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西哲学之融合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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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

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假如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1]255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以不可抗拒的内在逻辑发展着，世界各大洲、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的联系已空前加强并由此形成了一个“世界联系的体系”[2]264经济的全球化推动了世界政治朝全球化方向演进，以及全球性的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当今正处在一个全球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竞争、交流、激荡和互相借鉴的时代，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其实世界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之和构成了世界历史文化，抽掉了民族文化这一个体属性，便没有人类文化。

由于世界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交往较少，各自在相对特定的地域进行特定的生产和特定的生活，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化，正因如此才各具特色、互有长短。

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历史的进步，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进步。

各民族在经济、政治上的交流，其在文化上也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从而促进文化的发展。

作为文化最深层面的哲学，是文化的本质和精髓，理所当然，也必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交流，在交流中借鉴，在借鉴中达到融合。

事实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也是各有长短、互存优劣。

我们应跳出中西之别，体用之争，真正用开放的心灵（openmind）既立足于中国哲学之坚实基础，又平等地对待西方哲学。

朝着“和而不同”的方向迈进，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把西方哲学作为人类哲学之共相（Universals）的现状，既要还西方哲学以人类哲学这殊相（Prticular）的面目，又要挖掘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之精髓，使我们的哲学能同时涵容中西哲学之基本精神，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哲学工作者的责任。

其次，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融合，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需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既有西方发达国家所遇到的后工业社会问题，也存在欠发达国家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既有温饱无法解决的问题，也有在工业发达地区所出现的环境污染和环境恶化的问题，在这许许多多的问题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信仰缺失的问题。

然而，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出现了物欲的巨大诱惑；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哲学是相信天人合一的，它使人们淡于宗教。

避免了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狂热。

但五四运动之后，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哲学及文化逐步谈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在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理想取代了人们信仰的缺失，在计划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强势作用下，信仰问题尚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道德理想中对人性乐观的估量和现实社会中难以找到参照的缺陷很快暴露出来，因而很快中国社会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尽管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没变，但其在人们信仰体系中的地位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信仰的缺失带来了就是人们道德践屐的失范，社会道德的沦丧。

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须由中西哲学共同作用，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再次，它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我们看到西方世界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使西方人的文化自信大增，同时也提高了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吸引力，这正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ntonioGramsci）在他的文化霸权理论所描绘的那样，不仅被支配群体因各种历史和时代的原因对霸权文化大致接受甚至赞同；

同时霸权下的弱势群体对强势文化的倾羡和超附，又伴随着对强势文化的憎恶甚至痛恨。

就中国而论，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方为用”，再到五四运动时期的“输入学理，再造文明”，“打倒孔家店”，很快经学、理学便成为历史概念，退隐到思想的后台，西方哲学的观念、问题、方法，逐一进入学术场景的中央。

对中国传统基本上是全盘打翻或重新改造，即以西方哲学“范式”（Paradigm）来评价和重述中国思想，改造中国传统哲学乃至转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今天的中国哲学，正如杨念群所指出的：

“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各种流派，无论是持全盘西化观点的自由主义派别，还是弘扬国粹的保守主义，乃至鼓吹社会变革的激进社会主义思潮，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援引某些西方的社会理论以为自己的后援。

比如形式上最为保守的新儒家梁漱溟也恰恰是利用欧洲观念史的思路，来定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3]41。

中国人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和结构来表达中国哲学，对以经学和理学方式把各种问题都放在同一个体系中的中国哲学解构成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美学等等。

总而言之，中国人，起码是中国的文化人已被训练成西方现代理念的代言人。

其实，西方哲学是以物为中心的物本主义（Materism）哲学，其有着自身先天的弱点，造就了西方社会一系列的社会病和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

今天在全球性的为了满足是人的物质需求，而向大自然进行贪得无厌的疯狂掠夺，极大地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出现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等问题后，世界上的思想家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正如俄国科学院院士斯焦平所说：

“在20世纪以来，当人类面临选择新的生存战略时，人们发现，很多在传统东方学说中深入研究过的思想，与产生于20世纪末技术文明深处的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思想一致”。

著名学者李约瑟（Dr.JosephNeedham）指出”欧洲的科学革命把科学真理与道德彻底地分离开来，世界因此变得更危险了，可是在东方的学说中这样的分离从未有过”。

其实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对西方哲学的解构和消解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其中国哲学的眷恋和向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融合，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方面我们既需要西方哲学给我们提供科学、智慧及真理；

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中国传统哲学为我们提供人伦的调节、对人的生命情调的关怀和对崇高境界的眷顾。

二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是两种不同的哲学，这不是一般枝节上的差异，而是由根到本，由本到末的差别，为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熊十力、张东荪、冯友兰、金岳霖、牟宗三等著名哲学家，都在吸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可以算得上一代宗师。

然而在中西哲学的结合上，也尚未达到完美的程度。

究其原因，主要就是要么用西方哲学解读和述说中国哲学，如张东荪、金岳霖，牟宗三等；

要么就是用中国哲学去解读和述说西方哲学如熊十力和冯友兰等。

可见，要完成中西哲学的融合，主要难点就在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巨大差异上，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第一，起源和目的不同。

