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四世同堂》人物形象浅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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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四世同堂》人物形象浅析

四川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本科生（业余）毕业论文（设计）

题目《四世同堂》人物形象浅析

办学学院四川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校外学习中心四川省贸易学校

专业汉语言文学（师范类）

年级2014年秋

指导教师郭舫

学生姓名李雪琼

学号DN*********

2016年9月18日

一、简介与写作背景………………………………………………………………………………………..1

二、老派市民形象………………………………………………………………………………………….…2.

1、祁瑞宣……………………………………………………………………………………………………………....3

2、祁天佑…………………………………………………………………………………………………………….…3

3、祁老太爷……………………………………………………………………………………………………….…..4

三、个性鲜明各具特色的人物……………………………………………………………………….…5

.

1、钱默吟………………………………………………………………………………………………………………..5

2、冠晓荷…………………………………………………………………………………………………………….....5

3、大赤包…………………………………………………………………………………………………………….....6

.

四、结束语…………………………………………………………………………………………………………7

参考文献…………………………………………………………………………………………………………...10

《四世同堂》人物形象浅析

专业：

汉语言文学

学生：

李雪琼指导老师：

郭舫

摘要

老舍以其对幼年和少年时代艰苦生活的真切体验，在《四世同堂》中，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的时代背景下，以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形象、真实地记述了以小羊圈胡同住户为代表的各个阶层、各色人等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形象地描摹了日寇铁蹄下广大平民的悲惨遭遇，心灵震憾和反抗斗争。

刻画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开阔的视野和宏大的气魄。

人物众多，性格鲜明，芸芸众生中，老派市民、新派市民和城市贫民三大形象系列，各具特色。

关键词：

四世同堂人物形象各具特色

一、简介与写作背景。

１９４４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选取西城的小羊圈胡同作为"亡城"的缩影，以普通市民祁家祖孙四代的遭遇为中心，主要通过祁家祁老太爷、祁天佑、祁瑞宣祖孙三代的痛苦生活和思想变迁，同时又以代表民族正气的钱家与代表民族败类的冠家作为对比，再以周围几十户贫民家庭作为衬托，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活的市民形像，展示了国破城亡期间他们经受的心灵上和肉体上的苦痛和屈辱。

史诗般地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一道反法西斯的伟大历程。

作品深刻的思想意蕴表明，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不仅在于其经济的发达、武器的先进，而且还取决于该民族普遍的社会心态。

拥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大国为什么却遭受日本人的侵略？

这不能不引起包括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的深刻反省。

老舍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灵魂的五四传统，他把造成国人性格懦弱、敷衍、苟且偷安的思想根源指向传统的北平文化，而整个北平文化又是以家族文化为基础的。

因此老舍在作品中便集中地审视了中国的家族文化，对其消极性因素进行了理性的审视与批判。

众所周知，"家，在中国是礼教的堡垒。

"而这个堡垒却容纳了包括等级观念、宗法思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在内的家族文化的诸多内容。

全书如一幅巨大生活画卷，气度恢弘，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是一部感人的现实主义杰作。

老舍曾表示：

“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

”

《四世同堂》创作于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的时代背景下，当时的时代是晚清，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影子仍多出可见，许许多多的人们仍然沉浸在半封建的状态下难以自拔，仍然自我封闭，仍然在生活中处处坚持落后的传统文化以及落后的价值观。

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中，日寇铁蹄下广大平民的悲惨遭遇，那一派古老、宁静生活被打破后的不安、惶惑与震撼，狠狠地鞭挞了附敌作恶者的丑恶灵魂，一批又一批的人们的觉醒，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更反映出百姓们面对强敌愤而反抗的英勇无畏，讴歌、弘扬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贞高尚的民族气节，史诗般地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杰出贡献，气度恢弘，可歌可泣。

二、老派市民形象。

出生于北京市民阶层的现代作家老舍，在当时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下，老舍通过《四世同堂》向读者讲述着抗日战争下老北京的不同的市民形象，其中以老派市民形象尤其突出。

《四世同堂》涉及了十七、八个家庭和一百三十个人物，这些不同国籍和各种行业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众所周知，在作者笔下又可分为若干个市民类型，如新派市民、理想市民和城市贫民形象，其中最深刻的还是老派市民。

