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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苏核对抗的历史回顾
在长达40多年的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围绕争夺核优势展开激烈的较量和竞争，同时为了避免在争夺核优势的过程中发生迎头相撞，使这种较量和竞争在不危及各自安全的情况下“稳定”地进行下去，并维护双方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核优势和垄断地位，美苏两国在开展核军备竞赛的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军控谈判。
以争夺核优势为主要目的的竞赛与以保证竞争的“稳定”和双方优势地位的为目的的核军备控制的互动和交织构成了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核对抗历史。
第一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50年代中期）：
核对抗兴起
1945年7月16日，美国的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成为第一个掌握了核武器的国家，取得了垄断地位。
掌握了核武器后的美国，自视已拥有了夺世界霸主地位的王牌，以核讹诈为手段，推行其“遏止战略”。
面对美国核威胁和讹诈的严峻局面，为了打破美国的核垄断，苏联加紧了核武器的研制。
在继1949年8月苏联打破美国原子垄断后，两国于50年代中期先后掌握了热核武器。
随着美国核垄断地位的被打破和苏联核力量的发展，1955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承认，双方相互威慑的局面已经出现[1]，这标志着以垄断和反垄断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已经结束，双方已经为真正意义上的核对抗做好了技术上的准备。
总的来讲，这一阶段是美苏两国核对抗的初始形成阶段，其特点主要是：
第一，双方的核力量规模都比较小，尚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对抗能力。
在1955年以前，由于核武器技术发展处于初始阶段，加上当时裂变材料生产能力有限，美国的核武器数量增长比较缓慢，数量较少，品种也仅限于核航弹和战术核武器[2]。
与美国一样，这一时期，苏联的基本目标首先是打破美国对原子弹氢弹的垄断地位，在此基础上开始少量制造和装备核武器，核力量发展属于初创时期。
第二，双方的行动没有形成针锋相对的互动。
虽然美国在这一时期的核力量规模有限，但其独一无二的垄断地位却使其拥有绝对优势，而此时的苏联的主要目标只是希望尽快打破这一局面，双方的实力对比只是到了本阶段结束时才具有军备竞赛意义上的可比性，也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所说的相互威慑局面，因此的互动特点并没有形成。
由于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核军备竞赛，作为军备竞赛调节机制的军控其作用和意义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因此这一时期的双方围绕建立原子能国际管制机制和包括核武器控制的全面裁军谈判其现实意义十分有限，双方更多地是在相互试探和摸索或借机改善自身形象，贬低对手。
第三，由于受对核武器特点、作用和意义理解的局限，没有形成对进行核对抗具有指导意义的战略思想。
美国在1953年以前推行的是“核讹诈”战略。
在当时的美国人眼里核武器只是一种更具破坏力的武器而已，其作用仅仅是将替代二次大战所普遍使用的常规武器。
1953年以后，美国在“核讹诈”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
这一战略虽然考虑了“全面核大战”的准备问题，但无法解决因苏联核力量的发展而使美国的“大规模报”复陷入僵局的问题，缺乏指导对抗所需的互动性。
苏联在打破美国核垄断之前，主要是考虑如何尽快扭转不利局面，只是在全面打破美国的核垄断并开始初步建立核力量后，才开始酝酿核战略问题。
第二阶段（50年代中期～60年代末）：
均势形成
50年代中期，美苏两国关系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因素。
一是，苏联在继1949年打破美国原子垄断后又率先掌握了热核武器技术，具备了与美开展核对抗的能力，由此在两国间形成了相互威慑的态势。
二是，在两国的政策中都出现了有限的“缓和”声调和色彩。
赫鲁晓夫上台后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
艾森豪威尔政府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提出“和平取胜”战略，主张与苏联对话、谈判，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从全面冷战对抗转向既对抗又缓和。
