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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病资料

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

源起、现状与展望

1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继续稳妥推进城市化。

按照中国城市化所处阶段及其趋势判断，到十二五‘’期末城市化率将可能达到或超过50%。

然而根据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06-2010中国城市价值报告》，六大城市病正给中国城市和谐、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风险：

人口无序集聚、能源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严重、房价居高不下、安全形势严峻等，将是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城市中国“如何健康前行显得极为重要。

意识到这一问题，学者们围绕如何提防和治理城市病问题展开了探索性研究，试图回答:

破解当前城市病难题的手段何在，中国将以何种步伐迈入城市时代，又将以何种模式续写中国城市化的传奇。

2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的源起

早在唐朝，我国城市人口已经占全国总人数的10%左右，而当时的世界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左右。

但一千多年以后，到1949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却仍占全国的,15%左右，而同时期世界城市人口已占28日%。

直到1996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才首次超过30%，而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

相比之下西万国家城市的兴起始于工业革命，人口迅速增长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并导致了城市病问题的出现。

对此西万的学者开始探索城市病的治理之策，并提出了一些理想的城市发展模式。

相比而言，由于中国城市化的时间远远滞后于发达国家，所以伴随而来的城市病及其研究相对较晚。

直至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城市病问题才开始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注意。

如今回顾这些早期文献，可以发现我国城市病研究内容相对简单，即主要围绕城市化问题而提及城市病，并呈现出几个万面的特征:

其一，学者们首先是注意到了西万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病问题，如吴友仁（1979）指出资本主义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中小城市，其结果是交通堵塞、公害严重、住房紧张、居住条件恶化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等。

针对一些学者提出的城市化及城市病是资本主义特有产物的观点，杨张乔（1988）作了回应，认为我国的城市社会问题在许多万面与世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有相似之处，只是在与社会制度的联系上表现出各自‘质’的异性。

其二，把中国城市化模式同城市病相联系，其中有关城市规模的争论最为激烈。

一些学者认为城市病是由于城市过大而产生，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刘纯彬（1990）认为“人们看到了大城市病的严重，主张发展小城镇，而买际上小城镇的病要比大城市严重得多”。

其三，认为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过度集中于城市而导致了城市病。

如黄荣清指出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导致劳动者的就业率停滞或下降等问题，进而出现了所谓的“过度城市化”。

3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的现状

3.1城市病的内涵和特征

截至目前，城市病并无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定义。

直观上，城市或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都可称为城市病。

由此看来，其所囊括的范围非常厂泛。

张汉飞（2010）指出城市病到底指的是大城市病还是中等城市病或是小城市病是许多研究区域经济学的学者们需要探讨的问题。

而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主要强调的还是特大城市病、大城市病。

即便如此从研究者的不同视尾仍然可以将其界定形式大致划分为三类:

一是基于城市病的“病态”特征而列举出城市病的主要病症。

这一界定方法在我国的城市经济学教材中十分流行。

如张敦富（2000）认为由于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城市中也不可避免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

包括有关环境区位问题、有关资源分配问题、有关偏差行为问题、有关社会制度问题等。

作为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还面临流动人口题和老龄化，拆迁问题等。

胡欣，江小群（2005）将城市病划分为二十四类:

大拆大建、无序开发、住宅问题、烂尾楼、城中村、流动人口集聚与城市烂边、水危机、垃圾围城、环境污染、马路杀手、工程误区、绿化误区、空城现象、热岛效应、病态建筑、劳动力资源损伤、文化资源过度开发、公共卫生体系滞后、城市地质灾害、交通堵塞、基础设施布局不合理、城市管理不力、规划问题、安全问题等。

二是基于城市病产生的内在原因而进行界定。

相对于第一种界定，这种定义方法试图把握城市病的本质，因而显得更为深刻。

周加来（2004）认为城市病是指在我国城市化尚未完全实现的阶段中，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于城市系统存在缺陷而影响城市系统整体性运动所导致的对社会经济的负面效应。

张汉飞（2010）认为城市病的本质就是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和城市化发展规模的匹配度失衡。

城市的资源环境是有一定承载能力的，随着城市的膨胀，城市的资源环境越来越不能适应城市的良好发展。

另外城市组织管理落后于城市化过程也被认为是造成城市病的重要原因。

三是基于城市化的角度而进行的界定。

与前两者主要侧重于将城市作为独立“体”加以考察不同，这方面的观点认为城市病是因城市化而产生。

如曹钟雄、武良成（2010）把城市病定义为:

是城市化进程中因城市的快速扩张、城市的环境、资源、基础设施等难以适应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与城市发展不协调的失衡和无序现象。

城市病是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而产生的，它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影响城市系统整体性运动所导致的对社会经济的负面效应。

王桂新（2010）指出一般认为大城市病是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造成的，所以有时也称大城市病为过度城市化。

3.2城市病产生的原因

根据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历程，城市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

在城市化发展阶段，如果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了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城市病问题。

在有关城市病内涵和表象特征的基础上，学者们不断地尝试探讨城市病背后的原因。

取得了较为丰富却又相对零散的成果。

根据不同的研究尾度可以将城市病的原因归结为:

一是认为城市病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

如徐传湛、秦海林（2007）认为由于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公共服务并不具有明显的排他胜与竞争性或排他的成本过高，因此由市场提供的供给往往小于买际需求。

这其实是认为市场机制无法自觉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因而导致城市的“公有地悲剧”。

王桂新（2010）同样指出市场经济往往有使城市规模过大的倾向，这些市场的消极作用或市场的失败可能造成或加剧“大城市病”。

曹钟雄、武良成（2010）认为隐藏在城市病表征下的内在决足性要素为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

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具有公共品属性，因而在市场经济中容易产生过度消费之问题，往往不足以支撑城市的发展，进而导致城市病的产生。

但他们同时指出尽管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是纯公共产品，但是公共治理和市场价值的分配可以影响其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因此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度安排是否得当会对城市病具有重要影响。

显而易见，一旦认同城市病是市场机制作用的自然结果，就是承认城市病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社会问题，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共同面临的课题。

二是认为城市病是政府的原因而造成。

结合城市病发展的不同阶段，周加来（2004）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解析。

他认为:

在城市化起步阶段，由于城市化速度慢，经历的时间长，形成了政府对城市的僵化管理模式及城市规划的严重落后，为城市病留下隐患；在城市化加速阶段起步阶段，城市系统与功能已越来越不适应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规模扩张的需要。

以城市建设系统滞后为病因，以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为病症的城市病首当其冲地显现出来。

各城市管理者把精力和目标放在经济建设上，忽视了生态效益、环境污染；在城市化的基本实现阶段，受传统思维惯性约束，管理者面对许多新问题束手无策。

而被管理者则面对管理者的无能，也无可奈何由此双方往往发生冲突；全社会的目标都集中在经济效益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被忽视，甚至以牺牲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来谋求经济效益。

基于在现阶段的我国政府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曾广宇和王胜泉（2005）指出:

由于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在GDP中所占份额较大,政府要出政绩就要在工业上进行圈地运动。

因此“GDP”政府容易忽视其,它不大容易显示政绩的事情,尤其是需要由政府提供的社会发展事业发展滞后,因政府职能缺位而出现城市病的机率并不为少。

此外有学者进一步指出“GDP”政府还容易使地万政府盲目扩张城市,导致城市规模超过最优状态,进而带来一系列社会与经济问题。

三是认为城市病是由城乡矛盾所导致。

早在20世纪中期，托达罗就意识到很多发达国家面临厂泛的城市失业和乡村向城市移民的持久性现象。

然而由于西方城市发展观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导致相关研究大都站在城市的尾度研究城市病问题，而没有将城乡关系纳入分析框架之内。

正如刘永亮、王孟欣（2010）所言:

“现有文献虽然研究尾度不尽相同，研究结论也有所差异，但有一点基本相同，即往往单纯地从城市自身尾度去思考和解决城市病”。

事实上，城市和乡村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两个组成部分必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因此必须从城乡关系尾度去研究城市病，寻找更为根本和深远意义上的解决之道。

城市的发达和农村的疲敝是农村人口大景涌向城市的基本背景，而涌向城市的人口一旦超过城市现买承载力就会引发城市病，因此城乡发展失衡是催生城市病的重要因素。

3.3城市病的治理

中国加速城市化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30年，但“快”字当头，城市化率由1978年不到18%提高到2010年接近50%。

放眼未来，我国还将持续处在城市化的高峰期，未来的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城市。

中国需要关心的问题是城市，中国是好或是坏，是健康或是病态，为此2000年中国市长协会就推出了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白皮书”一一《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首次提出“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消除“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防治城市病的宏观理论，为我国的城市病治理提供大的原则和方向。

