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291934年中国关税改革对民族经济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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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19291934年中国关税改革对民族经济的影响

论１９２９—１９３４年中国关税改革对民族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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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五口通商以来，因列强“约订”的“协定关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成为世界上关税最低的国家之一，处于经济上“不设防”的状态。

洋货机制品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规模生产效益先后消蚀、摧毁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和诸多的传统手工业，并对清末民初兴起的中国新式民族工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其始终承受着极大的竞争压力。

20世纪初叶开始酝酿，30年代上叶由国民政府正式展开并付诸实施的关税改革是中国民族经济自立和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

　　新关税税则的修订促进了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在某些方面改变了中国民族市场、民族经济背腹裸露的窘状，使处于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市场条件恶化下的中国民族经济得以某种程度的自我保护和“休养生息”。

关税改革提高了进口洋货的销售成本，由此提升了民族工业品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民族企业的经营。

关税改革后，某些进口原料成本增加，同时走私勃兴；在近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关税改革对民族企业经营的影响表现为一种“利”、“害”混杂的复杂形态。

　　上海是进出口巨埠，又是民族工业集中之地，关税改革对民族经济的影响在上海表现得相对明显和典型。

本文论述以上海民族经济、企业经营为主要分析对象。

　　一

　　中国自被迫开埠以来，关税一直受到列强的制约，关税率极为低下。

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协定关税起，整个晚清时代中国进出口税为值百抽五，子口税为值百抽二五。

咸丰三年后英国等列强攫取上海海关和中国总税务司事权后，上海等口岸的实际关税还低于5％，中国当时几乎成为世界上毫无关税保护的国家。

清末，清廷与列强就“加税免厘”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涉。

1902年9月《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签订，确定进口商品税率不超过％，出口土货税率不超过％，但终清一代加税裁厘并未实行。

　　民国以后，随着国内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工商实业界要求修订关税特别是提高进口税的呼声越来越高，北洋政府在社会舆论和自身财政短绌的压力下与各国交涉要求修定关税税则。

几经周折，1925年“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中外达成协议，1929年起中国关税自主。

南京政府成立后，中国关税修订有了较大的进展。

1928年12月7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海关进口税税则》，规定次年1月1日起实施。

这样中国名义上获得了关税主权，海关关税由原来的“协定关税”时期进入了“国定关税”时期。

　　1929年至1934年中国先后四次修订关税。

1929年的关税维持5％的进口关税税率不变，根据不同商品种类另加—％的7级附加税，使进口税最高可达％。

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国家进口关税税则》，定于次年实行。

这个税则将进口税分为12级，最低为％，最高为50％，比1929年的税率提高近一倍；同时取消子口税，复进口税及内地沿海五口外各常关税。

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关税壁垒政策，大幅度提高关税，以抵挡别国倾销，保护本国经济复苏。

为了缓和外货倾销和白银外流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1933年国民政府在《中日关税协定》期满之际，再次提高进口税税率，将进口税分为5％至80％的14级，比1930年颁布的税则又提高了50％以上。

1934年迫于日本的压力，国民政府对进口税税率作了些让步性的修正，但仍有些商品的进口税继续提高。

此后，中国关税细则仍有些升降起伏的变化和调整，幅度均不大，主要内容有增收5—10％进口附加税，取消转口税和部分出口货物的出口税等。

　　二

　　关税是一个主权国家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对进出口贸易采取的一种限制措施。

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关税改革不仅使中国的进出口税总税准有了较大的提高，而且进口税的结构也有了改善，由原来的粗放简单化税则变化为多层次级差化税率。

新税则的实施对中国外贸商品结构和国内经济发展，企业的市场营销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下面将进口洋货分为有国货竞争和无国货竞争两大类来分析新税则对民族经济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

　　1928年关税改革前一年，非竞争性进口商品税率合计为％，其中工业原料％，机械％，交通工具％，必需品％，奢侈品％，杂类％。

竞争性进口商品税率合计％，其中竞争性进口商品占国内产品产量11—100％、且国产品无出口的关税为％，进口商品占国内同类产品产量100％以上且国产品无出口的关税％（注：

