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究竟赚了多少又流向何方.docx
《国企究竟赚了多少又流向何方.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国企究竟赚了多少又流向何方.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国企究竟赚了多少又流向何方
国企究竟赚了多少又流向何方？
2011-03-0808:
20:
04
浏览9308次 | 评论34条
新上任不久的国资委主任王勇近日表示，国资委此前发布国企实现利润1万多亿元，只是毛利率，央企可支配的资金只有2000多亿。
王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我们央企的毛利润是1万多亿。
这一万多亿央企首先要交20%的所得税，剩8500多亿。
现在78%的央企都上市了，1万亿里面有88%的利润都是从上市公司得到的，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上市公司60%的资产是国有控股，40%的资产是股民的，是战略投资者的，这40%的资产，约3000多亿是要回报给股民的，所以央企只剩下5000亿左右的利润。
”
王勇称，在5000多亿中，要扣除20%作为国家发展的风险基金，就剩下了3000多亿，央企还要上交国有资本收益600多亿，所以实际上央企的可支配利润只有2000多亿。
对于这2000多亿的用途，王勇称，2000多亿要用于央企的发展，还有1200多万的职工，700多万农民工和600多万的离退休职工的吃饭问题。
此外，这部分钱央企还要解决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比如企业办学校的支出。
“2000多亿，一个是发展、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解决历史包袱。
所以我把账算一下，其实没有多少钱了。
可能有一些朋友误解，这1万亿，我们都分了，实际上没有。
另外，央企和其他企业还不一样，我们还要给国有资产增值，每年我们给国有资产增加了1万多亿。
企业做强，我们才能和国外的跨国公司同台竞争。
”王勇解释说。
此前，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报告称，如果扣除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国企对外宣称的庞大利润实际上是亏损。
报告指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国企成为打着“为公众（国家）赚钱”的旗号，运用国有资产为自身牟利的利益集团。
课题组负责人、天则所所长盛洪在报告会上尖锐批评说，所谓“国有企业”名实不符。
他说：
“国有企业已经被内部人控制了，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结论。
”
报告显示：
与民营企业相比，2001年到2008年间，国企少缴付的利息共计2.85万亿元，地租3.09万亿元，资源租5000多亿元，亏损补贴1198亿元。
合计起来国企少付的成本是6.48万亿元，国企享有的上述利益，远大于同时期国企账面显示的4.92万亿元累积利润总额。
与上述信息不对称的是，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国有企业2010年实现利润19870.6亿元，同比增长37.9%，其中化工、电力、有色、交通等行业利润增长超过1倍。
国企利润非常可观，然而，2010年国企近2万亿的利润，上缴国家红利只有440亿元。
（据2月21日《人民日报》）
从国有企业性质看，国企利润应该全部上缴，应该使用到全民身上。
国企是国家的，最终股东是全体人民。
人民作为股东享受国企经营成果是理所当然的。
