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中翻译文化STD文档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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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计算机、机器人是否会接管严复、林纾、鲁迅、郭沫若等翻译家的工作？

也许有一天科技的发展会达到这一地步，但在此之前需要解决一个难题，即如何使机器人充满文化知识。

因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

人们会说：

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

确实如此，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

不是说一个大概的了解，而是要了解使用这一语言的人民的过去与现在，这就包括了历史、动态、风俗习惯、经济基础、情感生活、哲学思想、科技成就、政治和社会组织，等等，而且了解得越细致、越深入，越好。

这样一大堆复杂东西，一个外国人又如何去了解？

途径之一，就是利用各种现代传播工具，如电视，录像片，录音带，电影，报纸，杂志，书各色各样的书，而其中文学作品又必然会占重要地位，因为文学无所不包，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在文学作品里得到最具体、最生动、最厚实、最有来龙去脉的描绘，而从语言的使用上讲，文学作品里什么文体都有，各种表现手段齐现，正是语言的灵魂所在。

译者的第一个困难是对原文的了解。

不论怎样难的原文，总有了解的可能，因为人类有很多共同的东西，这才使翻译成为可能；

同时，原文尽管很容易，也总含有若干外国人不易了解的东西，这又使深入了解外国文化成为十分必要。

同样，译者还得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

不仅如此，他还要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

他在寻找与原文相当的“对等词”的过程中，就要作一番比较，因为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里的含义、作用、范围、情感色彩、影响等等都相当。

这当中，陷讲是不少的。

仅仅望文生义会出毛病，如将美国大商店或国际机场中的restroom看作是“休息室”，而不知它指的是公共厕所。

不了解社会风气也会出毛病，如把一位学者帮助青年研究人员修改论文译成Heoftenhelpshisyoungercolleaguestocompletetheirresearchpapersanonymously，像是他在偷偷摸摸地代写论文。

困难在此，希望也在此。

因为有翻译，哪怕是不免出错的翻译，文化交流才成为可能。

语言学家、文体学家、文化史家、社会思想家、比较文学家都不能忽视翻译。

这不仅是因为翻译者的辛勤劳动才使得一国的文化遗产能为全世界的人所用，还因为译者作的文化比较远比一般人的细致、深入。

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

因此，一个有心的译者往往感受也特别深切，尤其在两种文化第一次大规模接触的时候。

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佛经翻译，但是我们所知无多，而想提的问题不少，例如：

高僧们在翻译过程中有些什么体会传下来了？

为什么他们有时意译，有时则把词句连音照搬过来，甚至整本经文都这样？

有些什么经验教训？

此外，我们难道不能透过译本去看看当时中国文化的情况、语言的情况，宗教的情况，人们学习外语的情况，士大夫的思想情况，一般人的心理情况，等等？

那样一深入，一扩大，我们的翻译史也就会写得更活也更富于启发了。

另一次两种文化大接触（也是另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

这也是一个饶有意义的历史时刻。

在天津和上海，一北一南，出现了两位有抱负的翻译家。

严复着眼于社会改革、富国强兵，介绍了一系列资本主义理论大书，却偏偏要用桐城派的古文笔法去译，理由是：

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

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天演论》译序]

深入一层看。

他另有目的。

原来他寄望于官僚和上层知识分子阶层，想引起这些人来看他的译本的兴趣，因此必须投其所好，写出典雅的古文来。

“汉以前字法句法”是他的推销术，其目的在打动他心目中特定的读者。

[《严复的用心》]这一点，倒证明最近外国翻译理论中的某些论点是有道理的。

[Nida主张根据不同读者对象来决定译法的。

]无论如何，严复是一位苦心孤诣的译者，他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也了解中国土大夫阶层的心智气候即文化情态，两相比照，才走出了他那一套独特译法。

林纾也善写古文，外文却一字不识，可是奇迹产生了，在不到三十年（1896－1924）的时间里，他译的了一百七八十种外国作品。

尽管其中有些书选择不当，但是中国读书界是通过他的译本而初次接触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尽管是改写成故事的莎士比亚）、迪福、斯威夫特、司各特、欧文、斯托夫人、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易卜生（尽管他的剧本被改编成了小说）等等欧美名家的，而他首先抛向上海书坊的则是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书》。

时间是1896年，上海已由一个小县城变成一个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的商埠即国际都市，官僚、买办、商人、小市民们逐渐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兴趣，因此这本以欧洲繁华都市巴黎为背景的言情小说一问世，就成了那时候的畅销书。

一个古文家忽然成了翻译家，在他的第一个译本里向中国的读书界透露了两样新事物：

西洋男女的情感生活（包括西洋式的门第观念）和西洋作家的小说技巧。

林纾是介绍者，但非崇洋媚外之徒；

正相反，他是一位爱国志士。

他在译斯托夫人（Stowe）在《黑奴吁天灵》（UncleTom’sCabin[1852]）的时候，是感触很深的，曾经这样概乎言之：

黄入受虐或更甚于黑人。

……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

……而倾信彼族者又误信西人宽待其藩属，跃跃然欲趋而附之。

则吾书之足以做醒之者，宁可少哉。

[《黑奴吁天灵》例序]