老派市民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人们，是善良、驯顺而又保守、因循、怯懦的“老中国的儿女”。

如祁老太爷、祁天佑、韵梅、常二爷、马老寡妇、祁天佑太太、李四妈、李四爷等。

古旧城市中保持着古旧的生活情调，传统的封建理念，宗法封建性的人伦关系的旧派人物，都被我们称之为老派市民。

老派市民就是这样一群老中国儿女：

他们害怕改变，坚守旧有的价值观，生活中种种坚持充满了荒谬，他们所坚守的，认为宝贵的恰恰是封建社会下最阴暗的一面。

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使“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

这种不撄“教诲着人们既不要去直面,又不要去坦露或触动内心中真实的思想”。

这种思想行为方式塑造的人封建固执的思想。

老派市民这样的思想，同样养成了同样闭塞狭隘、麻木卑怯的性格特征。

小说中祁老太爷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北京城，看见清朝皇帝如何度过接连不断的内战。

他对付兵荒马乱的唯一方法就是存够全家吃三个月的粮食，以及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大门。

当日本人攻占了北平，他仍然顽固地按旧法规维持全家生计，认为日本人爱占小便宜，说不定这回是看上了“芦沟桥上的“石狮子”。

封建固执，坚守闭塞。

《四世同堂》中的老派市民不仅封建顽固，而且都以礼为重，大都保持着中庸调和的论调。

祁老太爷忘不了在心里把人分成尊卑贵贱,按传统的礼教习俗办事,处事要体面与排场,眼看着快要家破人亡了，却惦记自己的生日:

“别管天下怎么乱,咱北平人绝不能忘来给祁老太爷送礼，中庸调和，以礼为重。

其次，这里老派市民为了自身的“小家”，往往会忍辱负重，苟且偷安。

如祁老太爷奉行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

邻居钱默吟受凌辱，祁老太爷非常同情，但由于害怕连累自家，而不敢探望朋友，因为，“他知道什么叫谨慎”。

他对一切会采取怯懦回避的态度，守持着逆来顺受的生活哲学，遇见麻烦事，就做到退一步海阔天空。

最后，《四世同堂》里李四爷夫妇的慷慨助人，韵梅的贤良与忍耐等等也都是典型的老派市民安分守己，善良觉醒的体现，符合中国传统形象。

如韵梅的形象是传统美德的典范，忍辱负重，救援别人，在这些人身上，老舍发现了安分守己和善良的传统美德。

1．祁瑞宣

祁瑞宣是《四世同堂》里的老派市民中的少有的知识分子。

他生长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的长子，祁老太爷的长孙。

他上有祖父和父母，下有兄弟、妻子和儿女。

这（该部分内容被隐藏）加之瑞丰的无聊和瑞全的激进，瑞宣成为了四世同堂的“中坚”力量，负担着家（该部分内容被隐藏）要求，造就了瑞宣这样软弱的知识分子形象。

他们安分而薄弱，因而痛恨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和大家庭的长孙角色要求，使瑞宣把维护家庭看作自己最大的责任。

当日寇占领北平的时候，祁家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在大家庭里祁老太爷年事已高，父亲天佑“人已半老，精力已耗，二弟瑞丰只知无聊地吃喝玩乐，三弟瑞全逃出北平，还有多病的母亲、靠他养活妻子和儿女。

这样，养活一家老小变成了瑞宣的职责。

有推脱这个因日寇入侵而变得越发（该部分内容被隐藏），而是把它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当瑞全要求他一同逃出北平时，瑞宣拒绝了。

他没有别的野心，只求让老人能够安享晚年。

他想“体贴父亲，叫父亲享几年晚福”，也不能任凭老人们挨饿受冻，这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善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完全处于一场动荡的历史漩涡中，当然瑞宣也不例外。

新思想与旧传统的纠缠、家族情节与自己想法的冲突，加重了瑞宣感情上的创伤。

在两难矛盾中，瑞宣选择的是悲柔软弱和自我牺牲。

软弱则是体现出来的总体性格特点。

一方面表现为平和、善良、温情、忠厚，表现为逆来顺受、服从权威、与人无争的性格行为模式，而这种性格是扭曲自己的本性来实现的。

祁瑞宣身为祁家的长孙，把全家的责任担在自己的肩上，并且受着传统礼教的影响，但是为了抗战的胜利他毅然决然地把弟弟送出北平城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知识分子中觉醒的一面。

