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确认到正名中国百年宪法的内在逻辑一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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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nherentlogiccluefrom“confirmation”to“rectificationofname.”Confirmationisthestartingpointwhilerectificationofnameisthedestination.TheclueisconducivetoexplanationoftheexternalcharacteristicsofChineseconstitutionsinthecentury.

KeyWords：

constitutionsinacentury；

inherentlogic；

confirmation；

rectificationthename

1908年8月27日，《钦定宪法大纲》正式公布。

这是旧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成文宪法。

这部宪法价值几何，姑且存而不论，它至少从形式上开启了一个时代。

从历史发展看，旧中国与新中国的宪法历经三代（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2008年）刚好100周年。

回顾这百年的中国宪法，可谓跌宕起伏，柳暗花明，它既见证了中国政治的变迁，也牵动着几代法律人的学思。

这些宪法中的绝大多数，在颁布之前，都承载着沉甸甸的希望；

但颁布之后，又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失望。

就在希望与失望的交织过程中，百年的光阴流过去了。

百年中国的众多宪法，虽然政治背景不同，阶级性质不同，价值目标不同，但是，它们都属于“百年中国”的宪法，都是在“转型中国”这个整体背景之下诞生的，是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产物，都是用方块字写成的。

从这个角度上说，它们又带有很多的共性。

在诸多的共性当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内在逻辑，那就是：

从“确认”到“正名”的逻辑线索。

对于蕴藏在中国百年宪法背后的这根逻辑线索，兹论证如下。

一、确认：

中国百年宪法内在逻辑的起点

旧中国《钦定宪法大纲》第1条规定：

“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作为旧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宪法的第一个条款，它是否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

没有，它没有为大清帝国的政治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新要素，它仅仅是对沿袭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传统政治制度的再次确认而已。

初次诞生的旧中国宪法所具有的这一内在品质，百年以来，一直连绵不断，并由此而凝聚成中国宪法内在逻辑的起点，那就是确认。

换言之，旧中国众多宪法的制定与颁布，都蕴藏着一个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那就是对过去的确认——确认那些已经存在的政治事实。

用当代话语来说，就是要“把实践中取得的、并被证明是成熟的重要认识和基本经验写入宪法。

”1]

从旧中国宪法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光绪皇帝的《钦定宪法大纲》，是对旧中国传统政治的确认，是以宪法的形式使君权正当化。

1911年的《重大信条十九条》，主要内容也是皇统不变和不可侵犯，皇权依法继承，皇帝有颁布宪法、任免大臣、统帅军队的大权，等等。

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是对袁世凯统治地位的确认：

它以宪法的名义，确认总统独揽立法、行政、军事、财政、司法、外交大权，并享有解散议会和否决法案的权力。

曹锟在凭借武力夺取最高权力之后，甚至采取贿选的方式，也要制定一部《中华民国宪法》，以之确认自己的统治地位。

蒋介石的《训政时期约法》、《五五宪草》、《中华民国宪法》，几乎都是对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地位的确认。

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所以昙花一现，不了了之，根本的原因，就是临时约法确认的政治格局、政治框架是脆弱的，甚至是虚假的；

没有政治事实支撑的宪法，当然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因此，一部成功的宪法，必须以“确认”作为它的逻辑起点。

从这个角度上说，旧中国宪法也可以称为“确认型”宪法。

为什么旧中国的宪法是一种“确认型”宪法呢?

从历史文化根源上说，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有一个“向后看”的思想传统。

“所以从孔子的时代起，多数哲学家都是诉诸古代权威，作为自己学说的根据。

孔子的古代权威是周文王和周公。

为了赛过孔子，墨子诉诸传统中的禹的权威，据说禹比文王、周公早一千年。

孟子更要胜过墨家，走得更远，回到尧、舜时代，比禹还早。

最后，道家为了取得自己的发言权，取消儒、墨的发言权，就诉诸伏羲、神农的权威，据说他们比尧、舜还早若干世纪。

”2]这样的思维模式，支配了中国百年宪法的精神实质，使中国的宪法以确认过去的事实与经验作为其内在逻辑的起点。

1954年，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中就明确指出：

“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

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

”3]毛泽东的这个看法，颇有代表性。

它表明，新中国宪法习惯于回顾以住的事实与经验，通过确认过去，来规定现在与未来。

现代法学喻中：

中国百年宪法的内在逻辑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确认作为旧中国宪法内在逻辑的起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意蕴。

一方面，是形而下的经验事实方面，它意味着，有什么样的政治事实，就有什么样的宪法框架；

宪法上的安排基本上就是对既有的政治事实的确认。

袁世凯已经造成了个人专权的事实，他就必然要以宪法的方式来确认这种事实；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已经造成了一党专权的事实，它也要制定一部《训政时期约法》，来确认这种政治事实。

更为典型的政治个案是曹锟，当他占据了最高统治地位之后，即使动用武力、花费巨额贿赂，威逼利诱，也要迫使国会议员们为他制定一部宪法，以确认他的统治地位，等等之类的事例表明，中国宪法就是对中国政治事实的确认。

