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维护保姆的合法权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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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维护保姆的合法权益
谁来维护保姆的合法权益？
谁来维护保姆的合法权益？
最近，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专项检查时发现，广州市大部分家政服务中介机构没有全员签订劳动合同和办理社会保险。
这些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保姆、钟点工们，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很少有人与家政公司或雇主签订劳动合同，这样在其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如出现工伤事故时，他们便处于一种尴尬境地，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为他们负责，而他们也难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赔偿。
保姆的权益究竟该如何进行维护，为此笔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事件】屡见不鲜的”周岱兰”有关媒体披露，去年12月24日，安徽保姆周岱兰从上海雇主家的4楼摔下，经抢救虽然周岱兰的生命无忧，但需再做手术方可摆脱终身瘫痪的危险。
可是，高额医药费使贫穷的周岱兰无能为力；已经为其支付2万元医药费的东家也表示难以为继。
2月3日，周的儿子在向律师咨询时被告知：
不签约的保姆和钟点工，不在《劳动法》和上海有关地方法规的保护范围之内。
像周岱兰这样悲惨遭遇的例子并不少见。
今年3月12日凌晨4时，从事住家保姆工作的广州退休女工陈伟英还在为雇主打扇子，无意中将一支“不求人”掉落在地上，由于过度疲倦，她弯腰去捡时，控制不住身体向地上倒去，结果不幸导致手腕骨折。
事后，为了看病养伤，她向雇主索要1700元医药费及误工费遭拒。
经过一番奔波讨公道，她才发觉自己上了家政中介公司的当：
和家政公司、和雇主，她都没有签下劳动合同。
【调查】保姆多不签劳动合同最近，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部分家政服务公司进行了专项检查。
而笔者经过进一步的深入调查了解，结合劳动保障部门的调查，发现目前部分家政服务中介机构的确存在不少问题。
保姆法律地位不明确。
目前，广州的家政公司相当多是以中介的形式进行经营，而这些家政公司并没有与保姆签订劳动合同，雇主也没有与保姆签订劳动合同。
家政公司、雇主和保姆三者之间往往只有一纸协议。
这样一来，保姆的合法权益包括社会保险、最低工资待遇、工作时间等都难以得到合法保护。
广州家政行业缺乏统一收费标准，此类投诉比较多。
据介绍，有些家政服务公司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向保姆每月征收40－100元不等的管理费，有的公司还向保姆非法加收每月30元的保证金。
同时，中介公司向雇主收取一次性中介公司服务费（最高者达690元）和押金（多者达900元），更有甚者又以体检的名义向保姆和雇主两方收取65元的体检费。
【问题】事故发生谁来负责由于家政公司、保姆、雇主三方之间关系的不明晰，造成了发生责任事故时难以找到相关责任人。
例如，在发生保姆偷窃等违法案件时，家政公司往往逃避责任，不补偿雇主的损失，而此前广州还曾发生过有保姆用安眠药喂儿童的事件发生。
另一方面，在三者关系中保姆的地位也颇为尴尬。
由于不签订劳动合同，保姆在发生工伤时，雇主与家政公司经常互相推诿责任，因而保姆往往很难获得医疗赔偿。
同时，多数家政服务公司没有为保姆购买意外保险，因此在发生意外时，保姆无法获得保险赔偿。
据了解，家政服务公司在发生纠纷和事故时，最多起调节的中间角色，基本上不负担任何责任。
【警钟】保姆要弃雇主而去？
每年的春节过后，各地的媒体几乎都要爆炒“保姆荒”的新闻。
据介绍，目前广州约有200万个家庭，大约需要40万名保姆，但目前实际在岗的保姆只有约10万名。
一方面是庞大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做保姆没面子”的传统观念依旧，再加上各种制度的不健全、低劣的工作环境，则“保姆”势必成为极端稀缺的资源。
笔者曾经致电许多家政公司欲聘家政人员，都获得“我们这边暂时没有保姆，请您耐心等待”的回复，更有甚者，好不容易马上可以见到保姆，还要受到“她有很多选择的，您说话要谨慎些”的提醒。
现在，“民工荒”已给珠三角城市的发展敲响了警钟，而“保姆荒”的现象对于众多的家政公司、雇主们乃至相关部门而言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而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显然不是一朝一夕、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
组稿二■探究家政公司：
上司还是中介？
我们只是中介“我们这里的工作就是将保姆介绍给雇主认识，如果他们双方确定意向，就交服务费给我。
雇主需交纳服务费150元，包括雇主如果对家政工人不满意，一年内可以免费帮忙调换人选的劳务费；家政工人需交纳服务费50元，包括如果家政工人对雇主不满意或被辞退，一年内可以帮忙调换4次工作。