2．祁天佑

祁天佑在《四世同堂》中也是一个（该部分内容被隐藏）市民。

他是非常本分和安分守己的，连老舍也是对其非常恭谨的。

“有许多象祁天佑的半老的人，事业已经固定，精力已经消耗的不多了，他们把自己的才力已看得十分（该部分内容被隐藏）在身心还未完的时候再努力奔忙几年，好给儿孙打下一点生活的基础。

他们没有多少野心，而只求在本分中能够安家立业……”

在封建家族中，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孙。

“这次是祁天佑出的力——他想把父亲置买的产业变成一座足以传世的堡垒，好上足以对得起老人，下对得起儿孙。

”这正是一位家族顶梁柱式的老派市民所特有的忍辱负重和苟且偷安在其身上表现地淋漓尽致。

小说中在大家添冬衣的时候，而天佑却买不到棉花、布匹，十个客人当中，有七、八个空手而归。

天佑偷了邻近的几家铺子：

点心铺没有面粉，茶叶铺没有茶叶，猪肉铺没有猪肉……看到这种情况，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几句话就体现了祁天佑那种苟且偷安的性情，天佑得到了日本人给他定的物价表。

老人仔细地看了一遍就一声没说，戴着帽子走了出去。

祁天佑没有又反抗，虽然内心憋闷，但是也不能吼叫出来。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老派市民才能做到。

天佑万念俱灰，他的老父亲、久病的妻子、三个儿子、儿媳妇、孙子，他的铺子，似乎都不在了。

他忘记了一切，漂到大海里去……这也许是老派市民最后的抗争，对于命运，对于世道。

3．祁老太爷

《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爷也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古老文化的精髓。

他怯弱的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于当日本人侵略军占领北平时，在他看来只要准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堵上自家院门，就可以逢凶化吉。

都快要当亡国奴了，他还在想着自己的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北平人不能忘了礼节！

”虽然自己也是一个平头百姓，可心里却总不忘把人严格的划分尊卑贵贱，忠诚而真实的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

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

他对来抄家的便衣微笑、鞠躬、和蔼的领收“训示”；他的性格特征就是懦弱、拘谨、苟安，这是作者最熟悉的一种性格，是老马先生、张大哥那一类型的延续。

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安度晚年和全家太平，虽然他非常同情邻居钱默吟受日军凌辱的遭遇，但又怕连累自己而不敢去探望一下这个老朋友。

奉行着“明哲保身”的哲学，天佑自尽，让他尝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特别是当他的重孙女死于敌人制造的饥荒时，他怀着怒火敢于抱着夭折的孙女去和日本人算账，他终于萌发了仇恨和反抗，他惩罚当汉奸的孙子瑞丰，当面斥责特务，他的性格发展变化，有很强的时代感。

三、个性鲜明各具特色的人物。

1.钱默吟

钱默吟是作者力描写的一个主要人物，是书中最为光辉的一个形象。

他是一个旧式文人，消极的避世者。

在平时，他是一个“向来不问国家大事的人”，“任着本国的人去发号施令”；他“每天的工作便是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他有时候挨饿，挨饿也不出一声。

”他没有世大夫的阔绰，却力求世大夫的安逸；他无隐者之资，却有隐者之风。

在那充满铜臭气味和趋炎附势的社会里，他那箪食瓢饮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情操，是难得的，但他那种无论本国的统治者将国家弄成什么样子都超然物外的态度却不足取。

作者比较突出的描写他这一方面的性格，让我们鲜明的看到了旧式文人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

但作者更着力的描写了他的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

当日本侵略者的坦克轰隆隆的看过北平大街时，触发了他心中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

他请教祁瑞宣“时局要演变到什么样子？

”冒着生命危险救助素不相识的王排长；当高第告诉他开洋车的儿子钱仲石拉着一车日本兵故意开进山沟与日本兵同归于尽时，他没有悲伤，没有自怜，而是自豪的地说：

“死得好！

好！

”“我只会在文字中寻诗，我的儿子——一个开汽车的可是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

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高第和祁瑞宣劝他躲一躲，他却表示，“我手无缚鸡之力，不能杀敌雪耻，只能临危不苟，儿子怎么死，我怎么陪着。

