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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硅谷澳大利亚政府

企业方面:

美国政府也十分重视强化企业、公私科研机构和大学之间的密切合作,积极构建产、学、研快速互动机制,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发展。

1988年,美国根据《贸易和竞争法》设立了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该院通过设立区域制造技术转移中心,组织研究机构与企业共同实施先进技术,目前,全美各州都设有此类中心。

把企业放到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位置,是美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也被半个多世纪以来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实践证明是一条成功的经验。

这一点在美国的硅谷表现得尤为明显。

自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航空与航天以及海洋技术等高技术的兴起和发展,美国的工业企业、大学和政府部门为了更便利地利用大学的研究力量,开始在大学周围建立从事高技术研发的实验室,进而派生出了创业公司,形成了高技术产业聚集带,成为高技术工业园。

其中著名的有西部后来被称为硅谷、依托斯坦福大学的“斯坦福研究园”,东部波士顿城郊、依托麻省理工学院的128号公路地区等,这一趋势至今方兴未艾。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园区中途夭折,或一蹶不振,只有硅谷始终引领着世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潮流。

硅谷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北起圣马特奥县,西至圣克拉拉县,是一块1500平方英里的狭长地带,中心在帕拉阿托,人口250万。

经过40年的发展,硅谷目前已成为美国重要的信息科技产业和生物科技产业聚集地。

到20世纪90年代,硅谷的研发人员已占劳动力总数的11%,是全美国平均水平的2.5倍。

1999年,硅谷雇员人均创造价值11.5万美元,而同年美国的平均数字是7.8万美元。

1999年,硅谷首次公开上市的企业达到72家,有13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涌向这一地区,占美国风险投资总额的1/3。

此外,硅谷还不断创造着财富聚集速度的世界记录,与传统企业的长时间苦心经营相对照,达到10亿美元的市值,雅虎仅用了两年时间,而Net-zero更是只用了9个月的时间。

通过这些急剧升值的企业,硅谷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型的亿万富豪。

持续不断创新是硅谷的企业取得成功的最大诀窍。

技术创新,创业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创业企业,制度环境以及支持系统的有机组合,使硅谷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力,领导着世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1技术创新

硅谷的企业成功地抓住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信息产业四次技术浪潮的机遇,稳居IT业潮头。

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惠普等公司借美国国防工业对电子产品的大量需求的东风,促进了企业的快速扩展,建立了硅谷的技术基础设施和支持行业。

第二次是1959年集成电路的发明,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半导体工业的急剧增长。

快捷、英特尔、AMD和国家半导体公司等著名企业就是在这个阶段出现的。

第三次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个人计算机的产业化发展,硅谷又走在前面,涌现出苹果电脑等20家计算机公司以及更为复杂的以太阳微系统等公司为主导的工作站产业。

第四次是互联网。

1993年互联网的商业发展和万维网的创立,为硅谷开辟了新的发展前景,网景公司、思科公司和3com公司已成为互联网革命的领导者。

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生物技术的突破,生物科技产业已成为新的高科技产业热点,硅谷又以其特有的敏感性和优势吸纳了生物科技企业在此落户。

到1998年,硅谷的生物技术市场资本总额已居全美第一位。

2创业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创业企业

硅谷企业的实力和活力建立在高新技术基础上,但是这里没有囊括全部的高科技成果,就连IT业中的国际互联网技术也是在别的地区率先突破的。

因此,硅谷的企业与众不同之处并不仅仅在于高新技术。

这里汇聚的创业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创业企业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硅谷成功的企业家中除了才华和能力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昂扬的创业精神和在第一时间将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引入产业化生产、引入市场的勇气。

惠普、苹果、雅虎等企业均是由两个白手起家的年轻人创建的,这些例子并不是巧合。

创业企业家们不仅具有高科技的背景,而且有通过创建企业向全世界推广新技术的强烈愿望,对他们来说,创建企业的过程以及与整个世界共享新技术成就的远景才是创业的真正理想所在。

此外,创业企业结构灵活、前景远大、回报率高、主体意识强等特点也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家们不拘一格的创新意识。

创业企业家聪明才智与创业精神的有机结合,是造就硅谷辉煌的决定因素。

3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

美国有一套全国性的法律以及证券、税收、会计、公司治理、破产,移民和研发等规范。

它们是分权和分散的,但是又有紧密的联系和很强的互补性。

这个体制以市场为导向,鼓励竞争,特别是鼓励创新企业。

比如,在欧洲建立一家公司平均所耗时间是在美国所需时间的12倍,而且成本高3倍。

同时,与绝大多数国家相反,美国根据反垄断法,一直约束着市场上的大公司,比如在计算机行业对IBM和微软的约束。

此外,政府还通过制定公司运营规则、购买公司产品、资助研发经费等形式推动了以硅谷为代表的计算机产业发展。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尽管美国一直标榜贸易自由,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仍是通过向日本施压以保持美国半导体在日本市场的份额。

