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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530006;

林义雯,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文化产业管理专业2011级本科生。

上海,200042

  [中图分类号]C9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4)06-0052-007

  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由政府主导、政府和学者共同推进的少数民族族别身份识别活动。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自报登记的民族称谓有400多个。

为了弄清楚我国的民族状况,中央组成8个调查组到东北、西北、西南、华南、东南等地进行识别调查。

经过识别和归并,确认了38个民族。

当时的广西省民委和中南民委联合组成调查组,对广西境内的壮族、瑶族、仫佬族、毛南族、京族等民族进行民族识别、调查,先后整理出了《罗城仫佬人情况调查》等报告上报。

1955年4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根据广西省的调查材料《关于桂北若干少数民族的识别问题》,经研究确定仫佬族、毛难族为独立民族。

1956年2月21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给广西省人民委员会的函中正式确认广西的仫佬族、毛难族各为单一民族((56)民政汪字第101/008号)。

1956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深入到仫佬族聚居的广西罗城县进行实地调查,全面地搜集和整理关于仫佬族语言系属、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历史来源、风俗习惯、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资料。

因时代条件和研究方法论局限,未充分考虑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研究得出的结论,对仫佬族历史来源和民族形成及民族关系缺乏深入研究。

不少学者对学术界有分歧的问题缺乏分析、研究,甚至以讹传讹。

因此,有必要正本清源,重新认识仫佬族族称、族源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本文从历史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的角度重新探讨上述问题,并提出一些新观点。

欠妥之处,欢迎学术界同仁不吝批评指正!

  一、仫佬族族称还原

  1956年,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综合广西、贵州、云南省民委送呈的报告,根据“这些民族(指仫佬族、毛难族),大部分仍然保持着历史上形成的聚居区,并有与其他民族不同的历史来源和传说,有一定的经济联系,有的已形成一定的经济中心,而且他们大多数保持本民族独立的语言和独特的风俗习惯,以及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深厚的民族感情,民族内部也有密切的联系,并且迫切要求承认他们为独立民族”,向国务院呈报《关于确定仫佬、毛难、怒、独龙、仡佬等民族成分问题》((56)民政汪字第496/041号)的报告。

这份报告成为识别仫佬族的重要依据。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一直将仫佬族置于我国南方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民族之一的民族去认识。

  由于仫佬族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历史上有关史籍对仫佬族先民的记载大多是根据汉语记音,加之汉字具有一字多音、一字多义、同音异写、假借等多种特点,不同的记录者对仫佬族的记音不尽相同。

后人对史籍中的族称的传抄、解读存在诸多歧义。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仫佬族族称(他称和自称)的认识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有很多种观点,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仫佬族自称“伶”,少数人自称“谨”,壮族称之为“布谨”,汉族称之为“仫佬”或“姆佬”。

也有学者认为,仫佬族自称为“伶”或“君”、“金”。

现今之“仫佬”一称应属于他称的范畴。

这一观点关注到自称与他称的区别,由于是使用汉字记音,存在着无法准确记录仫佬族用本民族语言自称的缺陷,汉字的“伶”与仫佬族使用本民族语言对自身的称谓存在巨大的差别。

  第二种观点认为,仫佬族的族称,有自称的,也有他称的。

当地汉族把他们称为“姆佬”,壮族称之为“PuNKjamy”(即布谨)。

仫佬族称很可能是由自称“母亲”为“姆佬”而来。

仫佬之名,在贵州又作“木老”或“?

癃J苗”。

他称主要是汉族知识分子根据元明清以来的历史文献对仫佬族的记载。

《新元史?

