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电子教案（全）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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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难点】中华法系的特点

【教学时数】2学时

【教学内容】

中国法制史是以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

它主要研究中国法律的起源，各种类型的法律制度的性质、内容、特点、作用、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性。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的一门基础学科，又是史学的一门专史，是高等学校法学教育体系中的主干课程之一。

现实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法制实践中，形成了许多优秀的法律传统，总结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法制经验，都需要我们认真进行分析和总结。

学习中国法制史，就是在历史和法学基本知识有机结合的基础上，把握历史背景、立法思想、法制内容和司法实践，进行科学、理性的分析和理解，从中获得启示。

学习中国法制史，要善于抓住法律制度这一中心，置于当时的历史发展阶段进行系统思考。

从总体看，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是沿着国家、政治发展的轨迹，受到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等客观存在的制约而逐步成长的。

具体而言，由于受中国国情、民族特性、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影响，以及随着国家的统一或分裂，政权更替或存亡的长短，民族的融合或隔阂，政治的开明或专制，立法思想的先进或保守，律学兴衰及发展水平的高低等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国法制历史自成体系，独具特色，各朝代或每个历史时期的法制也各不相同，但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既有共同的规律以相联结，也有特殊的规律以相区别，学习时要注意揭示法制发展中的特殊规律性，有助于深入地认识不同时期法制的本质及其时代特征。

公元前二H^一•世纪夏朝建立，标志着中国国家的形成，也标志春中国法制雏形的出现，但是当时法制还相对简单。

至西周时期，中国奴隶制的法制已发展到了高峰，确立了宗法原则，形成了完整的法制体系，总结出一套完整的定罪量刑制度，有：

罪疑从赦、上下比罪、世轻世重、以赎代罚等等，并且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制思想，这些对后世封建法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略。

就三代时期奴隶制法的总体特点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宗法制度与政治制度相结合，王权与族权相一致，血缘成为确立社会成员法律地位的根本依据，国法带有明显的宗法性质。

习惯法占有重要地位，法律仍保持秘密状态，统治者推行“刑不可知，则成不可测”的政策，垄断成文法，不向社会公布。

礼刑并用，相为表里，刑的适用以礼的原则为指导，礼的作用依靠刑的强制来维系，二者相辅相成。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各诸侯国纷纷实行改革，制定并公布了一批成文法。

李悝的《法经》六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

商鞅相秦，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对此后秦扫平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法制，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统一的法律调整。

汉初总结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在很大程度上舍弃了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崇尚黄老之学，主张约法省刑，清静无为，休养生息。

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尊尚儒家纲常名教，严格维护君权和父权，确立德主刑辅原则，通过说经解律，引礼入法，推行春秋决狱，把封建法制与封建伦理密切结合起来，使封建法律道德化，封建道德法律化。

两晋南北朝时期继续推行汉代引礼人法的政策，当政者提倡注经解律，有力地推动了古代律学的发展。

这一时期又是各民族法律文化的大融合时期。

以汉律为代表的汉法律文化深刻影响了各少数民族政权，其他少数民族也对中华法系的形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晋将法律纳入礼的规范，使得晋律更加符合儒家伦理纲常。

准五服以制罪，开后世服制定罪的先河。

北齐律无论在体例上还是具体制度上，都可称为法律儒家化的楷模，对隋唐诸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创了十二篇之体例，同时首创“重罪十条”。

隋朝统一天下，承用《北齐律》制定《开皇律》，为唐宋相承。

至唐代，唐统治者将德礼与刑罚密切结合起来，交相使用，体现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原则，并将律、令、格、式、典、敕、例等多种法律形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法律体系。

高宗时期制订的《永徽律》，体系完整，内容详备，文字简约，刑罚适中，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之作。

宋元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强化，法制也呈现出集权专制的趋势。

但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发展，经济立法与民事立法均有所发展。

从20世纪初清末改法修律到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六法全书》，是中国法制近代化时期。

因为大量移植、照搬和借鉴了大陆法系的传统，中国特有的法系完全解体，代之而起的则是西方近代新型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政权，在局部地区建立了人民民主法制，它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是中国法制史上崭新的法制类型。

它经历了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为人民民主政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成为社会主义法制的前身和渊源。

综观中国几千年历史，历代统治者都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调节国家的经济活动及各种社会关系，打击刑事犯罪。

从立法的角度可以归纳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引礼入法，礼法结合。

中国古代法律以礼为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

礼不仅规定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亲疏远近、贵贱等差、长幼之别，而且也为整个社会提供了社会规范与行为标准。

礼的这种社会功能，经过汉儒改造，融进了诸子学说中的可取成分，成为指导立法的原则和理论依据。

其要旨即是“三纲”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亲亲”、“尊尊”的政治和伦理原则。

在这种原则下，礼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定为法律。

第一，特权法与等级法。

中国古代法公开确认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法律地位。

贵贱、良贱既异制，同罪又异罚，贵族官僚享有公开的法定特权。

同时又为特权等级设定了特殊的程序，以确保其权利不受损害。

第二，家族本位。

中国古代是沿着由家而国的途径进入阶级社会的，因此，以家族为本位，宗法伦理的精神和原则渗透和影响着整个社会。

在封建的法律体系中，国家制定法居于主导地位，而调整家族关系的家族法规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家法族规以维护伦理关系特别是家长族长的权力为主要任务，在这方面与国家制定法具有一致性。