国企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统分统销，国企利润全额上缴，那时虽然效率低下，但基本实现了全民共享。
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时期实行利改税后，国企上缴利润变成了所得税形式征收，那个时期国企所得税远远高于其他经济组织。
随着国企要求实行与其他企业一样的所得税收后，国企基本上就把全民股东甩在了一边。
国企与其他企业平等缴纳所得税，但却忘记了其经营应该给最大股东——人民回报成果。
可以说，从上个世纪利改税特别是所得税所有企业平等以后，国企将巨额利润占为己有、内部分红。
40多万亿元国有资产变成一部分人的利益分配。
国企员工享有的高额工资、奖金和福利，不断加剧收入分配差距；国企财大气粗式的产能扩张、资本扩张，不断挤压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
所谓全球最赚钱银行、全球最赚钱电信公司、全亚洲最大石化企业，对于全民股东来说，只是虚名而已。
国企福利高是个不争的事实，各种补贴名目繁多，包括一次性现金住房补贴，例如网通公司曾全额计提41亿4200万，把房子直接买下来，低价出售给本企业职工，还有利用国家无偿划拨的用地集资建房等等。
国企的所谓利润本应属于全民，结果却变成了高管收入与职工福利。
2010年国企利润高达近2万亿，而上缴的红利竟然只有440亿元，比2008年、2009年的547.8亿元、873.6亿元少得多。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2010年国企利润增幅达到37.9%。
从收缴范围来看，全球最赚钱的银行、金融企业的中国竟然不给国家上缴一分钱红利，不给全民股东一分钱回报。
如此何谈全民共享国企改革成果？
我国经济虽然飞速发展，但是却欠全民的账太多太多。
中国已经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欠账越来越大。
填补社会保障资金窟窿，国企应该义不容辞。
因此，应该迅速再次提高国企上缴红利比例，并且尽快把国有金融企业纳入到上缴红利范围。
贫富分化与土地政策
2011-03-0808:
15:
36
归档在 五常谈经济 | 浏览51287次 | 评论0条
每个人天生下来的智商不同，健康不同，际遇不同，运情不同——收入或财富也跟着不同。
某程度的贫富分化无可避免。
过于极端的分化不容易被社会接受。
另一方面，理论与历史的经验说，采用任何政策去推行财富或收入平均化，对经济运作的活力或多或少有不良影响，因为这些政策会削弱对社会产出有重要贡献的成员的积极行为。
瑞典模式中国无缘
像瑞典那样的国家，税项多而重，福利、补贴等高得惊人，是一个贫富分化不大而还算得上是富裕的国家。
但瑞典的人均土地面积比中国高出无数倍，知识资产早就达到了一个高层面，中国是无从效法的。
瑞典老百姓的居所一般比中国老百姓的舒适很多。
他们建造房子的费用飞到天上去，同样水平的房子之价不比中国相宜。
在饮食那方面，我不认为他们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优胜多少。
他们大胜中国的是人民的生活远为写意，用不着像炎黄子孙那样到处跑。
陶渊明的生活不会在人均农地一亩左右出现。
贫富平均化的社会成本高，炎黄子孙昔日的经验是他们付不起。
歧视土地的传统
贫富分化过甚社会不容易接受，而这分化最难接受的是源自土地或楼房的价格变动带来的那种。
源自土地或楼房分配的贫富分化带来的印象，是既非天赋之能，也非勤劳所得。
买下了房子，其价无端端地上升了几倍，不是不劳而获吗？
其实往往要靠先用功，赚点钱，也要讲眼力，虽然幸运的因素存在。
很少人会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与九十年代的中国，投资于房地产输身家的人无数。
奇怪，社会不可怜这些人。
这里还有一个古典经济学派的误导：
这学派认为租金或地价怎样变动土地的供应量也不变，所以在抽税的话题上土地要特别处理。
这就带到后来对我们的孙中山先生有很大影响的十九世纪美国经济学者亨利?
