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英国大陆政策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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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英国大陆政策分析
战后英国大陆政策分析（1945—1973）
——兼从均势角度分析英国与欧盟关系
“英吉利以一水之隔，游离与大陆之外，像一只巨帆悬在空阔的海洋上”。
英国是欧洲国家，但不是欧洲大陆国家，被一条海峡所阻隔。
但从由岛国这种特殊地理位置决定的国家利益出发来考量，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的关系又决非“一水之隔”那么简单，“英国与欧陆关系一直是英国伤脑筋的事——既要加入欧洲共同体，又不想让它束缚手脚。
”英国也从来就没有理顺过它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的关系。
“英国外交始终存在着三个稳定的领域，即英联邦政治、英美特殊关系、对欧洲大陆的政策。
”本文的写作重点就是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政策（以下简称“大陆政策”），而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政策，在实践中具体落实下来就集中体现在了它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的政策上，并且涉及到英美特殊关系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政策，或者具体说英国对欧共体的政策，大致上可以1973年作为分界线，分为英国加入欧共体之前的政策和加入之后的政策两个大时期。
这两个大时期之间又有着紧密联系，特别是1973年英国正式加入欧共体之前的政策又占据着重要位置，因为一方面它与英国的历史传统密不可分，体现了英国历史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基本上决定了英国加入欧共体之后大陆政策的大致走向。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笔者选择了1945—1973年这段时期作为分析材料，刚好从二战结束初期到英国正式加入欧共体为止。
笔者又根据这个大时期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大陆政策，具体又分为五十年代和六七十年代两个阶段来分析，探索这两个阶段英国大陆政策的形成、演变及其原因，并从英美特殊关系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
但是本文并未到此结束，笔者还试图通过这段历史时期英国大陆政策的分析，结合目前英国外交中的一大困境——英国与欧盟关系——从英国传统的“均势政策”的角度作了新的诠释，从另一种视角分析了两者之间若即若离、龃龉不断关系的原因所在。
一、五十年代的大陆政策：
超然的孤立主义
我们考察英国五十年代的大陆政策，离不开两个基本点：
历史上英国对欧洲大陆政策的传统和左右英国战后近20年对外政策的“三环外交”。
由于自身是岛国的原因，并且是较早地采取对外扩张的海洋国家，英国一直超然于欧洲大陆之外。
在欧洲大陆群雄并立的时代，英国总是以这种超然的姿态干预大陆事务。
历史上有英国卷入的欧洲战争，如两次百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等等，都是英国凭借军事上、特别是海上的优势，用武于岛国之外的。
它的对欧政策的出发点就是试图以此制彼，竭力维持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均势，不允许哪一个国家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尤其不能容许哪一个大陆国家向英国的霸权地位挑战。
换句话说，传统上英国一向是采取“孤立主义”政策的，运用的是“均势”的现实主义手法。
由于这种历史传统的影响，英国从未把自己与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放在同一个水平层次上来看待，即使战后初期也是如此，而是摆出了超于西欧国家之上的全球性大国的姿态。
丘吉尔下面的这段话，就很能反映出英国当时的这种心态：
“我们所处的地位在哪里呢？
我们不是欧洲防务集团的成员国，也不想被并入某种联邦欧洲体系当中去。
我们觉得，我们同这两者都有联系，这可以用‘with’这个介词来表示，而不是用‘of’来表示——，我们是跟它们在一起的，但却不属于它们--------”
而英国这种“超然”的态度体现在外交政策中便是丘吉尔提出的“三环外交”。
1948年10月9日，丘吉尔在英国保守党年会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三环外交”思想。
他说：
“我认为，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存在着三个大环。
---------对于我们来说，第一个环自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