4专业化的创新支持系统

在硅谷,为新的高技术企业提供的支持服务应有尽有,包括风险投资家、银行家、律师、猎头公司,会计师、咨询顾问以及大量其他专业人员。

其中风险投资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高技术企业不同于拥有许多真实资产的传统企业,它的主要资产是创意、人力资源、技术与市场知识,更具有风险性。

同时,由于高技术的飞速发展,时间对于创业企业抢占产业制高点尤为重要。

硅谷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一个了解技术并知道如何进行结构化交易和投资组合、为创业企业提供快速融资的风险贷本行业。

思科公司、基因技术公司、英特尔、太阳微系统公司以及雅虎等成功企业都是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快速成长起来的。

风险资本也从成功的高技术企业中赢得了巨额回报。

1998年,硅谷的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两个主要产业中共有1824家企业吸纳了125亿美元的风险投资。

 

一、关于美国硅谷的一些基本情况

硅谷地区集中了近万家大大小小的高科技公司,其中约60%是以信息为主的集研究开发和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实业公司;约40%是为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提供各种配套服务的第三产业公司,包括金融、风险投资等公司。

1998年,硅谷地区的GDP总值约为2400亿美元,占美国全国的3%左右。

硅谷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1、都在从事世界一流的技术和产品

一般认为,在硅谷的公司不论其大小,如果技术和产品水平不在世界上占前三位,就必然被淘汰"出局"。

因此,技术创新成为硅谷公司生存和发展的首要前提,也成为每个在硅谷工作的技术人员的追求目标。

硅谷正是以每天几十项推动世界科技发展的技术成果而确立了其世界上最大科技创新区的地位,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2、成功率很高

据一些投资银行和风险投资公司的统计分析,1998年硅谷开办的高科技公司"赢家"即高效益企业比"一般性投资企业"多一倍;"输家"即失败的企业则少三倍。

还有一种说法:

靠风险投资起步的创新型科技公司在二三年之后,基本形成"一、三、三、三"的局面,即:

大获成功的企业占10%。

这些企业往往一举上市成功,股票上升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经营额和知名度急剧上升,成为硅谷的"明星"。

成功的企业占30%,这些企业可以盈利,有的可以通过上市或兼并实现公司资本的增值兑现,风险投资公司也可得到正常的回报。

一般性的企业占30%,这些公司业绩平平,但风险投资尚可持平。

失败企业占30%,这些企业亏损甚至颗粒无收,走向消亡,风险投资也赔了进去。

在世界范围内高风险的科技创新企业中,硅谷这里的成功率是很高的。

3、效益很好

在硅谷,人员不超过50人的公司占科技公司的80%,约4800家左右,假定这些公司的GDP值占硅谷的50%,即1200亿美元,那么每个中小型公司的平均GDP为2500万美元,即2亿元人民币。

如果这些公司的平均人员为35人,则人均GDP为70万美元,即600万人民币。

另外,硅谷地区成功的科技企业的创业者或投资者的个人资产增长也很快。

一些中小型公司的创业者(Founder),创业三四年之后个人资产达到千万美元以上的不在少数。

硅谷地区也是美国个人收入最高的地区之一。

旧金山及其附近的地区的零售物价和房价也是美国排名第一、第二的地区。

4、人的积极性很高

事业的成功及一旦成功后的巨大利益是硅谷科技人员的工作动力。

在硅谷,三分之一的人每周工作41~50小时之间,即经常加班,有的每天工作10小时。

十分之一的人每周工作超过51小时。

在这里,人们对待工作的态度不是"有人要你好好做",而是"自己要想做得好"。

二、硅谷的人力资源机制

1、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组建企业

在硅谷,当创业者有了一项新的科技成果,甚至仅仅有了一个新的Idea,想进行商业化的运作,最直接的办法是开办公司。

这些创业者(Founder)会选择若干人组成一个班子,确立经营负责人(CEO)、技术负责人(CTO)等主要职务。

之后,大体上有二种创业方式:

一种是分二步走:

确定每个创业者的股份比例,自筹少量资金注册公司,进行前期研究开发。

到了一定阶段,需要进行较大的资金投入时,对公司进行评估作价,然后选择投资者,进行资产和资金的组合,办成规模更大的股份公司。

另一种更为普遍的办法是一步到位的办法:

