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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建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是建国以来内地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今年是2010年,从1990到2010我国股票市场已走过了20年的成长历程。

发展至今,我国股票市场上司公司数量、交易规模及其交易活跃程度,都是与成立之初难以相比的。

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股票市场无论是市场化程度还是市场的有效性都还需进一步提高。

然而,随着其规模的不断扩大,股票市场已经成为了我国居民投资及企业筹资的重要渠道,在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有关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十分活跃,也得出了许多具有规律性的结论。

本研究将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进行回顾,并针对中国当前股票市场的现状,实证分析我国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的相关状况,最后提出更好发挥股票市场“晴雨表”功能,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动态

(一)国内相关研究

1、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的影响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我国学者对股票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研究从未间断。

2008年10月2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讲到:

“要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

我们需要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因此,虚拟经济必须与实体经济相协调,绝不能因为虚拟经济出现问题而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

”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备受关注。

对于这个问题,有人认为这两者背离。

有人认为从某角度上分析,有些微关系。

也有人认为这两者有关系,但是是滞后的,影响不大。

从这些研究从我们发现,股改前大部分研究认为是背离的。

而股改后则侧重于有影响,但影响不大。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没有协调发展将引起巨大危机。

如下:

吴友群、管德华(2009)基于马克思主义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的认识着眼,认为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令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美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当代经济运行方式变化所带来的美国经济去工业化和虚拟化,由此导致的美国虚拟经济与实经济的失衡所致。

冯登艳(2010)虚拟经济既可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可能会对实体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甚至是破坏性的损害。

冰岛虚拟经济发展缺乏实体经济做支撑,是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

冰岛危机也给人们许多启示:

虚拟经济必须依托实体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要保持适度比例,金融自由和金融创新必须要有效控制。

2、从已存在的模型角度研究两者间关系

(1)基于虚拟经济模型研究。

伍超明(2004)利用企业资金利润率、沪深股指数收益率、工业总产值占比、市价总值与GDP之比等指标对股市和实体经济结构进行具体分析。

研究表明近几年来中国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背离,本文试图从虚拟经济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

通过货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模型分析发现,股票资产收益率和实物资产收益率的差异是股实背离的主要原因,而收益率差异又根源于股市结构和实体经济结构的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市场体制改革的滞后。

(2)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研究。

王小明,阔茂彬(2007)从银行体系、股票市场和固定资产投资角度进行分析,利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单位根检验等研究了之间的关系。

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本文所选择的样本期间内,中国的金融发展能够单向地影响投资变量,金融发展能够积极主动地刺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

但是,金融发展对投资的积极作用主要是银行体系发展的结果,股票市场的发展对投资的积极作用并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

由此我们认为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相对于银行而言,股票市场在促进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是对投资的增加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就金融结构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是“基于银行的观点”更加适合于中国的现实。

(3)基于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研究

李敏(2009)基于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研究我国股票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经分析得出,中长期贷款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上证指数与利率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成因;

上证指数是中长期贷款的Granger成因,它们之间也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上证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并不存在Granger成因。

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还不存在显著的投资效应。

根据格兰杰检验结果,查询F分布临界值表,我们可以发现,在99%的置信水平下,城镇可支配收入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互为Granger成因,它们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而上证指数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证指数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都不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

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还不存在财富效应。

3、宏观经济变量与实体经济的研究

曾志坚,江洲(2007)认为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价格存在一定的影响,股票价格指数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及水平。

中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发展是一致的,股票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运用VAR方法,然后通过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分析,本文发现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会影响股票价格当前值和未来值。

上证综合指数月度收盘价的波动除了受其自身的影响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要受国内通货膨胀率、利率和储蓄量变化的影响。

但是中国股票市场的走势与实体经济发展也存在着背离。

虽然上证综合指数月度收盘价的波动也受国内货币供给量变化和工业增加值的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程度会越来越小。

所以股票价格指数并不能完全充当中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李艳虹、贺赣华(2009)通过对数据的单位根检验、Johansen检验、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漠型(ECM)、相关矩阵和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方式分析检验。

可以看出,我国股市与实体经济的联系可能仍然是微弱的。

首先Johansen检验表明本文选择的宏观经济变量与股票市场市值间存在一个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建立的VAR模型得出的结论与理论是不一致的,比如股票市场市值会因为工业生产的高涨和货币供应的增加而遭受负向的冲击;

