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汉字的起源.docx

第二章汉字的起源.docx

《第二章汉字的起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二章汉字的起源.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第二章汉字的起源

第二章汉字的起源

[教学目标和要求]

通过对汉字多元起源的分析解说，要求学生对汉字的起源问题有初步的了解，并进而了解中国悠久的文明史。

其中第三节（《从多方面来研究汉字的起源是必然的趋势》）要求学生在老师分析讲解第一二节的基础上对之进行思考、讨论、探索。

[内容要点]

一、有关汉字起源的几种学说

1、八卦说2、结绳和契刻3、仓颉造字说4、图画说

二、考古发现与汉字的起源

1、刻划符号2、象形符号3、图形族徽

三、从多方面来研究汉字的起源是必然的趋势

[重点难点]

一、汉字与图画说

二、汉字与刻划符号

三、汉字与象形符号

[教学方法]

讲授、讨论和实践练习相结合

[所用课时]

3课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有关汉字起源的几种学说

《淮南子·本经训》说汉字产生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看似荒诞，实则是用神话的夸张手法表现了文字的产生对人类文明的重要影响，是惊天地、泣鬼神的重大发明。

有了文字，人类从野蛮社会步入文明社会，开始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

那么，汉字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是汉字学领域里一个颇具魅力的神秘问题，历代许多文字学家都曾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提出了种种推想和猜测，有的虽不无道理，但还无法从根本上解开汉字起源之谜。

建国以来，随着科学的发展，汉字起源的神秘外衣正在逐层被揭开。

许慎《说文解字·叙》论汉字的起源说：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仪），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

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綦）繁，饰伪萌生。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

许慎认为，在汉字产生之前，曾有过一些过渡阶段。

起初是庖牺（伏羲）氏创作八卦符号用来表示“宪象”即反映客观世界。

其后有神农氏结绳记事，由于不能适应日益繁多的事物，巧饰作伪的事也逐渐萌生了。

至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书契文字，百官由此得到治理，万民由此得到督察，这大约是由易卦中的夬卦得到的启示。

从八卦到结绳到书契，这种文字起源的模式虽不见得符合文字起源的客观实际，但也并非毫不相关。

下面分别加以讨论。

一、汉字与八卦

所谓“八卦”，就是古代用于占筮的八种符号：

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天地雷风水火山泽

乾三连，坤六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朱熹《八卦取象歌》

这八种符号两两相叠，又可演绎出六十四卦。

八卦或六十四卦的符号，都

是由阴（--）阳（—）两爻组合而成，这阴阳两种符号到底源于什么，人们有过各种猜测。

郭沫若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中认为阳和阴两种符号分别是男女生殖器的象征；高亨《周易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认为阴阳是用于占筮的两节或一节的“竹棍”（即蓍草）的象形；陈道生《重论八卦的起源》（载《孔孟学报》第12期，台湾1966年）认为阴阳符号源于结绳时代绳子上“有结”、“无结”的形态。

此外还有人认为它们是由龟卜兆纹演化而来。

诸说之中，似以阴阳符号源于蓍草或小竹棍之类为较可信。

另外随着地下考古资料的出土，人们从甲骨文、金文和陶文中，发现了以数字组成的原始八卦符号，这种八卦原来所采用的数字是一、五、六、七、八几个，而到了战国中期的楚简，其数字已简化为一和六。

据此，有人认为后来的卦符—和--，就是由数目字一和六（古文作∧）演化而成的（参见曾宪通先生《四十年来古文字学的新发现与新学问》，《学术研究》1990年第2期）。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们觉得，阴阳符号具体来源于什么，或许比较难以说清。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阴阳符号的形成，是古人仰观俯察，对自然万物基本形态进行抽象的结果。

正如开头说的“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仪），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