其次是我国、加拿大和其他英联邦自治领域以及美国在其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
最后是联合起来的欧洲。
这三个环是并存的，如果它们连结在一起，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或联合的力量足以推翻它们，或者甚至向它们挑战。
现在假如你们想到这相互连接的三个大环，那么就会看到，我们是在这三个大环中都占一大部分的唯一国家。
事实上我们正处在连接点上。
这个岛位于许多空中航线的正中心；我们有机会把它们全部连接在一起”。
对丘吉尔“三环外交”理论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这第一个环是依靠英国本身和英联邦国家的力量，这是一切的基础；第二个环是追随和依靠美国，同美结成“特殊关系”，这是关键所在；第三个环是英国要充当西方的二号盟主，控制西欧联盟。
可见，丘吉尔的“三环外交”由中心向外围，重要性呈递减状态。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一英国的大陆政策被置于“三环外交”的框架之中，而且是最不重要的一环。
二英国是凌驾于欧洲大陆之上的，它是以“监护者”的身份看待与大陆关系的，欧洲大陆要在英国领导之下，“这决定了英国直到50年代中期采取的都是这样一种基本立场；既支持进展中的欧洲联合运动又希望维持与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特殊关系。
”
正如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所言：
“英国并不自认为是个纯粹的欧洲国家。
毕竟，她的危难经常源自欧洲，可是救兵却来自大西洋的彼岸。
”英美特殊关系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就已形成。
而战后的50年代这种特殊关系就表现在双方在欧洲问题上的相互利用。
对于英国来说，二战后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就是苏联，而自身又决非苏联对手，只有把美国的力量留在欧洲，成立一个安全体系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即英美特殊关系是保障欧洲，尤其是英国安全的重要手段。
而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成立，正好满足了英国的这种“安全需求”。
这样英国也得以把重点放在欧洲大陆和本土的防务上。
另一方面，英国正是借助这种“特殊关系”，使自己成为美国与西欧之间的联系人，而不是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满足了英国的大国心理——英国主导下的欧洲联合。
这样，五十年代英国大陆政策的特点可以归纳为：
一方面，大陆政策在英国总体外交中的重要性不足，次于英联邦和英美特殊关系，是服从于英国利益和英美特殊关系需要的；另一方面，英国采取了不介入大陆事务的“孤立主义”或“超然”的态度，以局外人的身份促进欧洲联合但不加入其中，而是想置于其领导之下，而当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后，又采取了拒绝加入的政策。
正如肯尼思·沃尔兹（WALTZ）所言：
“英国十多年中对欧政策的犹豫不决，反映了它不愿把欧洲置于其他利益之上，甚至是放在同等水平。
”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五十年代的英国大陆政策呢？
本文认为，可能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心理因素，集中体现在其挥之不去的大国心态。
虽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英国不可避免地衰落了，政治、经济及军事实力都受到了严重削弱，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但是英国并不甘愿承认自己沦为“二流大国”，仍然强烈地自认为是欧洲和世界的主宰。
造成英国大国心态的具体原因又可以归结为两点：
1、英国二战中顽强地作战表现。
二战中英吉利海峡成功地阻止了希特勒德国的侵略，并且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下抵住了德国大规模空袭，从而使英国成为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堡垒和强大的后方基地，并且为美国决定是否参战赢得了足够的思考时间。
正是由于英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英国人在战后才更加确信自己在国际事务中仍扮演着大国角色；2、当时的英帝国由三个部分组成：
英伦三岛、自治领以及殖民地。
当时英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
二战中，英联邦国家和英国的附属殖民地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样起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这同样增强了英国的大国意识。
