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时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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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晚报时评
7月1日
从保安到硕士再到保安，这个圈画得很美
今年44岁的张永辉是电子科技大学一名保安，17年间，他在电子科技大学的各个大门都站过岗。
在此期间，他一边站岗一边坚持读书，2007年6月，获得了大专毕业证书，2009年6月，本科毕业，2016年6月29日，获得了公共管理专业的硕士学位。
张永辉说，自己坚持读书是为了“弥补早年的遗憾”，现在研究生毕业了，仍然想留在电子科大，继续做一名保安。
一个保安，十几年如一日，利用工作的间隙坚持读书，先后拿到大专文凭，本科文凭，现在又获得了硕士学位。
一个硕士，胸怀读书之志，饱尝寒窗之苦，终获学位证书，如今却要去当保安。
保安，硕士，这两个看似很不搭的身份硬是被张永辉揉捏在一起。
他当保安还坚持读书有人看不惯，说着风凉话。
他硕士毕业打算继续做保安，还是有人不理解，不知道他这么做到底图什么。
按世俗的眼光观之，张永辉的确算是一个“异类”。
一个保安，上班时好好站岗，下班后回家好好过日子，这就很好了，可是他偏偏“不务正业”，一有点功夫就抱着书本苦读，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嘛。
好不容易获得了硕士学位，他的理想竟然还是当一名保安，那他这些年的书岂不是白读了？
对于这些观点，笔者皆不能赞同。
最起码在电子科技大学校园保安队伍中，张永辉是读书最多，文凭最高的保安；在同一批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当中，他是起点最低，工作经历最丰富的硕士。
况且，谁敢说他硕士毕业回头当保安就代表这些年的书白读了，只有不读书的人才会有这么狭隘的想法。
读书不仅仅是只为换取那一纸文凭，它会让人看待问题的视野更开阔，思维更清晰，它能提高一个人的修养和气质，让人变得知书达理，举止得体。
具体到张永辉身上，就算它怀揣着硕士证书继续当保安，他也不再是当年那名懵懂无知的小保安，不会只是一名三餐吃饱，到点下班无所追求的保安。
他的所学与保安工作可能联系不那么紧密，不能一下子产生共振。
但我相信那句老话，知识多了不压人，张永辉的书不会白读，他这么多年的付出不仅已经“弥补早年的遗憾”，还必将对他未来的人生路产生影响，当然这种影响肯定是良性的。
在我们这个社会，总有一些人固执地认为某个年龄段就应该干属于某个年龄段的事情，不管是对那些大龄参加高考的人，还是像张永辉这样嗜书如命的打工者，总是带着偏见，认为这是“不务正业”，不是极尽调侃，就是冷嘲热讽。
爱读书的人不应该被嘲笑，不管他年龄多大，从事的职业多么卑微，读书都是一件高尚的事情，理应得到尊重和支持，收起那些偏见和歧视吧。
黑心钉虽小，公共安全危害大
为了招揽客人，有人用服务，有人用质量，广东梅州的一家修车铺想到的办法是往路上撒黑心钉。
备受广东梅州市民关注的马路“撒钉案”，日前在梅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梅城刘记汽车轮胎经营部老板刘某君及其叔叔刘某林被公诉机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诉。
撒黑心钉的人不少，够得上这样的标准的不多。
在刑法中，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是量刑比较重的罪名。
该罪属于行为犯，无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只要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都能构成该罪。
因此，刑法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造成严重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撒黑心钉面临这么重的处罚，估计案犯本人也没有想到。
但仔细看看案情也不奇怪。
公诉机关指控，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的8个月时间里，刘某君先后多次购进大批螺丝钉，并抛撒在梅江区的多处交通要道上，造成很多过往车辆的轮胎被扎破，给汽车出行造成重大安全隐患，危害了公共安全。