”广州市赤岗街社区某家政中心的段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事先一般都和保姆讲好，如果工作中受伤，我们是不负责任的，如果她损害了雇主的财物，我们有可能赔偿损失。
”不是正式员工不签劳动合同“严格意义上说，本公司的保姆不算是正式员工，因为我们没有与她们签订劳动合同，相应的，她们也没有享受最低工资保障和社保等待遇。
”正祥和家政事业（广州）公司的总经理田欣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说，由于家政服务公司这种劳动派遣的模式是近几年才形成的，因而并不包括在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范围内。
直到今天，有关保姆的劳动合同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至
于社保，公司与保姆双方需要每个月缴纳140余元的费用，而以目前保姆平均400-500元的月收入，还有他们那种培训跟踪式的家政公司每个月收取100元管理费的运作成本来看，根本不具备足够的能力给保姆上社保，而在没有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基本上也没有雇主愿意为保姆上社保。
雇主与保姆：
“婆媳关系”？
”雇主与保姆之间的关系近似于一种‘婆媳关系，保姆的工作需要融入雇主的家庭，而雇主也需要以接受家庭中的一员的心态来对待保姆，而不是百般挑剔责难。
”赤岗街社区某家政中心的段女士说。
而正祥和家政事业（广州）公司的总经理田欣则称：
“我一直把保姆、家政公司以及雇主的关系看作一个链条，表面上看，乃至目前许多媒体的报道都比较关注保姆的素质低下问题，但我看来，‘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狗窝，保姆们一般都背井离乡，其工作从劳动强度上讲需要付出巨大的心力体力，从劳动时间上说是要随时候命，而在精神上还要忍受社会对家政劳动工作的歧视。
我倒觉得，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关键在于雇主的身上。
”组稿三■现象逾半保姆权益受过侵犯据正祥和家政事业（广州）公司的总经理田欣介绍，该公司的几千名员工中，曾有半数以上的保姆受到过雇主的侵权。
田欣说，在雇主相对封闭的家庭环境中，雇主一般享有绝对的权力，这就造成了保姆经常受到侵犯。
据介绍，保姆受到雇主的侵权包括，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辱骂、殴打、性骚扰、不允许保姆出家门等，有的雇主还强迫保姆称呼自己的子女为“少爷”、“小姐”。
他说，如果有1例保姆对雇主财产进行蓄意破坏的行为，那么就有10例雇主漠视保姆权利的侵权行为。
这几年来，仅仅性骚扰事件正祥和公司就遭遇了上百起。
田欣表示，他相信还存在更多性骚扰事件保姆没有和公司说过，这种纠纷绝大部分的结果只能不了了之。
他说：
“我们不排除有个别保姆怀有恶意的可能，但我们同样相信有一部分保姆会因为忍受不了压力而做出消极的逃避乃至报复行为。
”据介紹，曾经有一个四川籍的保姆，被一位60岁左右、资产上千万的雇主雇佣，合同期间被雇主强奸。
雇主当时就给了保姆1万元息事宁人，那名保姆将钱一直用报纸包着不动，10多天以后才敢向公司说。
田欣当时跟那位保姆说：
“你给我一个解决的方案或者我们立刻去公安局。
”没想到那位保姆却说：
“我和公司签了合同，我只希望公司不要让我赔钱，让我回家就可以了。
”对上述问题的发生，田欣表示政府部门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制订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保护保姆的权益。
他说，当人格得不到尊重的情况下，许多保姆选择退出家政市场，而一个保姆的退出往往会带动一个村子或者一个厂子的潜在保姆止步不前。
如此下去，别说家政公司没有选择保姆的权力，就是雇主，也会面临保姆供不应求的尴尬。
组稿四■解决之道与保险公司合作为保姆买保险为了保障雇主和保姆的权益，据正祥和家政事业（广州）公司总经理田欣介绍，目前该公司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合作，为所有保姆上了包括雇主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附加险、保姆本身的人身意外险以及客户家庭盗窃险。
据介绍，从1999年正祥和公司创办初期他们就开始筹划与保险公司的合作。
20xx年下半年，该公司曾经与平安保险以及中国人寿保险共同合作，开创了当时热门一时的“家政服务综合险”，后因属于扩大承保范围并且正祥和公司没有兼业代理证，不具备代雇主交纳保险费的资格，从而被保监委取缔了。
目前正祥和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合作，每年需要为每个保姆缴纳的保险金额为300多元。
其中，雇主责任险和保姆本身的人身意外险旨在保障保姆的安全，第三者责任附加险旨在保护因保姆的责任而造成的雇主损失，而客户家庭盗窃险则意味着如果雇主家里丢失东西，怀疑为保姆所为，而且报案后三个月之后仍然没有破案的话，则由保险公司预付损失的费用，如果日后破案，这部分的款项再追回。
具体补偿金额中，如果因保姆的责任造成雇主家中人身伤亡，最高赔偿金额可达40万元；因保姆责任造成雇主家财产损失，最高赔偿金额可达6万元，而如果保姆在工作的时候自身受伤或者死亡，最高赔偿金额为5万元。
