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州万古英雄气.docx

中州万古英雄气.docx

《中州万古英雄气.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州万古英雄气.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州万古英雄气

中州万古英雄气

　　西晋八王之乱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纷纷建立割据政权，中原地区陷入分裂状态，直到北魏统一北方，长达一百三十多年，历史上称为五胡十六国（304年一439年）。

从表面上看，这一历史阶段似乎是一个大分裂大动乱的时期。

但是，深究起来，却是一个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期。

“天下中国”的诞生过程，是人口大流动、族裔大混合的过程，是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的过程。

那是一个刀光剑影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着浪漫和传奇的英雄时代，是“五胡乱华”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大枢纽。

其中最突出的主题是民族融合、汉胡互化，包括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

各民族在融合中求同存异，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特别是大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深厚基础。

　　中原风骨在北魏。

如果放宽视界，那么，从公元前365年商鞅变法始到1898年光绪变法止，两千三百多年的车轮滚滚，其间的改革特别是其中的几场大变革就像是钉在历史车轮上的铆钉，格外显眼。

虽然项羽和刘邦的龙虎争斗、诸葛亮和周瑜的“既生瑜，何生亮”、淝水之战中谢安举棋安天下也让我们久久难忘，但商鞅、北魏孝文帝、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改革者经历的刀光剑影，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却最能牵动我们的心弦。

特别在历史的记忆中，不断“放大”着这样一个人，三十几岁，他就溘然长逝于敕勒川阴山下。

这个人就是北魏孝文帝元宏。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多得数不胜数，但上述改革，特别是北魏孝文帝亲政后改革的最大特点则在于，把胡人汉化的进程纳入政治体制，使之法制化、常规化，使北方地区的胡人与汉人的差别日趋缩小，以至于融为一体，这是历史上最精彩的中原故事之一，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改革成就。

因此，北魏孝文帝改革，旨在崇尚中原文化，以“汉化”为特色，以汉法治汉人。

陈寅恪从“活力”意义上重视北方人群加入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

他说：

“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人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93页）。

　　北魏自道武帝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日趋强盛，到太武帝时结束了十六国的混乱局面，于公元439年统一北方，与接替东晋的宋，即南朝的第一个政权相对峙，历史由此进入了南北朝。

当时的北魏统治者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和内部挑战。

因为所谓的“五胡乱华”，其实是“五胡自乱”。

可以说，也正是由于汉、赵、燕、代之间的互相攻伐，方使得东晋政权得以偏安江左。

而北方政权一旦统一，则取江南如探囊矣。

然而，曾经一度统一北方的前秦，淝水之战失败后即分崩离析，北方出现了更大的分裂局面。

北魏统治者应该采用何种对策来巩固统治，才不至于重蹈覆辙？

太武帝并不像前秦苻坚一样急忙率兵征服江南，他一心一意整顿农耕，以解决社会经济的根本问题。

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集中在改革鲜卑旧俗和加速汉化这两大焦点上。

就北魏的统治来说，只有抓住这一主要矛盾，改革鲜卑旧俗并加速汉化，才能成功应对这一外部挑战。

文明太后冯氏和孝文帝拓跋宏的大胆改革，成功地解决了这一矛盾。

孝文帝（471-499）本人在北魏诸帝中汉化色彩最浓，汉文化修养最深，这个人对历史发展的走势有着深刻的洞察。

《魏书?

高纪》说他：

“雅好读书，手不释卷。

‘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性而作。

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

”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走势加以改革，鲜卑族必须汉化才能巩固政权，统一南北。

因此，改革“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体现出深刻的改革自觉和巨大的改革勇气。

　　北魏的改革进程包括两个阶段。

这是一场剧烈的政治转型。

在第一阶段，虽然太武帝在北魏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北魏的改革进程离不开文明太后冯氏的启动。

冯氏是北魏第四代皇帝文成帝的皇后，汉族出身，第五代献文帝在位时开始左右朝政，在她的主持下，郁郁不得志的献文帝传位给五岁的儿子拓跋宏。

献文帝就是因为阻止文成帝的改革而被冯太后废掉的。

太武帝拓跋焘在改革问题上却出尔反尔，他让崔浩改革，最后一翻脸，却灭了崔浩一族，背后就是冯太后与拓跋丕两大势力斗法。

改革的核心就是鲜卑的汉化，斗争的实质就是宗主督护制的解体和郡县制的兴起。

冯太后支持改革，这与她的汉族出身有着密切的关系。

史载：

“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

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

”她临朝称制十多年，表现出非凡的政治家才能。

可以说，冯太后冯妙莲通过“汉化”改革，平反崔浩案，改变了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气象。