法庭查明，“撒钉案”中，到公安机关报案的有550人，在“平安梅州”微信公众号报案的有1908人。
而相比于频繁遭受黑心钉毒手的电瓶车，汽车可能导致的后果更严重，电瓶车出了毛病后果还能控制，但汽车轮胎一旦出问题，就有可以造成重大的安全事故。
以“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追究刑责并不为过。
要看到，修车的人虽然获得的只是蝇头小利，但对车主和路人而言就可能是生命的代价。
对社会而言，除了安全的因素还有资源的浪费，一个黑心钉要不了多少钱，但毁掉的轮胎却是价值不菲，修车人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社会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就像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一样，它其实给养殖户、工厂创造的利益都很有限，给社会造成的伤害却远远大于这样的利益。
三聚氰胺事件中，社会在善后治理上动用的资源至今也难以估量，而且很多时候这种伤害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这是社会容易忽视，却不得不打起精神应对的犯罪。
撒钉案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这种治理上“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的特点：
单个看，案值都不大，只要没出事，睁只眼闭只眼可能就过去了，车主未必有耐心为了一个轮胎去刨根究底，但累积起来就可能很惊人，没有理由轻轻放过。
个人不能以为恶小就为之，警方当然也不能因为案小而不为。
本案也给类以案件的处理提供了一种思路。
以往类似的案子常常因为后果难以认定不了了之，或者罚得不痛不痒，而“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因为是行为罪，在打击类似犯罪上有先天的优势，也更容易从“后果难以认定”的泥淖中跳出来，避免被犯罪人钻了空子。
很难想象，犯罪嫌疑人竟然危害了社会这么长时间，作案8个月，报案人高达2000多人，当地警方的办案效率是不是也该反思一下？
案子再难破，累积到2000多起都是不可理解的，这里面除了适用法律的难题以外，是不是也有不以为然的惰性在作怪？
7月4日
高校毕业典礼莫成秀场
又到一年毕业季。
或是借助互联网的传播，原本乏味无趣的高校毕业典礼，如今成为比拼演讲技巧、展示各校风采的大舞台。
许多高校铆足了劲，别出心裁，想方设法出风头、攒人品，为学校招生扩大影响。
安庆师范大学近日举行的毕业典礼，却变成了道歉会。
校长闵永新在致辞中主动承认图书馆座位少、住宿条件差、食堂饭菜凉等经常被学生在网上吐槽的问题。
更令人意外的是，校长停下致辞，走到台前，面向在场的毕业生，弯腰鞠躬道歉。
校长此举令在场不少学生既意外又感动。
校长这么做诚意可嘉。
但他把日常管理中的问题拿到毕业典礼上讲，或表明两件事：
其一，平时校长与学生直接交流的场合不多，或者学生很少有直接向校长反映情况的机会。
校长平时若能经常与学生交流，定期走进学生宿舍听取各种意见，这些问题照理早该被发现与解决，而不会成为毕业典礼上的心事。
如今借助网络平台或学校网站，学生的意见固然可以及时表达，但学生与校领导见面的机会或许并不多，这样的话，很多事情虽然早有曝光，却可能被淹没在网络口水里。
其二，校长自曝的这些问题直至今日都未获圆满解决。
很简单，如果问题早已解决，校长何必在依依惜别的场合上煞风景。
这位校长也坦言，这些问题“没做到让学生满意，所以有所愧疚”。
不无尴尬的是，这边校长刚道完歉，没过两天，由于持续下雨，该校又出现阳台下水管道堵塞，宿舍水流倒灌等问题。
这就像是对校长道歉之举的回应——与其台上表态，不如台下落实。
无意批评这位校长作秀，毕竟他还能坦诚地面对这些问题。
实际上，类似问题在其他一些高校也难免存在，但许多校领导在毕业典礼上不会去谈这种破坏气氛的话题。
他们或者像复读机一样一再回顾学校光荣史，或者刻意迎合学生趣味，唱唱流行歌曲，谈谈人生和理想，大家好聚好散，来日再见已是校友。
反正毕业后，这些细节问题要么被人遗忘，要么成为人生记忆中的一部分，恐怕没有多少人在意。
特别是，现在似乎有一股风气，毕业典礼上致辞的校领导都喜欢背点网络段子，模仿学生爆几句口头禅，似乎唯如此方能与学生打成一片。
这种夸夸其谈骗点赞的做法，看着其实挺累的。
一味迎合时髦，说些与自己年龄身份既不相称又不得体的网络段子，何尝不是在回避充满骨感的现实？
这么做，对改善学校教育环境与管理服务未必有什么好处。