此后，无论是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政府还是美国的肯尼迪、艾森豪威尔政府都把“缓和”作为美苏关系政策中的一个要素。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美苏关系中的“缓和”因素是非常有限，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苏关系冷战对抗的根本特征。
美国对苏政策的基调仍然是杜鲁门主义，即在遏制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继续进行对外扩张，只是在苏联力量不断增强的情况下被迫承认苏联的地位，并谋求与苏联缓和紧张关系而已；
而苏联也则是希望在实力不如美国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路线建立与美国“共管”世界的体制。
正是由于双方政策中根深蒂固的对抗性，而且双方都坚持认为，只有当自己的核威慑力量强大到能迫使对方不敢发动战争，核战争才能得以避免，和平才有希望，因此在苏联具备与美开展核对抗的能力后，核对抗在这一阶段很快升级为美苏冷战的一个主要领域和表现形式，并在这一阶段的后期形成核对抗的均势。
第一，双方大规模扩充核武库，开展核军备竞赛，逐步形成战略力量对比的相对均势。
双方政策中的“缓和”因素并没有能够有效抑制刚刚兴起的核对抗，相反对有利的实力地位的追求却导致了双方在经历一段短暂而缺乏实质性的“缓和”后迅速在核军备领域展开一场大规模的竞赛。
在这场竞赛中，美国最初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后期，随着大规模核武器生产能力形成，美国的核弹头生产掀起一场“大跃进”。
1957年美国的库存核弹头仅有5000枚，到1960年猛增到16000枚，1967年达到最高峰时，库存核弹头总量超过了32000枚[3]。
与此相对应的是，多种系列、型号的核武器陆续装备部队，并基本建立了由洲际弹道导弹、弹道导弹潜艇、战略轰炸机组成的
“三位一体”核力量结构。
这一时期美国先后研制、部署了包括核航弹、核深水炸弹、近程地地战术核导弹、核炮弹、空射核导弹以及地地战略核导弹在内的多个系列、多种型号。
由于技术和生产能力等方面的原因，苏联核武库的快速扩张略晚于美国，从1956年到1963年，苏联主要精力放在发展洲际弹道导弹上，以解决核武器与导弹运载工具的结合问题。
1963年后，受“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的影响，苏联的核武库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快速扩张阶段。
在这一时期，苏联以年均增长22.5%的势头快速发展[4]，而1965年后，美国因受越战影响放慢发展速度，到1968年苏联已扭转与美国核弹头总数对比的不利局面，实现与美国战略核力量对比的均势。
第二，在经历了几乎走到核战争边缘的古巴导弹危机后，双方的对抗开始呈现出“对抗而不失控制、对话而不停争夺”的特点。
1962年，已经从抵制美国的遏止转向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苏联为了加强其战略地位，决定采取冒险行动，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
美国的强烈反应，使双方走到核战争的边缘。
古巴导弹危机虽然以苏联遭受重大挫折而告终，但这一事件对双方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较量中遭受重大挫折的苏联认识到，对抗是要以实力为基础的，要想在对抗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拥有一支可靠的核力量，必须要有把握制胜的能力。
失败很快变成了苏联重整旗鼓与美争夺优势的动力，于是便有了上文所说的从1963年开始的苏联核力量的全面扩张，加大了能够对美构成威胁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制与部署力度。
在此次较量中小胜得分的美国，同样也从中体会到了扩充核武库、拥有核优势的巨大政治效应，也因此加大了核力量的扩张力度。
可以说，古巴导弹危机进一步刺激了双方扩张核力量的欲望和决心。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在危机发展到双方剑拔弩张，濒临核大战边缘之际，双方最终都做出了让步。
双方在处理危机时几乎是心照不宣地遵守着下列原则：
坚持为对抗留有余地，努力寻求谈判与妥协的途径，避免因危机升级冲突失控而无可挽回地引发战争。
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得到充分表现。
第三，双方开始在军控领域寻找共同利益，初步尝试利用军控这样一种特殊方式进行利益争斗。
这一阶段初期，缓和促进了美苏双方领导人的对话与交流，通过对话和交流双方开始认识到，在双方都掌握了足以毁灭对方的核武器后，核战争中已不再有胜利者。
因此，缓和双方对抗关系，包括核对抗，成为美苏共同考虑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双方开始尝试通过核军备控制这样一种新的利益争夺方式。