参阅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页。

），进口商品的进口税准大都在5％以下，十分低下。

非竞争性商品税税准高于竞争性商品税税准，而国内工业生产必不可少的机械进口税税率又是非竞争性进口商品中最高的。

占国内同类商品产量的11—100％和100％以上的那两类竞争性进口商品的税率竞不满5％，可见1928年前进口商品的税制极不合理，对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毫无保护作用可言，是一种具有浓郁半殖民地色彩的“自由贸易”式的关税。

1929年关税改革后，这种不合理进口税税率逐步得到改变。

对国内产品无竞争的进口商品：

生产资料进口加权平均税率1929年为12.99％，1930年为％；消费品中必需品加权平均税率1929年为％，1930年为％，奢侈品加权平均税率1930年在～％之间。

对国内产品有竞争的进口商品：

生产资料加权平均税率1929年为％，1930年为％，消费品中奢侈品加权平均税率1929年为％，1930年为％（注：

参阅王良行“1929年中国国定税则性质之数量分析”，《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209—248页。

）。

　　关税改革以后的1929年和1930年的进口商品税税率，从有无国产品竞争看，无竞争进口商品税率高于有竞争进口商品税率，似乎不利于国内民族工业，但从其中生产必需品、奢侈品的进口关税税率看，生产资料进口税率低于消费品，消费品中必需品关税低于奢侈品，这是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和民生需求的，是一种保护性关税。

1933年关税改革，进口税结构进一步优化。

1933年非竞争性进口商品中工业原料税率为％，机械为％，交通工具为％，（消费资料）必需品为％，（消费资料）奢侈品为％。

竞争性进口商品中占国内产量1—10％的为％，占国内产量11—100％、国产品无出口的为％，国产品有出口的为％；占国内产量100％以上的国产品无出口的为14.1％，国产品有出口的为％。

无竞争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工业原料、机械、交通工具）税率仅为消费资料的1／3～1／2。

竞争性进口商品中占国产品产量11—100％的那一类，即竞争最为激烈的一类（主要为棉纺织品、呢绒、纸烟等大宗消费品），在市场上与国内产品具有此消彼长般争夺的进口商品，其税率最高。

这类商品在关税改革前的1928年，占进口总额的％，关税改革后逐年下降，到1936年时，仅占进口总额的％；占国产品产量1—10％的进口商品，属拾遗补缺，大都为中高级消费品，税率稍低，而占国产品产量100％以上的进口品，虽中外商品竞争也十分激烈，但大都是些民用必需品，虽有国产但尚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这一类进口商品税率最低。

比之1929年的关税，1933年的进口关税对经济发展民生需求的保护作用更为明显。

　　但1933年关税仍有对国内经济民生需求保护不周之处，如无竞争性商品中，进口生活必需品那一类税课过重（达％），增加了民众生活的负担，具有财政关税的色彩；而非竞争性的进口生产资料是国内工业企业发展所匮乏的“国外的资源”。

虽加税幅度不大，但对原来发展艰难资本薄弱的中国民族工业仍是加重了其投资负担和发展压力。

1932年—1934年中外关税谈判时期，中国资本家（主要是上海工业资本家）向国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请愿活动，一方面要求进一步提高与国产品竞争激烈的加工棉布、小麦粉、轮胎、水泥、纸张、灯泡等的进口税，另一方面要求降低棉花、椰子油（肥皂原料）火柴梗用木材、燃料、纺织机械等的进口税。

　　三

　　关税税率变革后，全国和上海地区外贸进出口商品的量值、结构和关税收入以及市场货流均有新的变化，新的气象。

　　其一，进口受到一定程度的遏止。

民国后大幅度上升的进出口逆差得到缓和。

南开社会经济指数显示，全国进口数量指数（1913年为100）1929年为，以后逐年下落，1932年为，1933年为85.1，1934年仅为。

关税改革对进口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1931年全国外贸逆差为亿关两，上海外贸逆差为亿关两，大于全国；1933年全国外贸逆差为亿元（国币），合亿关两，上海外贸逆差为亿元（国币），合亿关两，1936年全国外贸逆差亿元（国币），合亿关两；上海外贸逆差亿元（国币），合亿关两（注：