自此逐渐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就中国城市病现状或者潜在病症开出药方。

首先立足于城市本身而提出的治理方法。

其一意识到城市规划的重要性，认为缓解城市病的利器之一就是加强城市规划，使城市发展从无序走向有序。

事实上，国外城市，如伦敦20世纪40年代后编制了“大伦敦规划“，东京编制了“都圈整备计划”，巴黎于1961年建立了专门机构——地区规划整顿委员会，墨西哥城于1987年制定了第一个“城市发展总体规划”。

其二就是要控制人口进而控制城市规模。

如丁金宏（2011）指出大城市的病态是以”大“为根本病因。

要缓解或消除大城市病控制人口规模不营为治本之策。

郑亚平、聂锐（2010）认为城市人口规模在170一250万之间时投资回报较高，社会福利较好，对要素有较强的吸引力，城市规模产生集聚经济效应和扩散辐射能力比较明显，且没有明显的大城市综合症，城市的综合效益比较显著。

其三一些学者针对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就业困难、贫民窟而分别提出的对策也属于这一研究范畴。

其四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的理念及增强公众参与度也逐步得到学者们的关注。

其次从城市与区域的关系提出治理方法。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所以很多学者从城乡系统的角度提出了治理城市病的对策。

他们主张突破以往就城市论城市、就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化战略。

刘永亮、王孟欣（2010）指出我国的户籍制度、小城镇战略也并未有效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

世界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靠控制大城市规模和鼓励发展小城镇的做法并不能有效解决城市病问题。

根治城市病必然要寻找新的出路。

而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发展平衡则是解决城市病的根本之道。

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两位学者建议:

努力解决城乡教育失衡问题;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战略高度;设法保留农民工的“保命田”。

朗朗、宁育育（2010）从我国城市和农村的关系现状出发，综合分析了当前一些学者有关城市风险的看法认为:

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的工业蓬勃发展，很多农民都扔下土地进工厂工作，可是一旦这些工厂转移到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其它地区，大量的人失去土地也没了工作，将成为城市贫民。

另一方面在中国解决城市的问题必须考虑农村。

中外学者中早有这种共识。

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是缠在一起的，没有农村的建设，城市问题也难寻答案。

除此之外我国还有一些学者主张通过发展城市群、卫星城等实现对中心城市压力的有效缓解。

再次从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上提出应对之策。

在我国城市发展历史上，城市化发展模式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王小鲁（2010）对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进行的经济学分析指出:

小城镇由于达不到经济规模将无力承担必要的市政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及运营支出，导致污水横流、垃圾成山，生活环境严重不佳;市场调节下的大城市合理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资源合理利用，建立互补互促、协调统一的新型城乡关系，节约土地资源，这实际上是主张大城市克服小城镇病的观点。

他同时认为超大城市由于收益与成本负担不对称，可能产生大城市病。

但是通过合理规划，进行疏导和加强周边次级大城市有序发展，将有效减轻其膨胀压力。

然而与此不同，近期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城市化发展研究”课题组（2011）则指出：

发展中国家有过度大城市化的瘤疾，我国一些大城市的城市病正在集中爆发。

为此我国需要依赖中小城市推进城市化道路。

其实由于城市化质量差，无论是小城镇还是大城市都有可能患上城市病。

万广华（2010）就认为虽然大城市化战略能够通过集聚经济带来规模收益，但会加剧城市住房、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矛盾并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

反过来说发展小城镇的成本也不一定低，也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且这个暂时的”缓冲带“和”蓄水池“还可能面临二次转移成本，从而带来人力和资金的浪费以及资源配置的低效甚至无效。

鉴于此，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观点即通过发展城市群以克服小城镇化和大城市化问题的主张正在悄然流行起来。

最后借鉴国际经验提出新型城市发展模式。

为应对传统城市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城市病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谋划”城市转型“发展新型城市。

几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将发达国家新型城市理念介绍到国内。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一些城市也正在认同并致力于向新型城市发展方式转变。

（1）健康城市。

世界卫生组织（1994）将其定义为:

健康城市是指不断创建和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并不断地扩大社区资源，使人们在享受生活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相互支持的城市。

其目的是通过人们的共识动员市民与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合作，以此提供有效的环境支持和健康服务，从而改善城市的人居环境和市民的健康状况。

我国学者陈柳钦（2010）率先将健康城市及其理念引入国内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