太和十四年（490年），文明太后死后，时年23岁的魏孝文帝亲政，进入了北魏改革的第二个阶段。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推行全面“汉化”政策。

从野蛮走向文明，这种巨大的社会转型，考验着孝文帝的政治智慧。

他进一步强化改革，重点是改革鲜卑旧俗，实行全面汉化，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如下五大举措？

　　一是迁都洛阳。

北魏王朝曾经两次迁都，一次是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琏由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这时距孝文帝时期，已经有近百年的时间、二是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把首都从平城（大同）迁往洛阳，促成鲜卑人的一次大规模南迁，以及随之而来的全面汉化。

此时的平城，已经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就自然条件而言，以平城为中心的代都地区的恶劣自然条件，决定了其对人口的承载量是有限的。

太和十一年（487年），平城一带遭遇大旱灾，又逢牛瘟，“野无青草”，孝文帝“寤寐思求”，也束手无策。

而当时的中原地区因为实行了均田制，生产增加，农业经济欣欣向荣。

为了摆脱困境，一向热衷于汉化的孝文帝义无反顾地决定迁都洛阳。

当然，其背后还有着深层战略谋划。

从军事上来说，在统一了北方以后，北魏的战略方针已经转向南方，需要充分利用中原地区的人力和物力实现全国统一。

而平城地处北方边境地区，不具备向南开拓的战略条件。

从政治上看，北魏统治者要实行汉化政策，实现与汉族地主的进一步合作，必须离开鲜卑守旧势力的集巾地，而洛阳地处黄河、洛水之间，社会经济、文化均很发达，且交通便利，迁都于此，利于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

当然，迁都洛阳与经营洛阳是一体的，北魏重建洛阳的规划者李冲、董爵，都是中原汉族精英。

　　二是改革鲜卑旧俗。

由于受冯氏长期熏陶，拓跋宏从小就受汉文化典籍和儒教礼仪的教化。

他改革旧俗，实行汉化，与秉承祖母的教导分不开。

迁都洛阳后，是孝文帝进行汉化的巅峰时期。

在他看来，以前的北魏君主只晓得用兵打仗，不知道振兴文教。

他要遵照文明太后的教海，沿着她开创的文治道路，把改革进一步延续、深化下去。

他大胆改革，要彻底消灭鲜卑的习俗文化，希望鲜卑民族与汉族在文化上和谐统一，完全融合为一。

一是禁止鲜卑语。

“断诸北语，一从正音”。

“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

供职朝廷之人，年在三十以下者，一律从“正音”（汉语），不从者“降爵黜官”。

二是改胡姓为汉姓。

鲜卑姓氏，多由部落之名转化而成。

孝文帝带头将拓跋改为元，将鲜卑复姓改为汉族单姓，共计一百一十八姓。

其他如改官制、禁胡服、倡胡汉通婚措施，，均在迁都洛阳之前已开其端，到洛阳后更厉行而已。

他重用来自南朝的世族大地主王肃，参考魏晋南北朝的制度，对北魏的官制、军号进行改革，使北魏政权组织进一步汉化。

在服饰方面，规定服装一律依汉制，禁止穿传统的胡服。

着装的改变，是为了消除在服饰上的民族隔阂。

孝文帝积极推动鲜卑贵族与汉族通婚，也是为了适应中原地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

通过联娴，孝文帝把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同时也使汉族的权贵阶层更加忠诚地为北魏王朝效劳、效力。

　　三是推行全面汉化政策。

迁都洛阳并不是目的。

为了进一步缩小民族界限，取得汉族地主阶层对鲜卑人政权的支持，孝文帝开始强力推行汉化政策。

一是尊孔。

二是实行礼治。

三是采用了魏晋以来十分盛行的门阀制度，分别门第。

高者为姓，低者为族，其实质是使门阀化了的鲜卑贵族与汉族土族合流，以便消除矛盾，加强交流与合作。

孝文帝最震撼历史的措施，是运用铁腕彻底实行鲜卑汉化的工作，任何反对乃在所不计，甚至将太子处死亦在所不惜。

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政策，使胡族政权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被中华文明所同化。

正如魏书所说：

“礼仪之叙，粲然复兴；河洛之间，重隆周道。

”即是说，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不仅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加速了胡汉差别的消失，也使中原传统文化加以发扬光大。