田欣还表示，因为他们的承诺最多、最有保障，所以正祥和对请保姆客户（雇主）一般收取900元的押金（合同期满后退还），690元的服务费（包括300余元的保险费），当保姆去雇主家工作后，前两个月内要分期还我们320元的培训费，而且在合同期内每个月要上交100元的管理费。
组稿五■建议保姆应实行特殊社保政策正祥和家政公司总经理田欣认为，首先应规定保姆的最低工资标准，采取特殊的劳保政策。
目前家政业总体工资400元以下，低于广州市最低工资水平，这是很不合理的。
考虑到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工作时间长及对“寄人篱下”的工作环境做出心理补偿，家政服务人员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按照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2—1.5倍计算。
同时，按现行社保制度，如由家政公司为保姆购买社会保险，家政公司无力承担；如由雇主购买，在不禁止“简单中介”（即中介公司只起一次性中介作用）的情况下，雇主将绝对选择不予购买，这将使广大家政工作者无法享受社保的保障。
针对家政行业的特殊性，国家有关部门制订特殊的社会保障政策也是解决之道。
雇主的侵权行为要受到有效监督在雇主的相对封闭的家庭生活中，保姆是处于弱势地位的，雇主的行为应该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协调，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保姆的权益。
有关部门应该规定家政服务的雇主方，有接受家政经营方监督、协调的义务。
同时，由于许多雇主的侵权行为，包括性骚扰、罚站、罚跪等行为都是很难取证的，而根据保护从业者人权有利于促进就业竞争，鉴于家政服务从业环境的私隐性和从业人员的弱势特征，建议对雇主侵权、歧视、虐待行为等设定由雇主方负举证倒置责任。
应制定统一的保姆权益卡为加强家政服务从业者的权益保护，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制定统一的家政服务从业人员权益卡，设置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维权专线。
每个保姆都应该手持一张权益卡，以及各家政公司都应该强制性地在醒目处张贴家政服务人员权益公告：
上面清楚地说明她们的权利和义务，并醒目地标示出政府相关部门的举报电话。
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培养起保姆的维权意识，有效保护她们的权益。
组稿六■专家意见非无法可依而是法律意识淡薄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忠家政服务人员权益的保护，在我国并不是无法可依的。
根据家政服务人员和家政公司及雇主三方之间建立起的类型不同法律关系，《劳动法》等有关劳动法律法规和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民事法律法规，都为家政服务人员构筑了一道法律保护的屏障。
针对于目前市场上存在的两种不同经营方式的家政服务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也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单纯的中介公司，这种家政公司只负责介绍家政服务人员与雇主见面洽谈，由雇主和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直接确定雇佣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雇主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直接建立了事实上的雇佣民事关系，日后如果家政服务人员在向雇主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受到人身损害，只要不是家政服务人员自身的故意自我伤害，应该由雇主负责赔偿。
如果伤害是由第三方造成的，雇主在赔偿后可以向第三方追偿。
中介公司在中介活动结束后，无须为此承担赔偿责任。
在此情况下，雇主的确面临较大的赔偿风险，但如雇主能事先为家政服务人员购买保险，则可以以很小的代价来规避这种法律上的风险。
另外一种“培训跟踪管理式”家政服务公司。
家政公司是以公司的名义与雇主签订合同并提供家政服务。
鉴于家政服务人员是受家政公司的培训、管理和委派，所以其与家政公司之间无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都形成了一种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
而家政服务人员与雇主之间并非直接建立雇佣关系。
因此，家政服务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只要符合劳动法所规定的工伤条件，应该由家政公司按工伤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由此，也应该由家政公司来为家政服务人员提供相应的社保。
在这种情况下，雇主和家政服务公司之间属于民事合同关系，如果由于家政服务人员的责任而给雇主家庭人身或财产带来任何损失，均应由家政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即家政公司与雇主之间如果发生纠纷，应该依照合同法等有关民事法律来处理。
