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docx
《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docx（3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
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
章百家 2011年06月03日10:
41
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头号事件，距今已的半个世纪。
近十年来，国共双方先后公布了一批有关重庆谈判的档案，加上美国方面的档案以及其他文献，有关资料已比过去充实了许多。
时间的流逝、各方档案的公布，为客观分析这一历史事件，解开以往研究中的部分疑点，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一、重庆谈判的背景
重庆谈判发生在抗日战争结束向战后时期转变的关键时刻，以往对重庆谈判的论述大多以这个短时期为背景。
但是，正象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样，重庆谈判的背景是复杂的和多层次的；仅了解短期情况很难对国共两党在这场谈判中各自的动机目的和政策策略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分析。
笔者打算回溯得更远一些，把眼界放得更开阔一些；一方面，便于说明与重庆谈判有关的各种线索；另一方面，可以以双方政策的长期发展脉胳作为分析短期情况的基础。
（一）战时国共谈判与战后重庆谈判的联系
重庆谈判涉及的重要问题大都是在抗战期间提出的或出现的。
关于战时国共谈判与战后重庆谈判之间的联系，这里简略地指出以下三点：
首先，与人们一般所知的情况不同，蒋介石与毛泽东会面的问题并不是在抗战结束时才提出来的；事实上，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蒋介石和毛泽东就设想过由他们二人直接会谈，以解决国共矛盾问题。
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提出他打算在西安约毛泽东一晤。
毛泽东得知后十分积极，愿出面与蒋会谈，以取得“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
不过，周恩来认为，毛与蒋会面的时机尚不成熟，安全也缺乏保障。
中共中央决定，先派林彪与蒋见面，以判明其意图。
此后，林彪赴渝达半年之久，蒋迟迟未提与毛会谈之事。
另据张治中回忆，1943年夏，在林彪即将返回延安时，蒋介石突然写了一封信托张交林转毛泽东，再次表示要邀请毛来重庆面谈一切；但此时国共关系再次恶化，中共方面未作答复。
尽管蒋介石与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始终未能会面，但这个问题的提出为战后重庆谈判打下了重要的伏笔。
其次，在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举行会谈时，由美国提供交通便利和安全保证问题也是在抗战期间提出的。
1944年下半年，美国开始直接插手国共谈判。
9月，赫尔利以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来华。
11月上旬，他在延安与毛泽东举行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签署了以建立联合政府与联合军事委员会为核心内容的《五点协议草案》。
赫尔利还主动提出，如果蒋介石表示愿意会见毛主席，他愿意陪同毛主席去见蒋；不管会谈成败如何，他将以美国的国格来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在会谈后能安全返回延安。
毛泽东回答，他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过去情况不便未能如愿；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如果蒋能同意这次会谈所达成的五要点，他即可与蒋见面。
虽然赫尔利的这次斡旋活动很快就失败了，但美方为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会谈提供安全保障一事却由此而来。
最后，重庆谈判与战时国共谈判有明显的连续性，这两次谈判面临的实质问题是相同的。
概括地看，战时国共谈判围绕着三个基本问题，即：
中共军队问题、敌后解放区政权问题和两党关系问题。
双方的基本分歧是：
中共方面要求国民政府承认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地位，根据抗战需要、抗战成绩及现有军队实数加以整编；要求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为地方政府；要求承认中共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国民党方面则以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为由，试图尽量缩减中共军队的数量，拒绝承认解放区政权，并表示只有在中共交出武装和解放区政权的条件下才能给予中共合法地位。
这三方面的分歧也正是战后重庆谈判试图解决的。
（二）抗战后期，国共双方对战后问题的设想
抗战后期，国共双方设想的战后政策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对中国政治前途的设想，另一部分是如何处理两党关系，这两个部分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在中共方面。
抗战期间，在考虑战后问题时，毛泽东的头脑中有两条不同的思路：
一条思路是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实现和平建国；另一条思中是准备应付国共关系破裂，内战爆发。
这两条思路一直伴随着国际上美苏关系和国内国共关系或紧或松的状况交错发展。
虽然中共始终做着两种准备，但总的来看，力争第一种前途是中共政策的主导方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中共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国共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
1942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首次指出：
“战后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战后中国的新秩序的建立应当依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社会政策”。