”被捕入狱后，受尽折磨而不屈服，出狱后，妻死子亡，他养好伤，便将儿媳送回娘家，自己离家游说同胞勇于反抗，散发传单鼓励斗争到了疯狂的地步，逐步从超然物外的隐士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战士。

 钱默吟的性格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1）个人英雄主义或复仇主义阶段（宣传复仇暗杀）

（2）合作的爱国主义阶段（不在报私仇，而要雪国耻）（3）由复国仇到要整个消灭战争，打击穷兵黩武，争取人类的永久和平。

作者一层一层地揭示了他这方面的性格。

钱默吟没有先进的思想，也不算是“革命者”，但在他的身上表现出来的执着、坚定的品格，以及那种“国将不国，何以为家”的精神，就像浮雕一样鲜明、突出，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像。

钱默吟受的是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他有着旧式文人的清高。

他不懂“政治”是怎么回事，却很知道“爱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本分。

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文天祥、夏完淳那样的知识分子的影子。

在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中国腹地，钱默吟当了亡国奴时，他由一个超然的隐者逐渐变成抗日志士，实在是他的教养和那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必然。

2．冠晓荷

冠晓荷是反面人物中非常突出的一个。

他一心想在日本的统治下飞黄腾达，为了得到主子的垂青，对日本侵略者的忠心比对他的老娘还要虔诚。

他请客、送礼、托人情，甚至不惜陷害钱默吟，将钱家弄得家破人亡，还要搭 上自己的女儿，无非是想削尖脑袋往汉奸窝里钻。

“从老早他就恨恶南京，因为国民政府，始终没有给他一个差事。

”所以认定“日本人是可爱的，定会给他好处的”。

[9]北平陷落以后，“小崔的腿，孙七的手，小文的嘴，都空闲起来。

只有冠晓荷‘马不停蹄’，”“他们就像夏天粪窖里的蛆一样活跃”全家出动、绞尽脑汁的拉关系、托朋友、探消息。

他对吃穿极其研究，每天必定刮脸，十天准理一次发，白头发有一根拔一根。

他的衣服，无论是中山装还是西装，都尽可能的用最好的料子；即使料子不顶好，也要做得最时样最合适。

”[10]外表光鲜华丽，身体里奴颜媚骨；气派很大，胆子很小。

搭讪钱默吟不成，便心生恨意告发钱家，金三爷刚开始教训，便跪地求饶；在日本兵攻占保定之后，北平举行的所谓“庆祝保定陷落”大会上，他拼命挤到台前，为的是好给台上的人本兵“行个礼”，在挤不到台前是，他还远远地“深深”地像台上“鞠了个躬”，希望“心到神知”。

然而，他使劲浑身解数，始终没有得到主子的赏识。

最后他得了痢疾，被日本“消毒”像对待其他患者一样，拉出去活埋了。

3.大赤包

她可以说是《四世同堂》中最可耻的一个女性形象，她恶毒、刻薄而且寡廉无耻。

作为一个女性，她丑陋、泼辣、粗野，说打就打，说骂就骂；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处处凌驾于丈夫之上，”“她比他的丈夫气派更大，一举一动颇像西太后。

她比冠先生更喜欢，也更会交际；能一气打两整天整夜的麻雀牌，而还保持着西太后的尊傲气度”[11]；作为一个中国人，她投降日本人，踩着别人的脊背往上爬，良心泯灭，在民族危机时刻巴结逢迎要做汉奸走狗。

为了和日本人套近乎，表示对日本人的忠贞，丛恿丈夫去陷害钱先生， 致使钱家家破人亡；为了获取钱财，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了卑鄙的手段，他从日本人那里弄来一个差事，是妓女检查所所长，她联合高亦陀逼良为娼，敲诈妓女的钱财；为了结交权势，找到靠山，把二女儿招弟送进了流氓李空山的怀抱，最终自取灭亡，在狱中癫狂而死。

