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RS下的公允价值计量与英国的澳大利亚的会计政策选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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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下的公允价值计量与英国的澳大利亚的会计政策选择
《IFRS下的公允价值计量与英国及澳大利亚的会计政策选择》分析报告
（IFRSfairvaluemeasurementandaccountingpolicychoice）
文章主要研究了英国和澳大利亚的228个在2005年1月1日以后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上市公司在采用IFRS左右时的公允价值计量的使用情况。
同时，检验了在强制性的和可选择性的使用公允价值两种情况下，国内的和国家间的财务报告可比性是否发生了变化。
结论是强制性要求在金融工具（IAS39）和股份支付（IFRS1）方面提高了可比性，而在生物性资产（IAS41）方面则影响要小一点；在可选择地使用公允价值时，可比性在财产方面（IAS16）增加了，因为有些公司不再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而在IAS39下，对其他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的选择权使得可比性下降了。
由于采用IFRS的好处是否正在被实现目前还在探讨研究中，本文通过研究采用IFRS后的可比性变化情况增加了这一领域的文献。
1、论文介绍及研究背景
本论文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公允价值计量的作用以及其对英国和澳大利亚公司在采用IFRS左右的会计政策选择和财务报告的可比性的影响。
英国的上市公司要求在他们的合并财务报告中使用IFRS，但在其母公司及单个公司中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在澳大利亚，所有的报告单位都要求准备AIFRS下的合并的和单个的财务报告准则。
在这两个国家，适用IFRS都是全球相比国家公认会计准则更倾向于选择IFRS的趋势的一部分，而这也代表着财务报告的一次大变革。
本文研究的对象则是228家上市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主要兴趣集中在实际在采用通用性的准则后，财务报告的可比性是否增加了。
这些公司包含了来自22个行业的228个大型上市公司（英国和澳大利亚各114个），而财务报告数据则是数据是IFRS的第一个报告期间（采用年）和GAAP的最后一个报告期间（过渡年）的合并财务报表。
文章对为什么选择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大型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作出了说明：
首先是因为大型公司对于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以及有相关研究表明大型公司的财务报告更倾向于受到IFRS替代之前的GAAP所产生的差异的影响。
另外，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公认会计准则是一种特许的混合计量模型，即允许多种计量基础的使用。
具体说来，一般地，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和金融资产是基于成本进行初始确认，后续计量也是基于成本的计量。
但是，澳大利亚和英国的GAAP有时允许基于现值（一般，但不是所有的是公允价值）进行确认。
文章也对为什么通过研究公允价值及可比性来研究IFRS的作用作出了说明：
以前的相关文献已经提出，公允价值计量在IFRS下比在GAAP下更有说服力；IFRS是基于公允价值的会计框架，只有一些是基于历史成本的；他们还预测在将来IASB将会扩展公允价值计量的使用至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这就超越了目前的IFRS所要求的那样。
另外，IFRS的一个最初始的目的就是提高财务报告国际上的可比性。
IASB的目标是在同一个单位的不同时间和不同单位之间的要求同类交易和事项采用同样的方式核算，不同类的交易和事项采取不一样的方式。
IASB意向于不允许会计处理方式的选择，并且已经重新考虑并将继续重新考虑那些IFRS已经选择会计处理方式的交易和事项。
因此，换句话说，作者的兴趣就是研究IFRS对公允价值计量的要求是否确保了同类资产和负债是否采用同样的方式进行计量。
以前的研究通过比较国家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实践，已经试图去研究了同一个国家和不同国家的公司之间的和谐性的增加程度，这些研究主要通过衡量不同国家间会计准则及实践的差异，评估了财务报告的所谓的“国际和谐”的进步。
而本文不同于以前的研究就在于作为研究对象的两个国家使用同样的国际会计准则，而且IASB及它的前身已经在消除会计政策选择上做出了重要的努力，这些差异会影响到对结果的解释。
