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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世界消除贫困日的主题是：

关注贫困，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32年里，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

201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指出，十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扶贫的财政投入累计达2043.8亿元人民币，中国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2000年年底的9422万人减少到了2010年年底的2688万人。

2.“1998年”对A省鹤庆县松坪社区少数民族群众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村民老何说：

“在1998年以前，我们全年收入从来没有超过2000元，很多时候只是几百元，经常吃杂粮，而且吃不饱。

”事实上，对于类似松坪的许多贫困地区，各级政府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开展各种各样的救济和扶贫行动。

“但是效果总是不理想，或者说是很差。

分的钱粮他们很快就吃完用完，让他们种什么他们要么不种要么种不好。

”鹤庆县一名官员说，“我们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努力工作却没有好成绩，但是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只能服从上级领导的指挥。

”

老何说：

“县里只是定期分钱、分东西给我们，或者下命令让我们种什么。

而许多具体的问题，他们却很少过问，也很少主动帮我们想办法。

比如从我们社区到集镇上有10公里远，但是政府一直没有考虑组织我们大家修条公路。

我们种的水果靠人背到市场上，卖的钱只够买一顿午饭，几万吨水果年年就这样烂在家里，心里是说不出的滋味。

不但我们辛苦，政府干部们也要累死累活地走进村来开展工作，大家都很累，何必呢？

1998年，在省、州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慈善组织“香港乐施会”决定在鹤庆县最贫困的松坪社区实施“社区综合发展项目”。

鹤庆县政府与乐施会方面共同成立了“鹤庆县香港乐施会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办公室，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兼任项目办公室主任。

项目办成立当年，就开展了一系列扶贫活动。

首先是集资修路。

项目办筹集资金，并组织农户出工修通了社区到集镇之间的公路，外面的汽车可以直接开进来了。

农户们高兴地说：

“现在水果商能把车开到村口收购，我们的水果再也不愁卖不掉了。

化肥、粮食也可以用汽车运输，实在方便。

其次是组织农户参与社区管理。

村民通过投票，民主选举产生了社区发展委员会和5个片区管理中心。

村民们在社区发展委员会内设立了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小组，教育、卫生、畜牧病防治管理小组和社区基金管理小组等职能机构，讨论制定了委员会的职责及相关监管措施。

村民们说：

“所有规定和办法都是我们自己讨论决定的，我们肯定会遵守它。

再次是开展妇女培训工作。

项目办专门为当地建设了妇女活动中心，针对社区基金管理使用、妇幼卫生保健、果木栽培和市场知识等方面对当地妇女进行了长时期的培训，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

通过几年的努力工作，松坪社区农民人均收入显著增长，农户的生产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

3.2004年，国家给B省黄家村的20名贫困农民每人下拨了5000元养牛专项扶贫款，可最后发到每人手里却变成了50元，只占应得款数的1%。

乡村干部还严厉地对大家说：

“上面有人问到这笔钱，就说给了5000元。

C省审计查明，2001年到2002年该省违规、违纪使用财政性扶贫资金多达1.5亿元。

其中擅自改变扶贫资金项目计划443.6万元，挤占、挪用、出借扶贫资金3554.62万元，扶贫资金拨付不及时4447.2万元等。

据调查，某村挪用扶贫资金11.88万元用于畜牧站建设，建成后的畜牧站又被村委会占用；

某村不仅挪用扶贫资金2.8万元用于装修村委会、科技活动室和卫生所，甚至还用假票据套取现金用做招待费。

2003年至2005年，D省使用扶贫资金建成的畜牧站中有100所闲置，闲置率为10.86%，金额超过400万元；

卫生所闲置51所，闲置率为8.96%，金额达204万元；

人畜饮水井闲置165眼，闲置率为10.3%，金额达1270万元；

鸡舍闲置426所，闲置率为36.47%，金额达127万元；

学校闲置3所，金额达19万元。

合计闲置资产总额高达2020万元。

我国贫困地区大多地点偏僻，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我发展能力低，脱贫难度大。

有些地区即使暂时解决了温饱问题，也极易受灾、病、市场风险等因素影响而返贫。

2001年到2008年，某市投入大量资金对该市贫困乡镇进行“输血式”扶贫，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7万人，但同期又返贫20万人。

贫困地区农民的文化生活极为单调，集体文化娱乐活动几乎绝迹，一些地区的农民甚至连电视都看不上。

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农村老年人自杀率高于城市5倍。

另外，贫困地区赌博、迷信盛行，部分农民长期精神颓废，严重影响农村社会发展和扶贫工作的开展。

4.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设立科技扶贫专项资金以来，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资金近10亿元，加上各地配套投入，总额已达到20亿元。

这批资金扶持各类项目近3000个，覆盖、带动贫困人口6000万，并培育了一大批特色产业，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云南省坚持探索符合实际的小额扶贫信贷模式。

按惯例，小额信贷的还贷方式通常采取“GB模式”，即借款人从拿到贷款后的第三个星期开始还贷，每周偿还额为本金的百分之二，到第50周时将本息全部还完。

这种方式存在着收、还贷款频率高，管理成本大等问题。

为此，云南省金融机构大胆创新，规定借款人可在年底一次还清本息，从制度上改善了还贷方式，减轻了贷款农民的负担。

在产业扶持上，该省金融机构重点扶持种植业、养殖业等“温饱产业”发展，并积极参与当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等特色产业的建设工作。

