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顺应改革开放历史潮流 改革潮流的历史剖析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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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把这几十年历史所铸成的古陵的现实一层层剖给我们看。
他试图向我们证明，古老而贫穷的古陵为什么至今这样贫穷，这样“古老”，为什么几十年都没有真正揭开的现代文明的一页，已经到了非揭开不可的时候。
他剖给我们看了县、公社、大队三层的某些断面。
在第一层断面上揭出了“压”和“拖”这两种痼疾。
压制群众的呼声和法律的伸张，压制生产力和人才。
一个简单信访案件拖了一年零五个月，中经七十七次信访和三十多次批示，仍毫无进展。
一个涉及某级领导的严重命案，在几年中经五十次上访，都不予受理。
相反地，几位县级“高干子弟”的走私案件，却被硬压了下去。
一份合理解决全县养猪问题的报告，被某位局长压了五个月，被另一位副局长搞丢了，被县委主管常委忘了，致使该问题被整整耽误了一年。
一份可以带来年产二十万斤鱼的黄庄水库租用合同，由合同双方联合打了十几次申请报告，在县级各部门旅行了两年，只是徒然被挤满了各种笔体的批文。
一个象朱泉山那样正直、有能力的干部，仅仅因为得罪了该地区某位坏领导，就被一贬再贬，就不能再工作！
原因何在？
是官僚作风和有关的体制机构。
当一切个人的、集体的、国家的、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问题，没有触及某些坏领导的利益的时候，经过签字批文的长途旅行，多数还能最终得到解决。
它们只是被耽搁，被延误。
诸如上述信访案件和养猪事件。
这是由于机构运转的滞缓、低效，由于机构各层次间的互相推诿，由于某些吏员的低能和对公务的漠不关心。
而当任何问题触及他们的利益的时候，在一定范围和一定时期内，它们将被压到永远不得翻身的地步。
诸如上述命案、走私案、水库事件和朱泉山事件。
朱泉山就因为顶撞了县委主要领导顾荣，被从县委一贬再贬，贬到黄庄水库管理处当副主任。
黄庄水库养鱼合同就因为是由朱泉山倡议、主持的，县级各部门领导就没有一个敢批。
所有此类问题，在整党、改革还没进行的时候，很少有人敢于出来冒天下之大不韪。
即便有，也不一定有积极的结果。
譬如敢于就走私一案投书报社的林虹。
这是因为当机构的某一层次被顾荣之流所把持后，机构的内在结构为封建专制提供了条件。
第二层是一个右的局部断面。
这里刻画了某些人的“霸道”行径。
为霸一乡的是横岭峪公社现任代理书记、县农机厂卸任总支书记潘苟世，一个“谄上压下，嫉贤妒能，穷凶极恶，愚昧无知……唯此唯大”的霸道无能之辈、鲜廉寡耻之徒。
在这位潘大书记治下，连狗都被训得不敢冲“上边来的”人吠叫！
在这位潘大书记治下，几十个孩子挤在一间阴暗、潮湿、随时可能倒塌的窑洞里上课，七个公社干部却占了二十七间青砖瓦房，光他大书记一人就占用两间办公室一间宿舍！
公社教师宋安生说潘苟世不相信地球是圆的，“就根本不能当个共产党员”，其实他在哪层意义上也不能算是共产党员。
他在农机厂因为整人太多，积怨甚广，日暮途穷；
却被顾荣调到公社当副书记又转代理书记，仅只因为他有一套封建愚忠意识。
正如所指出的：
“在这广大的底层，要都是这样的人各占一方，称王称霸，中国从根本上就不会有文明和进步！
”
在第三层这个断面上，慨叹“左”的毒害之深。
如果说第一层断面使人感到震惊，第二层使人感到愤怒，这第三层就使人可悲。
一个辛辛苦苦大干了十年的大寨式大队党支部书记，一个把自己的一切包括一条胳膊都贡献给了集体的人，到头来却被集体、被群众抛弃了！
而且他自己还搞不清楚这是因为什么！
但我们清楚，群众清楚，历史清楚。
因为他简单地以为革命就是阶级斗争，看不到发展生产力的需要。
他为这种“革命”而鞠躬尽瘁，最后却成了革命的罪人。
这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悲剧！