一批毕业生走了，一批新生即将到来。
在辞旧迎新阶段，学校更应该做的是，好好总结教学与管理利弊，健全学校制度，整改存在问题。
临别少作秀，平时多做事，这样学校才能不断提高进步，让莘莘学子潜心向学而无后顾之忧。
一包奶粉200个配方，创新不够花样凑
为社会千呼万唤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意外在婴幼儿奶粉行业喷薄而出，超市里各种品牌、各种概念、各种所谓新工艺新配方的奶粉琳琅满目，亮瞎你的眼，个别知名乳粉企业的配方多达200多个。
要是真有创新，真发明了让宝宝吃了就健康吃了就聪明绝顶、后半辈子不愁的东西也就罢了。
中国家长别的钱舍不得花，对小孩子的钱一向是很慷慨的，量力而行不量力也行，中国没有的不远万里从国外代购。
要是奶粉能解决从身高到体重到智商的所有问题，没有理由不买。
问题是，这些所谓的创新只不过是配比上的一个微小的变化，甚至只是同一个配方起了不同的名字就变身不同品牌系列，这点变化对婴儿的肠胃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既没有创新的含量，也离商家的广告词差了十万八千里。
一个事情应该是越简单越好，什么阶段该吃什么奶粉，一目了然，消费者的选择权不是花在对配方的比对上。
200多个品种让顾客如何选择呢，工厂又该如何组织生产呢？
难道非要成为奶粉专家不可？
为什么奶粉企业要反其道而行之呢？
搞那么多花样，无非是想多卖几个钱而已。
东西还是那些东西，换个包装，添点东西，成本没增加多少，价格往上拔了一节。
你搞不清楚状况，但导购员有办法让你只选贵的不选对的，把产品搞出三六九等，一个好处是拉开了价格空间，成本原料上体现不出差别，但嘴巴却可以说出差别。
一潭水只有搅混了，才有人为操作的空间，只有将消费者绕糊涂了，才有可能将白菜卖出黄金价。
这体现出一些企业投机取巧的心态，与之能有一比的是鸡蛋，还有药品，同样的东西，蛋企能给你搞出从养殖蛋到放养蛋，从绿色鸡蛋到放心蛋，从本蛋到土蛋，各种花色，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最终同一筐鸡蛋卖出了不同的价格，企业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受损的是消费者的利益。
创新不足花样凑，本领不足忽悠凑，打的是创新的旗号，行的却是老一套。
这样的钱也许好赚，但这样的钱恰恰最不该赚。
这样赚来的钱不道德，是反社会的，这样的企业也经不起理性的分析和社会的质疑。
眼下的日子也许好过，一个风浪过来，小船说翻就翻。
从根本上说，企业的利益需要跟社会利益一致，需要跟社会诉求相向而行，这样的企业才有可能发展壮大，百年老店莫不如此。
一个想方设法与消费者玩心机，斗智斗勇，时刻与消费者的利益走在对立面的企业怎么可能把心思放在取悦消费者身上，又怎么可能摆得正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企业价值？
靠忽悠过日子，一头扎在了短期的钱眼里，这样的企业能有什么前途？
企业的聪明劲是用错了地方，你真以为消费者那么好忽悠，消费者只是没有更好的选择罢了，千万别把这种市场的无奈当成了自己的本事。
7月5日
谁都可以成为新津春子
沈阳大妈“新津春子”，在以工匠精神著称的日本干了一件让他们为之称道的事：
在她和她的同事努力下，已经服役85年的东京羽田机场连续四年获评“世界上最干净的机场”，岁月在新津春子的脸上刻下痕迹，却没有在这个老旧的机场里留下痕迹。
而她也被誉为日本“国宝级匠人”。
据中国青年报道，春子可以对80多种清洁剂的使用方法倒背如流，也能够快速分析污渍产生的原因和组成成分。
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大多数人汗颜，一个人的成功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新津春子身上就体现了这一点。
同样是保洁，我们见惯的是粗糙和敷衍了事，有些人一块抹布打遍天下，抹完桌子抹杯子，连基本的卫生保障都做不到，还谈什么技术，其中的差别又岂是工作态度可以解释的。
这不是想贬低谁，只是这两种结果的不同很形象地告诉了世人过程的重要性，用什么心态来对待工作会有多么大的不同；有什么样的追求，人生最终会有多么显著的分水岭。
这其中的道理几乎每个人都明白，它重复了那些经典的论调：
岗位不分贵贱、做一行爱一行、只有普通的人没有普通的事。
这样的道理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都烂熟于胸、耳熟能详。
新津春子能干成现在这样，当然是需要毅力和坚持的，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她愿意这么做，并从中体会到了快乐。