”这种说法应该是符合情理的。

既如此，单从“观物取象”的角度来看，汉字的产生与八卦的形成，其思维方式具有相似性是可以肯定的。

但文字的萌芽在仰韶文化期间，而八卦占卜的流行则在晚后的龙山文化期间，因此八卦的产生和汉字的创造在思维方式上的相似性并不能说明汉字是由八卦而来。

再者，汉字的“观物取象”基本上是一种形象的再现（少数指事字除外），而八卦的“观物取象”则是一种抽象；前者用于记录语言，后者用于占卜吉凶，两者性质功用各不相同，不宜混为一谈，更无所谓源流关系。

考古发现的商周卦符

现在已发现的商周时代的八卦，恰恰都是由记数符号构成的（原始的八卦符号与数字符号有着相同的来源，都源于用算筹记数的古老记数法）。

上图中所示只是已发现的原始八卦符号中的一小部分。

这类符号全由原始记数符号构成，其中由三位数构成的是单卦，由六位数构成的是重卦。

（参见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汉字中，跟原始占筮术有关的一些文字，也采用了原始记数符号。

例如“爻”字甲骨文作，由两个“五”构成；“教”字甲骨文作

，也含有由两个“五”构成的“爻”字；“学”字甲骨文作

，像两手摆弄

的形象，其中的

由“五五六”三数构成。

由此可见，某些汉字偏旁也跟八卦符号有具体的联系。

这说明，八卦作为远古文化的符号系统，在汉字创造的整个过程中，对一些汉字的构形有过渗透和影响，但这种影响只是个别的现象，不能据此认为八卦是源，汉字是流。

在传统的观念中，八卦所反映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源头，一个缩影。

由于八卦和汉字都是反映外在世界的符号系统，八卦符号的形成在思维方式方面与汉字的产生具有相似性，都是“观物取象“的结果；又由于某些原始八卦符号与某些汉字的构字偏旁有着具体联系，因此八卦符号很容易与汉字的产生联系起来。

首先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是东汉的许慎。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谈到汉字的起源时是先从“八卦”说起的。

但从《说文·叙》原文来看，许慎先言庖牺氏作八卦“以垂宪象”，次言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再言仓颉作书，“百工以乂，万品以察”，显然是从功用的角度把八卦、结绳和汉字联系起来的，未必视八卦为汉字的前身或源头。

到了近代，刘师培在《小学发微》中则明确宣称：

“大约《易经》六十四卦，为文字之祖矣。

”（见《国粹学报》乙巳七期）完全肯定了八卦与汉字的源流关系。

从以上所述来看，刘氏的话显然过于绝对。

总之，八卦和汉字虽有一定关系，但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符号系统，且汉字产生在前，八卦流行在后，八卦不可能是汉字的源头。

二、汉字与结绳和契刻

结绳和契刻都是上古社会的记事方法。

《老子》和《庄子》中都有老百姓“结绳而用”的记载，《易经·系辞下》和《说文解字·叙》也有“结绳而治”、“结绳为治”的话，可见上古社会结绳既用于记事，也用于管理。

结绳的具体方法，《周易正义》引郑玄注云：

“结绳为约。

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云：

“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

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

”

结绳的作用在于帮助记忆，它本身不可能完整地记录事件，也不能表示词的读音，因此结绳本身并不具备文字的性质。

但是，结绳的一些形象却可能与某些汉字的构形有着直接的联系，比较明显的是“十”和“十”的倍数。

如在古文字中，“十”写作

，“廿”写作

，“卅”写作

，即是取象于结绳。

此外，“世”字金文作

，篆文作

，是“卅”的变形。

《说文解字》云：

“世，三十年为一世。

”可见也与数目有关。

甲骨文里有些符号比较特别，如

、

等，类似秘鲁的结绳架，也可能与结绳有关。

由此可见，结绳对汉字的产生也有一定影响，但如果因此断定“文字之作，肇始结绳”。

（朱宗莱《文字形义篇》）则又过于绝对，不能使人信服。

和结绳性质相近的是契刻，即许慎说的“初造书契”中的“书契”。

《诗·大雅·公刘》有“爰契我龟”之语，“契龟”指的是在龟甲上刻契文字（卜辞），现在可见的最早的文字资料恰恰就是殷墟甲骨刻辞，因此人们很容易把许慎所谓“书契”与甲骨刻辞联想到一起。