她的丑陋被老舍写到了极致。

老舍敢于创新，不墨守成规，他按照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独出心裁地

描写了几个汉奸走狗的作为和命运。

这样的写法是新颖的。

这“新”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这些败类的经历新颖，二是这些败类的结局新颖。

所以我们读了作品感到耳目一新。

但这种别出心裁的描写真实合理吗？

如果对于这问题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那么这些形象就没有典型意义了。

老舍在作品中就说：

日本侵略者理想的汉奸，是能“完全听他们的话，同时又能敷衍中国百姓的”人。

日本侵略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自然要收纳一批汉奸走狗，但并非凡为中国人民所唾弃的民族渣滓他们都一律收留重用。

这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豢养汉奸、走狗的唯一目的是便于统治中国人民。

所以对冠晓荷那样的“无聊，无知”，“野心大而胆子小”的无能之辈，对祁瑞丰那样的只知吃、喝、玩的愚蠢角色，也是不感兴趣的。

他们宁肯将冠晓荷的二女儿招弟纳为特务，而不愿收纳冠晓荷、祁瑞丰之流。

历史的规律决定汉奸走狗决不会有“皆大欢喜”的好下场。

然而造成这种结局的因素却是复杂的。

可以是中国人民的惩罚，也可以是敌人内部的残杀，还可能是出于日本侵略者更大的利益需要而自烹走狗。

从《四世同堂》中我们看到，日本侵略者活埋冠晓荷是因为怕传染病的蔓延；杀祁瑞丰是兰东阳报私仇，也是怕他泄露机密；惩治“大赤包”是为了表示“天皇”的“仁政”。

他们为了更大的利益，杀几个汉奸走狗是不当回事的。

所以，对“大赤包”那样的“劣迹昭著”、完全失去了心因而也完全失去作用的走狗，对祁瑞丰那样的成事不足败事不余的笨蛋，加以铲除是完全可能的。

由此看来，《四世同堂》的写法别具一格，却有着它的生活的真实性和充分的合理性。

四、结束语。

老舍自觉地把文化意识融入人物形象之中，在使文化获得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同时，也使小说人物成为文化的载体。

而且，如果说人物的国家、民族、市民属性是“自然生成”的，那么，人物的文化属性则是老舍“刻意追求”的。

 在过去的老舍研究中，《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主要是被从国家、民族或者生存方式的角度来认识的。

有的研究者把《四世同堂》概括为“被征服者的愤史”，就是把人物作为中国人——被日本人奴役、做了亡国奴的中国人——来认识的。

有的研究者在把老舍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来论述的时候，也论及《四世同堂》中的人物，注重的就是人物的生存方式、生活环境与社会地位。

这些看法当然符合人物的实际存在状况，但如果从老舍赋予人物的文化意义来看，许多人物则完全应当作为“文化角色”（文化象征物）来认识。

根据所属的文化形态的不同，《四世同堂》中的人物作为文化角色可以划分为如下四种类型。

一是传统文化角色。

以祁瑞宣、陈野球和被捕前的钱默吟最为典型。

他们以中国文人传统的生活方式生存着，保持着中国文人具有历史性、稳定性的心理状态、性格特征和伦理观念。

瑞宣为人清高、本分，学识渊博，但软弱、忧郁，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有心为国效力，却囿于传统的伦理观念，迟迟没有走出家庭。

陈野球懦弱、萎靡，承认自己“简直是个妇人”，并直接把这种人格缺陷归因于传统文化。

他说：

“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

我自己惭愧，同时我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第十八章）。

被捕前的钱默吟，则穿着长衫，像隐士一样闲居家中，以吟诗、饮酒、栽花为乐。

二是市民文化角色（或称“都市文化角色”）。

以祁老人、小崔、冠晓荷等人为最典型，他们身上体现了北平人的多礼、软弱、苟且、贪图享乐等生活习性（老舍在小说第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各章多次提及这种习性）。

