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一朵反拨的浪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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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一朵反拨的浪花

新自由主义：

一朵反拨的浪花

新自由主义：

一朵反拨的浪花

破土网旷新年

2015-08-0516:

18思想产生时是温柔的，衰老时是残暴的——《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

引言

在奥威尔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学》一文后面有这样充满讶异的评论：

“奥威尔还谈论过这个。

”人们只知道奥威尔写过描绘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极权社会主义景象的《1984》，却不知道奥威尔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其实正因为奥威尔不仅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而且还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接触了苏联的政治，因此才能写出《1984》。

可能更不会有人想到，那个被萨瓦托称为“作家的作家”[1]，那个充满了精英意识，敌视共产党政权，被萨特称作“资产阶级的看门狗”，而在中国被视为纯文学神话的博尔赫斯，竟然曾经写过一部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诗集《红色的旋律》[2]。

博尔赫斯说：

“1917年时的共产主义信徒与现在的共产党人不能混为一谈。

现在的共产党人是俄罗斯帝国的拥护者,而在那时,我们把人们叫作布尔什维克的思想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博爱关系,是一种不分民族,没有战争的境界。

”[3]

美国被认为是民主的象征，按照列宁的说法，美国是彻底的民主主义。

博尔赫斯认为，民主为惠特曼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灵感：

“惠特曼肩负起了为美国民主这个新的历史事件撰写一部史诗的任务。

”[4]同样，共产主义也为聂鲁达的创作提供了灵感，并且使聂鲁达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飞跃，使他由一个小诗人变成了一个大诗人。

博尔赫斯这样说起共产主义与聂鲁达诗歌的关系：

“起初他老是写一些无聊的言情诗……但是加入共产党后，他的诗作变得十分有力。

我喜欢作为共产党诗人的聂鲁达。

”[5]

雅斯贝尔斯曾经回忆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仅欧洲到了日薄西山之时，而且地球上的一切文化均已处在暮霭沉沉之中。

人类的末日，任何一个民族和任何一个人均不能逃脱的一次重新铸造——不论是毁灭也罢，新生也罢——都已经被人们预感到了。

”[6]20世纪一开始，资本主义和整个西方文明一起走向了没落和末路，而共产主义则意味着新鲜的思想、灵感和未来。

因此，毫不意外，20世纪最富有创造性和最伟大的艺术家毕加索就是一个共产党员。

20世纪，出现了红色的30年代，知识分子普遍左转，罗曼·罗兰等著名的知识分子即使看到了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变质，却仍然不忍对苏联提出公开批评。

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一切都颠倒了过来。

与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联系在一起的是低效、匮乏、迫害、恐怖、罪恶，甚至邪恶。

社会主义受到诅咒，而资本主义则成为了美丽的天使。

正像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马列主义教士恼怒于资本主义的“精神污染”，以为没有这种外来的资本主义“精神污染”，我们就可以安然生活在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同样，在那些新自由主义改革家和资本主义乌托邦的吹鼓手看来，如果不是马克思，我们早已经进入了自由和繁荣的天堂。

我们与天堂只有一步之遥，中间只隔着一个障碍，那就是马克思，因此，新自由主义派驻中国的大使张五常忍不住咒骂：

“最蠢不过马克思。

”

1961年，德国（西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伯尔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写道：

“一部进步史是一部忘恩负义史。

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曾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

搀和在这种忘恩负义之中的还有愚蠢、无知以及理论家、知识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视。

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这样的词语甚至使人连哈欠也打不起来：

人们几乎不知道，这些词语意味着什么，只是想象，这大概是某种红的左的东西，因而这已足够令人怀疑的了。

须知：

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它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之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是连半步也不让的。

但这一切消失在赫鲁晓夫先生威胁性的讲话之后，移至铁幕之后，便变成了可怕的幽灵。

西方世界理应感谢卡尔·马克思，尽管东方世界宣布信奉卡尔·马克思，不过，似乎有一种远比争取如下的远景更为复杂的想法：

维护卡尔·马克思，不要让我们的子孙认为他是可怕的幽灵。

”[7]

上篇大历史：

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在《启蒙的命运》一文中，许纪霖不遗余力地赞美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启蒙主义对于美国现代化理论的挪用：

“启蒙派避开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类敏感的意识形态概念，他们借助当时在中国红极一时的现代化理论，将西方的资本主义叙述为一种中性的、可以以一系列技术参数加以量化的现代性指标，或理解为帕森斯所描述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三大特征，从而使这一具体语境中的历史诉求具有了超历史的普遍主义性质。

”[8]然而，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并非中性的理论，而是美国冷战的武器，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

[9]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借用德国马克斯·韦伯的现代化思想，但却消解了韦伯思想内涵的巨大张力。

许纪霖把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新启蒙运动视为一种中国知识界自主的思想活动，完全忽视了它的国际背景，陷于一种“超历史的普遍主义”的幻觉。

任何概念、理论和思想必须放置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才能真正获得理解。

20世纪80年代中国所发生的知识和思想转型并不是一个孤立和偶然的内部事件，而是和整个世界历史的潮流和事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实际上，整个中国20世纪思想和知识的转型都不过是世界历史分流的一个结果。

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国思想和世界思潮是完全同步的。

1919年以后“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和1979年以后“美国梦”、“回归主流文明”，是和20世纪世界历史的走向正好一致的。

