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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曲阜街名看街道命名的共性和特性

　　地名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街道名（以下简称“街名”）作为地名的一部分，一定程度上承载了其所在城市的历史文化信息，体现出城市品位和人文精神。

研究不同城市街名的共性和特性，可以据此探究其中蕴含的地域特征、历史文化特征。

本文以曲阜市主要街道的命名为出发点，结合全国其他地区街名的实例进行比较，从街名构造及其所反映的时代、地域特征两个角度探讨了街名命名的共性，并对曲阜街名所蕴含的儒家文化氤氲进行探求。

　　一、街道命名的共性

（一）街名的语言构造

　　音节结构上，构成街名的音节数整体上较简短，一般以三音节、四音节为主，多于五个音节的很少。

四音节的多在三音节基础上增加“东”“西”“南”“北”“前”“后”“中”“大”“小”等方位词或形容词来加以限定，如“西门大街”“永安西街”“静轩东路”“归德南路”“油厂后街”“太白楼中路”（济宁）[1]“望江东路”（合肥）等。

音节结构简短，符合现代汉语词汇的结构特点。

　　构词方式上，汉语地名一般是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构成，而且专名在前，通名在后。

比如“山东省”“曲阜市”，“省”“市”是通名，放在最后；“山东”“曲阜”是专名，放在通名之前。

街名是地名的有机组成，一般也是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

构成街名的专名部分，语法上可以是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可以是主谓结构、偏正结构、数词结构等，如“校场路”“致富路”“光明街”“乐和路”“兴荣胡同”“鸡公山大街”（信阳）、“莲湖路”（西安）、“白云观路”（九江）、“清真一巷”等等。

构成街名的通名部分，往往不外乎“街”“路”“道”“巷”“里”“弄”“弄堂”“胡同”等几个，其中，“街”和“路”的指向界限往往不清。

在曲阜，以“街”和“路”为通名的街道有南北走向的，也有东西走向的，有主干道也有非主干道。

东西走向的主干道如“静轩西路”“春秋路”，非主干道如“献泉路”“东门大街”；南北走向的主干道如“鼓楼南街”“大同路”，非主干道如“西宾路”“半壁街”。

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有这种现象。

比如在大连，东西走向的有“黄河路”“鲁迅路”“民政街”“南沙街”；南北走向的有“西北路”“解放路”“民生街”“朝阳街”等。

（二）街名的时代和地域文化特征

　　街名作为地名的一种，既是一种历史的传承，也是一份文化的镜像。

文化的反映有多个侧面，这里仅就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的共性略作阐释。

　　1.时代特征

　　一个地区的街名往往保留了这个地区在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时代的变迁通常导致地名的变迁，在街名中能够很明显地看出某个时代的文化特征。

　　首先，街道在命名时往往考虑其所处街区的历史标志建筑的名称，所以，一些历史建筑和遗迹在街名中保留了下来。

如曲阜的“县后街”，因在旧县衙之后得名；又如“五马祠街”，因其中段为原孔氏祠堂（五马家祠）而得名；再如“池东街”，因在古泮池东而得名。

　　其次，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状况强行给街名贴上时代特征的标签。

最典型的是“文革”时期，街巷名称成为所谓“革命分子”体现其“革命本色”的“革命标签”。

如曲阜的“西关大街”“钟楼街”文革时分别被更名为“反帝大街”“红旗街”；西安的“南新街”“韩森路”分别被更名为“永红路”“赤卫路”；北京的“八宝楼胡同”改为“灭资胡同”，“南下洼子胡同”改为“学毛著胡同”等等。

随着“文革”闹剧的结束，这些被改的街名大多恢复了原名。

　　最后，街名也体现时代发展的印记。

社会的发展催生了很多新事物和新概念，这些新的现象也往往成为街名命名时广泛参考的素材。

如出现在广州和重庆的“奥体路”，又如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科技路”，哈尔滨、郑州等地的“信息路”，深圳、天津等地的“航天路”，曲阜、普洱等地的“电视台路”等等。

