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道德自我调节机制下的道德行为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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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n,2009;

Jordan,Mullen,&

Mumighan,2011）。

简言之，人们的道德行为是波动的。

　　然而，有时人们会要求自己一直做好事。

例如，拾荒老人邱胜华坚持做“失物信使”，连续8年，他把捡破烂时捡到的身份证、票据等失物邮寄给失主；

义工叶丽芬连续6年，行走在深训西站春运一线，她用扁担帮旅客挑行李，送他们踏上回家的列车。

他们希望自己做一个好人，一直做道德的事情。

简言之，人们的道德行为是一致的。

　　那么，人们的道德行为到底是波动的，还是一致的？

什么机制，可以解释人们道德行为的波动性？

什么机制，可以解释人们道德行为的一致性？

什么时候，人们的道德行为会保持波动性？

什么时候，人们的道德行为又会保持一致性？

好人这个标尺，在人们心中是否有不同的刻度？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以上问题给予解答：

第一,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阐述了人们道德行为的波动性。

第二，道德自我调节的正反馈机制，解释了人们道德行为的一致性。

第三，解释水平理论，整合了道德行为的波动性和一致性。

第四，对道德自我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笔者的看法。

　　2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和道德行为的波动性

　　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

　　Monin和Jordan（2009）认为，道德自我的研究，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探究稳定的人格特质，另一部分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关注情景对道德自我的影响，强调道德自我的易变性。

人们会根据情景，即时回答“我在道德上是怎样的”这一问题，这就是道德自我评价（moralself-regard），也叫道德自我知觉（moralself-perception），或者道德自我价值感（moralself-worth）（Sachdevaetal.，2009;

Monin&

Jordan，2009）。

本文为方便论述，下文将统一使用道德自我知觉这一概念。

Sachdeva等（2009）提出了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

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涉及两个部分，一是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二是实际的道德自我知觉（Sachdevaetal.，2009）。

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是个体对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内化程度，它决定了自己在道德方面想要达到的程度或目标。

实际的道德自我知觉，是个体对自身道德形象的实际评估（李谷，周晖，丁如一，2013）。

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指，在道德自我调节的过程中，人们的目标是使自己的道德自我形象维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上，当人们发现自己实际的道德自我知觉高于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时，他们会减少道德行为，当人们实际的道德自我知觉低于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时，他们会增加道德行为（Sachdevaetal.，2009）。

形象地来说，可以把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的驱动力看做一根橡皮筋（Zhong，Liljenquist，&

Cain，2009）。

当道德自我知觉背离了道德自我形象，橡皮筋就被拉伸，其产生的拉力会束缚人们进一步远离道德自我形象。

反之，当道德自我知觉达到或者优于道德自我形象，橡皮筋就会放松，减少对道德选择的束缚，甚至允许不道德行为的发生，直到橡皮筋再一次被拉伸到威胁道德自我形象的临界点（Zhongetal.，2009）。

　　道德行为的波动性

　　道德自我的负反馈机制，解释了日常生活中人们道德行为的波动性现象。

具体来说，波动性现象分为两种：

道德清洁效应（moralcleansingeffect）和道德许可效应（morallicensingeffect）。

简单的说，道德自我形象受到威胁后，引发了道德行为，叫道德清洁效应；

道德自我知觉高于道德自我形象，引发了道德行为的减少或不道德行为的出现，叫道德许可效应。

　　道德清洁效应

　　Tetlock，Kristel，Elson，Green和Lerner（2000）提出，道德清洁是当个体做了不道德的事情，体验到消极情绪后，自己试图从精神上摆脱这些消极情绪的方式。

道德清洁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道德清洁，身体清洁，心灵清洁和自我惩罚。

　　道德清洁指强调用道德的方式，去补偿受威胁的道德自我形象。

在文献追溯中，发现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关于道德清洁的实证研究。

Darlington和Macker（1966）研究发现，与控制组相比，那些被引导相信对别人造成了伤害的被试，当有机会向第三方做亲社会行为（同意去当地医院捐血）时，他们会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20世纪80时代，纽约市最声名狼藉的黑社会老大JohnGotti，用自己的名字创办了一个真正运作的慈善机构。

是什么驱使罪犯去从事人道主义行为呢？

Levav和McGraw（2009）认为是“情感的帐”，当人们用道德上受质疑的方式赚了钱，他们可能会感觉不好，有时会通过从事道德行为去减少或清洗横财带来的那些消极情绪。

他们发现，人们避免把用不干净方式赚来的钱，花在享乐支出上（如沙滩派对），反而喜欢把它们用在道德支出上（如资助别人上学）。

最近几年，也可以从Sachdeva等（2009），Jordan等（2011）的研究中发现对道德清洁的论述。

以上近半个世纪的研究，证明了道德清洁对受威胁的道德自我形象，是一种有效的补偿行为。

　　身体清洁，是指用清洁身体的方式，去洗清受污染的道德自我形象。

在很多宗教中，洗澡或者洗手，都是常见的宗教仪式。

他们相信，清洁身体可以净化灵魂。

Zhong和Liljenquist（2006）的研究，提供了身体清洁和道德清洁心理上存在关联的证据。

研究发现，与那些抄写了道德行为故事的被试相比，抄写了不道德行为故事的被试，更有可能选择一个清洁物品而不是一个中性物品作为实验报酬。

同时，在回忆不道德行为的被试中，与那些没有洗手的被试相比，用湿巾洗过手的被试，更少的报告了负面道德情绪（如罪恶）和亲社会意愿。

研究者认为湿巾洗手从心理上洗掉了被试的道德污点，帮助他们恢复了道德自我形象。

从具身认知的观点来看，“洗手减轻罪恶感”，说明关于道德的抽象思维，根植于身体洁净的具体经验之中。

在人类语言中，道德-洁净隐喻（moral-puritymetaphor）经常和特定身体部位相关联，如“这个人的手不干不净”是指一个人经常有偷窃类的不道德行为，“这个人嘴挺臭/脏的”是指一个人经常说些有悖道德的话（阎书昌，2011）。