这三幅画面有多大的代表性呢？
这“当然是个别地方，要都这样，整个社会就太黑暗了！
”但是这些个别地方的问题绝对不能忽视，它同样关系到全局。
重要的是，由于我们社会主义的结构，决不能允许这些现象永远存在。
改革的号声鸣起，这些腐朽现象之被荡涤也就是必然的了。
艰难的现代文明的一页――现实篇
“现代文明”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是领导古陵县改革斗争的古陵新任县委书记李向南的理解，也是的理解。
至于什么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他和都只有一种笼统的、宏观的、并不十分具体、十分清楚的设想。
这并非他们的局限。
他们不可能超越时代看得太远。
他们十分清楚的是，这绝不限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绝不只是改组几个领导班子。
虽然首先必须铲除“霸道”者，撤掉坚持极左的人，让人民见到天日。
他们十分清楚的是，必须把人民和法制的声音，把生产力和人才从官僚作风和有关体制机构的压制下解放出来。
他们十分清楚，这谈何容易。
他们十分清楚，改革是一场革命，其艰难性并不下于任何流血的革命。
传统观念，包括主管农业的县委常委龙金生的小农式经验主义观念；
包括县电业局党委书记典古城在不正之风中随波逐流的观念；
包括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胡小光以个人感情对抗机构改革的观念；
包括庙村公社凤凰岭大队党支部书记高良杰的极左观念；
包括横岭峪公社代理书记潘苟世的“霸道”观念和愚忠观念；
包括主管财贸的县委常委冯耀祖视国计民生如儿戏，只知个人利益、溜须拍马和排斥异己的政治无赖观念；
包括县委副书记兼县长顾荣的一整套纵横捭阖的观念；
包括地委书记郑达理的貌似深沉练达的伪政治家观念；
包括县级各部门主管在顾荣和朱泉山的矛盾面前明哲保身，置国计民生于不顾的观念；
包括用过去的政治经验来看待现实改革斗争的朱泉山心有余悸的观念。
所有这些观念，集中了几千年封建社会、上百年落后文明和十几年极“左”专制的“精华”，渗透了有些基层干部队伍的各个层次。
这些为官不正的干部在人数上是少数，在能量上却不是小数。
当传统观念仅仅是传统观念的时候，这些观念的持有者早晚会站到改革者一边，投身改革潮流。
在改革问题上和李向南有过意见分歧的龙金生，受过李向南处分的典古城，被李向南撤职的庙村公社书记杨茂山，为顾荣威逼利诱的县公安局高局长，不遗余力地攻击过李向南的胡小光，最后都坚定地站到了李向南一边。
这是主流。
但这个主流只是刚刚在形成。
然而反对改革的支流暂时还很强大。
这里的主流和支流，都是就基层干部队伍而言。
民心自不用说，民心永远是和历史潮流相顺应的。
更重要的是中央的决心，是改革已经成为既定方针的总形势。
这部小说的结尾，表面看来，似乎落入了开放式长篇小说的当代中国模式。
但仔细想想却又不然。
因为省委书记是由中央直接任命的！
小说结尾的极度突兀，恰正准确反映了一个基本现实：
艰难的现代文明的一页，只是刚刚在揭开序幕！
除了以上这个基本战略态势外，还向我们揭示了改革潮流中十分重要的一面：
“政策放宽”之后，由各种因素形成的新的无政府力量，严重破坏着自然生态和社会机能。
这是伴随改革潮流而来的新的矛盾和问题。
或许在不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之后，它们将成为改革潮流中的主要矛盾。
而这个矛盾的实质就是如何把人民群众再度组织起来，如何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刚刚升起、正在闪烁的新星――未来篇
在李向南这颗政治的、改革的新星身上并通过这颗新星，寄托了他对未来的构想和展望。
他设想在改革的大政已定，改革的大势已定的今天，改革的重任应由有魄力、有知识、有能力的干部来承担，改革的大业应由他们来开创，改革的大权应当交到他们的手上。
