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发展方式研究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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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发展方式研究报告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一）经济增长方式

1.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现模式。

2.以《现代经济辞典》给出的定义为代表：

经济增长方式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

这一定义言简意赅。

3.然而从实际观察出发，这个定义过于狭窄。

其实，凡是有助于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组合，均可以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

由此观察，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增长方式组合类型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

从理论上说,有多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组合类型，例如：

按要素投入划分，分别有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按增长主体功能作用划分，分别有政府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按市场供求内外部因素划分，有以内需驱动型和外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需求要素划分，有投资拉动型，消费推动型、出口带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数量与质量关系角度看，有外延粗放型和内涵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一般理解为，所谓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转变就是促使传统的、旧的增长（发展）方式向现代的、新的增长（发展）方式转化，用现代的、新的增长（发展）方式替代传统的、旧的增长（发展）方式。

如果做两个极端的归类，传统的、旧的增长（发展）方式指的是一组增长（发展）方式集合：

资本、劳动密集型的；政府驱动型的；外需拉动型的；投资驱动型的；出口带动型；外延粗放型的。

而现代的、新的增长（发展）方式指的是另一组方式集合：

技术密集型的；市场导向型的：

内需驱动型的；消费驱动型的；内涵集约型的。

历史地看，上述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发展）增长方式只是一种相对划分。

而且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发展）方式有着不同的形成条件，相互之间并非孤立、对立，往往存在着交叉重叠、主辅互补的关系，相应产生不同的增长（发展）结果。

这种实例举不胜举，不用多说。

4.在认识经济增长方式时有三点是容易被人忽略的：

第一，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存在，本身并无价值好坏判断。

它具有在综合条件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特征。

当一种增长方式的综合条件没有被新的条件打破、替代时，想要在主观上让这种增长方式退出历史舞台是不现实、不可能的。

以此就能够理解：

何以早在十几年前就提出了要转变方式但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转变过来。

它除了受到制度条件约束之外（相对而言，制度条件是比较容易转变的），更重要的是受到了机制条件、技术条件、资源条件的强制约束（这些条件转变难度超过制度条件）。

第二，评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成功与否，关键不在于它的过程和使用的手段，而在于它的实施结果或目的性。

如果只做纯学理的评价，人们会说投入最少而产出最多的是最好的增长方式。

但是这种抽象了现实和历史条件的评价实际上说等于没说。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时就曾经有这样的思想：

资本家对待一种新的技术发明在生产上使用的态度，首先要看这种技术能否使得资本增值，或者说增加相对剩余价值。

如若新技术不能带来更多的价值增值，资本家就宁愿继续采用旧技术而置新技术于不顾。

经济增长方式采用哪种组合类型，除了取决于增长方式存在的条件性外，其实也取决于增长方式存在的目的性。

第三，对经济增长方式目的性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可以把满足人民消费需要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目的。

但这里考察的是在同样满足人民消费需要的基础上，如何使得经济增长方式保持一种合理的表现状态。

因而可以达成一点共识是：

无论哪种组合方式类型，都须使得经济增长在给定条件下到达一种理想或近似理想的增长状态。

5.经济增长的理想状态

（1）无通胀增长。

以上概念的讨论就进一步演化为有关经济增长（发展）方式与增长（发展）状态之间关系的讨论。

进一步说，任何一种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能否实现经济增长理想或近似理想的状态？

经过实际经验观察可知，一种经济（发展）增长方式能够实现它在给定的现实条件下的理想或近似理想状态的。

换句话说，这种比较理想的经济增长状态是存在的，这就是所谓无通胀增长状态（growthwithoutinflation），或者接近这种理想状态的低通胀高增长状态（muchmoregrowthwithmuchlessinflation）。

无通胀增长被经济增长理论视作一种理想型的增长状态。

这一定义出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

他认为：

“把创造货币的增长率建立在能够促进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足够高的水平上。

经过计算，这个增长率为1%，它带有轻微的通货膨胀倾向，并且具有灵活可变的优势而没有任何值得引起重视的缺点。

”笔者完全同意这个定义，并进一步强调：

无通胀增长首先是低通胀或无通胀，在此前提下出现一种高增长现象。

那种高增长与高通胀相伴、低增长与低通胀相伴当然不属于理想状态。

此外，这也不是通货紧缩的高增长，因为通货膨胀指数为负值才出现所谓通货紧缩问题。

日本是在1982-1990年间，平均增长率为4.2%，通胀率平均为1.7%，接近无通胀增长型。

韩国是在1983-1989年间，增长率平均为9.1%，通胀率平均为3.8%，属于低通胀高增长型。

应当说，日韩两国均在当时给定的现实条件下实现了它们自身经济增长方式所能到达的最好水平。

（2）有一定速度的增长，即达到或适当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

在分析了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基础上，利用增长趋势方程得出结论：

1978-2002年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为年均8.9%。

这里出现了实际增长率比潜在增长率多出0.2个百分点的不合理差距。

（3）实现经济和政治安全的增长。

（二）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实际福利的增长过程，不仅指社会财富的量的增多，还包括社会财富的质的提升，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等。