二、经济因素。
1、虽然战争给英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但是战后初期英国的经济实力仍然“雄厚”。
战后初期英国的煤产量“几乎是所有将成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的总和。
1947年联合五国原钢产量是1270万吨，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同年的原钢产量仅为1760万吨，而在1938年前者的原钢产量是1060万吨，后者的产量是3490万吨。
”直到1961年为止，英国经济实力一直居西欧之首位。
2、英国与欧共体6个原始成员国在贸易重心上的不同。
6国的大部分贸易是在欧共体范围内进行的，因此它们赞成建立一个无关税的贸易集团。
而英国的贸易重心则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它与英联邦国家的贸易占其外贸总额的约40％，与欧陆6国的贸易只占14％，因此它不愿意加入欧陆贸易集团。
3、从欧共体自身来说，在整个五十年代还没有充分的理由能够证明欧洲一体化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
三、其它因素。
1、担心外交政策灵活性的丧失。
英国外交传统之一就是灵活性——根据条件的变化对外界变通地作出反应。
因此，英国害怕加入欧共体后受到太多的束缚，丧失其外交政策中的灵活性。
2、战后初期，英国把建立和维护英美特殊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想“通过影响美国来影响世界”，不想把自身的发展和前途局限在欧洲，这也是直接决定英国与欧洲大陆疏远的原因。
二、六七十年代的大陆政策：
20年的调整期
五十年代英国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给它带来了不少的好处，但是随着欧洲形势的发展，到了五十年代末期，这种政策已经不能执行下去了。
英国领导下的欧洲联合不仅成了一场“黄梁美梦”，而且超乎英国意料之外的是，欧共体居然相当成功地运作了起来，而且表现出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
而此时，英国却深深地陷入了严重的国力衰退之中。
现实迫使“务实的”英国人不得不反省过去十年的大陆政策，开始了其将近二十年的政策调整期。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那就是：
“到了一九五O年代末期，英国再也不能以远距离观察欧洲，视欧洲为英国军队偶尔必须干预以制止一个暴君崛起的地方。
”
五六十年代之交，英国所处的欧洲，出现了新的面貌。
欧共体显示出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
欧共体6国的贸易在1961年一年就增长了30％多，而包括英国在内的7国贸易联盟之间的贸易只增长了16％。
与此同时，英国国内经济衰退，出现了奇怪的“英国病”，国家实力大幅下降。
于是对大陆政策进行反思的声音在英国响起。
麦克米伦下面这段话发人深省：
“是应该置身于欧洲联合运动之外，还是为促进这个运动而尽我们的责任呢？
是应该保持我们在新世界中的影响，还是在现代世界的巨大的联盟面前听任我们本身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相对地萎缩下去以削弱我们的影响力呢？
孤立的英国对联邦盟友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我相信他们是明白这一点的。
”在麦克米伦看来，与其同人口、资源均占压倒优势的六国直接对抗，不如加入其中，以使英国有可能从内部改变共同体的发展方向并起到领导作用。
于是在经过了长时期的抵制、徘徊之后，英国于1961年7月正式宣布申请加入共同体，但是被戴高乐法国以“特洛伊木马”之说否决。
之后，英国又于1967年、1970年连续两次正式提出申请，终于在1973年1月正式加入欧共体。
至此，英国的对外政策完成了从大国全球外交到重点面向欧洲的改变，英国大陆政策的调整也告一段落。
通过考察这段历史，笔者发现在英国大陆政策调整的过程中，英美“特殊关系”起到了双重作用：
一方面美国希望英国加入欧共体；而另一方面，又恰恰是这种“特殊关系”造成了英国前两次加入欧共体的申请被否决。
六十年代，由于欧共体经济逐渐强大，军事上也想改变依赖美国的局面，美国感受到了来自欧洲的压力。
美国出于把强大起来的欧洲重新置于自己主导之下的考虑，积极支持英国加入欧共体，以便通过“影响英国来影响欧洲”。
但是，法国政府之所以否决英国政府的前两次申请，除了戴高乐个人的原因外，恰恰就是英美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法国担心英国加入欧共体后必将反映美国的利益和意图，影响欧共体的正常发展。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英国申请被拒绝，也是充当了欧美（主要是法美）矛盾的牺牲品。
欧洲（主要是法国）把对美国的愤怒全部发在了英国身上，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其实质是反对美国的控制与干涉。
