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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学论著的引进与翻译

我国翻译研究的勃兴与西方翻译理论的引介是密不可分

的,其影响的有无已无需置疑,至于影响的多寡或容见仁见智。

近年来系统的引进力度更是前所未有,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国外翻译研究丛书”（目前已经出版29种）,以及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已经出版27种）。

两个出版社相互补充,为国内译学界及相关学科提供了难得的宝贵资源,可谓广大学人的福音。

但美中不足的是,这些都是英文原版,无论对于初学者还是那些于此不乏热情的不谙英文的学者而言,光有想借此开拓视野的愿望,恐怕只能因心有余而力不足望而却步了。

就算是外语较好的学者,阅读经专家学者消化过的母语译文来也会轻松得多,对照也很方便。

无论如何,较阅读外语原文,就浏览而言,我们的中文阅读速

度无疑要快一些一一此乃母语无可比拟的美妙之处。

因此，代表

性的著作如能及时准确地翻译出来,有志于此的读者对译者和出版机构之善举的感激是自不待言的。

遗憾的是,翻译理论著作引进的本不算太多,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更是少之又少。

个中原因不在于大家对翻译之重要性认识不足,更有可能的是,译作一般都不视为科研成果;另一方面,理论

专著的翻译更加费时劳神不说,因严谨要求近乎苛刻,有时费力却难讨好。

但如果真有不足,也必须勇于面对。

最近,欣喜地看到英国学者JeremyMunday的力作

IntroducingTranslationStudies:

Theoriesand

Applications的中文译本,由14位海内外学者分别担纲翻译,由一向享有盛誉的商务印书馆推出。

总的来看,大部分章节的翻译尚可,但也不乏值得商榷之处。

笔者不揣谫陋,将其翻拣出来并略加申说,以此求教于方家。

、人名的翻译

翻译西方人的姓名现在大陆都遵循“音译”这一个原则,已完全放弃其原有的寓意,这跟翻译国人姓名的原则一样,可谓平等相待,童叟无欺。

业内一般都参考新华通讯社译名资料组编写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以下简称《手册》）。

尽管有相应的译音规范,但实际执行起来还是有难度。

同一姓名,不同译者在不同的媒介中有可能采用不尽一致的谐音汉字,很难完全统一。

但是,起码对同一本书中的同一个姓名则应该完全一致,以免造成张冠李戴。

在本书中,有几处同一英文姓名译成汉语后“改名/换姓”了――DouglasRobinson这一人名在序言中被译为“道格拉斯•鲁滨逊”,在51页是“罗滨逊”,在202、320页却变成了“罗宾逊”。

大多Ro-开头的姓名都是译为“罗”,如:

Robeson（罗柏逊）、Robin（罗宾）、Robison（罗比森）等,《手册》中用的偏偏是“鲁滨逊”,可能也是尊重传统的

考虑（《鲁滨逊漂流记》已经深入人心沿袭成俗了）,一旦沿袭成俗,一般就应该入乡随俗。

再怎么说,前后必须统一,不能过于随意。

类似“一人两面”的例子还有:

Even-Zohar在23、25、233

和313页翻译“伊万-佐哈”，但在152—155、149、168—169、

174页却是“伊万-佐哈尔”。

国内学界一般沿用的是后者。

另外,BenJohnson在39页是“本•琼生”，而在316

页则成了“本•江生”,后者过于随意。

Johnson现在《手册》中一般译为“约翰逊”,但这一姓名早已被接受为“本•琼生”,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专利”,理应接受“先入

为主”的在先原则。

再如,Warren在227页是“沃伦”,在335

页则成了“瓦朗”。

一般情况下都采用前者,《手册》也是这样

处理的。

二、术语的翻译

支谦有云:

“名物不同,传实不易”。

外来术语的翻译历来为译家所重,因为“术语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常常具有举足轻重的

意义。

而他们无一不经过翻译这个过程。

重大术语翻译过程中的疏忽或轻率态度无疑会对中国学术研究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

辜正坤:

《外来术语翻译与中国学术问题》,《中国翻译》1998

年6期。

难怪严复要有“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之叹。

对术语的

翻译,翻译家们往往慎之又慎,善于继承和借鉴已通行的称谓,因此,“对已经约定俗成且合理的译名,理论界应该自觉维护其统

”。

曹明伦:

《翻译之道:

理论与实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207一方面,一名殊译容易引起混乱,更迫使读者付出更多的认知

努力,无谓地增加读者的认知成本。

Gutt,Ernst-August,

TranslationandRelevance:

CognitionandContext,Shanghai

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1.148,因此,译者应该首先了解该术语的翻译现状,慎重取舍。

除非绝对必要,完全不必另起炉灶,以免闭门造车,率尔操觚。

术语的翻译一般也有三种方式:

音译,意译,音译加意译,以

及零翻译。

碰到那些蕴涵丰富,经济简洁的三两个汉字无法包含更多的汉字又嫌累赘的术语时,一般用音译来处理。

那些基本可以在译入语中找到对应词汇,又比较简洁凝练的术语,意译绝对是首选――这也是大多数术语翻译的首选方式。

如果能在达意的前提下又能照顾到原有的读音,当然再好不过。

但既然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语义不走样就很难得,更要找到相似或相近的读音,几

乎是可遇不可求的。

因此,音译加意译理论上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实际上的可行性。

如果原术语本身非常简洁（大多为首字母缩写）,

以上三种方法都不太合适的情况下,干脆不经翻译而直接搬

零翻译。

许多此类普及性术语,一般读者一读基本就能上

口,一看就可上心,而且不走样,还有“洋味”。

随着改革开放的

深入,国人的心态更加开放,语言接受也更加开放,两者互为表里,

更加推动了零翻译的流行。

无论哪种方式,简洁实用是不可或缺

1.以“翻译语对研究”对应“area-restrictedtheories”[英]杰里米•芒迪（Munday,Jeremy）:

《翻译

学导论:

理论与实践》（IntroducingTranslationStudies:

20。

原作的定义为:

仅限于特定的一些语言或语言集合和/或文

化。

霍姆斯认为语言限制性的理论和比较语言学以及文体学有着

乍看之下,恐怕无论如何也无法让人看出这两个汉译术语概

念在字面上与原语有任何对应之处。

本概念属于霍姆斯在其著名

语言限制与文化限制”（languagerestrictionandculture

restriction）,两者同中有异,前者可适用于法语和德语之间的

理论）,与各斯拉夫语言（即language-grouprestricted

theories语言-集合限制理论）或从罗马语言到日耳曼语言（即

制理论）之间的翻译相对。

后者也基本可作如是观。

霍姆斯进而

指出,“毫无疑问,这些理论虽然具有普遍性,但其中的某些方面

实际上只适用于西方文化区域。

”Venuti,L.ed,The

TranslationStudiesReader,LondonandNewYork:

Routledge,

2000.187从中可知,“area”在这里的所指就是“区域”（area）:

一方面,这一理论既包括语言（区域）限制也包括文化（区域）限制;

另一个方面,前者既包括“语言―对子”,还包括“语言―集

合”以及“语言一集合对子”。

芒迪的解释在此掐头去尾，难免

令人茫然。

想必译者对此有所考虑,便擅自对此进行了颇为大胆的置换,通以其中一个义项――“语对”（language-pair）――涵盖之。

此理解明显过于狭隘,压缩了所指不说,结果也令人更加

茫然。

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但却得不偿失,不敢认同。

鉴于此,可以考虑以下两种方式:

其一,不如直接对应翻译为

区域限制理论”（如果觉得不够清晰,可加译注详解）;其二,译为“［语言/文化］区域限制理论”,根据作者的原意,以方括弧增

加必要信息,既区别于原作,不致引起误会,又能使指涉更为清

晰。

如果将其翻译为“专门理论”恐怕更为草率:

直接以一个上

义关系的概念取代一个下义术语,也就更谈不上应有的对应了。

域”（register）项下field,tenor,mode三个可变元素。

译者依

、tenorofdiscourse

次处理为:

场界、语旨、语式。

我们知道,这是韩礼德式功能语言学术语,其全称为fieldofdiscoursemodeofdiscourse。

第一个限定词“语”（discourse）共有,同

指“话语”,学界普遍译为语场、语旨、语式戴维•克里斯特尔:

《现代语言学词典》,沈家煊译,商务印书馆,2002。

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40,94。

对应翻译既对称又简洁明了。

如果明白这（field）是特定语境中的简称,或许就会更到位了。

3.Preposition翻译为“预设”,这早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同本书中大多也是如此处理的〔4〕117,121,122。

但在137页却处理为“预想”,误辟蹊径不说,起码造成了完全不必要的后果——同一概念前后不一的两套说法。

4.更多的翻译瑕疵出现在第六章“系统论”。

图里（Toury）

提出了翻译过程中的三个概念:

initialnorm（初始规

范）,preliminarynorm（预备规范）,operationalnorm（操作规范）。

译者起先的处理并无不妥,但在“操作规范”的图式中,却

莫名其妙地把“操作规范”替换为“预备规范”,这种李戴张冠实在不应该,客观上使得三个图式中的后两个“同体”却“异性”,如何夹缠得清?

6.“theManipulationSchool”在23、25、303页都翻译

为“操纵学派”,而在168、174、179页却是“操控学派”。

类

217、232、

似情况还有“feminism”,在185—189、201—202、237、313页是“女性主义”,在300页则变成了“女权主义”。

7.本书作者借鉴了一个跨学科的性学/文化学重要术语——“queertheory”,这是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性理论思潮,其理论的多重主体论造成了在不同社会和种族的历史背景下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不连续性,为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超性别者、易性者和双性恋者的社群之间更强

有力的联合,为他们改造制度化的异性恋霸权的共同努力创造了

条件。

这一术语在267页翻译为“酷异理论”,但在“词汇对照

很难找到既对应的又表达了反讽之意的中文词汇来翻译,大陆学

界索性采用港台的音译词“酷儿”,大多称之为“酷儿理论”

葛尔•罗宾等：

《酷儿理论一一西方90年代性思潮》，李银

河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塔姆辛•斯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