然而，50年代后期双方在联合国进行的与全面裁军结合在一起的有关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谈判因缺乏现实基础并未能取得进展。
虽然双方表面上都主张在有效监督下实行全面彻底的裁军，但各自对全面裁军的期望和要求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对立。
苏联的目标是要打掉美国的核力量，消除其在欧洲的核保护伞，因此要求尽快消除运载工具，取消美在欧洲的军事基地，而美国的意图是限制苏联核力量的发展，维护自身的优势地位，因此提出裁军从冻结开始，循序渐进，随着信任的增加逐步削减。
随着法国、中国开始试验并拥有核武器，双方终于找到了共同利益，这就是维护核垄断地位，随即双方将缺乏现实基础的全面裁军，转向具有共同利益基础的限制核试验问题。
经过秘密谈判1963年7月，美、苏、英三国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简称《部分核禁试条约》）。
事实上，美苏两国在此前所进行的数百次大气层和水下核试验的基础上，已经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技术，大气层和水下核试验对于两国发展核武器的意义已经不大，而对于正处于发展初期的中、法两国来说，大气核试验则是难以逾越的一个重要技术发展阶段。
1969年，双方还签署了旨在进一步维护其垄断地位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第三阶段（60年代末～80年代中期）：
均势对抗
经过50年代后半期及60年代的发展，到60年代末美苏对抗的形势出现了转折。
在与苏联对抗过程中，美国逐步失去其优势地位。
不仅在战略核力量对比上失去对苏优势，而且由于越南战争的沉重负担和国内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等原因，美国的国力受到很大的削弱。
1969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面对走向相对衰弱的国力，为了继续维持住霸权地位，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做出重大修订，提出具有缓和倾向的“尼克松主义”。
在逐步取得有利地位后，苏联的对外战略也开始做出调整，勃列日涅夫放弃了赫鲁晓夫所追求的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战略目标，而是转守为攻，提出力图超过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
但与此同时，鉴于苏联当时的实力地位，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更重视推行缓和政策。
由于双方政策的调整，70年代前半期美苏关系出现了冷战以来的第二次缓和，两国在战略核武器限制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是，很快美国政府的缓和政策受到了国内越来越多反对，加上在安哥拉、中东等地区问题上的冲突，两国关系的缓和气氛受到严重影响。
1979年，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和里根上台后推行对苏强硬政策，两国关系再度趋于紧张，军备竞赛不断升级。
第一，在均势中求突破、争优势，核军备竞赛逐步升级。
到60年代末，美苏战略和力量对比大致趋于平衡。
根据资料统计[5]，到1969年两国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基本相同，美国在潜射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上占一定优势。
到1972年，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数量占有优势，两国的潜射弹道导弹数量基本形同，美国在战略轰炸机方面占有优势。
但是，双方并没有因为出现平衡而放缓或停止各自核力量的发展，而是通过不断的核武器技术改进完善和装备的更新换代，千方百计突破均势、争取优势。
核军备竞赛开始从规模竞争转向技术和质量上的竞争。
70年代初，美国凭借其技术优势率先部署分导式多弹头，拉开了一轮军备竞赛的序幕。
随后在整个70年代，双方围绕分导式多弹头、先进巡航导弹、陆基机动弹道导弹、新型战略核潜艇展开了又一轮的军备竞赛。
由于双方将军备竞赛的重点转向核武器技术与质量的竞争，因此到80年代初，两国的战略核力量规模仍基本保持平衡。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资料统计，到1984年底美国拥有战略核弹头总数9665枚，苏联为8880枚，大致维持平衡。
但在另一方面，美苏两国在核武器技术领域的竞争却将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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