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廉政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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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廉政思想
【摘要】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启蒙思想家和学者。
他一生历尽坎坷，但爱国之心从未改变。
他曾多次身居高位，但却淡泊名利。
他收入颇丰，但却坚持勤俭节约。
梁启超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屹立于中国近代史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全文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是胸有大志，则心无旁欲
第二是俭勤治家，则行无私往
第三是洁身自修，则惑诱能顶
【关键词】梁启超；廉洁思想
2013年，是梁启超诞辰140周年。
当我们翻开尘封的历史，重溯百年的时光，细细阅读他的著作、家书，才渐渐开始明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梁启超可称得上一介奇才，1873年2月23日，他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
梁自幼聪颖好学，才思敏捷，四岁便开始学习中国古代典籍，六岁学完五经，九岁能写千字文章，十七岁参加广东乡试，成为举人，并获得主考官“国士无双”的高度评价。
梁启超很早就接受了新思想的影响。
1890年，梁启超师从康有为，求学于万木草堂，接受维新变法思想。
先后倡导、发动公车上书，通过强学会、《时务报》等积极宣传维新变法理论，参与和领导了“戊戌变法”运动，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杰出代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
戊戌政变后，他东渡日本，并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广泛宣传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学说。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国，先后入阁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和财政总长，特别是组织策划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在战争中发挥了“一支笔强于十万雄兵”的巨大作用。
1918年，粱启超感愤于军阀的黑暗统治，离开政界，转而专注于学术和教育事业，组织共学社、讲学社，受聘南开大学，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馆长，此外，还在全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讲。
其一生著述宏富，达一千四百万字，结集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
论学术，他“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万世师”[1]，留下了大量不朽著作；论从政，他殚精竭虑，时时图国富民强，不惧“以今日之我责伐昨日之我”，一生以国为己任；论人品，他追求“无我”，克勤克己，诚实、正直、清白，有如明镜照人；论风格，他强勉刻苦，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数十年在彷徨求索中”。
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在多个领域都极具影响力，被近代史上称为“七君子”之一。
其人品、人格、精神都影响着后世，特别是其勤勉持家、洁身自立的做人风范，时至今日仍具华彩。
在这里，笔者试着挖掘其廉洁思想的内涵，探讨对我们的现实意义。
胸有大志，则心无旁骛
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取决于其理想之远近。
志向远大者不囿于眼前小利。
梁启超素有大志，然其志向并不是为了获取自身的名利，而是要为国家与民族献身。
“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
吾愈益忧之，则愈蔬爱之；愈益爱之，愈益忧之。
既欲哭之，又欲歌之。
”[1]这是梁启超一生言行的底蕴之一，惟其爱之忧之，才自觉肩负起国民的责任，为国家的富强奔走呼号，“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和主张。
⋯⋯我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即说我是国家至上主义者，我也承认。
”[2]他所做的一切，均是从救亡图存的爱国立场出发，而绝非为了能够身居要职之后，能够获取更多的名利。
为了爱国、救国，他跟着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参与戊戌维新运动，不惜被迫流亡海外；为了爱国、救国，他办报纸、写文章，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统治，向华侨筹集捐款，大力宣传兴民权、行宪政，并以建学校、开民智、育人才为己任；为了爱国、救国，他向西方寻找真理，探求中国独立富强之道，还不知疲倦地用新观点、新方法去整理、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写出了大量著作，给后人留下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
“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勿求做大官，唯求做大事”。
这是对他胸怀大志、心无旁欲的最好概括。
正因为以天下为己任，面对清政府腐败无能，面对社会风气日渐污浊，梁启超深感痛心：
“近日中国人心风俗之败坏，实为数千年来所无。
此恶浊社会，正如一大烘炉，金银铜铁砾石，人者无不融化；又如急湍旋涡，人者无不陷溺。
”[1]1928年l0月l2日，梁启超在给思顺的信中表达了对腐败现象的深恶痛绝：
“现在所谓国民政府者，收入比从前丰富得多（尤其关税项下），不知他们把钱弄到哪里去了，乃至连使馆馆员留支都克扣去。
新贵族们只要登台三五个月，就是腰缠十万，所谓廉洁政府，如是如是。
希哲在这种政府底下做一官员，这算是一种耻辱。
”[2]正因为目睹政府腐败现象，故劝女婿希哲和外交部部长断绝来往。
希哲一旦辞职，梁启超异常高兴，“真是谢天谢地”。
正因为爱国，在面对官位、金钱的诱惑时，梁启超践行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
1913年，梁启超出任袁世凯北洋军阀政府内阁的司法总长。
不久，与袁世凯政见不一，对袁世凯称帝野心深恶痛绝。
1915年8月，梁启超撰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旗帜鲜明地反对变更国体，恢复帝制，并宣言：
“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
”[1]袁世凯察觉后，以为梁老父祝寿为名，派人给梁送来20万元银票（当时一套北京四合院也不过1千元），以收买梁启超，目的要梁启超不要发表那文章。
梁启超知来者目的，十分气愤，即把银票退回。
袁世凯得知梁启超不领情，气急败坏，再派人劝梁：
“梁先生流亡海外十数年，苦头尝尽，可别辜负总理袁君一番好意吧，纯熟为阁下打算。
何苦舍此美事呢?