可见，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进程和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的过程。

经济发展方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发展的途径、手段与方法，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及要素的组合方式。

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包括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等）、运行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市化程度、工业化水平以及现代化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突出经济领域中“数量”的变化，更强调和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

其鲜明特征在于：

顾及可持续性，顾及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顾及就业、消费、分配等一系列社会需要等。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

由于经济发展是指经济的增长、经济结构的改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是指产品和服务或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加,可见,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发展方式包含经济增长方式。

在经济理论范畴中，经济增长一般是指经济活动单纯的数量增加，经济发展一般是指经济总量增加与经济结构优化同时出现。

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含义。

但是也要看到，第一，经济增长依然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或核心，离开经济数量增加而谈经济结构优化是不可能的；第二，上述对各种经济增长类型的划分其实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表现，在不严格限制的场合，两者概念是可以互换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内涵更加丰富,也是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更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课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内涵上主要是指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转变,关键是提高要素投入产出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要求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以转变增长方式为基础,但发展方式的许多问题属于经济的外部性范畴,不能仅仅用资源配置效率来衡量,还要用发展的协调性、公正性、可持续性来衡量,不仅要靠完善市场体制来解决,还需要在完善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的进程中来实现。

从一定意义上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才能使增长方式转变取得根本性突破和实质性进展。

　　（四）包容性经济增长更接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原因

（一）一些常见的不真实的说法

1.资源对进一步发展的制约日益突显。

据2008年中国水资源公报:

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7434亿立方米,人均2071立方米,接近国际缺水警戒线（17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美国的1/5,列世界第121位,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上海这座城市不缺水,但却是水质性的缺水城市,缺少优质的水,有数量,但质量不高。

中国的水资源分布的特点是南涝北旱,春夏雨多,但秋冬比较干旱,即所谓的地域性、季节性缺水。

人均矿产资源储量也少。

我们的石油人均资源占有量与世界平均值之比仅为8.3%,天然气为4.1%,铁矿石25.5%,铝矾土9.7%,而这些都是工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2.资源消耗太多。

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8.5%，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10%。

中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

近年来，我国节能减排取得积极进展。

截至2009年，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比2005年分别下降9.66%和13.14%，二氧化硫减排已超过“十一五”目标，化学需氧量减排接近“十一五”目标;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下降15.61%，经过努力能够完成“十一五”目标。

但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持续加剧。

以能源为例，2004年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煤左右。

但事实上2009年就突破了这一控制目标，2010年预计将达到32亿吨标煤左右，比2000年的14.5亿吨标煤翻了一番多。

2000-2009年平均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大约为1.7亿吨标煤，如果今后10年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仍维持在1.7亿吨左右，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50亿吨标煤。

这样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我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这也对能源消费过快增长形成了明显约束。

3.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已经达到高位。

2008年我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2.9%，已经达到历史高位。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重振实体经济，推进“再工业化”，力求通过政府扶持，实现传统产业在新技术平台上的复兴，并加快发展新兴产业。

这也意味着，我国工业规模扩张将受到国际市场需求的制约。

从各方面因素判断，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或将趋于稳定。

我国现有工业增加值占比已超过主要国家的历史高点，难以再出现大幅度提升。

在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中，如德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为1970年的39.1%，2007年已降至25.1%；美国为1981年的29.3%，2007年已降至17.1%。

同处东亚地区国家和地区中，日本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为1970年38.8%，2007年下降至22.8%；韩国为1987年的34.5%，2007年下降至31%。

这些国家在工业增加值占比达到峰值后，都经历了一个持续下降过程。

总体上判断，我国的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随着重化工业产能趋于饱和，规模扩张的空间逐步缩小，工业化将进人产业素质提升为主的阶段。

（二）真正的原因

1.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划分，人均国民收入978—1.19万美元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以3855美元为界，在此以下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此以上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其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

这主要是因为，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

从战后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

但就大国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

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

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

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12年时间，韩国仅用了8年。

　　而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71美元，2006年仍停留在1123美元，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

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像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08年仅达到8209美元。

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又回升到2008年的8236美元。

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0000美元的门槛。

　　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也有所不同，如很多拉美国家是国际收支出了问题，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相比，显然是技术创新不足。

综合各方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不能保持持续的制度创新，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

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这首先需要有一个有群众基础的、具有较高行政效率的政府，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政府效率需要通过不断的制度建设来改进。