这是一种对本职工作近乎苛刻的认真和追求，对挑战污渍的兴奋和执着，是可以跳出保洁的定义、简单体力劳动的范畴，归入工匠精神的序列的，这就不只是一个底层人士的励志故事了，而是人生追求，是一种精神的境界。
新津春子对我们的借鉴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她虽然身处日本，17岁以前却是在中国长大的，与中国文化传统没有违和感，这或许说明新津春子能做到的事，当然我们也能做到。
第二，她的经历可复制的可能性很高，她的故事并不是某个天才灵光一现的神来之笔，而是扎根于现实生活，一点一滴、长年累月的努力，跟天赋无关，更跟学历文凭这些身外之物无关，只要愿意，谁都可以成为新津春子。
新津春子将一个普通人可能达到的高度明白无误地展现在公众面前。
她清晰的实现路径和接地气的经历都说明，工匠精神并不只属于专家或社会精英，同样也属于普通大众，属于各行各业，认识到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作为个人，你可能无法改变环境，但你总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少一些抱怨，多一些担当，你也可以像她一样在平凡的岗位上注入不平凡的精神。
当然，还有赖于社会的支持。
个人投之以桃，社会也需报之以李，工匠精神就像个种子，它是需要阳光雨露才能成长的，这是尊重个人劳动个人价值的社会才可能发生的事，得具有极强的行为辨识能力。
她的倍受推崇背后就体现了这种精益求精的文化内涵。
7月15日
学制改革，莫言无畏并非无知
7月13日下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京召开“基础教育学制改革研讨会”，与会教育专家一致对作家莫言提出的“缩短基础教育学制”表示反对。
他们承认莫言做过调研，但认为其观点缺乏理论支撑与科学依据。
与会专家认为，基础教育学制12年，这是世界通行的基础教育学制，是培育一个孩子身心成熟的必要时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提出基础教育学制要缩短。
学制长短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划分学段、如何衔接各学段。
读完报道，第一感觉就是，研讨会现场“猛喷”莫言的专家们，很可能连莫言两会上建议缩短中小学学制相关报道都没有看过。
比如莫言认为，“10年一贯制教育应该定性为基础教育和公民教育，理应是受法律保障的免费教育，将带动教育内容重组、教学方式改革、学习方式改变，也是对应试教育的制度性遏制。
”而从报道中可知，与会专家们“猛喷”莫言预设的前提，仍是“应试教育”前置条件下应该如何如何。
还有，教育“门外汉”的莫言，虽然由始至终都在讨论学制改革、“缩短学制”的问题，但并非没有关注到学段的问题。
比如莫言称，从现实角度来讲，“633学制”覆盖了少年成长连续系统的发展过程，也增加了学段衔接的成本。
莫言同时称，鉴于“小升初、初升高、高中升大学三次考试前夕，毕业班要提前一个月甚至一个学期强化复习，复习和模拟考试将学生折磨得筋疲力尽，厌学情绪普遍。
”他建议中小学学制由12年改为10年，实行10年一贯制教育……这样的建议可能并不专业，但并不是说他“无知无畏”到不知学制分段的程度。
凡此种种都说明，在驳斥莫言“缩短学制”一事上，“专业”的与会专家显得并不专业，并没有拿出让人信服的观点。
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与会专家在探讨学制改革、“缩短学制”问题时，并没有触碰应试教育改革这一本源性问题。
曾任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王本中更是坦陈，“应试教育其实不管是改成10年，9年、8年也好，哪怕你改成6年，也会有两年照样是复习应试。
”难道专家们不知道更应该“终极关注”应试教育改革的问题？
知而不言，怕是事实。
莫言在两会上建议缩短中小学学制，终极目的还是意图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成立专门的机构，进行深入、专业、全面的调研和评估”，借讨论学制的问题，“对应试教育的制度性遏制”；与会专家们则干脆将问题讨论设置在“应试教育”模式下应该怎样这一前提……从“功利主义”角度看，当然是“从现实出发”的专家们的看法更接地气；从“专业主义”角度看，专家们讨论“学制分段”也更有现实性价值。