而家政服务人员与家政公司之间由于存在的是劳动关系，如果二者之间发生纠纷，则应该按照劳动法律法规来处理。
至于最低工资保障问题，只要提供劳动的劳动者，均应当受到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平等对待。
国家也应当对广大家政服务人员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随着家政服务业的发展，市场会根据供求情况调整家政服务人员的具体薪酬水平，但无论家政公司还是雇主都不应突破政府规定的家政服务人员工资底线，否则即为违法行为。
总之，国家的法律并没有把对家政服务人员的保护排斥在外，之所以会产生目前这种家政市场很不规范，家政服务人员频频出现遭到人身侮辱和损害，家政公司或中介公司、雇主、家政服务人员三方之间责、权、利不明确的状况，主要是因为各方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
保姆是外来民工缺乏保障的典型广东省科学院社会学和人口学专家郑梓桢保姆是一个难以管理的行业，流动性很强，不同于企业和工人之间有明显的雇佣关系。
周岱兰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典型，反映了保姆市场的不规范。
而在周岱兰的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流动群体，即外地民工，他们也处在社会保障的边缘地带。
现在许多工厂在招收外地民工时以各种名目和借口逃避签订劳动合同，逃避交纳社会保险。
而且有些民工本身也没有社会保障的观念。
要切实保护保姆以及民工的合法权益，确实应该循着签订劳动合同的方向去探索。
签订劳动合同至少能保障保姆每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
现在尤为迫切的工伤和保险问题，鉴于保姆和家政公司之间又没有明确的劳动关系，发生事故时加大了获赔的难度。
现在社会保障制度难以将保姆这些人群纳入保护范围，另一种思路就是通过制定行业规范，来保护一些运作相对规范，能保护保姆部分利益的家政公司。
跟哪一方签劳动合同可酌情考虑广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长廖翔达现在保姆和雇主以及家政公司的关系在法律意义上并不明确，存在着较大争议。
保姆要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必须要同雇主，或同家政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如果家政公司招募保姆，加以培训并收取管理费，给保姆介绍工作，那么保姆应该选择与家政公司签订合同。
如果保姆是通过简单介绍，和雇主有长期的雇佣关系，保姆应该选择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
跟哪一方签订合同可以酌情考虑，但是存有事实劳动关系的，必须要签订劳动合同，这是保障保姆利益的基本途径。
现在家政行业不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普遍存在，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三方面的努力。
其一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对依法监管力度，依法解决纠纷，打击一些以家政公司为名非法牟利的中介；其二家政行业应该加强自律，行业内部制定规范，保护管理规范的家政公司，淘汰一些提供虚假信息等的不良企业；其三，通过政府加强保姆的教育宣传，加强他们的法律法规意识，并且学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
链接上海20xx年7月1日出台《家政服务综合保险》规定：
只要是按照雇主的要求，以自身体力或脑力，完成家庭生活服务，获取报酬的家政服务人员都可以参保，包括：
钟点工、半天工、全天工和全天寄宿工在内。
家政服务综合保险是在政府积极推动下，由保险公司承保的，具有社会公益意义的商业保险。
家政服务综合保险的年保费为30元，最高赔付额为10万元。
劳动部门同时表示，《家政服务综合保险》是由雇主购买，家政服务人员受益的险种。
根据我国在20xx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工伤保险条例》，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这个条例所称的“职工”，是指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各种用工形式、各种用工期限的劳动者。
（根据事实劳动关系这一点，家政公司有义务为保姆购买工伤保险，工伤险是强制险，与属于商业险的人身意外伤害险并不抵触，家政企业可以在两者之间选择。
）
浅析涉法上访问题成因与防范机制的构建
涉法上访是指已经进入法律程序的案件或应当被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受理的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不服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作为与不作为，在申诉和控告未能如愿的情况下，转而向上级机关投诉，或者寻求法律程序之外的请愿活动。
