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未来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经济发展专题党课讲稿15页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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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

过去虽然也有相关规定，但这次深改组把这项工作特别突出，而且进一步规范。

在北京、广东等多个重点城市全面进行试点示范。

再比如，公务员分类改革。

把综合类公务员、专业技术公务员和执法类公务员进行分开管理，特别是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通过了两个具体文件，给这两类公务员明确的发展路径。

再比如，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体现市场公平；

强调社会诚信建设；

规范民办学校的管理；

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有关改革决策实施规划（2016-2020）等。

围绕这些内容，二十三次小组会议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文件，这些文件将成为全国各地围绕重点问题改革的重要指导。

围绕此次会议及会议涉及的重点改革任务，我跟大家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挑战；

第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解决转型发展中的问题。

二、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挑战

此次深改组会议特别强调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篇文章做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2016年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意义重大。

为什么2016年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到如此重要的位置？

我觉得，和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问题息息相连。

我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至少有三：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刚性目标约束；

二，经济进入新常态；

三，经济发展面临三个历史性拐点。

在我看来，这三者是叠加的。

我们既要保障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大目标，又要应对经济新常态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和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还要顺利实现中国经济的三个历史性转变，这三者叠加到一起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刚性目标约束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刚性目标约束来看，难度主要不在于几个数字的翻番。

到2020年，GDP总量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倍，由过去的39万多亿人民币翻番至将近80万亿人民币；

居民收入由2010年人均4800美元翻到9600美元。

按照我们制定的6.5%到7%的经济增长弹性目标，这两个目标的实现问题不大。

到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刚性目标对我们的挑战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脱贫，二是农民工的市民化。

就脱贫来讲，我们还有5000多万贫困人口，12万个贫困村，830多个贫困县。

按照中央部署，到2020年一个贫困人口都不能落下，全国所有贫困县的“帽子”都要摘掉。

这方面，我们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之所以说这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是因为问题主要在中西部少数民族聚集区和农村。

按照联合国修订的1.9美元的贫困标准，我们现在还有2亿人口没有脱贫，也就是说，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脱贫是中国的标准而不是联合国的标准，联合国的标准可能更难以达到。

之所以这方面压力比较大，是因为过去的城镇化没能带动城乡一体化，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阶层付出比较多，但得到的报酬、待遇并不是很公道。

改革开放至今，农村向城市输入2.6亿合格劳动力，这些人在农村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到城市后没有和城市同等人群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甚至没有基本的就业保障。

农民工年纪大了，回乡下养老，这个城市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的土地政策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城市化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圈地化”，征地、拆迁逐渐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焦点，这在无形中给农民造成了利益上的伤害。

所以说脱贫，特别是少数民族脱贫，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脱贫，其难度不可小视。

与之相联系的，是进到城里的2亿农民工没有市民化。

我们说城镇化率55%，包括将近2亿农民工，如何把已经住在城里的农民工市民化也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道难题。

上海集中了1000多万外来人口，北京集中了将近900多万，广东、福建、江苏等沿海地区也聚集了大量外来人口，这些人的市民化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

所以说，过去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社会松动了，但是根基没有铲除。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变成了三元社会——农村、城市，以及横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农民工，农民工算什么？

算农民，他早离土了；

第二代农民工很多在城市出生，很多人没有城市身份，不具备城市生活形态，住在城市地下室、城乡结合部。

让他们有获得感也是改革非常重要的内容。

在经济形势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刚性约束对我们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二）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的挑战 

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正在一步一步地往下走，2013年GDP增长7.7%，2014年增长7.3%，2015年增长了6.9%。

所以说，经济新常态的第一基本内涵就是中国经济要由过去的高速增长变成中高速增长。

当然，经济速度放缓与中国的经济体量越来越大有很大关系。

201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67.7万亿人民币，折合美元大概是10.7万亿美元。

而世界上只有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十万亿美元。

经济体量增大，增长速度就会逐步减缓，这是世界性的规律。

但是，经济增长放缓不能太猛，中国还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样才能解决我们发展中的很多问题。

因此，现在的经济下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造成经济下行压力大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经济面临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好，比如房产泡沫、地方债务风险、金融改革相对滞后——拉了实体经济的后腿、大量的产能过剩以及很多小微企业扛不住风险都倒闭了。

