县人民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事迹。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香港在30年代拍摄的有些抗战新闻纪录片并非对真实情况的纪录，而是编排出来的（如

《血战大南京·炸沉奥陆舰》）。

30年代香港出品的抗战新闻纪录片，特别要提到《西北线上》。

1938年上半年，几位香港青年摄影工作者林苍、徐天翔、金昆来到延安，在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帮助下进行了两个月的拍摄工作，回港后制作了这部纪录片。

影片首先展现了延安城乡的自然风光，然后记录了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著名女作家丁玲的工作情况和发表演说的场面，延安的一些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鲁迅小学的学习和生活，延安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的由工人、学生、部队、自卫军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