同时，礼作为习惯法也是调整民事关系的重要依据。

2.法自君出，权高于法。

中国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终掌握着国家最高立法权。

一切法典、法规皆以君主名义颁行，君主可以一言立法，一言废法，皇帝的诏敕往往直接成为法律。

历史上从无治君之法，而法律一直是皇帝治理臣民的工具。

皇帝又拥有最高司法权，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死刑案件皆需皇帝裁决与批准。

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法外施恩，赦免任何罪犯。

3.注重吏治，职官管理法自成体系。

官是管理国家的群体，是实现国家职能具有人格的工具，中国古代所说的人治，实质就是官治。

为了发挥官治的作用，就需要治官，为了以法治官，制定了较为完备的职官管理法，历代考课官吏均有法定的标准，以督促其尽职尽责。

止匕外，还形成了严密的监察系统和监察法，以保证官僚队伍的整肃，维持必要的吏治。

4.重刑轻民。

中国古代在专制主义统治下，维护国家利益重于维护私人利益，加上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国古代重公权力而轻私权利，重刑事而轻民事，历代主要的法典均为刑法典，由于重刑，使得刑法体系严密，刑罚手段残酷。

重刑轻民使得人们私权的不发达，也决定了调整私权的法律规范的薄弱，无法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

5.法典编纂体例上采用“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形式。

中国从法经开始到清末一直沿袭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法典编纂体例，其原因是与自然经济长期占支配地位，习惯法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实际调整，以及专制制度的严酷统治分不开的。

尽管在这个漫长过程中，行政法与民法逐渐趋于法典化，在代表性的法典中，仍然是以刑法为主，涵盖了民事、行政、经济、司法等各个部门法。

法律以刑法为主刑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主题。

古代没有部门法的划分，历代法典、律遂通称刑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统统规定于此，统称犯罪，处以刑罚。

一部律中，实体法与程序法也不区分，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混一。

另一方面，专制君主无视下民的主体权利，平民百姓也不具有这种意识，并以“对簿公堂”为耻、为累，一般民事纠纷也无关政权安危大局，商品经济又长期不发达，如是等等，致使中国古代民事立法偏枯，与刑法畸重形成强烈反差。

6.制定法与判例法相互为用。

中国古代重视国家制定法，成文的法典是传统法律的主要形式。

但在司法实践中也适用判例弥补律文的不足。

早在先秦时期便适用判例，秦简中“廷行事”就是一种判例形式。

此后，如汉代的决事比，宋朝的编例，明清的律例并用，都反映了判例法的重要地位。

四

中国传统司法制度建立在农业文明、家族制度、绝对君权的基础之上，并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司法审判的主要指导思想，维护传统的礼治与等级社会。

这种为满足特殊国情需要的司法制度，经过数个朝代的发展、积淀，逐渐形成有中华法系特色的司法制度，它与中国的君主政体、等级制度、农业文明相得益彰。

总结君主制、等级制度下的中国司法制度，大致有如下特征：

1.司法与行政不分，司法从属于行政

这是传统司法制度一项非常突出的特征。

首先就中央一级来看，可以说自上古三代以来，均有专门的审判机关存在。

如传说中的皋陶，夏朝的大理，商朝的司寇，秦汉的廷尉，隋唐、五代、宋元的大理寺、审刑院、宣政院等，还有明清的刑部。

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中央一级的专门审判机关，但这并不说明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央一级实现了司法与行政的分离。

因为：

（1）除这些专门的审判机关外许多权力机关也兼有审判职能。

首先是皇帝，历史上许多勤政的皇帝都有被后世彪炳的夜以继日、公正审理狱讼的事迹，而且皇帝行使审判权可以无任何程序和法律上的约束，一切全由其自由意志加以裁断。

另外丞相也拥有很大的审判权力，监察官如御史台、督察院甚至明朝的特务机关东厂、西厂都有专门的审判权。

（2）专职司法审判机关审理案件受到行政机关的极大干预。

专职审判官吏也是整个传统行政官僚体制中的一员，其行为受到较高级别行政官吏的要挟与控制是正常、普遍的现象。

另外，专制皇帝为了使所牧之吏享有的权力能够相互制衡不至于威胁皇权，绝对不会允许中央审判机关拥有独立的审判权，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中国古代的“会审”制度。

会审作为一种制度始于唐朝的“三司推事”。

三司，指中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中央机关。

遇有重大案件，皇帝诏令三司派大理寺卿、刑部侍郎、御史中丞组成法庭共同审理，称为“大三司”。

如有三司派刑部员外侍郎、御史、卞理寺官组成法庭共同审理，称为“小三司至明清一朝，三司推事发展为正式的会审制度，明朝有时甚至厂卫和皇帝亲信的宦官也参加进来。

清朝则发展为“九卿会审”，即重大案件由六部会同都察院、大理寺、通政使司共同审理。

其次，就地方一级来看，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中，地方审判官吏由地方长官兼任。

如秦代的郡守与县令，汉的州牧、郡守、县令，唐的刺使与县令，清的州、县长官，知府、总督、巡抚，这些地方行政官员同时也是地方的“法官”。

他们中有些人因秉公断案，佳名世代流传。

古代地方一级审判官吏与行政官吏合而为一的制度，深深影响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民众对诉讼的称呼一般为“去县衙门告状”、“拦官告状”、“告御状”等，甚至今天我们还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家族司法与国家司法并存，相依相维

家族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社会单位。

因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一体观念，及现实中家族所承担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