佐治的《进步与贫穷》那本书。
该书提出单一税制，即是只抽土地或房地产的税。
佐治是个了不起的宣传家，作为经济学者他不及格。
谋生计也不及格：
他信奉买地必定发达，但晚年自己是个穷光蛋，葬身之地也要朋友帮忙。
孙中山先生的经济思想主要来自《进步与贫穷》，对炎黄子孙或多或少有点影响吧。
出售土地是中国发展的资金来源
我不要在这里谈思想、讲理论。
我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改革有今天的成就，主要原因是在县际竞争这个史无前例的制度下，土地的使用搞出了精彩的变化（见拙作《中国的经济制度》）。
要是北京早就推出最近的楼房政策，中国今天会怎样不好说——一位朋友劝我不要说！
不仅土地的使用得宜大幅地提升了生产效率，政府出售土地是经改需要的资金的主要来源。
记得五年前在上海，一位来自加州的经济学者问：
「中国发展得那么快，资金从何而来呀？
」我打趣地回应：
「九十年代初期不少外资到中国投资于房地产，九十年代后期房地产之价暴跌，这些资金转到中国人的手上。
」他拍案叫绝。
我说的有说笑成分，但笑话中有真理。
早些时，记不起是一九八六年底还是一九八七年初，深圳的干部朋友邀请我到那里倾谈，因为他们读到我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出售土地一举三得》。
大家坐下来，我开门见山地说：
「不拍卖土地，让懂得建造楼房的外商赚点钱，你们不可能有足够的资金把城市建设起来。
靠北京输血不可能足够。
」深圳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拍卖土地，今天是一千四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会了。
没有卖地的钱，今天在世界地图上不会找到深圳。
香港的不利先兆
也要提及的是那次深圳会谈后，我对香港财政司彭励治说：
「深圳的年轻干部虽然学问不足，但非常了不起，香港的公务员输了一筹。
他们的薪酬不到你们的十分之一，有朝一日香港会很麻烦。
」彭老的回应，是他快要退休，将来的事他管不着。
中国的青年学得快，一九九六年底我推断香港会有十年以上不景。
我可没有想到二○○三年内地会推出自由行，也没有想到昔日港人称为表叔的会把香港的楼价炒到天上去。
基本上我还是对：
撇开楼价赚钱，香港人的实质收入十多年来没有上升过。
从动态看分化可以乐观
先谈一下今天内地的收入分配才回头说房地产政策。
读者要骂就骂吧：
我认为内地的贫富分化的发展不仅不是那么差，而且有值得庆幸之处。
我认为整个问题要从动态的角度看——静止的分化基本上无关宏旨。
从动态看，老人家最开心的，是这十年中国农民劳动力的收入大约上升了七倍。
这是每年的复息增长率约百分之二十三！
减除通胀约百分之二十的实质复息增长年率，打个八折也是人类历史奇迹，何况中国的农民那么多，人均农地那么小！
起自朱镕基还在掌管经济的二○○○年，到温家宝时期加速了。
上述的农工收入增长是我个人从几个地点获得的一手资料，不是农户的一般收入增长，老弱残兵没有算进去，只算工作年龄的农工收入。
流动人口多，这些年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政府的统计因而不容易算得准。
有些朋友胡涂得很，老是从户籍人口看农民人数。
算进老弱残兵，我提供的数据当然还要打个折扣。
但农民还有农植的收入，这十年中国农地的租值上升了两倍多。
再另一方面，农民的住与食比城市的居民相宜。
三年前我推断，十年后中国农民的实质生活水平会追上城市的中层人士。
今天看，如果最近几年的农民收入增长能继续，再六年可以追上。
没有断层与分化收窄
上述的农民生活的急速改进带来了另一个让我们乐观地看贫富分化的理由。
这是不管这分化有多严重，中国没有出现断层——即是贫与富之间没有出现一片空白。
贫富的分化出现了断层是很头痛的事。
昔日国民党时期有断层，今天的墨西哥有断层，香港还没有，但我看是朝着断层的方向走。
有些国家，种族问题会带来另一种断层：
某些种族聚居的地方生活很不好过。
中国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帮一把。
先敬罗衣后敬人的文化是有的，但举世皆然也。
我的推论，是只要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率高于城市中层人士的，会带来两个必然的效果。
其一是贫富的分化怎样极端也不会出现断层，而断层不出现贫富的分化有机会改进。
其二是只要上述的增长率继续，贫富分化的差距早晚会收窄。
