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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的田野使他对土地与农民产生了难以割舍的眷恋和热爱。
高中毕业后,朱有勇与8位同学回到农村当了知青。
当他看到自己和农民们辛勤耕作一年,得到的却只是难以糊口的收成时,朱有勇在心底埋下了自己的初心:
“一定要努力,让农民过得好一点、农业变得强一点、农村变得美一点”。
1977年恢复高考,朱有勇如愿考入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
1996年,在完成悉尼大学分子植物病理学有关项目研究后,朱有勇不假思索地谢绝了悉尼大学教授对自己的挽留,毅然回到了云南农业大学。
和国外、国内先进发达地区相比,在云南搞科研或许会有一定局限性,但云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却是其他地方不能比拟的。
朱有勇紧盯农业科技发展的关键性技术难题,创新性开启了不用农药控制病虫害的探索之路。
他的“遗传多样性控制水稻病害”技术在全国10个省区市推广了6000多万亩,并荣获联合国粮农组织科研一等奖,“物种多样性控制作物病害”技术在国内外应用于3亿多亩旱地作物。
这两项技术让农药使用量减少60%,并能增产20%-30%。
由于长期与农民和土地打交道,少数民族农民群众亲切地称他为“农民教授”“农民院士”。
手把手带着老乡干
刚接到澜沧县扶贫任务时,虽有“扶贫就要到最穷的地方去”的思想准备,但到了澜沧蒿枝坝村,朱有勇也被这里深度贫困的状况震惊了。
澜沧主要生活着“直过民族”拉祜族,这里自然资源丰富,但因为没有技术、没有产业,当地群众素质型贫困问题极为突出,农业科技成了这里最大的短板。
“越是艰难,科技扶贫就越有大作为。
”通过调研,朱有勇带领团队利用专业特长,科学制定了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发展措施,将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在当地建立了“科技小院”。
正当他们决定先拿冬季马铃薯作示范时,现实却给了朱有勇当头一棒,居然有很多村民不愿意。
原来,澜沧早年曾种过核桃,因气候、品种等原因,树倒长得好,核桃却没结几个,光竹塘乡就有7000亩摆在那里成了反面教材。
这里也有种过马铃薯的,但最终只收获些小疙瘩。
这个院士又来“种洋芋”,农民们担心万一再失败,一家人一整年的收成就打水漂了。
朱院士能把“天拉长”,一时难以把村民的眼光拉长。
院士这个名头,在这样一个偏僻村寨并没有多大作用。
“这比发期刊论文可要难多了。
”朱有勇感慨。
在当地政府和村委会的支持下,院士团队将新研发的冬季马铃薯品种种进了100亩样板田。
朱有勇同样扛起了锄头,与少数民族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把“家”安在了田间地头。
为了和少数民族群众打成一片,朱有勇还学会了“你好”“吃饭”“干活”等拉祜族语。
第二年,看到样板田的好收成,原来持反对态度的村民刘金宝将家里10亩地分出了2亩种马铃薯。
每亩5000多元的收入,让他第三年主动把全部地种上了冬马铃薯。
在澜沧县,农民种植冬马铃薯每亩收入平均可达9000元。
在朱有勇院士团队的努力下,目前澜沧县建立了林下三七、冬季马铃薯、冬早蔬菜等科技扶贫示范项目基地,还将依托中国工程院人才智力优势,大力实施林下三七、冬季马铃薯、冬早蔬菜3个“一万亩”工程,全力创建全省科技扶贫示范县。
“农民院士”扶贫有招
朱有勇深知,技术缺、产业弱,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贫困的重要原因。
从示范村蒿枝坝村的情况来看,农村技术型人才的多寡才是带动产业发展和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能否如期完成的关键。
于是,朱有勇在职业学校开办了院士班,这可是全国首创。
这个技能培训班,是朱有勇扶贫计划中的更为重要的一步。
其中短期培训班不受年龄、学历等条件限制,教学过程为4个阶段100天,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专家亲自授课,采取边学习边生产的办学模式,理论讲授和田间实操紧密结合,用学员听得懂的语言讲解专业知识,用学员看得懂的方式手把手教授,课堂在田间,学习在地头,考试评价看收成。