同时，文章还根据以前的文献，通过采用一些指标来比较不同时间不同公司之间会计政策选择的差异，从而衡量国内和国家间的可比性。
这就表示可比性增加时那些指标显示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中对于同类交易和事项采用同样的方法，即当IFRS要求企业使用一种衡量政策，那些指标将会显示IFRS要求替代那些比较有韧性的国家准则的要求时可比性增加；当IFRS允许同类交易和事项的会计处理方式选择时，那些指标会表明更多的企业选择同样的方式时IFRS比国家准则更具有可比性。
所以，在文章中，首先会通过比较每个国家基于GAAP和IFRS下的会计计量政策来研究国家的可比性在采用IFRS下是否增加（Withincountrycomparability）。
然后，研究英国和澳大利亚在采用IFRS后会计计量政策的使用相比之前是否更具有可比性。
而这也将成为IFRS取得他的国家间可比性增加的目标的一项证据。
另外，文章还将研究公允价值计量在IFRS财务报表中的应用范围，研究编制者拥有在公允价值计量和基于历史成本计量之间的选择权时会在多大程度上使用公允价值计量。
总的来说，文章主要就是研究以下两个问题：
1.强制的IFRS下的公允价值计量相比于以前的GAAP是否增加了公允价值计量的使用，是否增加了国家的和国家间的可比性？
2.当IFRS允许公司在公允价值计量和基于历史成本计量政策间进行选择时，公允价值计量的使用是否会增加，这种选择对于国家的和国家间的可比性有什么影响？
2、提出假设
文章提出了两个假设：
假设一：
IFRS对公允价值计量强制的要求增加了英国和澳大利亚公司的国家的、国内的和国家间的可比性。
当会计准则（IAS39、IAS41和IFRS2）要求使用公允价值计量时，我们期望公司会而且有足够的资源和必要的激励去遵循会计准则要求。
所以，随着会计准则的强制要求移除了GAAP下可能存在的会计政策选择机会，这样可比性就会增加。
假设二：
非强制的IFRS对公允价值计量的要求减少了英国和澳大利亚公司的国家的、国内的和国家间的可比性。
当会计准则（IAS16、IAS38、IAS39和IAS40）允许公司选择公允价值和历史成本模型时，我们期望在国家内的和国家间的会计政策上都会出现分歧，也就是他们可以选择公允价值作为他们第一次采用IFRS时有形和无形资产的认定成本。
基于以往文献的会计政策选择权会降低可比性的研究，文章假设了非强制性要求会降低可比性。
3、数据分析
1.样本数据
样本是根据公司的规模及行业进行选择的228个上市公司，英国和澳大利亚每个国家各114个。
其中行业是指根据GICS的分类的22个行业，选择公司的规模按照GBP选择（英国：
100.39millionto106631million；澳大利亚48.49to44125.75million）。
所有公司的财务报告都是直接从公司的网站上获取的，包括IFRS的采用年及GAAP下的最后一年（过渡年）。
研究者开发了一个清单用来收集关于涉及所选项目在IFRS的试用年和GAAP的过渡年计量的政策选择的数据。
这个清单包含了20个IFRS下和GAAP下所研究资产有关的项目（如下图所示部分）。
研究者阅读了每个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并对其每年在IFRS下和GAAP下的会计政策选择用1和0进行记录。
如果一个公司对于某些项目的会计政策没有说明，在其他附注中也不能得知，文章就把这类项目的公司叫做“不适用的”。
由于公司都提供了详细的记录披露，从而能够确定这些公司是不适用的，而不是简单的没有披露会计政策。
此外，研究者还通过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来检查会计政策声明的正确性。
对于GAAP下的公司，需要搜集一些补充资料来认定公司的政策。
因此，研究者重新构建了在财务报告和年度报告中不同地方提供的GAAP的信息。
作者通过多种途径提升了数据编码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在每个国家，编码者受到主要研究者的培训，并且所有的编码工作由同一人完成以增进一致性。
然后经过一个主要研究者的修订以确保准确性。
最后由两个主要研究人员比较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数据以确保可比性。
2.分析工具
文章通过T指数来分析可比性。
T指数是扩展了H、C和I指数（vandeTas），是一个包含很多特殊因素的柔性框架。
这种柔性使得不同的指数被用来描述不同的政策选择或者检查选择指数的结论的敏感性和提供一种简单的方法来描述特定情境中使用哪种指数来进行计算。
T指数可以被简单地解释为两个随机选择的
公司具有可比性报告的可能性。
它的值从0-1（0就是完全不可比，1就是完全可比）。
关于T指数的简单计算，通过下面一个例子来进行解释。
可以计算出，国家1：
T=0.6×0.6+0.4×0.4=0.52，表示在国家1随机选取两个公司，他们使用同一种会计政策的可能性为0.52；国家间的T系数=0.6×0.3+0.4×0.7=0.46。
在初步分析中，样本中那些没有披露会计处理方式的公司（“不适用的”）被剔除掉了（4a），同时假定使用同样的会计政策的公司是完全可比的，使用不一样政策的公司是完全不可比的（3a）；而在敏感性测试中，包含了“不适用的”公司，因此使得这些公司的财务报告跟其他公司的可以进行比较（4B）。
作为一个稳健性测试，文章对于涉及财产、厂房和设备的会计政策采用三种方法进行分析。