但还是那个最简单的道理，如果所有事关教育的改革，都不是奔着改革应试教育的目的去；或者说，如果所有事关应试教育改革的探讨，都限定在应试教育框架之下，讨论“缩短学制”没有意义，讨论其他层面的问题同样如此。
仅此一点，教育“门外汉”的莫言，比这些所谓的教育专家们，胸怀和眼光高得不止一点点。
7月19日
教育征程，不能止步于毫厘进退
奥数到底有多热？
连三伏天都拼不过它！
记者连日调查发现，上奥数班已经成为部分小学生的暑假“标配”。
有家长向记者报料，她所了解到的上得最多的孩子，上了7个奥数班，而上5个、6个奥数班的孩子也不在少数。
而一直研究奥数的业内人士表示，奥数在升学中的作用，被培训机构夸大，助推了奥数热。
关于奥数的问题，其实早有定论。
中国奥数队领队、主教练熊斌教授坦言，只有5%的学生适合学习奥数。
然而，因“小升初”择校竞争而火爆的“小学奥数”，却在许多大城市覆盖了多数儿童，形成所谓“全民奥数”的乱象。
由于大多数小学生根本不适合这种学习，这种高难度的“数学杂技”不仅与培养数学思维毫不相干，相反是在败坏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导致很多孩子因不断的失败而身心俱伤，从小涤荡了学习数学的动机。
7年前杨东平教授就发出“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的呼吁，一度掀起了批判奥数的热潮。
需要澄清的是，矛头所指向的是小学阶段的“全民奥数”，绝非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中学生参加的国际奥数竞赛活动是一项远离功利、公平透明的激烈的智力角逐，作为英才教育的一部分，为当今世界各国所重视。
培育中学生奥赛金牌获得者，就是为数学及相关学科提供国家队的人才后备军。
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违反儿童天性充满铜臭味的“奥数班”却偏偏大行其道。
一年前，上海交大副教授伍青生发表的《五年来上海市小学生校外奥数学习状况调查》显示，小学生选择校外奥数课程的比例，已经达到令人十分吃惊的地步：
一年级35.27%，三年级68.49%，五年级71.25%。
奥数热之所以疯狂到如此境地，固然需要从切实推进教育公平，破解“择校热”等机制建设入手，但家长们好好理一理自己那颗凌乱的心亦是当务之急。
简而言之，教育公平的推进不仅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公平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概念，绝不可能让所有学校的办学水平都保持一致。
也就是说，在校际差异客观存在的情形下，要想让重视孩子教育的家长们不择校，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
当然，择校本身并没有错，但关键在于家长要根据孩子的情况，做到“量力而行，适可而止”。
人生在世，有得必有失，得失之间基本平衡。
如果不是真的对奥数有兴趣，即便通过奥数班的学习提高了一些成绩，倘若考虑到孩子因此而失去自由玩耍阅读等其它方面的损失，究竟是得是失，恐怕很难遽下定论。
退一步讲，真的需要报奥数，也绝不是多多益善。
在相关专业人士看来，“多奥”根本没必要。
“获得一等奖的牛娃里，1奥的同学占比远远大于2奥的同学，3奥或3奥以上的同学几乎为零。
如果1奥2奥都难以取得好成绩，更没必要上5奥6奥。
”
令人担忧的是，高达95%的孩子不适合学奥数，可现实中却有70%以上的小学生投身于奥数班，可以想象其中有多少是“被学习”的。
奥数热表面上看是培训机构推波助澜的结果，实则是家长缺乏主见，一有风吹草动就神经紧张，内心大乱的表现。
每一位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万里征程，岂能在乎毫厘之进退？
道理谁都懂，可问题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想要让凌乱的内心宁静下来，殊为不易。
7月23日
北京看海，故宫为何能笑傲江湖
北京以一场强降雨，以时间节点上的惊人巧合，让人们“重温”了一遍令人胆战的“7.21”场景。
2012年的那场暴雨，号称61年一遇。
按照概率来算，600岁的故宫差不多遇上过10次。
而这次，只隔了4年时间。
来自气象部门的消息说，这次的总降雨量比4年前那次还大。
但在一片看海声中，故宫笑傲江湖，虽暂有积水，但没被淹。
于是，4年前的老话题又被拎出来了——故宫为什么能这样？
其实这个话题，故宫的史料上已经记载得清清楚楚，包括选址的考究、皇家的设计、堆砌的成本等等。
但今人最津津乐道的，还是故宫排水系统的技术，比如紫金城外的三道防线，比如1142个龙头排水口，有着瞬间排水功能等等，总之各种惊叹。