西方哲学起源于希腊的先哲们对自然界的惊异（Wonder）而探究自然的欲望，从而产生了以爱智慧为归属的哲学，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其科学（Science）精神和主要任务是关于世界的真理以及世界与人类的关系。

就其本质来说，西方哲学的主流均属于知识论（epistemology）的范畴，正是基于此意义，恩格斯才有：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最重要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4]219一说。

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是就西方哲学而言的，对中国哲学而言则欠准确和妥当。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起源于中国古代哲人对人类社会的忧患（Worry），中国先秦的孔子，老子等诸子百家，他们面对的是“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和战火纷纭，祸乱四起的局面，他们迫切需要探讨的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因而产生了一个以“治”为中心如何建构合理的社会和心灵秩序为宗旨的哲学。

由此，中国哲学家们不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关心的是学习知识和训练逻辑，他们关心的是沉思和践行，其主要任务就是告诫世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道德意义上的人。

所以，纵观中国哲学，都是以人为核心的“人学（homonology）”。

第二，表达和接受的方式不同。

西方哲学是一种基于分析——还原基础上的知识体系，它是以某种共识为基础的，他们关注的是事物背后抽象本质，这种分析——还原式的思维模式，其特点就是以某些基本概念或观念作为其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它具有能够为人所共识的明确规定性与普遍性，在这些基本单元的基础上，再借助逻辑的公理，建构起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

对西方哲学来说，只要你把握住其作为基本单元的概念、范畴及建构范畴体系的逻辑方法，你就算是理解某哲学家的思想，为此，西方哲学尽管其晦涩难懂，但最终还是比较少歧义。

中国哲学则不然，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话语体系里，如“中”、“道”、“仁”等一类基本“概念”在其哲学思想中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意义，然而它们又恰恰不是所谓的“绝对主体”，在中国哲人们看来它们只不过是“假名”而已，其实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从而也就无法与人“共识”（CommonSense）的个人体验或者说是一种独知境界。

所以老子说：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

第一章》），孔子说：

“我欲仁，斯仁致矣，仁远乎哉”（《论语·

述而》），庄子说：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

大宗师》）。

所以严遵在释老子时说：

“道无常术，德无常方，神无常体，和无常容。

视之不能见，所之不能闻。

既不可望，又不可折。

故达干道者，独见独闻，独为独存。

父不能以授子，臣不能以受君”[5]58。

这种不可言说性就意味着不能在“共识”的基础上用概念和判断去把握和诠释，在现实世界中也无法找到相应的原形。

那么如何去认识和把握它们呢？

那要靠万物皆备的心来把握。

心在中国哲学里集知性、情感、意志、意向于一体的，能知能觉，虚灵不昧而又神秘莫测，完满自足，不可分析然而又无所不知，无所不包的绝对主体。

正是“心通”过不断的自我体察，自我反省，自我修养，最终达到自我实现。

这种自我实现，儒家称之为“圣人”，道家称之为“自然”。

为了达到心的自我实现，当然就要不断的进行修为，亦即“安身立命”，“安”和“立”既是对自我的体认，也是对生存环境的认知，所以既有主观的成分亦有客观的成分，人的修为不同对宇宙人的“觉解”[6]496境界也不相同。

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某些表述，往往构成许多南辕北辙的理解，每一个概念都充满着歧义。

如果说西方哲学可以通过传授和学习来把握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则只有通过自我省察来达到。

第三，研究和传授的方式不同。

西方哲学是求知的，哲学就是求真，与善和美无关。

而中国哲学则是集知识论、伦理学、美学于一体的，真、善、美在中国传统哲学里是统一的。

据此，西方哲学则依不同的哲学家分别创立了不同的哲学体系，撰写出各自的哲学专著，而是中国传统哲学则没有纯粹的哲学专著，哲学家们的思想，只存在于各种《经》、《传》里。

由此差异，导致了研究方法的不同，西方哲学要研究和著述，你只要把前人的观点吃透了，便可根据自己的见解自由发挥；

而中国哲学则不然，其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对古代经典的训诂、注解来实现，只能借古代圣人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正所谓的托古述今，借尸还魂。

研究方法的不同，它们所要求的传授方法也不同，西方哲学主要是通过学堂、学院进行传授，中国哲学则是通过书院形式进行传授，从唐朝到清朝一千多年来，书院是传授和研究国学（哲学为国学之根本）的主要场所。

这也就决定了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授众的范围不相同，西方哲学是从人人可学、人人可述的，斯宾诺莎靠磨光学镜片也可以撰写出《物理学》这样的鸿篇区著，工人出身的摩尔根（L.H.LewisHenryMorgan）可以创作出《古代社会》这样的惊世杰作。

而中国哲学则不相同，由于受自然环境，经济状态和社会教育普及程度的制约，那些超越现实，超越“共识”的玄妙境界，只存在于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