当前，涉法上访问题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上访总量不断上升，规模不断扩大，已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稳定，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
一、涉法上访问题形成的原因 涉法上访问题形成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政治素质较低，在个别案件处理过程中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有失公平、公正原则，造成案件当事人的怨愤，引发上访。
其次，一些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明知案件处理不当的情况下，怕揭短亮丑，影响单位形象，不能正确采取补救措施，严格依法追究，致使案件当事人在申诉无果的情况下上访。
第三，某些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不能依法办案，遇有疑难案、缠手案，怕字当头，不是积极主动地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推给上级机关。
个别案件到了上级机关又引不起高度重视，认为此类案件应由下级机关解决，处理不及时，造成当事人产生对立情绪，对司法机关不信任，引发上访。
第四，某些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缺乏大局意识、稳定意识，就案论案，不能将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很好地统一，在处理案件过程中不能耐心细致地做好涉案人员的思想工作，而是武断专横，以法压人，当事人口服心不服，敢怒不敢言，留下后遗症。
第五，当前由于种种原因，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公信度在普通百姓中间偏低，而且满意率下降，一些涉法上访人员产生了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的扭曲心理，加之社会上经常出现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不良现象，于是当事人片面认为要想使自己的案件及时公正处理，只有找有关上级领导，让其向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进行干预，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因此，在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未果的情况下，当事人频频找上级机关以求引起关注。
第六，办案质量不高或久拖不决，引起当事人不满意而上访申诉。
个别案件在实体或程序处理上的确存在问题，导致当事人上访申诉。
部分上访、申诉案件处理不及时、不到位，致使经年累月无法处理。
部分上访申诉案件，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但由于当事人不懂得申诉程序和要求，或由于接访人员敷衍塞责、审查不细，使申诉案件没有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久而久之，使案件陷入无法处理而当事人又不服判息诉的境地。
第七，处访机制不健全。
一旦出现问题，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之间存在互相推诿，久拖不决现象。
同时，解决社会矛盾与纠纷的机制存在真空，尤其在基层，矛盾调处环节缺失，丧失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使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二）上访群众方面的原因 首先，案件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存在差异是造成当事人上访不休的重要原因。
案件发生后，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进入行政执法程序和司法诉讼程序。
时过境迁，由于种种原因，案件进入法律程序后，经调查查明的事实与案发当时的情况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甚至相差甚远。
案件的真实情况只有双方当事人心知肚明，而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只能依据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作出裁判。
一方当事人得不到期待的结果后，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裁判结果，而是极力地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作出符合客观事实的处理。
但当事人又无法提供确实充分的有效证据，也就不可能再现当时的客观情形，以致当事人对此上访不止。
其次，在新闻媒体和舆论传媒日益发达的今天，群众对国家的法律法规熟悉得越来越多，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加以运用,群众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普遍增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观念有了一定提高，遇事敢说、敢找、敢反映，为当前涉法上访打下了基础。