《宣言》还强调，国共两党在抗战胜利后应继续团结，承认蒋介石“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
这些内容可以说是抗战结束后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的雏型。
尽管此后国共关系时有起伏，但到了抗战末期，随着自己力量的发展，中共力争战后和平民主的方针变得更明确了。
1945年4月下旬，中共七大开幕时，毛泽东提出，在国际上英美苏三大国的团结是主要的，是统治一切的和决定一切的；由于存在着这一有利的国际条件，国民党有可能做出让步，与中共取得妥协；战后中国可能由此走上和平统一道路，废止国民党一党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建立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以逐步达到在全国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标。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长期的路线方针，而不是一个短期的策略。
在国民党方面。
在处理国共关系时，蒋介石的一贯考虑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以确保战后在维持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前提下“实施宪政”。
无论他是否真的相信国民党有能力消灭共产党，但从抗战后期他的所作所为来看，蒋介石力争的目标至少是要把中共削弱为没有独立武装、不掌握根据地政权、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小党派。
为此，他准备使用“军事解决”和“政治解决”两种手段，并把军事解决的办置于首位。
1945年5月下旬，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蒋介石在会上带头指责“中共要发动内乱”，声称他的责任是“要巩固本党的基础，制止共产党篡窃的阴谋”。
这次会议通过的文件诬蔑中共“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提出联合政府是“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强调与中共的斗争无法妥协，国民党的“急务”在于取得对中共斗争的“优势与环境”。
虽然这次会议对外宣称，对中共问题“坚主以政治方式力求解决”；但4月上旬蒋介石已下达命令，要各战区在7月以前“集中全力以消灭奸匪之组织及武力”，这是他把军事解决置于优先地位的明显证据。
在既定的斗争态势下，国共两党各自采取的方针政策都可以说是合乎本能的选择。
在国民党由盛而衰、共产党由弱而强的转换过程中，抗战结束前后是极为关键的一段时间。
此时，共产党准备力争和平，国民党倾向首先使用武力，这是因为尽管从纯粹的力量对比上看，国民党比较强大，共产党相对弱小，但从发展趋势上看，国民党的颓势已相当明显，共产党却有一股挡不住的上升势头。
为维持自己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地位，国民党急于利用尚存的军事优势及早打断共产党上升的势头，至少也要把共产党的力量削弱到不足以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共产党则希望尽可能地推迟摊牌的时间，以避免挫折，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有把握地赢得最后胜利。
较弱地一方希望和，较强的一方要打，一般来说其结果必然是打；中国内战之所以能推迟到抗战胜利后将近一年才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美苏两国干涉的结果。
（三）雅尔塔协议、中苏条约谈判与重庆谈判
以往，人们注意到雅尔塔协议与中苏条约之间的联系，但没注意到这两者与此后重庆谈判之间的联系。
从现有史料来看，这两者与后者之间的联系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中苏条约谈判与重庆谈判的关系可以说相当直接。
众所周知，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两国首脑一致同意支持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以避免发生内战，并由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一项友好同盟条约来实现美苏两国在中国问题上所达成的协议。
这种似乎一致的美苏对华政策充满种种矛盾，它造成的影响也是错综复杂的。
4月上旬，依据雅尔塔协定的精神，赫尔利在华盛顿宣称美国只支持蒋介石领导的政府。
几天之后，蒋介石就下达了全力清剿共产党的命令；但4月下旬，苏联提出与国民党政府谈判，随后，美国也作出同样暗示，这就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更多地考虑政治解决的办法。
尽管中苏条约谈判基本是在美苏雅尔塔协议所框定的范围内进行的，但国民党政府并不缺乏自己的考虑。
在国民党事前拟就的“对苏交涉方针”中，“中共问题”被专门列为一款。
显然，蒋介石从一开始就打算把这一谈判与他解决共产党问题的设想衔接起来。
7月初，谈判开始以后，斯大林提出外蒙古独立问题。
作为答复，蒋介石指示要把“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新疆匪乱”和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作为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交换条件”。
这样，原先隐含在雅尔塔协议中限制中共发展的问题就被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
蒋介石让宋子文明确告诉苏联人，在中共问题上，国民党的要求是：
“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即照各国政党对国家法令切实遵守，则政府将一视同仁，一俟正式国会召集，政府改组时，当可容纳其在行政院之内，但决不能称为联合政府。
”这实际就是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对中共方针的雏型。
对于蒋介石的条件，斯大林相当爽快地答应了。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斯大林共表示了三点意见：
第一，“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但应容纳共产党和其他人士参加；第二，“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国民党不愿建立联合政府是“正当之愿望”；第三，苏联援助中国的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惟一对象，不供给武器于共党”。