不过，许慎本人只见过山川所出鼎彝文字，并没有见过甚至也未曾听说过商代的甲骨刻辞，因此，许慎所谓“书契”不可能指商代的甲骨契文。

“契”的本义许慎释为“大约也”，即“大的契约”。

文字结构是“从大从

”。

许氏又说：

“

，巧

也，从刀丰声。

”“栔，刻也，从

从木。

”其实契、栔、

诸字同源，都指刻木为契，从制作的手段看是契刻，从功能作用看则是契约。

西周金文中已出现“

”字，其文云：

折首执讯，俘车马五乘、大车廿、羊百、

用告王。

“契用告王”即“契以告王”，意谓将战绩（俘获品）刻在简册上向周王报告。

“

”字形作

，从丰（gài）从刀会意（许氏释为形声，不确切）。

丰像刻画契约，中间一竖表示一分为二（古代契约于刻契之后，都要在刻契处剖开，双方各持一半，合券时以刻纹吻合作为凭据）；加上“刀”旁表示用刀刻契；再加“大”旁作“契”，表示大的契约；或加“木”旁作“栔”表示刻木为契；或再加“金”旁作“锲”，表示镂刻金属，即《荀子·劝学》所谓“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刻契为约的办法，产生于原始时代发明文字之前。

那时候人们在木块上刻划一些简单的纹路或缺口以帮助记忆，其作用与结绳相似。

这种办法至现代还保存在一些少数民族中。

如红河哈尼族农民给地主交租，按租金多少在木片或竹片上刻缺口，然后一剖为二，地主和农民各执其一。

契木为约作为一种传统凭信手段，在文字产生以后仍然继续被采用。

木契上的简单刻划道道，只起帮助记忆的作用，当然不能算是文字。

不过，契刻的这种形式，却很可能是最早的文字书写形式之一。

古人利用这种形式把一些数字符号或象形符号刻划在陶器或竹木片上，用以传递某种信息，就有可能逐渐演化成类似青铜器上的族徽文或是竹简木牍这类文书，文字和文献也就逐渐地形成了。

从这点说，书契比八卦和结绳都更具有促进文字产生的条件。

西周《师同鼎》铭文把作册称为“

”，把常见的“册告”称为“

告”，似乎正透露出远古时代由竹木契演变成竹木册的消息；封建时代把“律师”称为“刀笔”，也反映了以刀为笔的传统观念。

由此看来，许慎所谓“初造书契”，大约不是指最原始的刻木为符，而是指最早在竹木简上刻契文字的事情。

三、汉字与仓颉造字说

仓颉其人，一般都认为是黄帝的史官，距今约四千五百年左右。

造字的说

法在战国秦汉间颇为流行，如《荀子·解弊篇》、《吕氏春秋·君守》、《韩非子·五蠹》、《世本·作篇》、《淮南子》、《论衡·骨相篇》、《说文解字·叙》等都有记述。

典籍中关于仓颉造字的记载，有些是比较离奇的，如《论衡·骨相篇》云“仓颉四目”，《淮南子·修务训》云仓颉“产而能书”，既生异相，又具异才，实不足信。

《淮南子·本经训》又云“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这一则看似荒诞，实则表现了文字的产生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意义，剔除其神话的外衣，还可窥见一些历史真实。

《淮南子》言及此条材料，意在说明“能愈多而德愈薄”，故高诱注云：

“仓颉始视鸟迹之文造书契，则诈伪萌生。

诈伪萌生，则去本趋末，弃耕作之业，而务锥刀之得，天知其将饿，故为雨粟；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也。

‘鬼’或作‘兔’，兔恐见取毫作笔，害及其躯，故夜哭也。

”作者和注者的理解均过于表面，便成了无稽之谈。

但是也有一些比较平实，如《荀子·解弊篇》云：

“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

”认为仓颉专心致志于文字，因此成为众多“好书者”中能够流传于世的人。

又如许慎《说文解字·叙》云：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认为仓颉是从鸟兽的蹄印足迹中得到启示而造出文字，这是完全可能的。