但一些群众对法律法规理解得不够深透,导致不能依法规范自己的行为，遇事不能冷静处置，有的甚至把司法机关的法定程序误解为不尽职责，拖案不办，故而上访。
第三，部分当事人诉讼心理扭曲，一旦认为自己受屈，就通过上访要求给予保护。
其主要表现是，无端猜疑案件承办人与另一方当事人有密切关系，案件尚在处理过程中，就到处上访。
对处理结果不服，在完全可以走正常的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却到处信访申诉。
此类当事人认为，上、下级机关的执法人员官官相护，走法律程序也不会有好结果，不如通过上访引起领导重视，给予关注，既省了一些费用，又解决了问题，唯信访为大、为上。
二、涉法上访问题防范机制构建 涉法上访问题，由来已久，绝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
近期，有人评论中国遭遇信访洪峰。
群众集体访、重复访和群众赴京访上升幅度大，人数多、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行为激烈，并且上访组织性增强，甚至有一些集体上访有幕后组织者策划者，有的出现不同地区乃至全国性的串联。
不少上访群众专门选择重大政治活动及节日等敏感时期越级进京上访，给党委政府施压。
在一
些地方和行业引起连锁反应，严重影响首都北京和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
上述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些长期沉积问题的暴露，也是我们依法治国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必须面对的。
社会的和谐稳定，不能靠压制甚至试图消灭上访来实现，这其中有的涉及司法的公正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诉讼成本问题、社会矛盾与纠纷的解决机制问题，也有的涉及提高执法人员的职业素质、普及法律知识、防止当事人诉权滥用等等问题，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信访制度，作为中国最基本的民意表达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现在涌现的信访高潮表明，这一民意管道堵塞程度严重。
因此，解决群众涉法上访绝不能再沿用过去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应探索建立长效的纾缓社会矛盾的超前防范机制。
首先应切实加强涉法上访调处机构建设，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路和架构来解决涉法上访。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正确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
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近期对信访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批示，也要求必须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必须带着深厚感情做工作，必须坚决贯彻党的政策，必须加强协调配合。
因此建议各行政执法、司法和信访部门发挥解决涉法上访案件的联动功能，在当地政法委组织下，成立相应的机构，建立市民投诉中心，实现多部门联动、合署办公、协调立场、打破条块分割，由各单位信访、控申部门派员联合会诊、就地办公，谋求问题的一缆子解决，实现一站式服务。
东营市从1998年实行的五长联合接访就实现了公、检、法、司、信五部门联动，从这几年的实践来看效果非常明显。
二是夯实信访工作基础，完善基层防范机制。
逐步实现信访调处进基层，在街道、乡镇和社区，实现人民调解、信访办理、矛盾调处与法律援助一条龙服务，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定纷止争的作用，实现司法、信访功能整合、优势互补的目标。
东营市实施的信访网底工程在完善基层防范机制方面作了有益尝试，他们增强了基层和部门工作体系建设，在村级成立了信访民调组织，配备了信访信息员，在社区明确了信访工作人员，在乡镇配齐了专职信访办主任，在部门、单位健全了负责信访工作的业务科室，实现了信访工作重心下移和责任下移，从源头上减少了大量不安定因素。
三是建议行政执法部门、司法部门及信访部门合作，设立人民来访法律咨询机构，利用电话、网络答复群众咨询和当面答复咨询等方式，为上访群众提供快捷、优质的法律服务。
通过加强依法上访教育，提供法律援助，使群众明白采取何种方式才能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采取盲目上访的方式。
四是完善矛盾排查化解工作机制，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都应成立矛盾排查化解工作组织，能够做到级级有人抓矛盾排查化解工作，搞好排查、预测、预报和预防。
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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