并非宪法文本在规定政治事实，而是政治事实在规定着宪法文本。

另一方面，“确认”还是一种形而上的思想理路。

它意味着，只有通过确认过去，宪法上的言说才可能一步一步地展开。

从根源上说，任何宪法都有一个未曾明确表达的思想前提（或一个不言而喻的立论基础、一个解释学上所谓的“前见”），只有以某个不证自明的“思想前提”作为基础，立宪者才可能一步一步地建构起一个基本的宪法框架。

从比较法文化的角度上看，不同文化传统下的“思想前提”，从根本上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宪法。

譬如，美国宪法的思想前提，就是源出于基督教的“约”的观念，它首先孕育了世俗的社会契约理论，进而又成为美国宪法的不证自明的思想前提。

因为，美国宪法的第一句话就宣称：

“我们美国人民，为着建立一个更完美的合众国……，特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如下……”，这样的表达方式意味着，美国宪法的文本，以及，通过美国宪法表达出来的政治框架，有一个不言而喻的思想前提：

它是“我们美国人民”相互协商达成的一个“约”定，正是因为它是一个契约，所以，这部宪法本身才是正当的，才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来，它的权威性、合法性才有了一个不容质疑的地位。

美国宪法的这种表达方式意味着，“契约”乃是宪法的思想前提。

反观百年中国的宪法，即使有一些宪法文本号称“约法”，但是，我们却很难把契约观念看作是它的思想前提，——在阅读百年中国众多的宪法文本的时候，我们无法体会到契约的观念。

那么，中国宪法是不是就没有它的思想前提?

也不是；

确认的观念，就是它的思想前提。

以1982年通过的现行宪法为例，它的序言部分的主体内容，就是几段关于历史的叙述，譬如，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

1840年以后的历史事实；

进入20世纪以后的历史事实；

尤其是1911年与1949年两个时间刻度，又把20世纪的历史裁为三段：

清末、民国与共和国等等。

通过这一连串的历史事实，我们就看到了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正是这些历史线索，揭示了一条历史发展的规律。

整部宪法的权威性、正当性、不容质疑性，就建立在这样一条历史发展规律之上的。

换言之，我们的宪法是通过对历史的确认，尤其是对某些历史事实的确认，来作为整部宪法的基础和起点的。

现在，我们甚至都很难想象，如果不通过确认历史，我们宪法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根基会在哪里呢?

二、正名：

中国百年宪法内在逻辑的终点

如果说确认是中国百年宪法内在的逻辑起点，那么，确认过去、确认历史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正名。

何谓正名?

《论语?

子路第十三》记载了一段著名的对话：

“子路曰：

‘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

‘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

奚其正?

‘野哉，由也!

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按照孔子的这段名言，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就是正名。

因为，名分不正就言语不顺，言语不顺就无法把事情办成，事情办不成意味着礼乐不能兴、刑罚不能恰如其分，这就会让老百姓恐慌得手脚都无法安放，最终也无法实现对于国家的有效治理。

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也就是中国宪法内在逻辑的终点。

因为，宪法是典型的政治法，是政治家治国理政的依据。

如果没有宪法作为依据，政治家的政治行为就会处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尴尬处境。

因此，宪法对于政治家来说，一个核心的价值与现实的功能就在于正名。

1908年以后的众多当政者，无论他们的政治立场有多大的差异，都要颁布自己的宪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为什么百年中国的当政者，都不约而同地把正名的希望寄托在宪法身上?

以至于正名竟然成了中国宪法内在逻辑的终点?

以至于百年中国的宪法，竟然在相当程度上演化成为了“正名之法”?

我相信，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索解，有助于深入理解正名与中国宪法的内在关联。

从历史上看，传统中国的当政者为自己正名的方式，主要是求助于上天。

上天的意志就是天意。

如果一个当政者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天意的支持，那么，他就成了名正言顺的统治者。

不过，上天虽然具有独立的意志，已经被想象成为了一种人格化的主体，但是，“天何言哉”，上天绝不可能亲口向世人宣告，只有某某才是合法的统治者。

上天表达意志的方式，必须借助于祥瑞之类的载体。

譬如，据《资治通鉴》记载：

公元5年12月，“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着石，文早‘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符命之起，自此始矣。

”4]这种从井下挖出的石头及其字符，就是天意的体现。

王莽希望借助于这样的神秘预言，向公众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

根据天意，他本人应当名正言顺地掌握最高的政治权力。

又譬如，公元20年，“秋，七月，大风毁王路堂。

莽下书曰：

‘乃壬午哺时，有烈风雷雨发屋折木之变，予甚恐焉；

伏念一旬，迷乃解矣。

昔符命立安为新迁王，临国洛阳，为统义阳王，议者皆曰：

“临国洛阳为统，谓据土中为新室统也，宜为皇太子。

”自此后，临久病，虽瘳不平。

临有兄而称太子，名不正。

惟即位以来，阴阳未和，谷稼鲜耗，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人民征营，无所措手足。

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

其立安为新迁王，临为统义阳王’。

”4]429一次重大的政治安排，就是以“名不正”到“正名”的方式完成的。

如果说，以各种“符命”、“祥瑞”体现出来的天意，主要盛行于政治权力的争夺或转移的特殊时期，那么，证明天意的常规方式，则是一些庄严的仪式，譬如，东岳封禅、天坛祭天，等等。

这样一些由最高统治者主持的仪式，承担着一项重要的政治功能，那就是，沟通统治者与上天的关系。

因为，统治者的祭天过程，就相当于统治者向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