祁老人面对为虎作伥、昂然而去的便衣背影谦卑地微笑时，老舍说：

“当文化霉烂的时候，一位绝对善良的七十多岁的老翁是会向‘便衣’大量的发笑，鞠躬的”（第二十八章）。

这显然是把祁老人看作文化霉烂的产物、霉烂文化的体现者。

小崔脸上挨了大赤包的巴掌不还手，是因为“北平亡了，北平的礼教还存在小崔身上”（第六章）。

冠晓荷这个看似“插科打诨的‘二丑’”式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作为文化象征物来塑造的。

“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的把惊魂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第二十六章）。

冠晓荷在吃、穿、一举手一投足上的许多讲究，正是“熟到稀烂”的北平市民文化的产物。

老舍这样说：

“他是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只能在那热的、臭的，肠胃里找营养与生活”（第六十六章），“在北平的文化里，无聊的天才才能如鱼得水的找到一切应用的工具。

冠先生既是天才，又恰好是北平人”。

写到冠晓荷煞有介事地谦让着请瑞丰吃饭时，老舍说：

“他的虚伪极了的真诚是来自北平的文化”（第二十六章）。

三是原始文化角色（亦可称之为“农民文化角色”或“黄土文化角色”）。

以不太识字的农民和士兵为代表，仲石、金三爷亦可划归此列。

其特征是没受过多少教育，但质朴、顽强。

老舍在小说第六十一章写到北平城外黄土地上那些贫困、没有文化但善良、朴实、顽强的农民们，并从瑞宣的角度发出这样的感叹：

“这是中国人，中国文化！

”到小说第八十二章，又从瑞全的角度对黄土地上的农民作了这样的描写：

“那滚滚的黄流与小得可怜的山村，似乎是原始的，一向未经人力经营过的。

可是它们也就因此有一种力量，是北平所没有的力量，紧紧地和天地连在一处”；“他也爱那些脚蹬在黄土上的农民，他们的耕植方法是守旧的，他们的教育几乎是等于零的，他们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可是他们诚实，谨慎，良善，勤俭。

„„而且到时候，他们敢天拼命——尽管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的，他们血或者可是比他的更热更红一点”。

第四种文化角色可以之为“前文化角色”，以蓝东阳为代表，因为在老舍看来他“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毫不相干”、“披人皮，没有人性，只有狡猾和残忍的兽性”，属于“人吃人，狗咬狗的蛮荒时代”（第九十六章）。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四种文化角色的划分是就其基本倾向而言的，因此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有的人物有时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如瑞宣曾被老舍称作“新旧文化中的钟摆”——第六十章），不同的文化形态有时是交叉的（传统文化有缺乏生命活力这一点上与市民文化相通，并与原始文化相关联——老舍赞美黄土地上的农民们时说他们“心中印着三千年传下的道德”）。

 老舍是那样认识现实生活的，是那样认识汉奸的，所以她就那样写出来了。

他不是从什么是“典型环境”啊，什么是“典型人物”啊之类的概念定义出发，也不是从什么条条框框出发，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去塑造形象，所以他才能不走别人的旧路而写出新意。

老舍曾告诉青年作者说：

“你先就你所认为值得写的把它写出来”。

“因为你要是脑子里有那么一个架子：

什么人才叫典型呢？

你就没法写了。

”这当然不是说作家不需要学习文艺理论和文学常识，而是说要根据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观察、理解和认识去塑造人物。

作家的经历不同，所见所闻不同，理解认识不同，写出作品来就自有其创新和独见。

否则，在下笔之前脑子里就先有许多别人编制的框框，这样写怕越雷池，那样写恐坏规矩，最后只好将自己的见闻“削足适履”塞进那些框框中，自然就不会有新意。

鲁迅如果要是按照历史小说的严格定义去写历史小说，就不会有含义隽咏的《故事新编》了。

 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表现沦陷区市民生活和抗争的作品是不多的。

正象一九七九年版《四世同堂》的编者在《致读者》中的说：

“当我们伟大的古都北平不幸沦陷敌手后，广大市民过着怎样的生活，进行过什么样的抗争，对许多读者来说当是非常陌生的，而反映这种生活的小说也是不多的。

”《四民同堂》正是这“不多的”之中一部佼佼者。

这部作品所塑造的一系列的艺术形象，大大丰富了我国抗战文艺的画廊，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大收获。

参考文献：

1、老舍.四世同堂[M].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

2、王惠云等.老舍评传[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

3、宋永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