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道德自我调节机制下的道德行为Word格式.docx

1、Medin,2009;Jordan,Mullen,&Mumighan,2011）。简言之，人们的道德行为是波动的。然而，有时人们会要求自己一直做好事。例如，拾荒老人邱胜华坚持做“失物信使”，连续8年，他把捡破烂时捡到的身份证、票据等失物邮寄给失主；义工叶丽芬连续6年，行走在深训西站春运一线，她用扁担帮旅客挑行李，送他们踏上回家的列车。他们希望自己做一个好人，一直做道德的事情。简言之，人们的道德行为是一致的。那么，人们的道德行为到底是波动的，还是一致的？什么机制，可以解释人们道德行为的波动性？什么机制，可以解释人们道德行为的一致性？什么时候，人们的道德行为会保持波动性？什么时候，人们的道德行为又

2、会保持一致性？好人这个标尺，在人们心中是否有不同的刻度？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以上问题给予解答：第一,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阐述了人们道德行为的波动性。第二，道德自我调节的正反馈机制，解释了人们道德行为的一致性。第三，解释水平理论，整合了道德行为的波动性和一致性。第四，对道德自我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笔者的看法。2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和道德行为的波动性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Monin和Jordan（2009）认为，道德自我的研究，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探究稳定的人格特质，另一部分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关注情景对道德自我的影响，强调道德自我的易变性。人们会根据

3、情景，即时回答“我在道德上是怎样的”这一问题，这就是道德自我评价（moralself-regard），也叫道德自我知觉（moralself-perception），或者道德自我价值感（moralself-worth）（Sachdevaetal.，2009;Monin&Jordan，2009）。本文为方便论述，下文将统一使用道德自我知觉这一概念。Sachdeva等（2009）提出了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涉及两个部分，一是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二是实际的道德自我知觉（Sachdevaetal.，2009）。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是个体对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内化程度，它决定了自己

4、在道德方面想要达到的程度或目标。实际的道德自我知觉，是个体对自身道德形象的实际评估（李谷，周晖，丁如一，2013）。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指，在道德自我调节的过程中，人们的目标是使自己的道德自我形象维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上，当人们发现自己实际的道德自我知觉高于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时，他们会减少道德行为，当人们实际的道德自我知觉低于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时，他们会增加道德行为（Sachdevaetal.，2009）。形象地来说，可以把道德自我调节的负反馈机制的驱动力看做一根橡皮筋（Zhong，Liljenquist，&Cain，2009）。当道德自我知觉背离了道德自我形象，橡皮筋就被拉伸，其产生的拉力

5、会束缚人们进一步远离道德自我形象。反之，当道德自我知觉达到或者优于道德自我形象，橡皮筋就会放松，减少对道德选择的束缚，甚至允许不道德行为的发生，直到橡皮筋再一次被拉伸到威胁道德自我形象的临界点（Zhongetal.，2009）。道德行为的波动性道德自我的负反馈机制，解释了日常生活中人们道德行为的波动性现象。具体来说，波动性现象分为两种：道德清洁效应（moralcleansingeffect）和道德许可效应（morallicensingeffect）。简单的说，道德自我形象受到威胁后，引发了道德行为，叫道德清洁效应；道德自我知觉高于道德自我形象，引发了道德行为的减少或不道德行为的出现，叫道德许可

6、效应。道德清洁效应Tetlock，Kristel，Elson，Green和Lerner（2000）提出，道德清洁是当个体做了不道德的事情，体验到消极情绪后，自己试图从精神上摆脱这些消极情绪的方式。道德清洁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道德清洁，身体清洁，心灵清洁和自我惩罚。道德清洁指强调用道德的方式，去补偿受威胁的道德自我形象。在文献追溯中，发现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关于道德清洁的实证研究。Darlington和Macker（1966）研究发现，与控制组相比，那些被引导相信对别人造成了伤害的被试，当有机会向第三方做亲社会行为（同意去当地医院捐血）时，他们会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20世纪80时代，纽

7、约市最声名狼藉的黑社会老大JohnGotti，用自己的名字创办了一个真正运作的慈善机构。是什么驱使罪犯去从事人道主义行为呢？Levav和McGraw（2009）认为是“情感的帐”，当人们用道德上受质疑的方式赚了钱，他们可能会感觉不好，有时会通过从事道德行为去减少或清洗横财带来的那些消极情绪。他们发现，人们避免把用不干净方式赚来的钱，花在享乐支出上（如沙滩派对），反而喜欢把它们用在道德支出上（如资助别人上学）。最近几年，也可以从Sachdeva等（2009），Jordan等（2011）的研究中发现对道德清洁的论述。以上近半个世纪的研究，证明了道德清洁对受威胁的道德自我形象，是一种有效的补偿行为。

8、身体清洁，是指用清洁身体的方式，去洗清受污染的道德自我形象。在很多宗教中，洗澡或者洗手，都是常见的宗教仪式。他们相信，清洁身体可以净化灵魂。Zhong和Liljenquist（2006）的研究，提供了身体清洁和道德清洁心理上存在关联的证据。研究发现，与那些抄写了道德行为故事的被试相比，抄写了不道德行为故事的被试，更有可能选择一个清洁物品而不是一个中性物品作为实验报酬。同时，在回忆不道德行为的被试中，与那些没有洗手的被试相比，用湿巾洗过手的被试，更少的报告了负面道德情绪（如罪恶）和亲社会意愿。研究者认为湿巾洗手从心理上洗掉了被试的道德污点，帮助他们恢复了道德自我形象。从具身认知的观点来看，“洗手