”梁启超义正词严，说：
“多年逃亡，经验已够充足，我宁选逃亡生活，也不会受此污浊空气。
”
1896年7月，《时务报》在上海面世。
《时务报》是在康有为主持的强学会及其《强学报》的基础上创办的。
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康有为约定：
在上海、广东两地开办强学会。
然而《强学报》一开张，张之洞便发现，虽然自己也号称新党，可康有为的维新与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于是俩人弄掰，强学会停办，张之洞的幕僚汪康年接管剩下的银子，又办了一份《时务报》。
因此，从发起那日起，《时务报》内便渗透着康、张两股势力。
康有为的铁杆弟子梁启超是不可替代的主笔，张之洞几次拉拢他，以年薪1200两白银许下他两湖时务院长职位，目的是收买梁启超，但梁不为所动。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梁启超身居高位而无贪念、手握大权而无私心。
这些对教会我们怎样才能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才能真正实现公平、公正，启发良多。
第一、心存志远，才能理性——“思其大而忘其小”。
人只有将国家的“大家”利益放在首位，将个人的“小家”利益无限缩小，“思其大而忘其小”，这是为官者清廉的基本前提。
回顾历史，无不为梁启超的“大家”精神作注脚。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岳飞抗金，屡立奇功，“三十功名尘与土”。
诸葛亮以天下为己任，“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但却“内无余帛，外无赢财”。
故今日我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才能拥有“心无旁骛”的理性。
第二、心存志远，才能感性——守得住清贫、守得住寂寞。
清贫是纯洁思想道德的“净化器”、防止蜕化堕落的“防火墙”、治疗腐败变质的“杀冲剂”，它能让人的思想、品质、人格得到磨砺，让人冷静、坚强、豁达，所以，我们要力戒贪图享受没，经受起灯红酒绿的诱惑和考验。
耐得住寂寞，就是要始终保持平常心，自己调节心态，寻求心理平衡，做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要慎独自律，防微杜渐，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重视自己的道德尊严和人格形象，培养和坚持健康理智的生活情趣和积极向上的道德追求，珍惜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社会声誉。
第三、心存志远，才能智性——抵得住诱惑。
清醒、理智的面对金钱、美色和权力等各种诱惑。
领导干部要明辨是非、克己慎行、去俗就雅，始终保持健康心态，养成很强的定力，不为欲所困，抵得住糖衣炮弹的攻击，切实做到金钱面前不伸手，美色面前不动心，利益面前不攀比，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经得起考验。
俭勤治家，则行无私往
回顾历史，在当时，梁启超也算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
因此，讲到勤俭，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梁启超的收入情况。
梁启超自公车上书后，已成为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但其并未因此升官发财，其收入渠道主要有四：
一是任职，1925年任清华国学院教授时月薪400元，在袁世凯政府中任司法总长月薪3000元；二是稿酬，他的书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无论是稿费，还是版税，都是最高的；三是各种演讲和讲课费，晚年更多一些；四是股票及投资。
客观地说，除了之前流亡海外的一段时间，在1912年回国后，梁启超的生活还是比较富裕的，但是梁启超在生活上还是坚持勤俭二字，并以”寒士家风”教育子女。
梁思成在给好友费正清夫妇的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
“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
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1]由此可见梁启超生活之简朴了。
梁启超教育子女“惟以勤、俭、谦三字为主”，不要追求、看重物质生活。
得知梁思顺抱怨加拿大的生活条件，他写信说：
“你和希哲都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自己家门本色，才能给孩子们以磨炼人格的机会。
生当乱世，要吃的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
一个人在物质上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
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阻支配。
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会打算盘哩!