在资金运作上，该省金融机构依靠乡政府和村委会，实施了金融机构签约到户、统一放贷管理、收回贷款直接到户等多种运作方式，加快了资金流动，保障了资金安全。

云南省的成功探索不仅使该省小额贷款累计发放数、覆盖面、入户率和回收率等指标跃居全国前列，更有效地带动了当地农业经济发展。

据统计，改革小额扶贫贷款模式以来，该省累计发放小额贷款57.4亿元，覆盖全省124个县（市、区），惠及950万农民，有力推动了当地蔬菜、甘蔗、核桃、生猪、奶牛、山羊等特色产业的发展，实现户均增收800至1000元。

2010年，广东省扶贫工作开始实施“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即将1万多名干部派驻到贫困村庄，以“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方式，将扶贫责任具体落实到人。

省委13位常委和分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市，各市、县领导班子成员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县、乡，负责督察各自挂钩地区的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并且每年至少下乡两次，开展调研和现场办公。

实践证明，在各方的努力下，“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效果迅速而明显。

如鹤山市政府在为乐昌镇大富村制定脱贫方案时，因地制宜，各施所长：

资金雄厚的供电局包揽了修路等基建费用；

市委办公室号召全体党员缴纳几百至五千不等的“特殊党费”，用于对口扶贫；

文化局从全市网吧募集到数十台电脑，支援了村办小学机房建设；

鹤山市委书记还亲自动员在该市的中山大学企业家校友捐款20万元，修缮村里的小学校舍，改善了教学环境。

贵州省晴隆县地处石漠化山区，是贵州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

在国务院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晴隆县从2000年起开始实施“草地生态畜牧业产业化科技扶贫项目”，即通过种草养羊，既恢复生态，又带动农民生产致富。

项目实施以来，各级政府累计投入草地畜牧业建设资金7870万元，人工种植牧草29万亩，改良草地19万亩。

项目覆盖全县14个乡（镇）、86个村。

截至2010年8月，全县羊存栏量达23.5万只，累计扶持养羊农户11.1万多户。

经济效益上，十年来该县草地畜牧业创造的总产值累计达到3.7亿元，带动全县75%以上农户脱贫致富。

生态效益上，多种牧草混播技术的广泛使用，有效地增加r当地植被覆盖率。

25°

以上坡耕地每年每亩减少泥沙流失量1.26吨，人工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2个百分点，改良草场每年增加有机质1个百分点，全县每年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0平方公里，石漠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5.2007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宣布“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等5家非政府组织在竞标中胜出，有机会参与政府扶贫项目的建设。

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以招标方式委托非政府组织实施政府扶贫项目。

2011年，外交部扶贫办与英国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签署了扶贫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商定今后五年内在外交部定点扶贫县云南省金平县、麻栗坡县开展教师培训等扶贫项目。

近年来，香港嘉里集团郭氏基金会在湖南保靖县开展的扶贫工作成效显著。

截至2011年3月，郭氏基金会已投入资金数百万元，实施健康扶贫项目15个，为农村妇女开展免费妇科普查2万余人次，帮助8名早期癌症患者、13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以及398名白内障患者获得及时救治。

基金会还专门设置了大病救助金，已有4000名村民从中受益。

此外，“助学关爱”项目也是郭氏基金会扶贫的重要举措。

该基金会每年拿出21.5万元用于捐资助学，全县450名孤（弃）儿和贫寒学子获得每人每年300--800元不等的助学金。

目前，已有百余名贫困学生受助完成学业。

基金会还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建立产业科技园、传授农业知识等方式，带动地区产业可持续发展。

基金会还出资修建道路与饮水工程，解决了当地3000多人的饮水困难问题。

6.社会各界有关扶贫政策的部分观点摘录：

某学者指出，在岩溶地区和石漠化比较严重的地区实施产业化扶贫时，一定要将扶贫和生态建设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这类地区进行生态修复，首要任务是减少陡坡开垦种植面积；

其次是要转变草地畜牧业落后发展模式，实现草畜平衡；

三是要在40。

以上的陡坡多种树木，有效防止水土流失。

扶贫基金会村级扶贫规划项目负责人认为，过去我国扶贫工作主要依靠政府“包办”。

政府“包办”的扶贫，无论是整体性开发，还是专项资金支持，最后都无法有效地瞄准真正的贫困户。

而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则可以在政府失效的领域联合发挥“查缺补漏”的作用。

某官员提出，应该尽快建立扶贫激励机制，促使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原则下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脱贫。

在国外，最有效的扶贫激励机制是对实施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减税，让捐赠者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

但是在我国，这方面的制度并不完善。

例如有位企业家就曾反映，自己拿出20万元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没想到却被税务部门要求缴纳6.6万元的税款，要是这样，以后谁还愿意捐款？

某村党支部书记说，过去村里发展不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干部思想作风不正，不作为，没把心思用在村民致富上。

村干部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给群众办实事。

只有这样，村里人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终实现脱贫致富的目标。

某研究员强调，在开发自然资源的同时，要注重对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

通过强化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培训，提高贫困人口适应市场的能力和获得非农职业的能力。

他建议以社区为单位，建立社会学习中心，将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将贫困社区建设成学习型社区。

7.巴西曾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2003年1月，左翼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开始执政，并把消灭饥饿和贫困作为执政的优先目标。

在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