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现象试讲稿艺术的历史功能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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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临潼出土的彩陶，是在八千年[4]前生产的器具，彩陶上绘有不同的花纹与图像。

这象征着花民族，即华民族的出现。

古代花与华同义，花民族就是华族。

在仰韶半坡遗址发现的彩陶，绘在陶器上的图像，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花纹，而是具体的各种形态的人体或动物[5]。

在这时期，象形文字可能已经萌发了。

　　岩画、陶器和玉雕都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艺术形态，岩画产生于一万到八千年前，陶器和玉雕同时在八千年前产生。

传说夏禹铸造了九个巨大的铜鼎[6],鼎上有精致的图案花纹，百姓观看了就能分辨神奸，趋吉避凶。

陶器和玉雕的出现，也是中国文字开始产生的时代。

有了文字，书写的历史也就开始出现。

　　人们要理解没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先民生活，只能根据或依靠对岩画、石器、陶器、居所或建筑等的解读。

现代的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的历史材料，以便帮助我们理解，没有历史文献时代的先民生活。

它们是理解历史的辅助资料，填补那些流失或没有记载的史料，使我们能更为具体的理解历史。

但是在这几千年来，中国的历史研究，只是注重文字书写的历史，经常忽略其它文物或艺术提供的历史资料。

由史官记录的历史，重心在于政治，即帝王将相和英雄的历史。

他们把历史变成帝皇将相的政治和战争史。

忽略了有关百姓的社会生活，如经济、宗教、文化和习俗。

艺术提供的史料，可以补充史官书写上的不足。

　　要研究史前的历史，即没有文字之前的历史，只能依靠艺术文物遗留下来的图像。

在文字产生后，历史的传承主要是依赖文字记载，而忽略了艺术文物传承的功能。

郑振铎在《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序中，对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中，不注重图像提出了批评说：

“我国史书，素不重图谱。

七略只收书不收图。

后世艺文之目，自隋志以下，递相因习。

故古人之图，日益亡佚而无纪[7]”。

　　宋朝郑樵在《通志二十略》中，专门开辟了《图谱略》的章节。

这种著作在中国是罕见的。

郑樵批评中国的史学研究忽略有关图像的资料。

他指出在历史中，文字资料和图像材料是一样重要。

他认为在研究或阅读历史时，只阅读文字，不参考图像就如只听到人的声音，没能看到人的具体面容。

只看图像而不阅读文字史料，好像只看到一个不讲话的人。

所以学者如只注重历史的华丽言辞，就很难取得优良的学术成果。

郑樵说：

“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

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

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8]。

　　宋朝的一些书籍已经有插图。

元明两代插图应用尤为广泛。

在清代民间的书籍比较简朴，但皇家出版的书籍还是有不少插图。

但近代书籍使用插图不多。

郑振铎认为，中国史学家大多只在书本的文字中做学问，不关心历史事迹和人民的文化、宗教、社会、经济生活的真实情况。

好像实物图像、器具形态或艺术文物是与历史无关的事物。

书籍中的插图，并不是作为装饰品。

山川地理、草药医学、建筑工程没有图像说明，是非常难于理解。

文学和历史是互相辅助的，即如飞鸟的双翼，缺一无法起飞。

　　历史书籍更迫切需要插图。

有了图就无需花费太多的笔墨，就可明了。

没有图像的历史资料，历史研究变成了孤立文字的解读。

论述文物制度和风俗习惯，由于没有参看图像，图文无法发挥互补的作用，学者只能在文辞中摸索，而远离真实人民的历史[9]。

　　郑樵认为，人们受到史书华丽的文辞所吸引，往往导致人们忽略历史中深奥的内涵。

研究历史只在文字语言下功夫。

不观照图像的语言，做学问的功夫就不会扎实。

可见各类艺术创造的图像，对历史是多么重要。

他说：

“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

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

二者殊涂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

以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10]。

郑樵首先提出“图谱学”这个概念。

他开创了器物图像与文献资料互相印证的历史研究方法。

他为历史研究提供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却并没有被中国史学家所重视。

中国正统史学的传统是文献的历史，如涉及文物的研究，也只重视文物的款式和托文，而忽略文物的图文和形态[11]。

这注定了郑樵的图谱学，对后世难以产生重大的影响。

直到20世纪，西方的图谱（iconography）的研究方法，传入中国后，图像学才开始被重视。

西方图像学力求从文物的图像中，破译产生这些图像的时代和社会精神，进而理解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真实情况。

　　宋代的李清照，曾经对古代的文物进行研究。

她和赵明诚历经二十多年的搜集和收藏，获得大量的金石碑刻，以及文物资料。

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把它整理成集，撰成《金石录》[12]一书，共三十卷。

这部书阐释了金石的收藏意义和地位，以及其史学价值。

金石学是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一种考古学问。

主要研究对象是前朝的铜器和碑石。

研究特别注重金石上的文字和铭刻。

一般是通过收集文物或拓片进行研究。

金石研究，广义上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印章、铭器等文物。

金石学是在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前，研究以古代铜器和石刻为对象的学问。

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

金石学于北宋间形成，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宋朝以来，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金石学家和专著。

但金石学与图谱学的研究是有差异的，金石学研究的对象偏重于铭文的著录和考证，目的是为了体证古代经书和补充历史资料。

图谱学的研究着重于文物和艺术的图像。

　　“图谱学”（iconology）在西方是对视觉艺术的历史的学术研究或科学。

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建筑、造型和视觉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有关历史的图像。

在西方的图像学的影响下，中国的当代学者，重新开始注重图像的研究。

他们的研究，是借用了西方图像学的方法。

如巫鸿的《礼仪中的美学》[13]，这是一本当代用西方图像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图像的著作。