虽然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他设想的改革蓝图中，包括一个坚强的党和一套高效率的体制机构，包括老百姓的监督权和充分发展的法制，包括一系列高瞻远瞩的科学的经济发展规划。
这些也都不言而喻。
虽然他对于如何实现这一切，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更为具体的设想。
他设想的领导改革的中坚，是一代智者型的猛士，一代具有俯瞰历史的眼界和冷峻的现实主义，同时富有热情想象力的理想主义者，一代富于政治智慧同时具有现代知识结构的新型革命家。
李向南，当然，是这种设想的化身和结晶。
一个高级干部子弟，一个“老三届”北京插队知识青年，一个新时期的大学生，一个此辈人中的佼佼者。
即便把的个人色彩考虑在内，这种设想也不失其历史眼光。
十年浩劫把中华民族推进了史无前例的泯灭文明的深渊，同时也把中华民族带到了史无前例的伟大转折的前沿，同时还为中华民族造就了一代冷峻的现实主义者兼热情的理想主义者，赋予了这一代革命者以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早熟的政治智慧。
希望或许正在这一代人身上。
然而就所设计的具体的李向南而言，仍然有两点引起我们的疑虑：
一、无论叫政治智慧还是叫权术，这种色彩在李向南身上太浓厚了。
从所揭示的现实斗争场景来看，斗争的主要对手是老谋深算又有社会基础的政客，这种色彩或说素质似乎是改革者所必备的。
但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革命的政治，似乎又应当是一种更为光明磊落的政治。
二、或许由于的个人气质所致，李向南被设计成一个单枪匹马的斗士。
李向南案头必备的基辛格《选择的必要》一书，十分入骨地点明了这一点。
李向南的整个形象也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这样来表述新一代革命家必备的素质，是否合适？
我们的疑虑也许是多余的。
无论如何，历史将会对此作出回答。
从政治上、思想上来说，这部小说无疑是一部力作，但在艺术上还不能这么讲。
这部小说在思想上较过去的作品有所深入，但在艺术上的功力还只处于当代作家的一般水准。
小说的还没有权利象塞万提斯嘲讽骑士文学那样，贬抑他的同代人。
但他却这样做了。
这既不够明智也不够自知。
虽然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有一定的长处和相当鲜明的特色。
《引言》所带给整部作品的深厚历史感和象征意味，是颇见匠心的一笔。
在作品中十分突前的位置，使作品具有了雄辩的论战色彩。
这两点都是作品的内容所必需的。
它们证明不仅有能力驾驭这样巨大的场面，而且有能力找到一些适应这种巨大场面的表现形式。
但是作为一部运用现实主义手法的作品，却只见类型不见典型，而且在情节安排、人物设计上，也偶有俗套和败笔，譬如三角关系之类。
同时，这部小说的还犯有当代若干作家的一个通病：
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发挥哲理议论和制造警句的机会，致使这种手段在不少场合下显得累赘。
当然，假如实际上的能够比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更客观地看待自己，他完全有可能写出艺术上更为成熟的作品。
这并不难。
虽然也并不容易。
但我们想，假如他把精力主要集中在另一方面，集中在自己的优势方面，或许会对文学、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
那就是随着改革潮流的进程继续不断地写古陵，用长篇、中篇、短篇，甚至虚构的新新闻体（即把古陵作为一个真实的地方来写），写出一套和改革时代同步的系列小说或体系小说。
一九八四年八月九日
（《新星》，柯云路著，《当代》增刊一九八四年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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