（2）生态城市。

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中指出：

生态城市是“从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两方面去创造一种能充分融合技术和自然的人类活动的最优环境，诱发人的创造性和生产力提供高水平的物质和生活方式”。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行生态城市研究和建设。

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试行）》鼓励在全国范围内创建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

目前有广州、上海、宁波、昆明、成都、贵阳、长沙、扬州、威海、深圳、厦门等约20多座城市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

（3）低碳城市。

低碳城市作为一个新兴概念还处在研究探讨当中，缺乏统一准确的界定。

气候组织给低碳城市下的定义为:

在城市内推行低碳经济，实现城市的低碳排放甚至是零排放。

2008年初世界自然基金会以上海和保定两市为试点推出“低碳城市发展示范”项目。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至少有100个城市提出了打造“低碳城市”的口号，没有一个省份缺席。

（4）宜居城市。

宜居城市是指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人居环境良好，能够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适宜人类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

1996年联合国人居中心在伊斯坦布尔召开联合国第二届人类住区大会通过的“居议程”明确提出了“适宜居住的人类住区”概念。

2005年1月27日国函[2005]2号文件《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首次提出建设“宜居城市”。

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200多个城市明确提出建设“宜居城市”目标。

（5）紧凑城市。

1990年欧洲社区委员会发表《城市环境绿皮书》正式提出“紧凑城市”的概念，认为紧凑城市相对密度较高的城市更能减少交通、能源需求以及环境污染从而更好地保证生活质量和环境状况。

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借鉴紧凑城市理论采取高密度、多样化、公交导向的城市土地开发模式是实现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6）创新型城市。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应对城市衰退和全球化，国外不少学者开始研究创新型城市问题。

我国学者于21世纪初开始“创新型城市”的概念引入国内，尤其是2006年初全国科技大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后，许多城市相继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目标。

创新型城市是以知识和人力资本为驱动力创新资源高度聚集的城市。

由于创新型城市摆脱传统城市高消耗、高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因而成为克服城市病的选择之一。

（7）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目前最热门的话题，也是国内最前沿的研究课题之一IBM公司指出“智慧城市”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

“智慧城市”的理念提供了城市创新发展的新思路，开辟了认识城市、发展城市的新视角。

目前上海、深圳、南京、武汉、成都、杭州、宁波、佛山、昆山等城市相继推出“智慧城市”的发展战略

参考文章2

一、导言

2011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51%，这意味着中国城市社会时代的来临。

快速城市化给中国带来机遇和挑战。

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将极大地带动城市消费，拉动内需，快速增长的城市建设大量地吸引外部资本并拉动社会总体投资，快速城市化促进城市产业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发展水平。

然而，这也给中国在社会、空间、环境层而上带来一系列的压力，城市蔓延、城市贫困、城市环境、城市交通、城市治安等问题将进入一个高发期，这些问题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将预防和治理“城市病”纳入“十二五”规划纲要。

目前，中国学界对“城市病”系统性的研究并不充分，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西方“城市病”的一些重要理论做一些梳理，在此基础上做出概念界定，然后，对国外“城市病”研究进行回顾，以期为中国“城市病”深入研究做铺垫。

本文侧重国外理论和案例分析。

二、理论回顾

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城市获得史无前例的大发展，但也出现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引起学界尤其是社会学家和规划学家等的高度重视，其中影响较大有古典社会学派、人类生态学派、社区学派和田园城市理论。

1.古典社会学派

欧洲是社会学的重要发源地，从一开始，社会学家们就对城市中所发生的各种问题给予高度关注。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Toennies）将大城市当成“联组社会”，城市生活具有分崩离析、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甚至相互敌对的特征，人生活在城市中会“变坏”，大城市是“机械的组合”。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Durkheim）对城市的发展持较乐观的态度，城市社会是以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性为基础的“有机团结”，通过劳动分工将不同职业的人有机地团结起来，同时，也意识到这种劳动分工为特征的“有机团结”，会存在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人群异质化和疏远化等城市问题[m。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Weber）从历史的角度对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联系进行较全而的分析，指出引起现代城市衰退的一种重要原因是对资本主义的过分依赖，过分强调利润。

2.人类生态学派

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尤其是一战后世界各地的移民纷纷涌入美国，导致城市发展出现严重的问题，芝加哥大学社会系帕克（Park）教授敏锐地察觉到城市的变化，他带领学生对城市进行详细调研，并将城市看作商业结构，城市商业性使得过去人们重视的乡土情结、种族和门第变得淡化，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腐蚀，与西美尔的观点相似，帕克也强调城市生活的心理因素，人们感性的程度少一些而理性的程度多一些。