研究对象是史前陶瓷、玉石和青铜器，东周的以来的古墓艺术，以及佛教和道教的图像。

　　郑振铎认为，历史文献比任何书籍都要更为迫切地需要插图。

自然环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建筑、艺术、日常用品、衣冠制度都是非图像不明。

有了图像，作家可少说很多的话。

少了图像，读者面对文本有时会感到惘然[14]。

　　文字与图像

　　在照相技术还没有发明前，艺术是唯一的媒介或形式，把人类的经验用图案的方式保留下来。

图案和文字给出历史信息、指示和解释。

图像还有记录、揭示、再现、认识、教育、修身和娱乐功能等。

　　早在唐朝，张彦远（815-907），在著作《历代名画记》[15]中，就指出有关绘画的历史、道德和怡悦的功能。

在关于道德功能，张彦远开章明义就指出绘画的功能是教化，帮助人们懂得伦理。

它与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有相同的功能。

“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於天然，非由述作”[16]。

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还强调了绘画关于教化和人伦方面的作用。

他认为，绘画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结合，认为绘画艺术的地位，与诗、经和史有着同等的地位。

他的理论，大大提高了绘画的历史、道德和怡情的功能。

　　关于绘画的怡情功能，他说：

“图画者，所以鉴戒贤愚，怡悦性情。

若非穷玄妙于意表，安能合神变乎天机？

宗炳、王微皆拟迹巢由，放情林壑，与琴酒而俱适，纵烟霞而独往。

各有画序，意远迹高，不知画者，难可与论”[17]。

自宋以来，文人忽略了图像的昭彰德行的功能，即图像有再现先贤美德的功能，而只着重艺术的怡情作用。

艺术不再是为了再现先人的德行，而只是文人修身养性的工具。

艺术成为阐发意兴的载体，因此人们不再要求艺术再现历史的真实[18]。

　　历史是利用两种媒介作为传承：

文字和图像。

张彦远认为图像比文字更为直观地起着传达的作用。

图像和文献一样，有传承历史的功能。

除了这个功能外，还附带有宗教、道德、教育、政治等功能。

关于艺术的宗教功能，在《历代名画记》中，张彦远说：

“《释名》云：

画，挂也。

以彩色挂物象也。

故鼎钟刻，则识魑魅而知神奸”。

关于政治功能他又说：

“旂章明，则昭轨度而备国制。

清庙肃而樽彝陈，广轮度而疆理辨”[19]。

　　张彦远认为绘画要把善人、恶者和有功勋的人纪录下来，供后人瞻仰。

“以忠以孝，尽在于云台；

有烈有勋，皆登于麟阁。

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

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败，以传既往之踪”[20]。

由于文字只有叙事功能，不能把人的风采传给后世。

绘画则可填补这种缺陷。

　　丹青和诗书一样，拥有历史的功能。

“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赞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

故陆士衡云：

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

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

此之谓也。

善哉！

曹植有言曰：

观国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

见三季异主，莫不悲惋；

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

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

见忠臣死难，莫不抗节；

见放臣逐子，莫不叹息；

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

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

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21]。

　　张彦远指出，中国自商周以来，就注重图画的道德和政治意义。

“昔夏之衰也，桀为暴乱，太史终抱画以奔商。

殷之亡也，纣为淫虐，内史挚载图而归周。

燕丹请献，秦皇不疑；

萧何先收，沛公乃王。

图画者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

是以汉明宫殿，赞兹粉绘之功；

蜀郡学堂，义存劝戒之道。

马后女子，尚愿戴君于唐尧；

石勒羯胡，犹观自古之忠孝。

岂同博奕用心，自是名教乐事”[22]。

　　张彦远对王充不注重绘画的历史作用感到遗憾。

他批评王充说“余尝恨王充之不知言，云：

人观图画上所画古人也，视画古人如视死人，见其面而不若观其言行。

古贤之道，竹帛之所载灿然矣，岂徒墙壁之画哉！

余以此等之论，与夫大笑其道，诟病其儒，以食与耳，对牛鼓簧，又何异哉！

”[23]

　　在汉武帝时，就设立馆藏，收集图画与书籍。

东汉明帝就开始设立画院，要求画工，按照经史，画制历史人物，来表彰功臣义士，以供效尤，以佐治理。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说：

“汉武创置秘阁，以聚图书；

汉明雅好丹青，别开画室。

又创立鸿都学，以积奇艺，天下之艺云集。

及董卓之乱，山阳西迁，图画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馀乘”[24]。

“《汉明帝画宫图》五十卷，第一起《庖牺五十杂画赞》。

汉明帝雅好画图，别立画官，诏博洽之士班固、贾逵辈取诸经史事，命尚子画工图画，谓之《画赞》。

至陈思王曹植为赞传”[25]。

　　艺术与历史信息

　　艺术除了拥有美学性质之外，还给出不同的历史印象（image）。

所有的印象，不管是由文本给出，或图像给出的都可当作历史资料、历史遗迹或历史证据[26]。

任何文物或事物，如日常用具、服装、地图、建筑、雕塑和图画等给出的印象，都带有历史文化的痕迹。

我们可以从金字塔、兵马俑或摩西雕像给出的印象中得到一些历史信息。

至于这些信息，是否可以重构历史的真实面貌，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面对文字文本，历史学家也必须考证文本给出的历史信息的真实度。

　　已形成的历史文字或图像不会撒谎，但是会撒谎的人可以给出历史的文本。

或者说，给出文本的人，会受到意识形态的规范，给出的文本受到主观意识的支配，经常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