宋隆济传》中记载的‘木娄苗’实际上就是最早出现的仫佬的先称。

明、清以后,相继以“穆佬”“木老”“木佬”“姆佬”“木老苗”“狳”“狳獠”等名称见载于史册,它们都是同音异写。

因而,贵州省木佬人是仫佬族。

持此观点者,多将所有与上述汉语普通话发音相同的族称看作是仫佬族的族称,即“木佬”与“姆佬”同音同源。

虽然有关学者也对仫佬族历史、分布等进行探讨和介绍,但大多没有对“木佬”族称和“木佬人”的历史来源进行专门的研究。

  第三种观点认为,“木佬”是否是“姆佬”族称的同音异写,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提出这一观点的是我国著名民族史学家王锺翰先生,绝大多数学者对王先生提出的这一问题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第四种观点专门针对贵州省史志文献中出现的“木娄”“木老”“木老苗”“木佬”“穆佬”“木楼”“木楼苗”等族称与广西文献中出现的“姆佬”族称进行探讨。

1984年,贵州民族学院的姜永兴先生在《木佬人风习》一文中指出,分布在贵州麻江、黄平、都匀、凯里等地的木佬人是当地历史悠久、文化古老的土著民族。

木佬人自称(嘎窝),当地苗族、革家称之为“喀别”,意为“住在两坡两卡地方的人”。

木佬人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支,从语言学上看,跟仡佬语有较近的亲缘关系,其自身文化特征“跟仡佬族文化有相似之处”。

在《贵州木佬人不是广西仫佬族》一文中,姜先生通过比较两者的语言、文化特征和史籍记载资料,指出“木佬人见于文献记载比仫佬族至少早五百年”,“史籍上记载的木佬材料,系指贵州的木佬人,似与仫佬族无关。

”德国学者InezdeBeauclair根据大量汉文史料记载将“木佬”归入贵州仡佬族中。

1995年,本文作者发表《“木佬”非“仫佬”――关于仫佬族族称和族源的再认识》一文,通过对木佬人的自称、分布、主要姓氏、语言、经济生活特征、文化特征等深入探讨,否定了贵州木佬与广西仫佬族之间的历史联系,并初步论证木佬人在族源上应属于仡佬族。

  除了民族史、民族学的研究外,语言学的研究也在同时进行,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很少受到民族史和民族学界的关注。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学家梁敏、张均如对侗台语族的语言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两位学者在《侗台语概论》一书中明确指出,“仫佬族自称mulam,mu是仫佬语表示‘人’的量词。

在罗城下里一带也有自称为kjam的,和侗族的自称kam基本相同。

”在这里,梁、张两位先生指出仫佬族有两种自称,一种是mulam,另一种是kjam,并认为lam和kjam可能有同源关系,但未能解释“mulam”的全部含义。

曾有学者指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的仫佬族大多数自称,意为“种田人”。

“木冷”这一汉字记音与用仫佬语对自称的发音十分接近。

对于汉字记音的“冷”,仫佬族的有关专家、学者在《仫佬族通史》一书中解释,其意有两种:

一种是“水塘”“池塘”“鱼塘”。

“烂泥田”也称为“冷”(lam)。

另一种是种庄稼的“种”(与水有关的农作物,如水稻、芋头等)的意思。

此外,lam还有另一个意思。

笔者身为聚居区仫佬族一员,从小就知道lam指的就是仫佬话。

mulam的含义其实就是“讲仫佬话的人”。

至于罗城下里一带部分仫佬族自称的kjam的含义,梁、张两位先生仅指出“和侗族的自称kam基本相同”,而没有解释其含义。

潘世雄先生在《仫佬族族称考略――兼论仡佬族侗族族称含义》一文中认为,因分布地域的差异,侗族有几种不同的自称。

贵州侗人自称为“金”(gaeml),广西三江和湖南通道等地的侗族自称为“针”(jaeml),也有译作“kaml”或“jaml”的。

无论是“金”或“针”,这两个语音都是声母音调的差异,它们都是侗语的同源词,与侗语对山洞、岩洞的读音相同。

侗族先民因为长期停留在“随山洞而居”的生活状态而得名“峒民”或“洞人”。

后来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凡居住在依山面水、有山有水、有平原小坝地方的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壮侗语族各民族)也被统称为“峒民”或“洞人”。