他还半是拉拢半是威胁地说：
“在中国有国民党，其他力量即为共产党，共产党能推翻政府乎？
……如果中国与苏联同盟，将无任何人可推翻中国政府。
”这些话意味着，斯大林承诺不支持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而赞助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
由于斯大林的承诺，在寻求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共矛盾时，国民党方面的筹码无疑大大增加了。
（四）抗战结束前夕国共冲突加剧的原因
抗战结束阶段，国共之间的紧张状况是人们所熟知的，导致这种紧张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中苏谈判开始后，蒋介石一方面于6月底同意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以示他愿意寻求政治解决；但另一方面，他仍试图抓紧抗战结束前的最后机会从军事上打击中共。
7月中旬，美国决定派遣美军在中国沿海举行规模不大的登陆，它的目的不但是为了表明美国决心帮助中国驱逐日本，而且是为表明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正在增加，以牵制中国的反对派共产党。
这个军事安排立刻增加了蒋介石使用武力的倾向。
一个明显的迹象是，7月底，发生了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边区淳化的事件。
第二，在中共七大即将结束时，鉴于国际上美苏关系和国内国共关系都趋于紧张，毛泽东对战后中国前途的估计不再象七大开幕时那样乐观，他甚至十分担心抗战一结束内战就会接踵而至。
在七大快要闭幕时，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强调，现在美国的政策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企图独霸东方，中国战后有可能爆发内战，甚至会出现美国的武装干涉的危险。
他要求全党做好准备，要“估计最坏的一着”。
最后，抗战出人意料地提前结束使原先就陷于紧张的国共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受降问题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
在国共两党各自召开代表大会时，双方都估计战争还将持续一年左右的时间。
但8月上旬，美国向日本投掷了原子弹，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战局立刻发生决定性变化。
在获悉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后，中共领导人曾考虑在适当的时机恢复国共谈判。
但是，在蒋介石下达了禁止中共部队参加受降的命令后，中共领导人立即决定把反对内战危机置于中共政策的首位。
8月13日，毛泽东发表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演。
他不仅严厉抨击蒋介石坚持独裁、挑动内战，而且斥责美帝国主义老早就确定了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并鲜明地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
抗战胜利的曙光带来了和平的希望，同时也投下了内战的阴影。
二、国共双方关于重庆谈判的决策
8月14日，就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天，蒋介石向延安发出第一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16日，毛泽东回电说，只有等到蒋介石答复了朱总司令关于八路军参加受降问题的之后才考虑与他会面的问题。
20日，蒋介石发出第二封电报，再次邀请毛泽东赴渝。
22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赴渝。
23日，蒋介石第三次来电相邀。
24日，毛泽东回电表示，准备立即赴渝，与蒋介石会面，商讨和平建国大计。
双方的往来电是公开的，这一过程尽人竭知，但其中有两个重要问题一直不很清楚：
第一，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原打算首先使用武力，这时为什么突然向毛泽东发出邀请？
第二，在中国共产党方面，毛泽东对与蒋介石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态度在几天之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从准备观察一时到决定立即亲赴重庆，这个转变是怎样发生的？
（一）蒋介石决定邀请毛泽东的原因
抗战结束时，在究竟是使用内战方式还是使用和平方式来处理国共关系的问题上，国民党掌握着较大的主动权。
到目前为止，虽然仍没有史料能直接说明蒋介石发出这一邀请时的具体考虑，但综合各方情况已可以比较准确地推断出他做出这个决策的基本原因。
首先，从军事角度来看，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尚不具备立即发动内战的条件和能力。
抗战突然结束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国共双方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实施预先拟定的战略反攻计划，没有一方在战争结束时取得预期的优势地位。
相比之下，共产党军队虽然数量不些，装备差些，但由于长期坚持敌后斗争，在华北东北占有优势，捷足先登，率先收复了一批战略要点；国民党军队尽管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占有优势，并有美国飞机军舰运送的便利，但它的绝大部分部队仍滞留在西南和东南地区，远离敌占区。
正如人们在战后最初阶段所看到的，为抢先接收与占领华东、华中、华北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国民党使用了一切可能的办法，包括由美军替它开道，利用伪军日军驻守，甚至连抗战期间一直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也有将近一半被调离陕西赶赴河南。
尽管在一些地区很快出现了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共军队防守的情况，但双方所处的总态势决定了国民党在短期内不可能聚集起足以向中共解放区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的力量。