芝加哥大学沃斯（Wirth）教授对先前城市社会学理论进行系统总结，在1938年发表的《都市性: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中给城市下了定义:

城市是一个相对规模大、密度高和个体社会异质性的居住区。

沃斯认为众多的人口导致人群职业化，进而形成不同的职业结构，出现以突出利益为基础的人际关系，都市的纽带变成了相互利用的关系。

与涂尔干和西美尔的观点相似，沃斯认为高密度的人口促使人们容忍度的增强和非个性化的加深，人口数量、密度和异质性构成了“都市性’的独特方式[fzl0在应用层而上，芝加哥学派的另一位人物伯吉斯（E.W.Bur}ess）教授提出著名的同心圆模型。

人类生态学社会学家对“城市病”的探讨集中在城市土地利用模式上，芝加哥学派引用达尔文的观点，认为城市人口存在共生关系，而城市资源有限，使共生出现竞争，进而达到一种“社区平衡”，将城市当作生态过程，包括浓缩、离散、集中、分散、隔离、侵入、接替等过程。

古典生态学家还对城市环境导致一种精神病态作讨论。

在城市中，人们变得世故、冷落，除涂尔干的观点较为乐观外，其他社会学家都不同程度上认为，高密度的城市生活方式会使人们更加孤独、压抑和忧郁，和乡村集居相比，都市人更容易出现精神病态。

现代生态学派不仅从土地利用模式上讨论城市问题，还从文化、类型学、模型等方而考虑，如文化具有传递性，城市贫困中父辈的贫困将会影响下一代的生活状况。

3.社区学派

社区学派将城市看作一个大的社区进行整体研究，强调社会组织在城市中扮演的角色，这和人类生态学派重视城市土地利用模式的研究存在很大不同。

20世纪40年，奥古斯特·霍林希德将社区研究初步分为三个阶段:

（1）1800-1915年“常规向善论”阶段，关注城市居民生活状况和城市贫困问题;

（2）1915-1929年城市生活研究阶段，社会学家的重点从如何改变贫民的生活状况转向描述和分析城市生活;（3）1929年以来理论科学分析阶段，以罗伯

特·林德发表的《中镇》为标志，社区研究开始从城市生活的分析转向以理论为基础的科学分析上现代社会学家将社区研究流派分为三类:

一是关注社区结构和社区动态的研究，通过两年以上的“蹲点”研究，全而调查个别社区问题，如种族关系，社会分层等问题;二是将社区作为一个变量（自变量或因变量）进行研究;三是选择社区生活中的某个或某些侧而进行重点分析。

4.田园城市理论

霍华德提倡新城是作为疏散旧城的一种手段，但英国新城计划的规模更多的是为了适应人口增长和自发的人口迁移，而不是为了霍华德所提倡的疏散。

霍华德试图通过土地革命和土地增值，利用开发公司建立一种自给自足的平衡社会和社会城市（雷·托马斯作序言）。

两座新城莱其沃尔斯和韦林共同特征是:

围绕城市的绿带、工业区和居住区有机结合、精心设计的单户住宅。

通过借款买地，在低价低廉的农田上建设田园城市;田园城市的“税租”收入一部分用于市政建设，一部分用于还本付息，田园城市的土地归社区所有田园城市的全部“税租”收入用于社区福利（金经元作序言）。

霍华德的主要贡献在于描绘一个平衡社区的本质，并指明如何在一个组织涣散、方向不明的社会中使它付诸实现的必要步骤。

霍华德认为城市和乡村成婚，田野的健康、卫生、活力和城市的知识、技术设施、政治合作成婚，这种成婚的手段就是田园城市。

霍华德设想的田园城市并不要使到处都呈现大量绿野的松散而无限蔓延的私人住宅，而是一种相当紧凑、严格控制的城市型组合。

霍华德触及城市发展的全部问题，不仅涉及其物质建设的增长，而且涉及内部各种城市功能的相互关系和城乡结合的模式，一方而使城市生活充满活力，另一方而使乡村生活在智力和社会方而得到改善

三、主要城市问题

国外“城市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上，涉及住房问题、城市社会融合问题、城市交通问题、城市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使“城市病”治理的难度加大。

这里试图总结一些国外或中国香港的“城市病”治理经验，为我国“城市病”的防治提供一定参考。

1.住房问题

工业革命以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