首先，假定成本、认定成本和重新估价相互之间是不可比较的（跟自己是完全可以比较的）；第二，假定认定成本跟成本是完全可以比较的（跟重新估价是完全不可比较的），这是在认为那些公司使用成本途径是持续的，而使用重新估价只是一次性的假设基础上的；第三，假定认定成本跟重新估价是完全可以比较的（跟是成本完全不可比较的），这是在那些公司能够在那一年有效地评估他的资产假设基础上的。
（3b）类似的，通过两种方法来分析衍生工具：
首先，18家计量交易性衍生工具采用公允价值、对冲衍生工具采用成本孰低的方法、可变现净值采用GAAP的公司跟那些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衍生工具的公司被认为是完全可比的；第二，这18家公司跟采用成本法计量衍生工具的公司也是完全可比的。
另外，对于以上提及的所有指标都计算过渡年（基于GAAP）和适用年（基于IFRS）的T指数。
使用Taplin公式计算标准误差以对这些指数估值准确性进行评估。
同时也计算p值来总结每个指标从过渡年到适用年变化的证据。
（这些p值是从10000个估计样本中估算出来的，因为一些案例表明小样本的T指数的抽样分布可能会不正常。
）
3.分析过程
表3中列出了英国和澳大利亚两个年度中使用每种方法的公司的数量和比例。
政策选择通常是市场价值和成本，此外，我们认为认定成本在IFRS下是被允许的。
根据前面的解释，没有（或者在财务报告中没有显示）持有考虑类型资产或负债的公司被归为了“不适用的和不持有的”两类。
表四中分别列出了澳大利亚和英国的GAAP和IFRS下的T指数和标准差，包括哪些“不适用的”公司。
P值表示了采用IFRS前后的重大变化。
表五表明了国家内的和国家间的财务报告可比性。
（1）.财产、厂房和设备（表3A部分）
极少数的公司选择重新估价方法。
只有6个英国公司和12个澳大利亚公司在GAAP下使用使用对自用财产使用重新估价模型，而在IFRS下则更少。
过渡到IFRS中，分别减少了3个和4个。
没有公司对厂房和设备使用重新估价模型。
这个结果跟ChristensenandNikolaev（2009）的结果是一致的。
跟以前的研究相比，更少的公司使用公允价值计量。
另外，12个UK和13个澳大利亚使用上一期GAAP下的估价价值作为财产的认定成本，而不是使用交易日的公允价值或重新估值账面金额作为IFRS下的基于历史成本的金额。
6个英国公司和8个澳大利亚公司使用一次性对交易日公允价值的重估作为IFRS财产的认定成本。
这种现象同样出现在厂房和设备上。
1个UK和4个澳大利亚使用交易日的公允价值作为IFRS的认定成本，1个UK和9个澳大利亚上一期GAAP下的评估价值作为IFRS的认定成本。
由于（IFRS适用后）更少的公司对财产使用重新估价模型，国家内的和国家间的可比性都增加了。
澳大利亚和UK的T指数都增加了（0.804–0.864,p=0.015;0.899–0.948，p=0.051）。
表5中withinandbetweencountry的T指数都显著的增加了（0.852–0.906,p=0.001;0.849–0.904,p=0.001）。
如果假设认定成本和成本是一样的（表4和5中的Plantandequipment
（2）），T指数=1，所有公司跟其他公司都是可比的，因为没有公司采用重新估价。
（2）.投资性房地产（表3B部分）
在这些公司中，持有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司大多适用公允价值计量。
在澳大利亚，GAAP和IFRS下17:
1，英国，GAAP下15:
0，因为英国GAAP不允许适用成本计量，所以IFRS下17:
6。
没有一家UK和澳大利亚公司把交易日或者更早的公允价值作为IFRS下的认定成本。
澳大利亚的可比性没有任何变化，但是，withinandbetweencountry可比性都有明显的下降（0.948–0.755,p=0.003;0.944–0.713,p=0.003）。
这是因为那6个采用了成本模型的英国公司使国家的可比性降低了。
T指数也显示出了一个明显的下降（1.000–0.614,p=0.003）。
这个在英国的下降部分反映了IFRS对于投资性房地产更广泛的定义和2个公司从SSAP19公允价值模型改为IAS40成本模型。
这就说明了如果有公司对利用新的选择权比较敏感的话，选择权的引进会减少可比性。
（3）.无形资产（表3C部分）
没有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无形资产，也没有公司采用交易日或者更早的公允价值作为IFRS下的认定成本。
这是因为两个国家的公司都受到IAS38和IFRS1的约束，即要求公允价值必须来自于活跃的市场。
一些澳大利亚的公司已经在以前时期重新评估了GAAP下的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
同时，T指数没有明显变化。
（4）.生物资产（表3D部分）
澳大利亚的国家的可比性发生了细微变化。
对于生物性资产，T指数增加了但不显著（（0.625–755,p=0.385），harvestedagriculturalproduce没有变化。
英国没有变化。
Withincountrycomparability增加了（生物性资产0.813–0.878,p=0.385，harvestedagriculturalproduce0.796and0.796）；Betweencountrycomparability增加了（生物性资产0.250–0.857,p=0.034.harvestedagriculturalproduce（0.286-0.714,p=0.167）,反应出在澳大利亚和英国使用同样的准则。