仫佬族自称中的“谨”,则是由侗族自称的“金”或“针”音演化而来。

  笔者基于仫佬族聚居地区保留下来的大量带有“峒”的地名和仫佬族与侗族的同源关系等方面考虑,赞同潘先生的这一见解。

同时认为,罗城下里一带部分仫佬族自称的kjam的含义指的就是“峒民”或“洞人”。

而当地壮族称仫佬族为‘布谨’,其含义就是“居住在峒场的人”。

仫佬族的两种自称mulam和kjam可能存在时间先后关系,kjam可能是历史上居住在“垌场”、主要从事游猎采集生产的仫佬族先民的称谓,进入到定居农耕生产阶段以后,才出现表示自己是“种田人”和“讲仫佬话的人”的mulam自称。

清代文献中的“姆佬”和民国年间文献中出现的“母老”是汉族和其他民族对仫佬族的称呼,是他称。

“仫佬族”族称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有关国家事务机关和学术界对仫佬族的称谓,属于他称,因与其他民族交往和使用汉字标明民族身份需要,后来这一称谓逐渐演变成仫佬族的自称。

  二、关于仫佬族族源问题

  1963年,张介文分别在《广西日报》和《光明日报》(学术简版)发表《关于仫佬族的民族来源问题》和《探讨仫佬族的民族来源问题》两篇文章后,学术界对仫佬族民族来源的探讨才真正开始。

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仫佬族的民族来源进行过专门的探讨,出版和发表了一批研究专著和论文,也提出许多新的观点。

概括起来,有几种不同的观点:

(1)外来说。

此观点根据仫佬族民间的宗支簿(族谱)、宗祠碑记、墓碑及相关老人关于祖先来历的传说等认为,仫佬族各姓氏的祖先来自湖南、广东、河南、江西、福建、浙江、山东等省份。

(2)土著说。

此观点根据语言学上的证据――仫佬族语言属于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与壮族、侗族、毛南族、水族语言具有亲缘关系――和民族史上的证据认为,仫佬族起源于我国古代南方民族――百越族群中的西瓯或骆越,很早就居住在广西境内。

(3)仫佬族的族源主体是罗城一带的土著居民,唐宋以后不断同化外省来的汉族和与之杂居的壮族及其他民族,形成今天的仫佬族。

第一种观点把民族来源与有关姓氏祖先来源等同起来,似乎姓氏祖先来源就可以回答民族来源问题,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湖南、广东、江西、福建、河南、山东等省份没有发现仫佬语及与壮侗语族诸民族语言有亲缘关系的遗迹。

因而,外来说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第二种观点充分考虑到了同源民族的分布地域和文化(尤其是语言)的亲缘关系,但忽略了西瓯或骆越是壮族、侗族、布依族、水族、仫佬族和毛南族等民族共同祖先的事实、古代民族的分化和新族称出现与民族形成所需的条件等问题。

第三种观点在民族来源上基本成立,但未能解释唐宋时期侗水语支民族的共同先民“僚”、“伶”尚未分化问题,不能说分布在整个西南的“僚”和黔、湘、桂三省区的“伶”都是仫佬族的先民。

  民族史学界一般认为,各姓氏的祖先来源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民族来源,民族形成需要一个由量变到质变、需要一段时间的历史过程,而族称的出现才是民族形成的主要标志。

因为族称不仅意味着一个人们共同体内部已经具有一些可以与其他人们共同体区别开来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的文化特征(如语言和习俗),而且也意味着这些特征能够被周边其他人们共同体(族群或民族)辨别出来。

虽然仫佬族的一些主要姓氏(如大梧村吴姓)的碑文记载其祖先早在明初就已经定居在罗城境内,但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组与周边其他族群相区别的文化特征。

清初顺治年间(1644-1661)史籍记载罗城境内“土民有徭、僮、伶、?

Z之种。

”可知当时“伶”人与“?

Z”、“徭”、“僮”已经有显著的区别。

直到康熙四十年(1701年)由福建侯官人陈梦雷(1650-1741)主持编撰、历二十八年完成的10000卷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第172册“庆远府部”下才记载有“姆佬”之名,其文云:

“天河县(今罗城境内)邑分四乡,县东八里,咸伶种,名曰‘姆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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