我当然知道很多中国农民的生活还是很苦，只是认为从重要的「动态」那方面看我们有乐观的一面。
动态持续愈久愈妙
维护农民劳力收入的增长率非常重要。
想想吧，如果今后五年农民劳力的收入增长能保持过往十年的复息率，五年之后，以今天的物价算，一个农工的每月收入会达到人民币四千。
这会把工业的低档次技工推到月入五千多。
当然不容易，也没有理论说可以或不可以。
事后孔明，我们知道这些年农民劳力收入的高速增长是由县际竞争下的土地灵活使用带动的。
泡沫不论，我想不出理由要推出打压楼市的政策来左右上述的发展。
是的，在贫富分化这个重要话题上，北京的朋友要从动态的角度看。
经济发展成熟了的先进之邦怎样看是另一回事，但中国要从动态看还有一段日子吧。
只要上述的增长率能继续，这段日子愈久愈妙。
公积效小廉租为祸
回头说协助下层人士的楼房政策，可取的选择不多。
目前内地推出的房屋公积金不会有什么作为，尤其是楼价上升他们无缘分享。
我们不容易知道一些市民对楼价上升的投诉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拥有的房子，还是楼价上升他们得不到甜头。
如果是后者，购买房地产的股票是一种办法，但像楼价一样，有风险。
这方面，北京可以考虑推出一种楼房股票指数合约，为了避免影响股价要是外围的，像赌外围马那样，但要由有保障的法定机构执行。
房屋公积金于是多了一种选择：
购买这指数合约。
有风险的，要多赚钱就要多面对风险。
政府提供廉租房不要考虑。
香港昔日推出廉租房是因为难民涌至，不给他们提供栖身之所对治安不利。
这些廉租房后来搞到一团糟，给穷人定了「穷」位，虫蛇混杂，黑社会、贩毒等行为集中起来。
经适房的处理方法
政府提供廉价屋可以考虑。
这种香港称为「居屋」内地称为「经适房」的提供及分配，在内地容易导致贪污行为。
要是能处理贪污这一关，适当的做法可不是由政府兴建或让私营建筑商兴建然后限价出售。
适当的做法是由政府拍卖土地给私营建筑商，指定要装修好及小单位的面积与变化，然后让私营建筑商在有竞争的市场以市价出售给条件过关的户口。
廉价的优待，是政府利用卖地的所得，以近于楼面地价的钱补贴给条件过关的购买户。
这样通过竞争的自由市场处理，政府只是少赚或不赚地价，建筑商有利可图，楼房的质量会跟自由市场的取舍相同，除了单位的面积较小其质量不会因为政府提供而下降。
换言之，这样处理会杜绝偷工减料的行为。
流动大军一条命脉
细想之下，我不赞同政府提供上述的经适房，因为有一个难以解决的困难。
目前中国的流动人口还是很多，不少城市一半以上的居民没有户籍。
可靠的数字我没有，但刚过去不久的春运期间，三十八天内不计航空的交通客运量达二十八点五亿人次！
这比总人口多一倍以上，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了。
在这种各走天涯的人口分布下，目前不许没有某市户籍的购买某市经适房，有欠公允，而如果凡购某市经适房的可获该市的户籍，流动者可能因为一点甜头而被「锁」住。
流动人口会有下降的时候，但今天不应该用楼房政策来左右他们的选择。
我认为流动人口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重要的，跟中国的经济制度配合得好。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三年多前北京推出新劳动法后，数以千万计的工作大军流动起来，迅速地减少了失业及工业区的治安恶化。
要改善流动人口的生计北京总可以想出比提供经适房较佳的方法，不要以房为诱而把他们锁住。
要把楼房政策的主导权力下放
不打压楼市，不提供经适房，除了我在上期提出的避免楼市泡沫的方法之外，北京应该做什么呢？
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把楼房政策的主导权力下放到地区政府去，某些地区以市作主导，大部分让县作主导，除了提供大概的方针北京上头不要管。
说过多次，中国的地区干部一般能干。
房地产处理不当对他们的生计有肯定的坏影响。
这次北京打压楼市是明显地损害了地区发展的利益：
增值税之外，地区政府要靠卖地的收入来搞基建及其他开支。
如果地区政府可选择，他们不会抽物业税。
水出鱼、鱼饮水，抽物业税会使卖地的收入下降，加上处理物业税的手续麻烦，对地区的楼房发展比不上只卖地不抽税那么有效率。
地区竞争不会搞高楼价
这就带来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内地的地区政府会不会像香港那样，搞高地价政策而损害了经济发展及增加贫富分化呢？
经济本科一年级的理论说，如果土地及楼房的需求弹性系数低于一，政府为了争取卖地的最高收入会推出土地至该系数等于一而不再放出，过些时日等到需求有所增加再放。