　　2.地域特征

　　地域文化特征由多方面要素构成，包括地形地貌、地区物产、聚落形态、民居格局、民风民俗、禁忌避讳、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等。

以上可以统称为“地理环境”，只是分属在“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和“人文地理环境特征”两个层面上。

（1）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在街名中的体现有一定张力，既可以是某一地区局部小区域的环境特征，也可以是该地区所处的地理上大区域的环境特征。

有句话说“上海的里弄北京的胡同”，这是街名通名上对地域的区分，“胡同”由来已久，源自蒙古语的音译，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北方街道的命名特色；“里弄”最初出现在上海，是近代开埠通商的产物，一定程度上代表南方街道的命名特色。

又如深圳有“梅林路”“梅华路”“梅村路”“香梅路”“西荔路”“红荔路”等，命名中明显带有代表南方特产的字眼，这是街名专名上对地域的区分。

（2）人文地理环境特征

　　人文地理环境特征在街名中的体现有多个方面的突出表现，可举例如下：

　　①反映姓氏家族观念或聚居状态的，如“王家巷”（宁波）、“谢家胡同”（北京）等；

　　②反映宗教文化特征的，如“清真一巷”“普照寺路”（泰安）等；

　　③反映经济军事状况的，如“信义坊商业步行街”（杭州）、“校场路”等；

　　④反映美好愿望和伦理道德的，如“永安路”“太平路”（青岛）、“长寿街”“福寿街”（郑州）、“仁义街”（平遥）等；

　　⑤反映名人情结或某种纪念的，如“鲁迅路”（大连）、“五四路”（北京）等；

　　⑥反映历史事实或传说的，如“战船街”（宁波）、“鹊桥路”（宿迁）等；

　　⑦反映避俗或避讳心理的，如北京的“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成都的“多子巷”（原名刀子巷）等；　　⑧反映路的特征的，如“辘轳把街”“通海路”（烟台）等。

　　其实，不管哪个地区，在街道命名时，都会考虑反映时代、地域特征，只是会有不同侧重，以上因素的共性造成了街名命名的共性甚至相似或相同现象的出现。

在所有共性中，地域和传统文化方面的表现尤其突出，也正是在这个方面蕴含着街道在不同地方命名的特性。

　　二、曲阜街道命名的特性

（一）尊师怀人的人伦观念

　　曲阜是孔子的故乡，生活在这里的人无不以此自豪，加之历代尊孔的传统，使曲阜城区布局、街道建筑诸方面无一不受此影响，孔子故居遗迹、平生业绩等在街名中也多有体现。

如“通相圃街”，因原是从西门到矍相圃的必经之路而得名（矍相圃乃是孔子习射的射圃）；又如“浴沂路”和“舞雩台路”，乃是因为孔子及其弟子曾“浴乎沂，风乎舞雩”（《论语·先进》）而得名；而“春秋路”，则是以孔子所著《春秋》命名。

　　孔子曾与学生讨论志向，说自己希望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这也影响到中国人素“怀人”的人伦观。

能使人怀之，必能使人尊之，孔子在这方面是后世的楷模。

尊敬师长是儒家人伦的一个重要方面，“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由于孔子以真挚的爱对学生，所以学生对孔子更是备加尊敬。

有人毁谤孔子，子贡就站出来反驳：

“仲尼，不可毁也。

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

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

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

多见其不知量也。

”（《论语·子张》）孔子死后，子贡更是结庐于墓旁守丧六年才离开，这种对于老师的尊敬和怀念让人敬佩，也影响了后世的人，“尊师”遂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而传承下来。

这一思想在街道命名中也有体现，曲阜师范大学东有条“西宾路”，《称谓录》卷八云：

“汉明帝尊桓荣以师礼。

上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

故师曰西席。

”“西席”也叫“西宾”，乃是对老师的尊称。

（二）趋文从雅的风格气度

　　儒家文化是一种雅文化，“儒”是文人的代称，在我们的文化认同中，文人具有温文尔雅的气质，我们管这种气质叫“儒雅”，把具有文人气度的将帅叫“儒将”。

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并且“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在正式场合使用当时的官方话，这种尚“雅”的习俗在后世的文化中扎下根来。