同样，他之所以被狄更斯赢去了心，也不只是因为这位英国作家有“化腐为奇”（《块肉馀生记》序）的能力，或由于他“文心之邃曲”，连登峰造极的中国说部如《石头记》也不及，（《孝儿耐儿传》序）而是因为他的作品为社会改革服务，而改革正是国家富强的途径：

英伦在此百年之前，遮政之窳（yu4,败坏），在无异于中国，特水师强耳。

迭更司极力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作为小说，俾（pi2）政府知而改之。

……天下之事，炫于外观者，往往不得实际。

穷巷之间，荒论所萃，漫无礼防，人皆鄙之。

然而豪门朱邸，沉沉中喻礼犯分，有百倍于穷巷之荒伧者，乃百无一知。

此则大肖英伦之强盛，几谓天下观听所在，无一不足为环球法则。

非得迭更司描画其状态，人又鸟知其中尚有贼窟耶？

顾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从善也。

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

所恨无迭更司其人，能举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用告当事，或庶几也。

（《赋史》序）

林纾有他天真的地方（例如想象不到伦敦还有贼窟），但他不以翻译为小道，而在翻译之中他随时都在比较，比较中国之弱与英国之强，比较文学在英国所起的社会作用与中国之缺少此类文学。

正是通过翻译，林纾本人的视野开阔了，思想也提高了。

然而中国社会的发展很快使严复和林纾成为落伍者，终于诅咒起他们自己帮着介绍进来的新事物来。

1919年前后，更大规模的翻译运动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被介绍了进来，北欧、西欧的现实主义戏剧被介绍了进来，而自来成为中国文学翻译重点的东欧和俄国作品更是大量出现。

这后者，正是另一个伟大的翻译家鲁迅的用力所在。

鲁迅是文学家，但他的视野从不限于词章小品。

在他还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就写了《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等篇文章，表明他对东西文化的异同和消长之势的关心。

他的有名的《摩罗诗力说》是一篇纵论欧洲新诗歌运动的力作，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但其最后的着眼点却是中国——中国的精神生活，中国的将来：

令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

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

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

（《鲁迅全集》101页）

鲁迅是怀着这样悲壮的心情来翻译东欧被压迫民族的作品的，于是而有《城外小说集》。

后来，他译俄国和苏联作品。

在别人讥讽他不懂新学说的笑声里，他又埋头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为了怕有歪曲而采取了直译法，并同形形色色的但求表面光滑的顺译派进行了论战。

1934年，已经是患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的肺结核了，他又创办了《译文》杂志，依然着眼于为青年文学作者“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粮食。

”正是鲁迅，点明了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的重要意义：

那时候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

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

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

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

压迫者和被压担者！

（《南腔北调集》55页）

联想到后来在中国红军中流行着法捷耶夫的《毁灭》等描写苏联革命战争的小说，指战员不仅从中汲取精神营养，而且研究游击战术，更不必说从二十世纪初就开始的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对翻译过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的如饥如渴的学习，翻译的伟大意义和实际作用是无须再加证明的了。

也是鲁迅，用了一个从西方神话借来的典故，把当时在漫漫长夜中翻译革命理论和进步文学的中国译者如他自己说成是“从别国里窃得火来”，宛如传说中的普罗米修斯从天帝那里把火偷给人类一样。

（《二心集》221页）

鲁迅的上引文章里，也包含着文化比较，只不过这一次是着重中国和俄国的人民处境的相同：

同是被压迫者，有同样的酸辛，也烧起了同样的希望。

而后来的发展，又是两国人民同样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不论比较同或异，翻译界前辈中的有心人总是在寻找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东西，从起初的资本主义理论和爱国主义，直到后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

但是翻译也带来问题。

以文学翻译而论，常有这样一种情况：

外国真正优秀的作品移植不过来，而二三流的作品却受到远超出其本身价值所应得的欢迎。

也有另一种情况，在本国受到不应该的冷遇的作品，译成另外一种文字，显出独特的光辉。

这里面因素是复杂的，不能仅仅归因于译者的眼光与能力。

主要的原因，仍是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原因。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当中，同样是第一流的诗才，译成汉文，华兹华斯远不如拜伦那样风行，而在英国，显然前者更受推崇。

这原因，难道仅仅是因为拜伦有幸，碰到了苏曼殊等高明译者，而华兹毕斯则始终没有获得知音？

当然，两人诗才不同：

拜伦的戏剧性和讽刺笔触比较好传达，而华兹毕斯的那种表面淡泊、宁静而实则强烈的风格则任何译者也要见而却步。

另外，《唐珍》（DonJuan）那样的有故事情节的长诗译过来比较好懂，而《序曲》（Prelude）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