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多持批判态度，认为“文字在人民间萌芽”（鲁迅语，见《门外文谈》），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不是某个人所能完成的。

我们觉得，承认仓颉造字与文字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提法并不矛盾。

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说：

“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

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例子的。

”这史官的采集工作，应该就是仓颉的主要工作。

在采集整理的过程中，仓颉（或者巫史集团）依类推衍，继续创造出许多文字来，这不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仓颉不仅采集整理民间的文字，又创造了许多字，因此出现了“仓颉造字”的传说，他的名字也流传了下来，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所以我们对于“仓颉造字”之说，应该具体分析，不应视为完全无稽。

四、图画说

许慎《说文解字·叙》云：

“书者如也。

”《段注》：

“谓如其事物之状也。

”

此“书”字，其意犹今言“依样画葫芦”，实与绘画无别。

而“书”字又可指称文字，如仓颉作书，即指仓颉造字。

从这里我们便可看出汉字与绘画的密切关系，既所谓“书画同源”。

比较明确地从汉字起源的角度阐明“书画同源”观点的人是宋代的郑樵。

他在《六书略·象形第一》中说：

“书与画同出……凡象形者，皆可画也，不可画则无其书矣……六书也者，皆象形之变也。

”后来孙诒让、沈兼士、唐兰、蒋善国等人都曾明确指出图画和象形文字的源流关系。

如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说“文字的起源是图画”，在后来的《中国文字学》中，他又说：

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定能读。

P62

这句话说明了文字和图画的联系和区别。

文字起源于图画，但图画并不等于文字。

所谓“可以读出来的图画”，是指这种图画已经具有固定的读音，和语言中的词挂上了钩，也就是说，它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了，这时，图画才转化为文字。

这就是图画和文字的主要区别。

文字起源于图画，我们可以从汉字的众多“初文”中得到证明。

因为大部分的象形字都是照着它所表现的物体形状画出来的，即所谓“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如太阳写作是

，月亮写作

等。

现在，“图画说”已是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的一种主要的汉字起源因素了。

第二节考古发现与汉字的起源

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许多跟汉字起源有关的材料。

这些材料主要有：

一、刻划符号

刻划符号主要指发现于黄河上游、距今六七千年历史的原始社会晚期的陶器刻符，是属于仰韶文化的遗存物。

出土地点主要是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

此外，甘肃和青海等地属于马家窑文化的遗存、山东龙山镇城子崖的龙山文化遗存以及江浙等地属于良渚文化的遗存也都发现了或多或少的陶器刻符。

在200多件标本

仰韶遗址陶片上的刻划符号

甘肃马家窑遗址陶片上的刻划符号

江浙良渚文化遗址陶片上的刻划符号

中，计有各种记号242个，从中可以归纳出不重复的刻符五六十个。

这些刻符的性质，目前主要有三种看法：

郭沫若先生认为它们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与文字的关系密切，但又不同于后来的文字，可视作原始文字的祖先（参见《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于省吾、陈炜湛等先生认为它们已经是文字，它们中有的构形与商周古文字类似，可以释读（参见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

陈炜湛先生《汉字起源试论》，《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汪宁生等先生认为这些符号只是随意刻划，本身决不是文字（参见《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以上第一种意见比较谨慎，支持者比较多；持第三种意见的人也不少。

这些符号往往刻在一定部位上，如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的陶器符号，几乎全都刻在直口钵的外口缘上。

从这种情况来看，它们显然不是随意的刻划，而是具有一定意义的记号。

有人推测，这种符号一部分跟古汉字里的数目字十分相似，商周古文字里从一到八几乎都可从这些刻符中找到相似的形状。

前面谈到的汉字与契刻有关，主要就是指这种情况。

这种符号另一部分可能代表陶工或器物主人的标记，也跟“族徽”有关。

此外，一部分天干字如甲乙丁癸等也可能是从这类刻符中吸取过来的（以上参见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