　　从语体风格上看，街名专名部分整体上呈现浓厚的书面色彩，且多出于典故。

如“浴沂路”，取自《论语·先进》：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濂溪路”（赣州），得名于北宋周敦颐所创的“濂溪书院”。

“胡同”的情况比较复杂，在“胡同”文化最典型的京津地区，有些胡同受趋雅避俗心理的影响被“雅化”，如“智义伯胡同”（原“猪尾巴胡同”），但大多数胡同还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口语色彩，如“羊毛胡同”“大麻线胡同”“上堂子胡同”“砖儿胡同”“葫芦罐胡同”“耳朵眼胡同”等等。

但是在曲阜，这种口语近俗的胡同几乎看不到，相反，几乎所有胡同的命名“皆雅言也”，既有音乐美，又有建筑美。

如“双乾胡同”“双坤胡同”“双锦胡同”“双绣胡同”，专名书面色彩浓厚，且连起来读有“乾坤锦绣”的寓意；又如“礼正胡同”“乐和胡同”，不但命名典雅，而且流露出儒家“礼正乐和”的社会追求；再如“咏春胡同”“咏夏胡同”“咏秋胡同”“咏冬胡同”“咏四胡同”“咏季胡同”，风格清新，自成体系。

其他还有“德风胡同”“德化胡同”“德正胡同”“德兴胡同”“德盛胡同”“德存胡同”；“献福胡同”“献禄胡同”“献寿胡同”；“常风胡同”“常华胡同”“常正胡同”“常茂胡同”“常康胡同”“常宁胡同”等等，不胜枚举。

　　（三）仁者爱人的道德关怀

　　“仁”是孔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和标志，“仁”的思想影响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道德认知，也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曲阜城东南有条“欲仁街”，命名取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寄托“推己达人”的理想和原则；又有“仁义街”和“仁义胡同”，前者得名于“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后者乃源出于一个邻里谦让的故事，儒家讲究重义轻利，“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仁义”我们现在也常说，可见已渗透到中国人的道德观中。

　　对于“仁”的理解层次是多方面的，但“爱人”是其出发点，“樊迟问仁，子曰：

‘爱人’”（《论语·颜渊》），孟子据此概括为“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

我们现在常用的“仁爱”一词古已有之，且仁爱也已经成为传统的美德。

1935年命名的“博爱胡同”，当时是为宣传资产阶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思想。

其实，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已经蕴含了这种思想，“博爱胡同”取自《孝经·三才》“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之句，《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讲究“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对于“博爱”的评价很高，子贡曾问孔子假如有人能广泛地给人以好处，使人过得很好（博爱），能不能算得上“仁”？

孔子回答：

“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论语·雍也》）说这样已经超过仁道达到圣德了。

　　孔子说：

“克己复礼为仁。

”（《论语·颜渊》）儒家也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可见修身在儒家道德培养中的重要性。

这种对于人自身的道德要求在街道命名中也有体现。

曲阜有条“常乐街”，劝人知足常乐，源自孔子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高贵品质，并且后人为纪念颜回，颜庙附近又有了“陋巷街”。

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乃是劝人要达到“忠恕”的境界，这也是“忠恕胡同”的命名之源。

另外还有条“四维胡同”，更是对修身要求做了全面的总结，说做人明“四维”，即“礼”“义”“廉”“耻”。

　　常与“仁”并用的还有一个“德”字，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曲阜有“归德南/北路”“浴德路”“好德街”，又有“德风胡同”“德正胡同”等，都是对儒家“德政”和“德育”思想的继承，也反映了“修德”“尚德”的美好愿望。

　　（四）礼正乐和的社会希冀

　　曲阜周公庙附近有“礼乐街”“礼正胡同”和“乐和胡同”，都是为纪念周公治礼乐、建典章而命名。

恢复“礼正乐和”的周礼是孔子一生的梦想，“礼乐”精神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所谓“礼乐精神”，朱光潜先生认为，乐的精神是“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