酒井乡酒房村坡头老寨小组的哈尼族农民培训班,作业是种一亩马铃薯。
亩产2吨为合格,2.5吨为良好,3吨为优秀。
去年3月,当马铃薯班的农民马正发请全小组现场观摩他的“考试成绩”时,大家看到田里收获的硕大马铃薯,非常震撼。
这一期,养鸡能手张忠玲、林下三七技术员付美刚、马铃薯班农民马正发等优秀学员受到表彰并获得5000元奖学金。
在马正发的带动下,去年冬季,坡头老寨28户人家种植马铃薯100亩,其中1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了37亩。
今年2月,坡头老寨的冬季马铃薯陆续收获,平均亩产2.7吨,每公斤售价2元到4元,整个小组的马铃薯收入51万元,人均收入3825元。
马正发种植了10亩,收入7万元,在全小组最高。
除了林下三七、冬季马铃薯,朱有勇院士和团队还开设了冬早蔬菜、茶叶种植、林业、猪牛养殖等培训班,前后共计开设了24个技能班。
今年是朱有勇院士在澜沧扶贫的第5年,他带领团队结合贫困地区实际,走出了一条崭新而富有实效的精准扶贫之路,实现了从深度贫困的“民族直过区”到“云南省科技扶贫示范县”的跨越,为全国科技扶贫做出了有力的示范。
朱有勇说:
“我承诺过,要把贫困山区的农民带富。
蹲在农村当个农民,带着农民脱贫致富,心里很高兴、很有意义,也很欣慰。
2020时代楷模发布厅观后感二
“戈壁滩,古道边,荒漠连天;
土也黄,天也黄,沙尘常现……”3月20日,行走在靠近腾格里沙漠的北部沙区十二道沟造林点,古浪县八步沙林场第二代治沙人石银山哼唱起古浪民间小调。
从八步沙造林点一路向西来到十二道沟,一路的风景早已与小调中的描绘大不相同。
返青的花棒、梭梭、沙枣、柠条密密麻麻地扎在八步沙,大片的草方格整齐地压住了流动的沙丘,曾经的不毛之地,变成了繁华的“沙中城”黄花滩生态移民区,这一切都源自38年来,八步沙“六老汉”三代治沙人,矢志不渝、顽强拼搏,战风沙、斗荒漠,用“耐心、苦心、坚持心”创造出的绿色奇迹。
质朴初心带来的惊人巨变
“为什么当时决定在八步沙种树治沙?
当无数次被问到治沙的初衷时,八步沙“六老汉”第一代治沙人张润元老人的回答总是朴素而简单:
“我们只是想保护村里的庄稼不再受风沙侵蚀,没有想做多么伟大的事,就是到现在,我也觉得我们所做的事是微不足道的。
土地是农业的根本,是农民的寄托。
“六老汉”所在的古浪县土门镇,当时人均耕地仅为1亩左右,辛辛苦苦栽下的苗子,一场风沙过去,吹跑了、沙埋了,三五场过去,一年的粮食就没了希望。
不与风沙抗争,迟早会被风沙吞没。
怀着“保护田地”这个单纯的目的,漪泉村的贺发林、石满,台子村的郭朝明、张润元,以及和乐村的程海、土门村的罗元奎共同摁下鲜红手印,承包了7.5万亩治沙任务,决定在八步沙种树。
三块砖上一口锅,卷着铺盖住沙窝。
艰苦的生活条件在他们眼中根本不算什么,他们的全部身心都放在了一望无际的八步沙。
1981年,他们用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1万亩栽树任务。
第二年春天,如约而至的风沙再次袭来,一半的树苗都被刮走了。
沙进人不能退!
刮走多少,补种多少!
经过反复摸索尝试,他们研究出了用麦草固沙、保护树窝的方法,就是这样,“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掏”成为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里最经济实用的造林方法,树苗成活率大大提高,治沙工程进度也全面加快,20_年,八步沙造林点7.5万亩任务全部完成。
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在八步沙扎下了第一道绿色屏障。
作为八步沙治沙第一代,他们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八步沙“六老汉”。
沙漠“黄龙”仍在北方蛰伏,“六老汉”斗争的心依旧顽强,他们决定坚守在八步沙,管护好第一场胜仗的成果,而与沙漠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在六位老人的支持下,郭万刚、石银山、贺中强三位治沙第二代勇敢地走出了八步沙造林点,怀抱麦草,走向了更为偏远的黑岗沙五道沟、七道沟。
“比起八步沙,五道沟、七道沟条件更为艰苦。
但我们不害怕,老一辈人造林克服了无数困难,我们作为年轻一辈,要比他们做得更好才对!