其次，8月14日中苏条约的签订，在蒋介石看来，有可能按照他的条件实现政治解决的机会已经到来了。
在中苏条约即将签字之前，参加谈判的王世杰致电蒋介石说，就国民党方面的利害而言，这次缔约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可以明中苏之关系，减少中共之猖獗”。
中苏条约签署后，蒋介石告诉赫尔利，他对这个条约“总的来说是满意的”，条约表明“苏联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并“愿意帮助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
从这些言论不难看出，国民党领导人把中苏条约的签订视为从政治上解决中共问题的一张王牌，只是它后来起的作用远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大。
据说，邀请毛泽东是出于吴鼎昌的建议。
但有理由认为，蒋介石本人在策划中苏条约谈判时就考虑到这个问题，尽管还没有材料能直接证实这一点，但赫尔利的反应颇能说明问题。
8月15日晚，蒋介石向赫尔利通报有关中苏条约谈判的情况。
一听到条约已经签署，赫尔利立刻提出现在已到了邀请毛泽东的适当时机。
虽然此时邀请已经发出，赫尔利的建议只是“马后炮”；但重要的是这件事提醒我们，赫尔利一下就想到问题，蒋介石本人早就会有所考虑。
在近期内，以军事方式解决国共矛盾的条件尚不具备，而求得政治解决的可能性又增加了，这是蒋介石把对共产党的策略从首先使用军事方式转为首先采取政治方式的主要原因。
这种策略上的转变构成了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邀请的前提。
此外，其他一些因素也对这一决策具有重要影响。
例如，抗战期间蒋介石已考虑过与毛泽东会面的问题，战后美苏两国政府不愿中国发生内战，国际国内舆要求中国和平，国统区人心厌战等等。
如果国民党决心寻求政治解决的话，对它来说，这的确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最为有利的时机，但它显然缺乏这种决心与诚意。
对蒋介石转向政治解决之后的策略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蒋介石对谈判本身没有多少举，甚至表现得不很重视；但他全盘策略的重心并不在于“谈”，而在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从外交、军事和政治三方面向中共施加压力，造成战略上的“优势与环境”，迫使中共或是接受他长期以来坚持的“政令军令之统一”，或是在政治上陷入全面被动的窘地。
在邀请发出之前，蒋介石手中已握有两张大牌：
一张是外交方面的，美苏两国一致支持他统一中国；另一张是军事方面的，美国答应以受降和接收为名帮助国民党运送大批部队，苏联答应军需品及其他物资援助仅给予国民政府。
蒋介石对毛泽东的邀请则是一张政治牌，这张最先打出的牌也是完成他全盘部署的最后一步。
如果毛泽东前来，在各种压力之下，蒋介石有可能指望“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毛泽东拒绝接受邀请，那就意味着蒋介石不仅轻而易举地赢得了战后国共斗争的第一个回合，而且还获得了自由选择下一回合斗争方式的主动权。
邀请的时机和形式是与这一策略相配合的。
从时机上看，邀请恰在中苏条约签定、日本投降的同一天发出，可谓紧锣密鼓，一环扣一环。
从形式上看，未经磋商便突然地、直接地向毛泽东发出邀请，这是一种出人意料、不留余地的办法。
显而易见，这种办法旨在向中共方面施加最大压力，而无助于改善气氛，为两党最高领导人的会谈创造条件。
历史地看，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政治方式与军事方式一直是交替使用、互相配合的。
蒋介石决定首先尝试政治解决的方法并不排除在寻求政治解决时可以军事力量作为施加压力的手段，也不排除下一阶段或最终改为以军事方式为主来解决国共关系问题的可能性。
（二）中共中央的决策过程
这时接到蒋介石的邀请多少出乎中共领导人的意料。
当时，共产党最担心的是国民党可能发动内战，延安的人们几乎是出自本能地把蒋介石的邀请看作是“鸿门宴”。
所以，毫不奇怪，毛泽东第一封复信的口气极为冷淡。
周恩来也认为“请毛往渝全系骗”。
然而，经过几天时间的观察分析，形势的发展表明国民党要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中共争取一个和平民主局面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于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很快决定以审慎而积极的态度来对待重庆谈判。
比较明显的变动是从20日开始的。
翻阅这段时间毛泽东签发的大量批示就可以看出，此前他集中精力处理的是各种紧迫的军事问题，此后他的注意力迅速转移向与谈判有关的事宜上来。
20日，也就是蒋介石发出第二封邀请电的当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由周恩来先行赴渝见蒋，并电告南方局徐冰与邵力子交涉，速派飞机来延安。
22日，毛泽东的第二封复电发出。
虽然这封复电仍未提及毛本人是否赴渝的问题，但派遗周恩来赴渝已清楚地向外界表明了中共愿恢复国共谈判的立场。
同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战略变动是决定立即放弃正在发动中的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大城市武装起义，改为占领中小城市和向农村地区发展，以避免与国民党军队发生重大冲突。
这种战略变动表明中共领导人对总形势的判断已有所改变。
23日清晨，驻延安美军观察组转来魏德迈的电报。
该电表示，赫尔利愿意继续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调解并愿履行从前的允诺。
当天，毛泽东在回电中表示：
为谋中国团结，远东和平，他“亟愿至渝与蒋委员长共商大计”。
这封电报第一次透露毛泽东准备与蒋介石举行会谈；不过，看得出来，行文中仍留有回旋余地。
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枣园召开扩大会议，大约有五十名高级干部参加。
可以说，在重庆谈判前的决策过程中，这次会议是最关键的。
由于保存了完整的纪录，现在可以详细了解到当时中共领导人对整个形势的看法以及他们在决策时的各种考虑。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发言。
他开门见山的一段话是：
“恩来同志先去谈判，我后一下。
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
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都进到和平建设时期。