20世纪世界历史发生了两次重要的转向，一个是20世纪上半期以1929年美国市场的崩溃为标志的社会主义转向，一个是20世纪下半期以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崩溃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全球化。

20世纪中国思想和知识的更替正是与这两次转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只有通过对象才能认识自己。

每一种思想都有自己的思考对象和具体的历史语境。

中国的新左派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内部分化的产物，它将新自由主义作为自己批判和思考的对象。

为了理解新左派，必须理解20世纪90年代成为思想主流的新自由主义，而为了理解新自由主义，又必须了解20世纪世界历史的走向，尤其是其历史主流——社会主义运动。

1895年，刚刚通过明治维新学习西方的蕞尔小国日本打败了中国，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而强烈的刺激。

甲午战败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开端，开启了中国向西方文明的现代转型。

20世纪中国向西方文明的转型经过了三个阶段和三种中介：

第一阶段是以戊戌变法为标志，日本明治维新成为中国转向现代西方文明的样板和捷径。

第二个阶段是五四运动以后，以留学生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发动了以现代西方文明为取向、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虔诚地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然而，这时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欧洲发出了“西方的没落”的信号，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沦为了废墟，1929年美国市场的崩溃使资本主义走到了死亡的边缘。

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实施，使处于危机和崩溃状态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文明的曙光，因此，“反西方的西方”的苏联的社会主义试验成为中国转向现代西方文明的新的选择。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全球左翼运动从高潮跌落，而长期默默无闻，处于西方思想边缘的以反社会主义为职志的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思想主流，1979年和1980年，撒切尔、里根先后在英美上台执政，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私有化改革，形成了“华盛顿共识”。

中国结束文革开始改革开放，以美国的思想和知识为中介，中国展开了向现代西方文明新的转向。

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现代化理论和70年代开始在西方知识界逐渐取得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成为中国精英的知识时尚。

20世纪80年代的所谓“走向世界”，实际上就是对美国思想、知识和制度的朝圣和膜拜。

改革开放伊始，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在中国受到隆重礼遇，并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29年，美国市场崩溃，资本主义遭遇了危机和破产，全世界发生了社会主义转向，形成了“红色的30年代”。

1989年，柏林墙倒塌，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社会主义体系彻底崩溃，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观点。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市场化、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全球化成为时代主潮，20世纪最后十年形成了新自由主义高潮。

2008年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又一次遭受挫折，西方重新发现了马克思。

台湾《思想》杂志2012年第20期刊载朱嘉明《世界性的自由主义全面危机的成因及其前景——兼论哈耶克经济思想及其精神的现实意义》的文章，从哈耶克的观点出发，作出了“世界性的自由主义全面危机”的诊断。

朱认为，进入21世纪之后，2001年“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0年维基解密这三个历史事件使自由主义从辉煌回归暗淡。

2001年“911事件”全面刺激各国政府权力扩大。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给各国政府以进一步强势干预市场经济的机会。

2010年发生的维基解密事件严重颠覆了美国在大众心目中的自由和民主国家的形象。

[10]奥威尔的《1984》曾被视为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体制的描述；但是，斯诺登揭露的美国的全球监听使得《1984》成为美国的寓言和一面镜子。

但是，朱文将哈耶克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危机称为“世界性的自由主义全面危机”，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视野是极其狭窄的。

实际上，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不过是对现代自由主义的一次小小的反动。

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潜移默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常识，不仅影响政府决策，而且占领了媒体和大学讲堂。

就像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成为一个中国梦一样，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梦。

2014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称美国还将统治世界一百年。

奥巴马的讲话虽然顽强地表现美国的强大，实际上却恰恰反映了美国的衰落和虚弱，有史以来，美国第一次看到了它统治世界的尽头，因此奥巴马的讲话标志着美国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而在另一方面，在现代世界上长期受到外来侵略和强暴的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即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世界历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混沌时刻。

西方的思想和知识已经失去了示范和导向的意义，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进入了一个四顾茫然的时代。

自由是人类的最高价值，不过，怎样理解自由，尤其是怎样实现自由的目标却造成了巨大的思想分歧和不同的甚至根本对立的思想路径与思想派别。

马克思曾经通过一位美国白人奴隶主在英国的遭遇，这样充满讽刺地描述过自由的悖论：

“这就像南卡罗来纳州的某绅士一样，这位绅士由于当众鞭打他从大西洋彼岸运来的黑人而被伦敦法官判罪，就极为愤怒地大叫：

‘这里不许人鞭打自己的黑奴，难道能说是自由的国家吗？

’”[11]马克思的这一描述是对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者的有力质疑和鞭挞。

而林肯签署的《解放奴隶宣言》用人权颠覆了产权,是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的严重挑衅。

在冷战的背景下，人们普遍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然而，实际上，从历史上来说，社会主义思想是从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本概念和理论——劳动价值论和阶级斗争理论——都不是马克思的发明。

新自由主义主张回到亚当·斯密，张五常以及当今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纷纷诋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然而，这些数典忘祖的无赖不知道，实际上，劳动价值论正是由新自由主义顶礼膜拜的亚当·斯密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提出来的。

米塞斯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的蓝图构思与设计也并没有超出傅立叶的假设。

[12]马克思主义是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即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遗产的继承、总结和发展。

1913年，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在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月刊《启蒙》杂志上发表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人类文明成果的总结，尤其是资产阶级思想的结晶：

“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