”石银山告诉记者。
声声嘱托背后的绿色梦想
开始在八步沙种树的时候,六位老人中最年轻的张润元已经39岁了,治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几位老人便立下共同的承诺:
种树,不论啥时候,每家都得出一个人。
1991年春天,66岁的贺发林因为肝病住了院。
平时他总觉得自己身体还硬朗,但要经历一场大手术,难免多了些考虑。
家里9个子女,年长些的,在外地安家立业,年少些的,还在上学读书。
把自己操心了一辈子的事交给谁呢,贺发林觉得老七贺中强最合适。
当时年仅22岁的贺中强在外打工,父亲病重,让贺中强回到八步沙接替他种树,贺中强还是有些犹豫。
接下这个活儿,就不仅仅是偶尔帮着父亲看沙窝、给他送口粮了,而是要和父亲一样干一辈子。
嘱托重于山,贺中强说自己义不容辞。
1991年冬天,父亲走了,贺中强扛着被褥来到了八步沙驻地。
紧随其后来到驻地的是石银山。
1992年,父亲石满因病去世,弥留之际,他也给石银山留下了两份重托。
首先,要石银山完成自己管护区的种树任务。
当时石满的管护区栽植任务已完成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一以及后续的管护任务都是一项庞大的工程。
石银山说,父亲凡事讲求以身作则,喜欢“走在别人前面”,嘱咐石银山一定要认真完成剩下的任务,他才没有遗憾。
其次,要他照顾好全家人。
石银山说,作为村支书的父亲,以前总是为别人家忙得多,为自己、自家人忙得少。
开始在八步沙种树后,更是吃住在驻地,无暇照顾子女生活,父亲心有愧疚但无怨无悔,只是希望石银山能够成为一家兄弟姐妹的可靠支柱。
从那以后,石银山的脚步从八步沙造林点,走到了五道沟、七道沟,又来到了现在的十二道沟,不仅圆满完成了父亲的托付,更把父亲的绿色希望带到了更远的地方。
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郭朝明的儿子郭万刚,罗元奎的儿子罗兴全,程海的儿子程生学及张润元的女婿王志鹏。
为了治沙,他们中有人放弃了稳定工作,有人放弃了在大城市生活的机会,有人放弃了与亲人团聚的欢乐,风餐露宿,甘守清贫,支撑着他们的正是父辈的精神和愿望。
一个诺言,一份嘱托,一场接力。
20_年,郭朝明的孙子、郭万刚的侄子郭玺又来到了八步沙……
勇敢变革推动的永久治沙
从父辈手中接过了沉甸甸的树苗,治沙工作也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第二代治沙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林场收益差,治沙不治穷,如何实现可持续性治沙?
1993年起,由于生态政策的持续调整,八步沙林场没有了造林补助;
1995年,林场开始发不出工资,面临着破产倒闭的危机。
这个时候倘若放弃,八步沙就没了后续管护,老一辈人做出的努力会全部付诸东流。
林场不能倒!
困难面前,林场场长郭万刚站了出来,他提议在林场附近购置300亩荒地,打眼机井,种些小麦、玉米等粮食和西瓜、西红柿等经济作物。
农业有了收入,林场职工的生活得到保障,林场固定资产也稳步提高。
渡过经济难关后,他们就主动请缨,向腾格里沙漠风沙危害最为严重、距离林场25公里外的黑岗沙、大槽沙、漠迷沙三大风沙口进发。
这一次,他们围绕生态建设重点项目工程,在规模、技术、产业发展等多方面开始了新的尝试。
较之八步沙,黑岗沙的地理环境更为复杂,沙丘起伏,沟壑纵横,风沙肆虐也更为频繁。
郭万刚回忆说,每到春季造林期,村民们便要时刻警惕风沙的突然侵袭。
沙暴从西北方向席卷而来时,遮天蔽日,昏天黑地,大家便迅速跳进沙坑或是侧躺在沙坡躲避风沙,风沙过后再接着种树。
凭着这种坚韧不拔的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