根据历年海关总册和上海关册进出口值统计。

）。

30年代上叶中国进出口逆差下降幅度是明显的，上海下降幅度大于全国水平。

　　其二，进口商品种类趋向合理化。

竞争性进口商品比重逐步下降，非竞争性进口商品比重上升；过去洋货几乎无所阻挡地长驱直入侵占中国市场的现象受到扼制，进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烟草向是进口大宗，虽国内产量不菲，但消费市场深厚，洋烟输入至20年代始终势头不减。

上海1928年从外洋进口外烟万（千支）又万（担），至1933年洋烟进口降为万（千支）又万（担）（注：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撰：

《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中部）》，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73页。

），从“千支”单位看1933年为1928年的2.6％，从“担”单位看1933年为1928年的％。

洋烟属奢侈消费品，又是竞争性进口商品，关税改革使之进口税累加颇高，进口量终于大幅度跌落。

由于竞争性洋货成品进口减少，相应地扩大了国货的市场份额，刺激了生产资料的进口。

全国生产资料进口1936年占进口总值比例达40％，一定程度地切合了国内民族经济和商品市场的发展要求。

上海是个口岸城市，工业原料主要来自外国外地。

由于中国内地交通不便和有些原料在质量和数量上不尽如人意，上海工业原料有相当部分取自国外，不仅是那些初加工的原料、中间品从国外进口，而且不少农产品原料也来自进口。

关税改革使生产资料进口税虽有提高但仍控制在相对较低的水准。

据统计，上海棉花进口占进口总值的比重由1929年的％上升至1931年的％，小麦进口比重由1929年的3.3％上升至9％，汽油比重由1929年的％上升至1931年的3.6％，电器料及装置比重由1929年的％上升至1931年的％。

（注：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著《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

）

　　其三，出口商品中制成品的比重渐有上升。

较低的出口税和仿洋机制品出口免税退税的规定刺激了国产工业品的出口。

上海是近代出口工业的中心，30年代其外贸出口商品中工业品的比重渐有增加，加工程度也有所提高。

上海棉纱出口1928年为万担，1931年为万担，1933年为万担；面粉出口上海在20年代最高为18万担，1932年增至万担，1933年达万担（注：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撰：

《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中部）》，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85—197页。

）。

30年代初上海出口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1931年、1932年有所跌落，1933年起出口值便有回升，关税影响是其中一重要因素。

关税改革刺激了制造品出口。

1936年上海口岸轻工业品（不包括棉纱、丝绸匹头及丝织物）为万关两，比1913年增长了22倍，品种增长了1倍。

1936年全国制成品出口值达出口总值的％，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达到％。

　　其四，关税收入大为增长。

据统计，1928年上海江海关关税为万关两，1931年达万关两，比1928年净增约3倍。

全国进口税收入从1928年的6210万元（国币）增至1933年（不包括东北各口）的26201万元（国币），净增了3倍多。

这些关税收入主要用于政府的债务和军费开支，几乎没有返用于工商实业和经济发展。

从中可以看出，关税改革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增长财政收入是第一位的，保护民族工业是第二位的。

　　其五，先后裁汰常关税和转口税等有利于国内市场商品流通的发展。

“此次政府为流通国内贸易及推广出口贸易起见，裁撤转口税及减免出口税同时并举”（注：

中国第二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129页。

）。

在增加进口税的同时裁汰转口税等国内流通税，具有较明显的保护国内贸易的作用，有利于国内商品市场的独立发展。

同时减除转口税相应地减轻了工商实业界的交易成本，从而一定程度地增强了民族工业品的市场流通活力，使外贸对国内商品市场的制约作用渐为削弱。

据统计1913年中国贸易总值中进出口占％，国产品埠际贸易占％。

1930年，由外国进口占％，向外国出口占％，国产品埠际贸易占％。

1936年，由外国进口占％，向外国出口占％，国产品埠际贸易占％（注：

郑友揆：

《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

关税改革后的1936年国产品的埠际贸易量在外贸量比重节节下降时，不断上升，比1913年上升了近27个百分点，比1930年也上升了1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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