（5）.金融工具（表3E部分）
5.1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大多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在澳大利亚，IFRS下23个、GAAP下20个公司全都是采用公允价值方法；在英国，IFRS下23个公司全都是公允价值，GAAP下21个公司12个采用公允价值方法，9个采用成本模型。
澳大利亚的国家可比性没有变化，而英国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0.510-1），这是因为英国的GAAP只要求银行和保险公司使用公允价值计量，而IFRS则要求所有的公司使用公允价值计量。
withinandbetweencountry可比性都增加了（0.755-1，0.571–1.000，p<0.001）。
5.2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两个国家都显示出公允价值使用的增加。
GAAP下，英国和澳大利亚分别只有3%和7%的公司使用公允价值方法，而在IFRS下分别达到了51%和46%。
可比性方面，澳大利亚的nationalcomparability发生了显著变化（0.740–1.000,p<0.001）；英国的nationalcomparability细微减少（0.908–0.854,p=0.271）；withincountryandbetweencountrycomparability显著增加（0.824–0.927,p=0.026;0.813–0.921,p=0.039）。
5.3衍生工具
两个国家都显示出公允价值使用的增加。
在IFRS下92%的英国公司和89%的澳大利亚公司使用公允价值计量；而在GAAP下时，没有一家英国公司并且只有3家澳大利亚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记量。
一少部分公司（6个英国的19个澳大利亚的）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都使用公允价值计量交易性金融资产，而使用成本孰低法和可变现净值法计量对冲工具。
在计算T指数时，由于把这部分情况与公允价值对等对待，国家可比性增加了，T指数在澳大利亚和英国都显著增加了（0.639–1,p<0.001;0.891–1,p=0.002）。
withinandbetweencountryT指数也是一样呈现增加（0.765–1.000,p<0.001;0.733–1.000,p<0.001）。
5.4其他的金融资产和负债
从表3可以看出对于其他的其他的金融资产和负债很少有公司自愿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在IFRS下，8个英国公司（银行和保险）和10个澳大利亚公司选择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其他的金融资产和负债，对比在GAAP下，0个英国公司和1个澳大利亚公司使用公允价值计量。
8家英国公司都只是选择性地为一些金融资产（大多跟保险负债、结构性贷款及嵌入式衍生工具有关）使用这个选择权。
因此，他们大部分其他金融资产（主要是贷款和应收账款）都是采用摊销成本计量。
10个澳大利亚公司（包括5加保险公司、2家物资公司、1家消费服务公司、1家商业服务公司和1家食品和必需品零售公司）同样如此，大部分其他金融资产（主要是贷款和应收账款）都是采用摊销成本计量。
4家英国公司（没有一个澳大利亚公司）在IFRS下为其他金融负债选择公允价值计量，而在GAAP下则没有。
这4家公司（3家银行和1家其他）只是为一些金融资产（主要是那些跟保险活动和包含嵌入式衍生工具的负债有关）选择性地使用。
大部分其他的金融负债（主要是债券、客户的银行存款和应付账款）都是采用摊销成本计量。
Nationalcomparability减少了，反映出其他金融资产在公允价值使用上的选择权。
T指数在澳大利亚和英国都明显减小（（0.982–0.833,p<0.001；1.000–0.869,p<0.001），Withinandbetweencountry的T指数也明显减小（0.991–0.851,p<0.001；0.991–0.851,p<0.001）。
对于其他金融负债，在英国可比性也减小了，使用公允价值的选择权导致了国家T指数的显著下降（1.000–0.932,p=0.018）。
在澳大利亚，T指数没有变化，因为没有公司使用公允价值的选择权。
Withincountryandbetweencountry的T指数呈现显著的下降（1.000–0.966,p=0.018；1.000–0.965,p=0.018），因为两个国家对于选择权使用的不同。
（6）.基于股权的支付（表3F部分）
112家英国公司和102家澳大利亚公司在他们第一份IFRS财务报告中报告了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并且以授予日的公允价值计量了产生的费用。
在英国GAAP下，4家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而107家公司采用内在价值或者发行价格来计算股权支付。
类似地，在AGAAP下，7个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而97家公司采用内在价值或者发行价格来计算股权支付。