这二十年的调整期是英国外交中的重要时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与影响，透过这段时期英国外交的政策与运作，我们可以说，这二十年是英国外交“重新定位”的二十年，同时也是“承上启下”的二十年。
说它是“重新定位”的二十年，是指英国政府不停地在寻找自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合适位置：
既不过分，又使自己能得其所的位置。
在英美关系上，不再企图“一厢情愿”地维持与美国的“独一无二”的“特殊关系”，但是还是保留了终归不同于一般西欧国家地位的想法。
在对欧洲大陆政策上，它竭力加入欧共体，害怕自己被西欧国家孤立于大陆之外，最终实现了重点面向欧洲的外交战略转移。
说它是“承上启下“的二十年，是因为它仍然继承了五十年代“三环外交”部分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三环外交”思想并没有被完全抛弃，而是重新排列了“三环”的顺序，把大陆政策放在了首位，也正因为英国积极调整了大陆政策，终于赶上了“末班车”，才为以后的英国外交注入了新因素，打下了新基础，“撒切尔夫人的起点将是这20年的基础上的起点。
”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英国传统大陆政策的调整，实行了其有史以来第一次“重点面向欧洲”的外交呢？
总的说来，是由于它的国力已不能再支撑其原来的外交格局，它必须调整，同时这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经济因素。
主要体现为：
1、英国自身实力的进一步衰落。
整个20世纪60年代，英国经济出现了滞涨现象，经济增长缓慢，不断滑坡。
1961年在西方世界中，西德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英国跃居第二，英国沦为第三，到了60年代中期英国又降至第五位，而到了60年代末期，英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090亿美元，而西德是1500亿美元，法国1400亿美元。
1968—1970年，英国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但1970—1973年，已上升到8.6％，1973年后通货膨胀的速度进一步增快，1973—1974年为16％，1974—1975年度达到24.1％。
国际收支状况更是惨不忍睹。
1967年国际收支往来帐户的亏空额就高达3亿英镑，到了1973年，国际收支逆差达15亿英镑，而1974年1—10月就达32亿英镑。
2、而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则蒸蒸日上，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欧共体的作用日益显现，并且英国对欧洲大陆（欧共体）的依赖在逐步加深，共同市场迅速地取代英联邦成为了英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
1961年一年欧共体6国的贸易就增长了30％多，而包括英国在内的7国贸易集团（即“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之间的贸易只增长了16％。
从1958年至1963年，共同体出口从占世界总额的21.7％增至24.4％。
同时，英国对欧共体的依赖在逐步加深，从1958—1970年，英国向共同市场的出口总额所占英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3.9％上升到了21.8％（见表一），英国自然不能忽视其经济重心的这种转移趋势。
3、英联邦的重要性下降，英国在英联邦的出口比重，由1951年的50％降低到1961年的39％；由1958年的37.3％下降到1970年的21％。
二、政治因素。
主要是为了挽救英国的大国地位，以避免发生被孤立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危险。
如上所述，英国若继续游离于欧洲共同体之外，它将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灾难”，还是在全世界和英联邦政治影响的衰退。
麦克米伦说的更为直率和明确：
如果英国不参加，那么美国就将一步步地使它的政策与欧洲相协调，而英国则将“丧失它对欧洲和美国的影响--------就会严重削弱我们国家的地位”，英国将面临“一种违反我们的意见和利益而我们又无法加以影响的欧洲的政治格局”，所以英国选择了加入欧共体的发展方向，以此来避免自身被边缘化的危险，挽救自己的大国地位。
三、外交因素。
这里主要体现在与美国的关系上：
1、美国的促使和推动。
1962年7月四日，肯尼迪在费城发表了关于欧洲政策的重要声明，提出了所谓的“总战略”。
促使和推动英国加入欧共体是“总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
因为美国注意到，西欧，尤其是欧共体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实力逐渐增强；而且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开始发展自主防务。