按照现代城市对于“积水”的定义，不论是“直径超过50米范围的雨水能不能半小时内排完”，还是“20年一遇的暴雨能否24小时之内排净”，两个概念，故宫这600年来都未发生过。
由此可见，先辈们确实是技术靠谱，功底扎实。
客观地说，在600年前的中国，举全国之力办这么一件事，故宫至今不被水淹算不上奇迹。
而600年后的今天，北京城里多处被淹，全国很多城市都在“看海”，这倒确实是个“奇迹”。
但由此而惊叹当时中国人的智慧，未必对今天中国人的智商是一种抹黑。
今天的中国不乏能工巧匠，今天的中国人比先辈更聪明。
但是现代科技提供的精确计算、新型建材，非但城市建设在抗洪的水平上不是上了一个台阶，反而更多地陷入了洼地，却是聪明过了头的现实反映。
中国城市建设的粗糙，问题出在很多人把聪明劲儿，用在了“大干快上”上。
建设项目上得快，企业赚到更快的钱，领导上得更快。
前者求的是业绩，后者要的是政绩。
所以，大干的是“看得见”的，快上的是立竿见影的。
真正体现城市建设硬功夫的地下排水系统，反而被一眼看得见的成绩掩盖了，结果几年、几十年一遇的水灾来了之后，忽然发现地上的积水和老百姓心中的积怨无法排遣了，而当时这些项目是谁建的、谁批的、谁管的，都找不着人影了，连地底下的图纸都找不着了。
于是一茬接一茬积累下来的问题，积成了可以让一座城市几近瘫痪的无处排泄之水。
故宫是皇家工程，600年不被水淹，不是人的智慧高下问题，而是谁都不敢在工程质量上玩小聪明的问题，否则便是拿命来玩。
南京明城墙3.9亿块城砖上，95%以上刻着铭文，谁监制、脱坯人是谁、烧制窑工又是谁，一目了然。
现代化外观越来越明显的城市建设，背着历史的欠债与新欠的“债务”在大干快上，不是因为中国缺乏像600年前建成北京故宫排水系统的设计和建设工匠，而是缺乏把每一个建设项目都当成百年大计、千年大业的工匠型政府部门。
当投资浮躁、规划浮躁、监管浮躁的时候，工匠是不可能有真正用武之地的，反而多了更多的应付之地。
中国的城市建设，首先应该打造的是工匠型政府，应该把决策者、管理者的名字，刻在建设项目的墙基上，刻在法治的账本上，哪一个区域积水，由哪一批决策者和管理者承担责任，并且追究终身责任。
这些刻在历史记录上的名字，可以是功劳簿，也可以是耻辱柱。
让雨水见证，让时间见证，让百姓见证。
涿鹿教改搁浅，是什么挡道
看完河北涿鹿县教育和科技局原局长郝金伦主动辞职的报道，不禁赞叹他的勇气和硬气。
郝金伦出任县教科局局长后，全面推广“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试图一举革除填鸭式传统教育的弊端。
始料未及，这一改革遭到部分家长强烈质疑和反对，为此甚至到县信访局要求罢免他。
从2014年5月开始启动教改，到今年7月初该县全面停止中小学“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只维持了两年时间。
最后一切又恢复原状，郝金伦黯然请辞。
“三疑三探”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新鲜事物。
“三疑三探”课堂教学模式包括设疑自探、解疑合探、质疑再探、运用拓展等四个环节。
说白了，就是想方设法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改变“满堂灌、题海战术、考试排名”等传统模式，进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这项改革也不是涿鹿县首创，而是从已取得明显成效的河南西峡县引进的。
可为什么这项改革在别的地方行之有效，在涿鹿县就不行了呢？
不得不说，郝金伦高估了政府主导的力量，低估了教改的艰难与复杂程度。
无论“三疑三探”在别的地方推行多久，这对涿鹿县的家长来讲都是新鲜事物。
推行教改，不是说自上而下发个公文就行了，还要让家长了解教改内容，认同教改的必要性。
让家长了解教改内容相对容易，可要让家长认同教改就难了。
试想，在教改没有出成效前，有几个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充当“小白鼠”？
教改牵涉到高考，可能影响众多学生的人生命运，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教改成效难以衡量，传统的惯性却非常强大。
郝金伦举例说，经过两年试验，公立的涿鹿一中，一本上线翻了一番，但说实话，这仍然难以判断教改在其中发挥了多大作用。
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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