”[1]他多次向已有儿女的思顺强调，要让下一代“养成节俭吃苦的习惯”。
思成、徽因在加拿大结婚，他又致信安排：
“婚礼只要庄严不要侈靡，衣服首饰之类，只要相当过得去便够；一切等回家再行补办，宁可节下点钱作旅行费。
”[2]梁思成夫妇学成归国前，梁启超并未为其描绘美妙的前景。
他告诫儿女：
“我想你们这一辈青年恐怕要有十来年——或者更长要捱极艰难困苦的境遇，过此以往却不是无事业可做，但要看你对付得这十儿、二十年风浪不能。
你们现在就要有这种彻底觉悟，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
”[3]任公认为，人不能因物质的贫乏而气馁，也不能因物质的丰富而安逸，“人生惟常常受苦乃不觉苦，不致为苦所窘耳。
”[4]这种以“磨炼人格”为核心的“寒士家风”使梁家儿女们从小养成克勤克俭、吃苦耐劳的习惯。
梁启超一生得九名子女，他们没有从父亲的社会关系中获取过一官半职，没有从父亲的光环中取得一点经济利益。
他的儿女在美国留学时，多数是通过半工半读而完成的。
例如，梁思礼在留美期间，就曾在罐头厂当装罐头的小工，在餐馆洗过碗碟，在游泳池当过就生员等，可以说什么苦都吃过。
重温这段历史，我们会不会有所触动？
梁启超之所以能有执着的追求，是因为其在物质生活中力求简朴。
生活愈简朴，志向愈远大。
奢华的生活往往会阻挡我们前进的视线、消磨我们的意志。
梁启超在持家中的俭朴，成就了“一门三院士”的后人。
这给我们在物质生活中，到底该选择何种生活取向启发良多。
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沉迷于追求所谓的“高品质”生活，并以此为乐、以此为荣，而忘记了生活的本质——“一个人在物质上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
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阻支配”。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勤俭节约是一种习惯，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力量。
我们的社会越是进步，越应该坚持勤俭节约，越是繁荣富强越是要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质。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1、勤俭是一种生活方式。
勤俭，它并不是贫穷的代名词，它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历史上，古今中外勤俭节约的故事不胜枚举。
毛泽东一生粗茶淡饭，睡硬板床，穿粗布衣，生活极为简朴，一件睡衣竟然补了73次、穿了20年。
经济困难时期，他自己主动减薪、降低生活标准，不吃鱼肉、水果。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经常说的一句英国谚语是“节约便士，英镑自来”，每天深夜她都亲自熄灭白金汉宫小厅堂和走廊的灯，她坚持皇家用的牙膏要挤到一点不剩…勤俭让我们记住了他们的大名，彰显了他们的高大人格。
2、勤俭是一种催人上进的动力。
追溯历史，大到邦国、小到家庭，无不是兴于勤俭、亡于奢靡。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横扫大半个中国，立国建号，定都南京。
建都称王后，通知阶层带头奢靡，大小官吏群起效尤，很快就因奢侈腐败而亡；清王朝也曾出现过“康乾盛世”，但后来慢慢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留恋于声色犬马，吏治不修，武备衰败。
史学家认为，罗马帝国不是被他的敌人打败的，而是淹死在葡萄酒里的。
对于个人成长而言，梁氏一门三院士，正是在这种“寒士家风”的教育下成才的。
反观高喊着“我爸是李刚”之流的富家子弟，自小泡在金钱和权力的糖水中，过着奢侈的生活，早已失去了前进奋斗的目标。
事实证明，勤俭节约不但是治国安邦的动力源泉，也是个人磨练意志、培养品德、奋发前进的动力源泉。
洁身自修，则惑诱能顶
人随着际遇、环境的不同，也带来思维、追求等的变化。
新的环境中，能保持自我，就显示出修炼人的能力。
随波逐流、放任自我固不可取，但怎样才能到达此岸？
梁启超给了我们良好的答案。
一、“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梁启超在其编写的《德育鉴》中，曾提到生平最服膺的是曾国藩的一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正所谓“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正是这种淡泊名利、摒除私欲的人生观，使梁启超在官场上保持了本性，抵挡住了诱惑。
二、“学而优不仕”，即做学问不是为了仕途，不是为了显赫家族、升官发财。
梁启超认为“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
他把人生的意义定义为：
“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受，只要能维持生命便够了。
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的。
能在困苦中求出快乐，才真会打算盘哩”！
强调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调和，但又偏重于精神上的修养：
“人类只要精神生活不枯竭，那么物质生活就不成问题”[1]。
三、“趣味主义”人生观——面对困难挫折的正确态度。
梁启超说：
“我生平对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会兴会淋漓。
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
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1]把人生的失败看作趣味，认为“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宠辱不惊，平淡面对挫折，这是我们党员干部终身要上的必修课。
正是这么一位洁身自修的人物，面对各种名利的诱惑，践行了“正本、慎独、谨小”的原则。
“吾若稍自贬损，月入万金不难。
”这是梁启超写给梁思顺信中的话，在当时一般职员或工人的月收入是8元左右的情况下，如果月收入万元，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正是这么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其去世后家庭却经济拮据，境况堪称可怜。
1942年4月18日，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给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信，请求为身处困境的梁氏兄弟拨款。
“⋯⋯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
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甚少!