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
”熟悉中共党内生活的人都知道，这段话实际就是拍板定调子，它确定了中共战后力争实现和平建国的总方针。
随后，毛泽东全面分析了战后形势，阐述了中共在国共谈判中将采取的政策以及今后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问题。
归纳起来，关于战后形势，毛泽东着重分析和解答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他所针对的是当时在相当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出现的失望和担忧情绪，这种情绪的出现是由于抗战结束时中共未能如所期望的那样占领一部分大城市，苏联也未象许多中共党员幼稚地认为的那样理所当然地给予中国革命以直接援助，以及当时国共关系的极度紧张。
第一，关于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所处地位的优劣比较。
毛泽东说，我们曾经可能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进入和一阶段：
一种是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
现在，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
在今后的斗争中，蒋介石的有利方面是他有合法地位与大城市；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他有内部矛盾，他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
中国的民族独立由于日本的失败基本上已完成，这样民主民生的要求就突出了。
我党有利的方面是抗日的功劳蒋介石不能磨灭，我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为大革命与内战时期所没有过，广大解放区的存在使国民党无法封锁，为民主民生而奋斗的纳能解决蒋介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利的方面是，没有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合法地位。
第二，关于美苏两国的对华政策及其影响。
毛泽东指出，抗战期间，美国没有帮助我们，赫尔利的政策胜利了。
现在，苏联为了中苏条约和国际和平，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
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
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
在欧洲，苏联帮助保加利亚而不及希腊，是因为希腊为英国所必争；在亚洲，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
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势力使我们的发展受到了限制，我们如果占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美国一定要干涉。
关于尚未公布的中苏条约，毛泽东估计，内容大概是苏军进军区域限于东北三省。
他说，目前我们要这样看，苏联不帮我们比帮我们对中国人民更有利，虽然这可能引起我们某些同志失望。
第三，关于内战与和平问题。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这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是能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的。
和平能够取得，这是因为：
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需要和平，过去是大敌当前，现在是疮痍满目；前方各解放区损失很大，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摊子没摆好，兵力分散，内部有矛盾。
国民党本身的困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和我们不易被消灭，人民与国际反对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的。
虽然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但由于上述诸条件，他可能只好暂取和平，以便医好伤疤，壮大力量，将来等待机会消灭我们。
我们要利用他这个地的和平。
关于即将到来的国共谈判，毛泽东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从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中共的对策和基本部署。
第一，关于谈判的步骤和安排。
毛泽东当时的设想是，首先由中共中央委员会发表一个声明，以表明中共的和平、民主、团结姿态；重庆来的飞机一到，周恩来立即动身去谈判，两天后回来，实际是先进行一轮预备性谈判；然后，毛泽东由赫尔利陪同前往重庆。
毛泽东强调说：
“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
第二，关于中共的基本要求。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讨论并通过了“目前的紧急措施”。
这份文件由周恩来起草，内容最初为12条，毛泽东阅后补充了两条，成为14条，又经博古提议，会后将14条合并为6项，于8月25日在《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中发表。
毛泽东预计，谈判开始后，双方力争的是最现实的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的问题，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得蒋痛，才能逼他让步。
总之，他是不会满足我们的。
第三，关于谈判期间各条战线、各方面工作的部署和配合。
毛泽东说明，在宣传方面，对国民党的批评原定要停一下，后因日本突然投降，蒋介石要中共“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
这次会议后要逐渐缓和下来。
以后，中共的方针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
在军事方面，毛泽东着重指出，最近两星期的进军是需要的，今后还要进军一个时期，夺取更多的中小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