美国不想西欧坐强坐大，脱离自己的领导，但是又不好自己直接干涉，而且如果直接干涉欧洲事务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所以美国想让英国加入欧共体，抵消在西欧逐渐增强的独立于美国的离心倾向，从而达到延缓欧洲联合进程，把欧洲重新置于美国领导之下的目的。
2、英国为了维持英美“特殊关系”，需要在欧洲发挥影响，增强自身在与美国交往时的地位及价值。
随着英国的经济地位及其在欧洲影响力的下降，美国日渐看轻英国在其全球战略中的作用，同时英国也不在是美国唯一的盟友，所以英国也逐渐认识到，它只有在欧洲站稳脚跟，才能在美国那里加强自己的力量。
综上所述，经济因素是根本，最终决定了英国大陆政策的直接改变；政治因素是经济因素在政治层面上的直接反映，推动了英国大陆政策的改变；而外交因素则是外部的刺激力量，对英国大陆政策的改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英国大陆政策变与不变因素分析
通过对近30年（1945—1973）英国大陆政策的分析，我们发现，从五十年代英国置身于欧共体之外，奉行孤立主义的超然态度，到六七十年代调整为主动加入欧共体，实行重点面向欧洲政策，这其中有许多因素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仍有一些因素是始终没有变化的。
首先是变化的方面。
第一、英国面临的欧洲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进入六十年代之后的欧洲已经远非英国欧洲观中那个“衰落、纷争、暴君崛起”的欧洲。
欧共体的成立和发展壮大，使欧洲大陆呈现一片蒸蒸日上，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景象。
欧共体经济实力迅速增长，进入七十年代，一跃成为与日本、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三大经济体之一。
欧洲环境的这种变化，削弱了英国五十年代大陆政策的基础，甚至使这种基础变得荡然无存。
面对着一个崛起的强大的“大陆集团”，英国再也不能超然于其上，孤立于其外，用一种轻视和无所谓的态度来对欧洲大陆指手划脚，不得不根本改变其对欧共体的政策。
第二、英国自身实力及其心态的改变。
如前所述，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但是由于“大国惯性”的作用，英国的经济衰落没有立刻显现出来，而英国一贯的大国心态却持续地膨胀起来，不仅看不到欧洲大陆的变化，而且阻碍了它对自身实事求是的评估。
然而到了六七十年代，英国的衰落已是一发不可收拾，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中的排位一降再降，国际收支状况惨不忍睹，国内失业人口在1967年就达到了49.6万人。
英国人不得不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尽管其中包含了多少的无奈。
英国暂时搁下了不切实际的大国心态，开始承认自身的衰落，这也就为英国改变五十年代的大陆政策提供了前提。
其次是不变的方面。
第一、从国家利益出发决定其大陆政策，这一点始终没有变化，而且永远也不会变化。
英国大陆政策的出发点始终是其国家利益。
英国希望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按照自己的愿望和设想来安排欧洲的事务，影响欧洲的未来。
正如19世纪中期英国著名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巴麦尊所言：
“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是永久不变的。
”五十年代英国置身于欧共体之外，采取超然的态度，是因为在五十年代还没有任何可信的根据可以证明欧共体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
而且更为重要的，五十年代英国国家利益的重心并不在欧洲大陆上，而是在其与英联邦关系和英美“特殊关系”上。
但是英国并没有完全无视欧洲，而是想把欧洲联合置于自己主导之下。
这也反映出英国一向是有自己关于欧洲安排的设想的。
到了六七十年代，形势发生了逆转，欧共体不仅取得了经济上的相当成功，而且英国越来越离不开欧共体而存在（见本文第二部分分析），另一方面，英帝国解体，英联邦和英美“特殊关系”的重要性下降。
英国国家利益的重心开始回归欧洲大陆，于是英国也就调整了政策，主动加入了欧共体。
但英国加入欧共体，用麦克米伦的话来说，是从内部改变共同体的发展方向并起到领导作用。
第二、英国始终没有放弃对“大国地位”的追求。
“战后的英国外交史是一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基调交织在一起的历史。
------概括地讲便是追求大国地位”。
自从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以来，追求和维护大国地位，便是英国外交的重要使命。
因此这种“大国情结”更是深入英国人民血液之中。
战后亦如此。
五十年代丘吉尔“三环外交”的根本宗旨就是要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
七十年代初英国将外交重点历史性地移到欧洲后，对自己国家的大国地位仍然很看重，对大国地位的追求亦始终没有放弃。