”自两家得到这笔拨款后，思成、思永两家的生活才得到改善。
[2]若梁在世，稍有私念，其子女不会穷困到如此地步。
反观我们现在很多官员，在职期间不仅谋求过上奢华的生活，还要为自己的子女留下一大笔财富，供其下半生消费。
与梁启超一心爱国的洁身之志，不可谓不对比鲜明。
古人注重“修身齐家”，而同样，修身养性对于我们党员干部尤其是法官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已经超越了个人的人格修养范畴，关系到新时期党员干部的形象问题，关系到能否实现公平正义、做到清正廉洁的根本问题。
因此，我们必须加强世界观改造，注重自身品行修养。
一是要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我们应牢记党的性质，为维护党的性质和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不懈努力。
信念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内在需求。
科学的理想信念能够引导和激励人们自强不息、奋发进取，自觉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落后思想的侵蚀。
党员干部只有在新形势下不断学习掌握党的基本知识，加强党性锻炼，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才能自觉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也才能坚持我们党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强烈责任感，廉洁奉公、尽职尽责，密切联系群众，自觉运用手中的权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是要不断加强理论修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培养洞察、决断事物的智慧与胆魄。
理论建设是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核心，理论素质也是领导干部的灵魂，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
领导干部只有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意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立场、观点、方法，才能牢牢把握当今发展大势，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和共产主义理想，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才能立足当前，放眼未来，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带领广大群众共同前进，在错综复杂中驾驭局势，自如应付，经受住风浪的考验。
加强理论素养，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领导干部要做解放思想的排头兵，在掌握先进理论的同时，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以创新精神探索解决现实生活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使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
三是要不断加强科技文化知识修养，提高学习新知识、创新知识体系的能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在现代，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最活跃的因素和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
领导干部必须有丰富而广博的科技知识、经济走势和人文科学知识，用人类创造的先进知识和文明成果武装自己。
四是要加强思想道德情操修养，塑造健全高尚的人格。
很多党员干部之所以走上违法乱纪的不归之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偏差，他们思想庸俗、行为失控、放纵堕落、自控自律能力丧失造成了生活放任、经济上的放纵，深陷泥潭不能自拔。
作为法官，应该不断提高道德思想修养，带头遵守党员干部的各项规定。
增强责任意识、忧患意识，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以良好的行为模式、道德情操和人格气节为全党做出表率。
五是要不断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树立崇高的党员干部形象。
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都要自觉地把廉政文化建设融入到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之中。
始终保持“廉耻心”，不断提高坚定敏锐的政治素质。
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畏艰难，奋力拼搏、克己奉公、甘于奉献；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始终保持廉洁自律，不断提高清正廉明的道德素质。
“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勿求做大官，唯求做大事”、“正本、慎独、谨小”，透过这些字里行间，我们读懂了梁启超的一片爱国之情、廉洁之心。
他以其渊博的学识、高风亮节的品格，活跃于政治和思想舞台的前沿，推动着停滞僵化、保守屈辱的中国历史的年轮，成为了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中国近代人物之一。
时至今日，他对个人名利的淡化、对子女的“寒士教育”、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依然感动着我们、影响着我们、鞭策着我们。
意识重叠处，智慧生长时，仅以此文纪念我们的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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