这种高地价政策对经济整体的发展是不幸的。
但内地的地区跟香港有两处重要的不同：
内地的县际竞争激烈，而地方政府一律重视工、商业的多元化发展。
在这样的竞争局限下，只着重增加卖地的收入是自取灭亡。
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那小书内我分析得清楚：
增值税的分成对地区政府重要，而争取这项税收要争取流动的人口给个面子。
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地区竞争下，楼价过高是败局。
想想吧，一个县免费提供一幅大地给一家名牌工厂，怎可以那样傻，搞高住宅楼价来把该厂吓跑呢？
虽然档次较低的工人可住工厂提供的宿舍，但职位较高或成家立室的，怎会不考虑住宅楼价？
我不是说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好得天衣无缝，也说过还有好些细节要改进。
但老人家的理论说，北京放手让地区处理楼房，在竞争下必有奇效。
给同学出个试题
最后我要提出另一个有趣的观察。
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靠两项。
其一是增值税，全国划一为百分之十七，县政府分成占该税的四分之一，即产出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
其二是卖地的收入，县的分成占百分之七十五，不同的地区可有变化。
我要说的有趣观察，是要某区的楼价上升还是下降，单是调校这两个分成率会生效。
保持县政府的总收入大致不变，提升县的增值税分成率而减低县的卖地分成率，楼价会下降；二者反过来楼价会上升。
为什么呢？
这会是香港中学高考的大好试题，不知内地同学的本领怎么样。
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个神奇的制度，很有点妙不可言。
两年多前我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写道：
「北京显然没有充分地赏识他们自己做得对，做得漂亮，做得精彩。
」看来今天北京的朋友还没有充分地赏识自己发明的制度，也显得我这个老人家的影响力是零了。
王学进：
问责官员复出如何取信于民（两会评论）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奉化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向正在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建议，官员被问责后复出机制须有公开制度设计。
他建议，整合规范官员被问责后的复出机制，因人而异地制定复出安排，并将安排向社会公布，以此将问责制度的惩戒性功能落到实处。
（3月7日《北京日报》）
随着这些年被问责的官员逐年增加，官员复出的消息也日益增多，因而激起的社会反响也愈发强烈，此问题解决不好，势必削减问责制度的公信力。
傅企平代表提出上述建议正当其时，只可惜，建议没提到点子上。
既然是作为一项制度来设计，就不可能做到因人而异制定复出安排，只能是就一些原则性问题制定政策措施，然后照章行事就是。
因此傅代表接下来的建议：
在每一起问责事件结案之时，向社会大众公布对官员未来仕途的大致安排。
在对事件中承担主要责任的官员的问责决定之时，应同时根据该官员所承担政治责任的轻重，从具体职位上、所享受待遇上、具体职称上，对其未来的复出做出严格控制。
等于白提，不具备可行性。
傅代表有所不知，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建立复出机制，而是怎么执行这一机制问题。
事实上，不是没机制，而是有关官员问责的文件条例太多了，以至出现了执行难。
从2002年中共中央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4年颁布《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2005年国务院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0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2010年2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行政监察法修正案（草案）》，到2010年4月中央连发“四道金牌”，算上各地对中央规定的“实施办法”，有关官员的问责规定不可谓不全，问题出在执行不力上。