在很多国家，最初的经济起飞往往是通过政府指导对银行贷款（间接融资），进而实现私营经济的发展来实现的。

进而“寻租”行为普遍发生，私营经济及国民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政府官员中腐败行为的增加，如果制度建设又不能及时跟上，往往会出现政府效率降低、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和一般企业的积极性受挫等一系列问题，严重时还会出现社会动荡，也就是说当资源的配置不是根据效率原则而是根据腐败指数来配置，其效应自然难以保障，这必然导致这些国家走入中等收入陷阱。

反之，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注重制度建设，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维护少数利益集团，注重惩处和清除腐败，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有了基本的保证，如新加坡、香港和韩国都很注重惩治腐败并形成了一系列制度，这对它们的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是错失发展模式转换时机。

　　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为例，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

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因国内市场狭小，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其过于依赖国际市场需求，极易受到外部冲击。

　　三是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

　　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但在中高端市场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

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

日本、新加坡、韩国的经济之所以能长期保持较快的增长，和它们注重人力资源的培养以及研究开发的投入是分不开的。

　　四是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

　　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

如上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五是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

　　从拉美国家看，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难以消除，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

阿根廷在1963-2008年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就集中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9748元，按年均汇率计算已经超过4500美元。

按此划分，我国已经由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往往是矛盾和风险凸显的阶段。

我国在进入这个阶段后，同样面临诸多新的挑战。

　　挑战一：

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

　　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是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

劳动力的充足供给源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和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

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农民人口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大部分机构和学者都预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正在接近峰值，之后将逐渐减少。

蔡昉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1970—201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高于总人口增长率，而此后则呈现相反的趋势，这意味着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或将要发生变化，“人口红利”将进入拐点时期。

从近年来农民工中青壮年比例不断下降的情况看，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的趋势正在逐步显现，“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弱。

从近期媒体报道的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和内陆一些地区“拦截”外出打工人员的事例，也佐证了这一点。

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更多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科技创新的驱动。

挑战二：

高储蓄率发生调整。

高储蓄率和由此带来的高投资率是支撑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2009年我国储蓄率高达51.4%，过去30多年储蓄率呈现持续上升态势。

数据显示，储蓄率与抚养比呈现逆向变化关系，过去30年我国储蓄率持续提高与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是分不开的，但这种情况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将发生改变。

2009年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67亿人，65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1.1亿人。

据《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预测，到2020年60岁和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分别达到2.34亿人和1.64亿人。

老龄人口比重提高，动用储蓄的人增多，能够储蓄的人减少，全社会的储蓄率将趋于下降。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加大调整收入分配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政府加大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培育发展资本市场等，居民用于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的预防型储蓄将下降。

我国高储蓄率状况将不可能持续保持下去，“十二五”时期储蓄率将会出现向下调整，并将影响到投资率的变化，依靠投资的高增长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将发生变化。

　　挑战三：

技术创新“瓶颈”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规模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通过“外溢效应”实现产业技术大幅提升。

但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产业技术水平的差距缩小，加之西方国家对向我出口技术进行严格限制，引进外来技术的难度不断加大。

而国内自主研发能力受到人力资本条件和体制机制制约，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测算结果，过去3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但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已呈现下降趋势。

1979—2007年间，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53.5%、25.3%和21.2%，上世纪80和9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呈现上升趋势，90年代比80年代提高20个百分点，但进入本世纪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出现明显下降，今后要保持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趋势的难度将明显加大。

　　挑战四：

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

　　本世纪以来，我国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经济增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持续提高。

2001—2008年，第二产业和工业年均增速分别为11.3%和11.5%，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1.1和1.3个百分点。

2008年我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2.9%。

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相比，我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已超过这些国家的历史高点。

如德国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为1970年的39.1%，2007年已降至25.1%；美国为1981年的29.3%，2007年已降至17.1%。

同处东亚地区国家中，日本工业增加值占比峰值为1970年的38.8%，2007年下降至22.8%；韩国为1987年的34.5%，2007年下降至31%。

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重振实体经济，推进“再工业化”，实施“五年出口翻番”战略，力求通过政府扶持，实现传统产业在新技术平台上的复兴。

这也意味着，我国工业产能扩张将受到国际市场需求的制约。

总体上判断，我国的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随着工业产能趋于饱和，规模扩张的空间逐步缩小，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或将难以再出现大幅度提升。

　　挑战五：

资源环境硬约束强化。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

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8.5%，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10%。

我国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

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持续加剧。

以能源为例，2004年国家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煤左右。

但事实上2009年就突破了这一控制目标，2010年已超过32亿吨标煤，比2000年的14.5亿吨标煤翻了一番多。

2000—2009年我国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大约为1.7亿吨标煤，如果今后10年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仍维持在1.7亿吨左右，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50亿吨标煤。

这样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我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这也对能源消费过快增长形成了明显约束。

　　挑战六：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往往呈现扩大趋势。

近年来，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从城乡看，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3倍；从区域看，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是最低的地区2.4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差距是4.2倍。

从行业看，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前10个行业与最低的后10个行业之间的差距，由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