9、减轻罪恶感”，说明关于道德的抽象思维，根植于身体洁净的具体经验之中。在人类语言中，道德-洁净隐喻（moral-puritymetaphor）经常和特定身体部位相关联，如“这个人的手不干不净”是指一个人经常有偷窃类的不道德行为，“这个人嘴挺臭/脏的”是指一个人经常说些有悖道德的话（阎书昌，2011）。Lee和Schwarz（2010）的研究发现，用嘴说坏话和用手做坏事，分别倾向于清洁特定的身体部位,即嘴说了坏事偏爱清洁嘴，手做了坏事偏爱清洁手。以上实证研究表明，身体清洁，可以恢复受威胁的道德自我形象，减轻不道德行为诱发的不安。当人们的道德自我知觉远离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时，可能会引发他们清洁身体的

10、需要。心灵清洁，是指从精神上，去恢复受威胁的道德自我形象。忏悔是心灵清洁的主要方式，可以从宗教和科学的角度，追溯心灵清洁的道德清洁效应。在犹太人的传统中，他们把赎罪日，看作一个为自己做过的那些违背人类和上帝的事情,寻求原谅的时间（Ayal&Gino,2011）。在天主教中,向神父忏悔，被看作是一个免罪的治疗行为（ElizabethTood,1985）。Harris,Benson和Hall（1975）研究发现，人们在去教堂忏悔前，比在忏悔后，有更多的捐款意愿。Kettunen（2002）认为忏悔向忏悔者提供了救济，对于解决理想道德自我形象和道德自我知觉之间的失调，忏悔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像清洁身体

11、一样，惩罚身体也可以减轻不道德行为引发的消极情绪，恢复受威胁的道德自我形象。Wallington（1973）发现，那些违反了道德规则的人们，倾向于使自己在其他方面遭受痛苦（如给自己实施电击），以减少自己先前不道德行为所引发的消极情绪。犹太人赎罪日，犹太人除了忏悔，还会禁食25小时，通过惩罚自我去弥补过错。道德许可效应道德许可效应是指,个体过去做了道德行为,会允许自己在未来减少做道德行为，或者出现做不道德行为的现象。关于道德许可现象，既存在相同领域的道德许可现象（Monin&Miller,2001;Jordanetal.,2011）,也存在跨领域的道德许可现象（Mazar&Zhong,2010;

12、Khan&Dhar,2006）;不仅存在行为者对自己的许可现象（Jordanetal.,2011）,而且存在观察者对行为者的许可现象（Krumm&Corning,2008;Effron&Monin,2010）。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现有的综述（Miller&Effron,2010;石伟，2011）对上述部分,已给出了详细介绍。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道德许可现象：两种不同道德类型和两种不同模式下的道德许可现象。Schwartz和Bilsky（1990）提出道德行为和不道德行为不是一个维度相反的两端，而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也就是说，没有从事道德行为，并不等于从事了不道德的行为。比如，献血可

13、能被理解为是一个道德行为，但是不献血不能被看做是一个不道德行为。Janoff-Bulman,Sheikh和Hepp（2009）提出了两种不同的道德类型，禁止性道德（proscriptivemorality）和指定性道德（prescriptivemorality）。禁止性道德偏重负性结果，遵从躲避机制,强调我们不应该做什么，如欺骗，偷窃，犯罪;而指定性道德偏重正性结果，遵从趋向机制，强调我们应该做什么，如捐钱，做志愿者，献血。有关道德许可的大部分研究，关注指定性道德，它们研究当道德自我知觉高于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时，人们是否会许可自己减少做指定性道德行为。Sachdeva等（2009）研究发现，与

14、那些用消极词汇写故事的被试相比，用积极词汇写故事的被试，会捐助更少的钱，会有更少的合作行为。Jordan等（2011）发现，与那些被引导回忆自己过去不道德行为的被试相比，被引导回忆自己过去道德行为的被试，在亲社会行为（慈善捐款，献血,做志愿者）和休闲活动（享受假期，参加聚会，看电影）之间，更少选择从事亲社会行为。近年来，有关道德许可的研究，也开始关注禁止性道德行为，它们研究当道德自我知觉高于理想的道德自我形象时，人们是否会许可自己去做禁止性道德行为。Mazar和Zhong（2010）研究发现，与那些购买传统食品的被试相比，购买绿色食品的被试，更多的表现出欺骗和偷窃。一般来讲，消费者选择产品时，不仅会考虑价格和质量，也会考虑产品所反映的社会道德价值。比如,穿戴真皮草，容易被看做是残忍的，不爱护动物的，不道德的。即使有消费者喜欢真皮草，他可能也不敢购买它，穿戴它。绿色产品，代表着健康和环保。够买绿色产品，能够增加消费者的道德感,提高消费者的道德自我形象，从而许可自己去做禁止性道德行为。此外，在Jordan等（：2011）和Sachdeva等（2009）的研究中，也可以发现关于禁止性道德行为的许可现象。上面介绍了一些道德许可现象,但道德许可是怎么发生的呢？换言之，为什么先前的道德行为会许可个体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