Lee和Schwarz（2010）的研究发现，用嘴说坏话和用手做坏事，分别倾向于清洁特定的身体部位,即嘴说了坏事偏爱清洁嘴，手做了坏事偏爱清洁手。

以上实证研究表明，身体清洁，可以恢复受威胁的道德自我形象，减轻不道德行为诱发的不安。

当人们的道德自我知觉远离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时，可能会引发他们清洁身体的需要。

　　心灵清洁，是指从精神上，去恢复受威胁的道德自我形象。

忏悔是心灵清洁的主要方式，可以从宗教和科学的角度，追溯心灵清洁的道德清洁效应。

在犹太人的传统中，他们把赎罪日，看作一个为自己做过的那些违背人类和上帝的事情,寻求原谅的时间（Ayal&

Gino,2011）。

在天主教中,向神父忏悔，被看作是一个免罪的治疗行为（ElizabethTood,1985）。

Harris,Benson和Hall（1975）研究发现，人们在去教堂忏悔前，比在忏悔后，有更多的捐款意愿。

Kettunen（2002）认为忏悔向忏悔者提供了救济，对于解决理想道德自我形象和道德自我知觉之间的失调，忏悔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像清洁身体一样，惩罚身体也可以减轻不道德行为引发的消极情绪，恢复受威胁的道德自我形象。

Wallington（1973）发现，那些违反了道德规则的人们，倾向于使自己在其他方面遭受痛苦（如给自己实施电击），以减少自己先前不道德行为所引发的消极情绪。

犹太人赎罪日，犹太人除了忏悔，还会禁食25小时，通过惩罚自我去弥补过错。

　　道德许可效应

　　道德许可效应是指,个体过去做了道德行为,会允许自己在未来减少做道德行为，或者出现做不道德行为的现象。

关于道德许可现象，既存在相同领域的道德许可现象（Monin&

Miller,2001;

Jordanetal.,2011）,也存在跨领域的道德许可现象（Mazar&

Zhong,2010;

Khan&

Dhar,2006）;

不仅存在行为者对自己的许可现象（Jordanetal.,2011）,而且存在观察者对行为者的许可现象（Krumm&

Corning,2008;

Effron&

Monin,2010）。

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现有的综述（Miller&

Effron,2010;

石伟，2011）对上述部分,已给出了详细介绍。

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道德许可现象：

两种不同道德类型和两种不同模式下的道德许可现象。

　　Schwartz和Bilsky（1990）提出道德行为和不道德行为不是一个维度相反的两端，而是两个不同的维度。

也就是说，没有从事道德行为，并不等于从事了不道德的行为。

比如，献血可能被理解为是一个道德行为，但是不献血不能被看做是一个不道德行为。

Janoff-Bulman,Sheikh和Hepp（2009）提出了两种不同的道德类型，禁止性道德（proscriptivemorality）和指定性道德（prescriptivemorality）。

禁止性道德偏重负性结果，遵从躲避机制,强调我们不应该做什么，如欺骗，偷窃，犯罪;

而指定性道德偏重正性结果，遵从趋向机制，强调我们应该做什么，如捐钱，做志愿者，献血。

　　有关道德许可的大部分研究，关注指定性道德，它们研究当道德自我知觉高于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时，人们是否会许可自己减少做指定性道德行为。

Sachdeva等（2009）研究发现，与那些用消极词汇写故事的被试相比，用积极词汇写故事的被试，会捐助更少的钱，会有更少的合作行为。

Jordan等（2011）发现，与那些被引导回忆自己过去不道德行为的被试相比，被引导回忆自己过去道德行为的被试，在亲社会行为（慈善捐款，献血,做志愿者）和休闲活动（享受假期，参加聚会，看电影）之间，更少选择从事亲社会行为。

　　近年来，有关道德许可的研究，也开始关注禁止性道德行为，它们研究当道德自我知觉高于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时，人们是否会许可自己去做禁止性道德行为。

Mazar和Zhong（2010）研究发现，与那些购买传统食品的被试相比，购买绿色食品的被试，更多的表现出欺骗和偷窃。

一般来讲，消费者选择产品时，不仅会考虑价格和质量，也会考虑产品所反映的社会道德价值。

比如,穿戴真皮草，容易被看做是残忍的，不爱护动物的，不道德的。

即使有消费者喜欢真皮草，他可能也不敢购买它，穿戴它。

绿色产品，代表着健康和环保。

够买绿色产品，能够增加消费者的道德感,提高消费者的道德自我形象，从而许可自己去做禁止性道德行为。

此外，在Jordan等（：

2011）和Sachdeva等（2009）的研究中，也可以发现关于禁止性道德行为的许可现象。

　　上面介绍了一些道德许可现象,但道德许可是怎么发生的呢？

换言之，为什么先前的道德行为会许可个体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