这些情况表明，原始社会晚期的陶器刻符也许本身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但它们与汉字的关系很密切，对部分汉字的形成有比较大的影响，似乎可以视为汉字的萌芽。

二、象形符号

象形符号主要发现于黄河下游，以山东大汶口文化为代表，距今4500年。

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发现的陶器上有4个象形符号：

在同时期的诸城前寨遗址发现了一例残缺的图形符号，作

形，显然是上面第（4）例的残文。

对于这些符号，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一文认为还不是文字，而是“属于图画记事性质”的符号。

但大多数学者则主张它们是早期的汉字，并对它们进行了考释：

第一例象钺之形，第二例象斤之形，第三例象日在云气之上，为“旦”字（有人认为“日”下为“火”字，故释为“炅”，音jiǒng，义为日光，也可备一说），第四例应该就是第三例的繁体，下面是山峰并立，山之上是云气，云气之上是太阳，意即一轮红日冉冉升起，高出云山之上。

这些符号除前寨一例情况不明外，其他都刻在陶器的边缘上，可见决不是随意刻画的，很可能是东方民族中一些氏族的徽号，而“用象形的符号表示族名，很可能是原始表意字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

（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因此这些符号与古汉字的形成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从符号本身的结构来看，

（1）

（2）两例为独体象形符号，（3）（4）两例是合体会意符号，也具有早期汉字的特点。

此外，这些符号如第（3）例还出现在大汶口文化的大玉琮和良渚文化的玉璧上（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说明这些符号已在一定范围内流行，具备了交流信息的可能性，起到了文字符号的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知，这些象形符号与古汉字颇为接近，是古汉字的前身，应属于原始文字的范畴。

三、图形族徽：

“文字画”到“族徽说”再到“族氏文字”

图形族徽指出现在铜器铭文中的象形符号。

对这些象形符号，人们的认识有

一个逐渐明朗化的过程。

起初沈兼士先生把它们称为“文字画”，认为它们是“《说文》中象形、指事字的祖先”，但还不是“有音之文字”（《从古器款识上推寻六书以前之文字画》，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12月）。

宋代吕大临在《考古图》“木父已卣”的释文中就曾指出：

“木者，恐氏族也。

”郭沫若可能受此启发，在他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中提出了“族徽说”，认为“此等图形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号，盖所谓‘图腾’之孑遗或转变”。

解放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把这类图画性很强的符号作为文字来研究，用研究文字的方法来解读它们，并把它们改称为“族氏文字”。

尽管学者们在给铜器铭文中的象形符号定名时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都是一致的，即都把它们看成是与汉字形成有关的原始材料。

沈兼士虽然认为它们不是“有音之文字”，但也承认它们是象形字、指事字的祖先。

“族徽说”或“族氏文字说”，把这些符号看成氏族的徽号，而象形符号表示族名，应该就是原始表意字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

从字形上看，这些象形符号显然要比甲骨文中相对应的字形要古老。

因此把这类材料作为原始汉字来看待，对探讨汉字起源也是颇有帮助的。

第三节从多方面来研究汉字的起源是必然的趋势

汉字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正如华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融合而成的一样，汉字的产生也是多元因素共同促成的。

面对纷繁复杂的汉字现象，单元起源论显然力不从心，它的明显缺点是解释了一种现象就无法解释另一种现象，于是就不得不借助迷信和神话，在平常的历史现象中添加许多神灵的光圈。

旧谈“仓颉四目”，“生而见鸟迹，知著书”，说他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有了超自然的神性，似乎一切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不可否认这种解释所沉积的审美价值，但其科学价值甚低，在理论领域不能不说是最大的缺陷。

实际上单元起源论不仅没有使汉字起源、发展的缘由得到揭示，反而使这一问题更加神秘。

随着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文献学等学科的发展，为探讨汉字起源提供了许多新的科学的证据，给汉字起源的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从多方面、多角度来探讨汉字起源成为必然趋势。