其次建立的误差修正模型也缺乏经济意义,或者即使存在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的调整,其速度也相当缓慢。

关联度分析不仅否定了实体经济与股市之间强有力的联系,而且发现我国股票市场股指对整个市场的代表性不足。

最后的脉冲响应函数再次证明了我国股市仍没有能力对宏观经济冲击作出及时反应。

这些结论与此前相关研究的结论类似,表明我国股票市场有效性在近期内没有特别显著的改进。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前期与后期的数据存在结构性差异。

但是由于样本期较短,实证结果的证明可能有限,本文没有针对股改后的数据进行单独分析。

4、从股改角度研究

贾傅麟(2008)认为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对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解决了我国股票市场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文中作者运用1992—2004年与1992—2007年两个季度序列时间数据,分别对我国股票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敏感度进行实证分析,比较分析两次实证结果。

其中股权分置改革前的时间序列(1992—2004年)VAR回归结果表明,股票价格指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都很小并且负相关。

添加股权分置改革期的时间序列(1992—2007年)VAR回归结果表明,股票价格指数对GDP的影响系数都很小但价格指数的滞后一期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的关系,比前者有所改进。

由于股改期的数据在整个时间序列中的比重较小,所以改进的效果不太明显。

通过这两个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提高了我国股票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敏感度。

王飞(2010)对资本市场和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通过单位跟检验、协整检验等检验,得出结论,中国资本市场在多方面与国内经济以及全球金融市场之间存在关联,具体来说:

短期,中国资本市场受到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最大,一般国外市场价格波动在10天内将会对我国资本市场产生影响。

中期内,我国资本市场对国内的货币经济将产生影响,当股票价格发生变动6个月内,将对货币供应量等货币变量产生影响;

最后,在较长的时期内,资本市场的价格变动将对实体经济产生作用,但由于作用时间长,传导变量也同时受到其他变量调整的冲击,作用效果不明显。

文中选取2005年-2008年季度GDP数据和沪深300指数。

对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中这两个代表性变量进行了协整检验,并得到时间序列上的协整方程。

从协整方程中可以看出,对于实体经济来说,股改之后的中国资本市场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具有一定的指示性,不仅在与实体经济的运动方向相同,并领先实体经济一定时期,而且每当沪深300指数变动一个单位,将在随后的时期内引起GDP变动1.26979亿元(本研究中GDP单位采用十亿元计)。

其经济含义表明,当前中国的资本市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晴雨表的作用,对宏观经济具有推动作用。

5、从理论及其他方面研究

刘相军,路亚南(2005)众多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股市与实体经济相背离,尤其是2001年以来这种背离更加明显。

中国股市在上市、退市及股权分割等方面的制度缺陷是导致其背离的根源。

要想改变中国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背离的现状就必须针对这些制度缺陷进行彻底的改革。

文章对导致中国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制度缺陷进行详细的剖析。

第一,中国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背离的根源在于股市的制度缺陷。

第二,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缺陷导致政策因素而不是实体经济成为影响中国股票价格波动的首要因素。

要使中国的股票市场能正确地反映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并进一步具备“晴雨表”的功能,就必须进行彻底的制度改革。

要尽快的改革现行的上市制度、退市制度,不断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从而使实体经济的快速增长能反映到上市公司业绩上来。

要从战略的高度解决国有股减持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股权制度缺陷给市场带来的问题。

只有这样,中国的股票市场才能摆脱与实体经济持续背离的怪圈。

高勇,韩心灵,王东(2006)主要选取以下三个变量进行研究:

①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的20天移动平均;

②月度工业增加值增速;

③金融市场化指数。

通过VAR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我国股市不具有提前指示经济发展的功能,即所谓的宏观经济晴雨表功能,但是我国的大盘指数(本文分析的上证综指)与实体经济还有一定的联系,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完全失去理性。

作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

一是我国股市参与者中机构投资者的增多和价值投资理念在股市中的应用,二是虚拟经济的发展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不可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

汤肖(2008)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针对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对选取的股票市场发展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做出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增长指标之一居民储蓄率SAVE与股票市场发展指标之间并无长期均衡关系,而另一个经济增长指标GDP增长率GY与股票市场发展指标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

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法检验了股票市场发展指标GY与经济增长指标,发现它们之间没有格兰杰因果原因。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能用西方主流的金融发展理论进行解释,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非常微弱。

杜江、沈少波(2010)采用趋势分析、协整分析和因果关系检验,对我国股票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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