所以，在权益结算计划下，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可比性都增加了，国家的T指数都明显增加了（0.874–1.000,p=0.001；0.931–1.000,p=0.016），同样地，Withincountryandbetweencountry的T指数呈现显著的增加（0.902–1.000,p<0.001；0.902–1.000,p<0.001）。
表6总结了上述对国内和国家间可比性的变化情况及敏感性测试得出的结论。
从表6可比看出，IAS39和IFRS1，很好地支持了假设一，这些结果表明了强制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要求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衍生品金融资产以及基于股权的支付上提升了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国内和国家间可比性。
IAS41也部分地支持了假设一，反应少量的拥有生物性资产的公司，强制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要求下，国家内的可比性没有增加，但国家间的可比性增加了。
IAS39在其他金融资产和其他金融负债上的选择权支持了假设二，公允价值的选择权使得企业有权选择是否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这就被一些来自这两个国家的公司抓住，并在其他金融资产上利用，也被一些英国公司在其他金融负债上抓住，从而造成了国家内和国家间的可比性明显的下降。
类似的，IAS40在投资性房地产上的非强制要求也使得国家内和国家间的可比性下降了，因为一些英国公司在准则下行使了选择权利。
关于IAS16，因为公司做出了更可比的选择并且通常防止了对财产采用公允价值，可比性增加而不是减少，对于厂房和设备，在GAAP和IFRS下，相比公允价值，成本模型更加受欢迎，所以没有看到可比性的变化。
如果把认定成本看做是一次性的公允价值计量，就会发现财产、厂房和设备的可比性明显的下降，这也就指出了假设二。
敏感性测试（表4和5中的p值）支持了文章的主要结论，由于在主要的分析中，没有包括那些“不适用的”公司，在敏感性测试中，把这些公司也进行考虑，并且把他们也当做跟其他公司一样拥有选择权。
因此，敏感性测试反映了一个对于可比性不严格的衡量。
比较主要分析和敏感性测试，关于T指数的明显的变化对于所有政策基本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2个例外情况一个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国家内可比性不太明显的增加，另一个个是生物性资产国家间可比性不太明显的增加。
4、得出结论
本文研究了228个公司公允价值计量的使用情况，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
一，在IFRS的强制的和自愿的的要求下，公允价值计量增加的程度；二，强制性的和可选择使用公允价值计量是否导致了国内的和国际的会计报告可比性的变化。
在对金融工具和基于股份的支付中强制性要求下，可以观察到公允价值计量的使用有了预期的增加，从而也使得国内的和国家间的可比性得到增加。
对于投资者来说，更多的使用公允价值计量是有利的，所以这些证据可以用来解释英国和澳大利亚采用IFRS所观察到的信息环境的改善。
所以，这项研究补充了消除IFRS影响的理论，并且给准则制定者、监管部门及其他评估IFRS的人员提供了有用的反馈。
在有选择权的情况下，除了投资性房地产，可以观察到很少有公司使用公允价值计量。
在这两个国家，很少有公司在IFRS下重新评估其他的财产或者使用交易日的公允价值作为过渡到IFRS的认定成本，也没有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都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无形资产、厂房和设备，对其他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也是有限的和选择性地使用公允价值计量，而是使用摊余成本。
5、相关研究
本文主要从公允价值计量方法的使用及可比性的变化方面研究了IFRS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对于公允价值的重要性方面，FitchRatings（2005）在《Accountingandfinancialreportingrisk:
2005globaloutlook》中指出，除了少数基于历史成本的例外外，IFRS是一个基于公允价值的会计架构；Ball（2006）在《Internationalfinancialreportingstandards（IFRS）:
prosandconsforinvestors》中指出，公允价值在IFRS中比在GAAP中更具有说服力；可比性方面，IFRS的一个最原始的目的就在于提高财务报告国际性的可比性，IASB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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