多元起源论必然取代单元起源论，这是科学发展的大势所趋，汉字起源这一神秘问题必将赖此得到逐步解决。

从原始记事方法中去探讨汉字的起源，是多元起源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原始记事方法主要包括实物记事、契刻记事和图画记事。

实物记事虽然与文字的距离还很远，但实物记事中却已孕育着不少造字的基本原则，在汉字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比如实物记事中有用动物的头或尾代表整个动物的，这是一种以部分代表全体的表形法。

甲骨文中画一牛头表示牛，画一羊头表示羊，就是这种表形法。

实物记事中又有属于表义法的，如用鸡毛和火炭相结合表示“火急”，汉字造字法中的会意法也有类于此。

实物记事中还有属于表音法的，如古代南诏送唐王朝的礼品中有“当归”，就是谐音表示“应当归附”之意。

汉字中的假借法可能也受到这种实物记事法的启迪。

本章第一节中提到的“结绳”，就是古代实物记事的一种。

结绳与汉字数字十的倍数可能有联系这种情况也说明了原始实物记事对汉字起源有积极影响。

契刻记事在典籍中屡见记载。

如《老子》云：

“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

”《列子·说符》云：

“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

‘吾富可待矣。

’”《战国策·齐策》记冯谖为孟尝君赴薛收债，载“券契而行”。

《隋书·突阙传》说，突阙“无文字，刻木为契”。

可见契刻也是先民普遍应用的记事方法，而契刻符号就是某些数目字、指事字的先驱。

考古发现的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与汉字的萌芽关系密切，正说明了这种情况。

至于图画记事，已是大家公认的汉字起源的一个主要因素，考古发现的象形符号和图形族徽都与汉字起源有密切关系，甲骨文、金文中有许多字形象逼真，与图画几无区别，显然也是从图画简化而来的。

对一些表面上看来似乎与汉字起源关系不大，或者带有一些神话色彩的汉字起源学说，如果加以客观辩证的分析，吸收其合理的内核，也可以与原始记事方法一起共同丰富多元起源论。

比如前面提到的“八卦说”，虽然与汉字起源关系不大，但从八卦符号的“观物取象”中，我们也不难理解先民们在创造汉字时观物取象的思维过程。

富有神话色彩的“仓颉造字说”，如果剔除其中的迷信因素，使之恢复到历史的真相中去，对我们探索汉字的起源也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比如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正是“观物取象”的思维模式。

又如“天雨粟，鬼夜哭”之说，反映了汉字的产生对文明进程所具有的巨大影响，也说明了文字的“追虚捕微”的功能和作用。

此外，汉字的形成还可以与原始思维、原始艺术联系起来考察。

在文字符号真正形成之前，原始思维、原始艺术与文字符号三者关系非常密切。

文字是原始思维、原始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原始思维的发展是文字产生的心理基础，原始艺术的成熟是文字产生的凭借手段；没有思维的发展也就想不出也造不出文字符号，没有线条艺术的手段，文字符号也就无所凭依。

根据对汉字起源之多元因素的考察，我们知道汉字主要起源于原始记事方法，特别是图画和契刻。

汉字中以指事为特征的符号，可能主要来源于仰韶文化时期的刻划符号，以象形、会意为特征的大多数汉字，则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象形符号以及其他图画记事符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随着时光的推移，原始汉字逐渐丰富，终于形成一个体系。

汉字形成为体系，据推测可能在夏代，距今约有4000年。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初，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发现了一件刻字陶片，经鉴定属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有4300年。

这一发现对探讨中国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线索。

陶片上的字符共11个，作：

这些字符明显的特点是圆弧形笔画较多，直线形笔画较少；多数笔画连绵流畅，好像一笔写成；图画形倾向较小，符号化程度较高。

有人认为这11个符号组成了词句或辞章，说明它已经被用来记录语言，因此陶片符号可以确定为一种文字。

这种文字比甲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