正如前面所述，英国之所以选择加入欧共体，政治上的考虑就是为了挽救自己的大国地位，外交上的考虑也是想立足欧洲，增强自己与美国交涉的分量，以“通过影响美国来影响世界”的方法来追求其大国地位。
四、英国与欧盟关系：
一种均势的角度
英国与欧盟（欧共体）之间，不管是它置身之外还是主动选择加入后，都是一种若即若离、三心二意的关系，两者之间龃龉不断。
而当前的学术成果中，大部分学者都把这种特殊关系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主权之争。
当然，这是洞察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但是我们能否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从英国历史与传统中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均势——的角度来重新看待两者关系，而这正是笔者所要阐述的。
英国推行“大陆均势”政策有其悠久的历史，从16世纪开始，这项政策就成为了英国政策的传统。
由于岛国的地理位置，英国始终担心在欧洲大陆上出现某个国家强大到足以称霸大陆，这样对于英国的安全或是大国地位都是具有威胁性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阻止大陆单一强权的出现，英国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正如丘吉尔1936年在保守党议会党团外交委员会的一篇演说中雄辩地指出的那样：
“英国400年来的对外政策，一向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有侵略性的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低地国家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
从历史上看，在这四个世纪中，人和事，环境和情况已发生了许多变化，而这个目的却始终如一，这是世界一切种族、民族、国家或人民的历史记载中最突出的事件之一。
还有，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英国总是走比较艰难的道路。
”
而随着二战的结束，英国丧失了支撑其“大陆均势”政策的物质基础，均势政策也不再作为其主要的外交政策来执行。
但是否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从历史上看，在这四个世纪中，人和事，环境和情况已发生了许多变化，而这个目的却始终如一--------”笔者认为，均势政策在战后英国外交中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它不再作为主要政策而已。
笔者试图这样定义均势：
它首先是作为一种权力平衡的外交政策，而后随着长时期的运作——像英国那样执行了四个世纪以上——渐渐被内化为一国外交文化传统中不是政策的政策，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外交文化而存在。
就像英国那样，二战后纵然它的外交战略的核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作为一种执行了几百年的外交传统或外交文化，均势不能不会发生效用，并且对其外交选择及实践产生作用。
特别是当年实行这种政策的一些固有因素，如岛国的地理位置，根本不可能发生变化。
从地缘政治决定国家利益出发，英国不会面对一个强大的势力在大陆崛起而高枕无忧，不管这种势力是某个国家还是某个国家组织。
然而欧洲历史发展到现在，不可能再出现类似于历史上法国或德国那样某个国家称霸大陆的可能性了，但是我们是否这样考虑，昔日的法国或德国单个国家称霸变成了如今的欧盟这个组织称霸，特别是现在的欧盟是在法国和德国主宰的情况下。
法国和德国是否也在“借尸还魂”，用了这种更加隐晦和合理的手段来实现历史上曾想实现但却没有实现的梦想呢？
是否两国从“合作安全”（Cooperativesecurity）发展到了“合作霸权”（Cooperativehegemony）呢？
笔者认为英国是存在这种担心的。
在欧洲一体化的整个过程中，英国一直对欧盟若即若离、三心二意，一直在拖欧盟的后腿。
英国为什么这么做？
有人说，英国加入欧盟（欧共体）就是为了阻止欧洲一体化，看来也不是不无道理。
但是欧盟从成立之初发展到现在，它都代表着欧洲人民的期待，代表着一种复兴和强大的意愿，而且现在欧盟不仅被欧洲瞩目，全世界都在关注它，因为它代表着地区一体化的潮流和趋势。
所以英国是否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
英国鉴于欧盟这样的一种地位，既不能像昔日反对法国或德国一样来反对欧盟，但又不能眼看着欧盟不在自己的主导下坐强坐大，所以只有消极地抵制欧洲一体化，尽量减缓欧盟的发展进程，直至自己成为主导力量为止。
五、结束语
1945—1973年英国大陆政策的发展过程，是英国战后外交中一段不同寻常的历程，同时掺杂着英国对自身实力与地位不断下降的无奈和要求重新振兴、追求昔日大国地位的无限期待。
务实的英国人为了这个追求而自绝于欧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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