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题库正式版.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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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共和国试题库

一、名词解释

1、《共同纲领》（P7~8）：

（1）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

（2）内容：

首先，它规定了新中国建国初的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的联合专政，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它的任务是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其次，纲领规定了国家政权机关、军事制度及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政策的总原则。

第三，规定人民的权利和国民的义务。

（3）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第一年部大宪章,它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2、过渡时期总路线（P48）：

1952~1953年毛泽东在新中国建设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加快经济发展的历史的必然，但也有追求速度过快的历史局限性。

3、统购统销（P57~58）：

1953~1957国家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面对1953年起严峻的粮食购销形势，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定量配售的方法，叫做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2月初全国开始实行。

意义：

这一政策一方面促进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对私营粮食行业的改造，并带动对其他工商业的改造，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中重要的一步。

4、国家资本主义：

“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

”它主要的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的，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因此它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

5、四马分肥（P62）：

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国家对资本家采取赎买的的方式中的措施，即企业在分配利润时，国家税收占34.5%，职工福利费占15%，企业公积金占30%，资本家红利占20.5%，企业利润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

意义：

充分说明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带有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加速了公私企业合营的步伐，提高了劳动生产力，给国家、人民、资本家都带来更大的红利。

6、和平共处五项原则（P76）：

1953年12月中国政府同西藏政府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时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

即：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得到印度方面的赞同。

1954年6月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将“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

1955年4月亚非会议的发言中，周恩来又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完整体现，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7、定息制（P81）：

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重要措施，1955年陈云提出的六点初步规划中提出，“要推广定息的办法。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后，在清产核资基础上实行定息，1956年5月，中央正式宣布定息原则是从简从宽，息率统一定为年息五厘，受到资本家们欢迎。

1956年底，中央宣布定息从1956年起七年不变，后又两次延长发放定息期限，实际发至1966年9月才停止。

据统计，私方人员支取的定息累计约12亿元。

8、“双百”方针（P92）：

中共八大后党中央适应当时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制定的党领导科学和文化工作的方针。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报告工作总结时明确指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艺术问题上有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正式宣布了这一方针。

随后，中宣部长陆定一5月26日代表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系统详尽地阐述贯彻“双百”方针，就是要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方面，也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为我国科学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

9、六八指示（P103）：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以民革中央委员卢郁文因在一个座谈会上批评有人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即受到攻击恐吓信一事，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

》的社论，认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号召人们“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即“六八指示”，反右派斗争正式发动。

10、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P109）：

1958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创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评价：

（1）把实现现代化作为目标，从而适应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需要。

（2）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改变落后状况的愿望。

（3）另一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在经济上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11、三面红旗：

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特点并大搞大炼钢运动的“大跃进”，浪费巨大，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危害；由“大跃进”发展而来的人民公社，其基本特点是“一大二公”，严重脱离我国国情，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农村建设和农业的发展造成长期的消极影响。

“三面红旗”所犯的“左”倾冒进错误长期未得到纠正，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民主政治产生巨大的危害。

12、三个主体、三个补充：

陈云在中共八大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即：

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

陈云这个设想，不仅突破了苏联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而且涉及到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合法存在并充分发挥其作用的问题。

这个设想为中共八大决议所采纳。

13、八字方针（P137）：

针对1958~1960年三年“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1961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从1961年起在两三年内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即调整各个部门之间已经变化了的相互关系，巩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发展和变革中获得的硕大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事业的内容，提高那些需要进一步改善的新事物的质量。

为此明确提出适当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速度，适当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

这是党在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重大转变。

以此为起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从“大跃进”轨道转入全面调整阶段。

14、八届十中全会（P157）：

在国内外形势紧张，并批判“翻案风”的情况下，1962年9月24~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毛泽东、陈伯达、李先念等先后讲话。

会议充满浓烈的批判气氛，不让彭德怀、张闻天出席，决定组织对彭德怀和习仲勋等的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

指出当前迫切的任务是要继续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指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对国民经济进一步进行切实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但重新强调阶级斗争，错误地开展对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的批判，使其消极影响大大超过了其积极方面，为以后“左”倾错误再度发展作了理论准备。

15、三自一包（P161）：

1964年2月，毛泽东在同外国党的领导人谈话中，把中共党内邓子恢等关于农村生产责任制的主张，概括为“三自一包”，即主张多留一点自留地，恢复自由市场，推行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并断定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

评价：

这是全面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教运动“左”倾错误的发展和党内政治批判的加剧。

16、《二月提纲》（P176）：

中共中央为面对由《海瑞罢官》而引起的政治批判运动制定明确的指导方针，1966年2月3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评价：

《二月提纲》试图把已经开展起来的批判运动约束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不攒成把它变成严重的政治批判。

不久，这个提纲受到毛泽东的批判。

17、三支两军（P187）：

文革开始后面对“天下大乱”的局面毛泽东采取的设法约束的措施。

即人民解放军在文革中奉命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

1967年1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一个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这个决定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要求人民解放军不介入地方运动的规定。

先后参加“三支两军”任务的有280万指战员，他们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尽力维护了社会和生产秩序。

但由于其卷入地方“内战”，也造成严重危害。

1972年前后三支两军人员先后撤回部队。

18、两个“估计”（P199）：

文化大革命期间，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由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断言建国后十七年的教育战线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评价：

这“两个估计”完全不符合我国教育战线的实际，它长期成为压抑广大教师以至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精神枷锁。

19、三突出原则：

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全面开展，文艺革命中出现了“三个突出”原则，是于会泳根据江青的指示总结形成的创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所有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要突出最主要中心人物”。

文艺界“三突出原则”的提出违背了“双百方针”。

20、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脚（P203）：

1970年8~9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察觉到林彪等人的权力争夺宗派活动的毛泽东在会后采取进一步办法限制和削弱林彪集团。

1970年11月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同时采取了“抛石头”、“掺沙子”和“挖墙脚”等措施。

12月毛泽东写批示对北京军区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和批评，这即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抛石头”（即写批示发下去）；22日开始的华北会议期间中央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对林彪所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接着又改组了北京军区，称之为“挖墙脚”。

21、“两个凡是”（P234）：

粉碎“四人帮”后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坚持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根据华国锋的一系列讲话精神，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导报》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方针，增加了拨乱反正的艰巨性，使全国各项工作出现了徘徊前进的局面。

22、八八讲话（P238）：

文化大革命之后，邓小平正式恢复工作，有力地指导和推动教育界的拨乱反正。

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8月8日，他作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重要讲话。

这就是对科技和教育战线产生了重大和深远影响的著名的“八八讲话”。

针对当时“两个凡是”和“两个估计”对教育战线的压迫，邓小平明确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