之所以出现执行难，与上述众多规定令出多门密切相关。
这些规定既涉及中共中央颁布的党内纪律问责，也关系到国务院颁布的行政处分问责，还关涉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法律问责，因而在党政不分的干部管理制度和过度集中的人事管理制度没改变之前，往往会造成法律问责、行政处分问责或党内纪律问责，或单独适用，或混杂适用。
譬如单受党纪问责的官员，如不受行政处分的影响，可以从党内职位调任行政职位，反之亦然。
即使同时受到党纪问责和行政处分的官员，也可在人大政协、社会团体或国企转岗任用。
这样一来，问责性质和问责结果就不明晰，不透明，最终导致问责官员复出各呈异态，遭致公众诟病也就在情理之中。
明乎此，我想把傅企平的建议引申归纳一下，再提三点建议：
一是根据《公务员法》第五十九条规定：
“公务员受开除以外的处分，在受处分期间有悔改表现，并且没有再发生违纪行为的，处分期满后，由处分决定机关解除处分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解除处分后，晋升工资档次、级别和职务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
”问责官员如要调任他职，须向公众表明心迹，或道歉，或忏悔，或表决心，同时处分决定机关也要向公众出示解除处分的通知；二是组织部门在重新启用问责官员时，应向公众作出解释：
某某所犯是政治错误，受到党纪处分，现在处分已撤除，根据其特长，特安排去行政部门或社会团体任职，也就是说，把话说在明处，不要藏着掖着；三是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来，组织提名，任前公示，民意调查，票选通过等环节一个都不能少，不能给人留下上级指定、暗箱操作的把柄。
如此，问责官员复出才能取信于民。
价泡沫破灭后受益的唯一是深圳
2011-03-0719:
34:
36
浏览23738次 | 评论17条
房价泡沫破灭后受益的唯一是深圳
徐明天
我建议深圳市领导不要评论房价问题，近几次的言论招来非议是非常没有必要的。
我还建议深圳严打高房价，因为房地产泡沫破灭深圳才能真正受益，并且是国内大中城市中唯一受益的城市。
因为虽然深圳房价非常高，但深圳产业结构最为合理，高新技术、制造业是经济的基础，房地产占GDP比例较小。
特别是财政收入中，房地产比例占比更小。
根据披露的数据，房地产已经占到中国GDP的30%以上。
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GDP中也有一半是房地产和相关产业，政府财政收入对房地产依赖更重。
海南财政收入中6成来自房地产。
上海、北京去年卖地财政收入在1500亿元左右，大连、天津、卖地收入超过1000亿元。
杭州、重庆卖地的收入也比较高。
去年广州感觉卖地少了些，因为亚运会的土地是在前几卖出的，但也有400亿元，紧逼深圳的苏州卖地600多亿元。
相当多的二三线城市也靠卖地赚了大笔。
相比较，深圳去年卖地收入只有115亿元，占地方财政不足10%。
去年深圳地方财政收入超过1000亿元，加上上缴中央政府的，已经接近4000亿元，已经超过广州，排在上海北京之后。
即使是制造业很强的苏州，财政总收入才接近1000亿元，深圳是它的四倍。
房地产泡沫不捂不住的，一定会破灭，破灭之后，从GDP和财政方面来看，唯一不受损失的是深圳。
相反，深圳还会从中受益。
因为其他地方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后，GDP下降，财政收入更是下降严重，这些地方的制造业本来就已经基本消灭了，更无力扶持制造业。
深圳的高科技和制造业就变更加所向披靡，占所内地市场，GDP和财政收入会大增。
房地产泡沫破灭，也会导致内地的一些制造业企业困难重重。
因为像联想、海尔、海信等内地企业这些年也纷纷跳进了房地产，靠房地产支撑利润和生存，房地产泡沫破灭，它们也陷入危机。
近几年，上海、北京、广州发展速度很快，苏州、天津在后面急起直追。
总结发展速度，深圳的差距就在房地产上，有人就认为，如果深圳的房地产能发展得快一些、大一些，就不会被赶上。
其实，我认为这正是深圳发展中最可贵的地方。
别人大力发展房地产就让他们发展吧，总有跑不动的那一天。
因为房地产是不可持续的。
现在机会已经到了。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