自此，胡汉之别，变为士庶之别。

　　四是实施“均田制”。

太和九年，文明太后冯氏根据汉人官员李安世的建议，颁布均田令，由中央政府派出官员，前往各个州郡，与地方官一起“均给天下之田”。

这就是影响中国历史几百年的均田制度。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力推“均田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实施均田制的先决条件是清理户籍，北魏在地方基层设置“三长制”（邻长、里长、党长），不得“隐口漏丁”，代替了原先以宗族为单位的宗主督护制。

因为，拓跋氏初人中原，仍保持一部分畜牧生活方式，常将大量民田圈为牧场，这些“苑封”或“苑牧”占地广大，逐渐因生活方式改变而流为浪费，这是孝文帝能够实施均田制的因素之一。

所谓均田，并非不顾土地关系现状，重新平均分配土地，而是对荒地、无主地以及所有权不确定的土地，由政府按照劳动力人数加以分配。

均田制的大要是将田地分为“露田”与“桑田”两类，分别授予百姓。

均田制是儒家最高理想的实现，于是“海内安之”。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以雄厚之国力，重建古都。

据杨炫之撰《洛阳伽蓝记》所载，北魏时期的洛阳“招提栉比，宝塔并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一派富丽堂皇的气象。

而“百姓殷阜，年登俗乐”，享受歌舞升平的生活。

均田制的开花结果，于此可窥其一隅。

　　五是创造了灿烂的石窟艺术。

魏碑和石窟是北魏最典型的文化符号，这是胡化的汉人所造文明的典范。

中国西北的少数民族对于石窟艺术的建筑风格，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在无涯的人生苦旅之上，有一盏不灭的灯，那便是绵延于古丝绸之路上的伽蓝――石窟寺。

山西大同和河南洛阳作为北魏的两个首都，都留下了灿烂的大伽蓝：

云岗和龙门石窟。

可以说，营造如此恢弘的建筑，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显然根本不可能做到。

而北魏统治者的治术，恰恰也表现在通过石窟艺术，将社会财富集中起来，并借此动员起芸芸众生的源源布施，将这种供奉日常化、制度化，从而为其旷日持久的征战，奠定了雄厚的财力基础，提供了绵长的后勤补给线。

当然，石窟的开凿，还是因为有一个佛教在里面。

孝文帝之后的宣武帝，笃信佛教，“每至讲论，连夜不倦”，甚至因喜营造石窟，供奉佛像，荒怠政事。

孝明帝之母胡太后，因笃信佛教，大肆营造佛寺，“费用不可胜计”。

“至于官私寺塔，其数甚众”，“自迁都以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

庄严美丽的大佛卢舍那，是龙门石窟的象征。

佛有三身，应身佛、法身佛和报身佛。

卢舍那大佛是报身佛，据说是在北魏基础上唐武则天仿自己面容而建造。

　　朔风凛冽，寒凝大地。

2014年的岁尾年末，漫步龙门，仰望数万尊或大或小、形态逼真、栩栩如生的佛像，思绪穿越时空，梦回千年前的北魏，与先贤对话，评说历史，臧否人物。

试想，如果没有孝文帝的革新鼎故、英明果断地率皇室贵胄、王公大臣迁都洛阳，何来巍峨壮观、光耀千秋的龙门石窟！

孝文帝雄才大略，胆识非凡，他的改革举措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前无古人、后者难追，留下千秋佳话。

放眼我所深爱的北国，驰骋的中原，美丽的黄河和厚实的嵩山，北魏时期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曲折过程，改革的巨大付出与代价、改革者的决心和高瞻远瞩以及改革的历史性贡献，无一不对我们今天的改革，既包括中国的改革，也包括河南的改革有着重大的启示。

可以说，北魏孝文帝主导的这场巨大的成功变革，不但使北方的游牧民族很快融入了中原文化大家庭，而且也给中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和色彩。

交替的“汉化”和“胡化”，扭转了魏晋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颓势，并构成了走出土族门阀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

特别是孝文帝在这场变革中所体现出来的英雄气魄，至今仍然有许多需要深入挖掘和总结的地方。

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在省领导与社科界专家学者座谈会上指出，“我们有很多很有价值的东西，比方说北魏孝文帝改革。

洛阳最有名的地方是什么呢？

不是别的，就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这是最有特色、最有时代意义的问题。

它印证了中华民族本身就是融合而来的，是不同的民族融合而成的，所以应倡导民族和解、民族和谐。

这里可以挖掘的东西确实很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