以房地产为例，房地产在我国占的比重是比较高的。

有资料显示，我国房地产占GDP总量的比重已经达到12%，而美国只占3%，我们是美国的4倍。

如果再加上房地产上下产业链的话，房地产可能占到GDP总量的16%。

所以，如果房市不景气，房市投资下滑过快，就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

因此，在房价的问题上，在讲适度放松，是希望通过一定的刺激方式来保障经济“软着陆”。

但是，房市泡沫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包括房价过高。

所以说，经济进入新常态首先就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过大引发的经济风险。

经济新常态面对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国和日本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一旦签订，就可能对中国造成潜在性的影响或者冲击。

TPP和世界贸易组织还是有差别的。

最大的差别就在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只要我们承诺会有一个过渡期，欧美发达国家就会把市场向中国开放。

所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不但没有受到多少冲击，反而中国大量的廉价产品快速占领了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给中国带来井喷式的发展势头。

但是TPP是不一样的。

美国和日本主导的这个贸易协定，不仅达不到条件就不让加入，而且它所设计的一些条件可以说几乎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包括国营企业要民营化、人民币要自由兑换、银行体系要自由化、新闻媒体要自由化等。

他们很清楚，有一些内容中国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根本没有诚意让中国加入进来。

现在，TPP还在谈判的过程之中，一旦运作起来，对我们的对外贸易是有一定冲击的。

第三，要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

在我看来，稳增长、调结构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内在冲突的，把握好度不是很容易。

如果过度关注稳增长，调结构可能不能充分实现；

反过来，如果过度注重调结构，稳增长又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把控好两者之间的平衡很关键。

第四，我们如何做到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防止中等收入陷阱，或者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2015年，我们的人均GDP达到7600美元，而高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至少是10000美元以上，甚至达到12000美元。

我们从7600美元到10000、12000美元，正是在爬最后的坡，这就是中等收入阶段。

而从国际社会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处在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跨越的过程中，搞得不好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包括经济增长乏力、动力衰减等。

老百姓对福利、社保、公共服务需求都是刚性的，能上不能下，如果经济很不景气，就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经研究发现，全世界有22个国家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四个国家跨越过去了，很多国家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了，包括巴西。

那么，中国未来如何爬过这个坡，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世界范围看，我们刚好处在“十三五”期间。

所以说，经济层面我们遇到的第二个挑战就是如何应对经济新常态带来的压力，使我们的经济保持比较健康的中高速增长，并保证调结构的目标能够实现。

（三）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出现了三个历史性的拐点

我们在保障全面小康目标实现，有效应对经济新常态的同时，还要顺利实现中国经济的三个历史性转变。

第一，中国经济要由过去的规模数量型转向质量效益型。

第二，要由过去的引进、消化吸收型转向走出去、对外扩张型。

2015年，我们吸引的外资和走出去的资本基本上划等号，这说明中国经济体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了，不像十几、二十几年前，基本上是吸引外资，很少往外走，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

第三，要由学习模仿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

过去我们主要是学习模仿，现在要向自主创新型方向转变，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

未来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定位定什么方位上？

中国经济能不能继续在国际上扮演关键角色？

中国能不能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

与未来中国“三个经济战略性转变”成功与否有很大关联。

转变越成功，国际经济地位越高，国际社会认可度也越高，发挥大国引领作用也越强。

保障全面小康社会刚性目标的实现、应对经济新常态、中国经济三个历史性转型，三者叠加，对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形成很大挑战。

为什么要强调“三个转变”？

我认为，与我国过去的发展方式息息相关。

可以说，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是比较成功的，成就很大。

我讲两个数。

第一个数，1978年，也就是改革开放起步那一年，中国人均GDP不到非洲最穷国家的三分之一，而201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76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变；

第二个数，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步到2014年的36年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7%。

作为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我们已经创造了历史。

但是反过来看，在充分肯定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确实付出了比较高的成本，传统发展方式越到后来遇到的困难就越多。

我认为，这种困难可以用四个“难以为继”来概括：

一是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

二是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

三是资源和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

四是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

四个“难以为继”可以说是我国提出科学发展的主题，确立转变发展方式一条主线的基本逻辑。

比如，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

过去的36年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7%，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中国实际上走了一条“三高换一高、还带一低”的发展道路，即资金高投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换来36年中经济的高增长和低效率。

我国是在以大量透支资源、消耗能源和破坏环境作为高增长的支撑点。

世界上流行三句话：

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专利，一流企业卖标准。

现在，我国有大量不入流的企业，没有自己的专利、品牌、核心技术，只赚加工组装的钱。

长此以往，我国能成为经济大国，但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