首先对这个创业班子及赖以创业的技术成果,按其未来的价值进行量化,折合为若干创业股,班子里的每个成员,也要确定占股份额,并且要留出一定比例的额度给未来将加入公司的主要骨干。

这就是说,创业者们一开始就明确了自己的智力投入在未来公司中将以股权形式得以回报,他们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与公司的发展紧密相连。

2、大学——硅谷人才的摇篮

硅谷的起步和发展,得益于当地的大学特别是斯坦福、加大伯克利分校等点大学。

大家确实具有科技、信息、人才等多方面的优势,而过去我们对"人才优势",只是理解为大学有许多高层次的人才,是一个智力资源库,可以源源不断地创造出大量高科技成果。

硅谷的大学已经成为创新者的摇篮。

许多大学不但鼓励科技人员进行技术创新,并且进一步实施了许多鼓励科技人员创立科技产业的政策。

以斯坦福大学为例,这些政策主要有:

(1)允许教师和研究人员每周有一天到公司兼职,从事开发和经营活动;

(2)允许他们有1-2年的时间脱离岗位,到硅谷创办科技公司,或到公司兼职,学校保留其职位;

(3)教师在学校获得的科技成果,由发明者本人负责向公司转移的,学校与其签署许可合同,所获得的知识产权收益,学校只提取10%~15%;

(4)学校的应用性成果在1年之后仍未向企业转移的,发明者可自主向企业转移,学校一般不再收取收获回报。

这些政策实施多年来,已经比较完备,并有专门机构(如知识产权办公室)来负责合同的签署和管理。

这些措施一是可以大大提高科技人员的创业积极性,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二是保持了这些创业者们与学校的联系,可以不断地从学校这个科技源泉中吸收新的营养;三是这种创业过程对教师和科技人员来讲,也是一个开阔眼界和知识更新的过程,这对于他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都是十分有益的。

大学的教授,大部分都有硅谷公司的兼职。

表面看来,学校从这种以人为纽带的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直接经济收益并不大,如斯坦福计算机学院,每年仅100多万美元。

但是,一但创业成功,这些创业者们首先想到的还是以捐赠的方式回报学校,而且往往是十分慷慨大度的。

当然,这些鼓励政策,要以一套完备的教师工作量和工作业绩的考核办法作为基础。

3、制度的创新

有了新创立的企业接着就会面临怎样让企业生存与发展。

在硅谷,一旦企业创立后就非常重视企业内部的制度创新。

即科技发明的创新,产权制度的创新。

在硅谷,中小企业非常注重提倡个人产权,以个人为基点来发展事业,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些都早已写入美国宪法。

所有企业还特别注意在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方面的不断创新,以形成各自独特的现代化企业文化。

4、良好的合作竞争氛围

硅谷的成功是系统各组成部分相互竞争和合作的结果。

企业内部各单位、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大学、企业与行业协会之间都是相互开放的,同行业的企业在相互竞争的同时又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市场与技术方面的信息。

硅谷的公司结构不是大而全、小而全,而是专业化和相互兼容,这种开放型的生产方式有利于快速的技术革新;硅谷的人才流动频繁,跳槽的情况经常发生,人才市场的组织使企业员工相互之间对市场和技术有着充分的交流。

 

澳大利亚科技人才管理方面值得学习的地方

在过去的20年中,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

这与澳大利亚政府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紧密相关。

本文通过研究澳大利亚在科技创新投入,创新环境等方面的策略,提出了对我国科技创新管理的借鉴意义。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给各国带来的冲击以及各国政府对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的重视和支持、已经将科学创新和技术发展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对于政府来说,如何有效地对科技创新进行管理和引导,是其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

澳大利亚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农业、空间技术、生物技术、地学、天文学等领域的研究和开发水平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迄今为止,澳大利亚共有9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

2000-2004期间,澳大利亚空间技术方面的期刊被引证数是世界同领域期刊被引证次数是世界同领域期刊被引证平均次数的1.37倍;1996-2001年间,澳大利亚向EPO(欧洲专科局)申请的生物技术方面的专利数据OECD国家第三位,是OECD国家平均数目的1.79倍。

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与其政府逐年增加科技投入,优化科技发展环境,重视培养和吸引创新技术人才紧密相关。

一、澳大利亚科技投入的特点

一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是与其科技投入紧密相关的。

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创新,尤其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

澳大利亚政府在分析了国际和国内形势后,十分清楚21世纪的科技发展走向,明确了要致力于使本国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知识经济强国的目标,因此,澳大利亚在科技创新投入方面显示了如下的特点:

1、澳大利亚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图谋逐年增大。

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是指政府通过预算和特别拨款对科技和创新的投入。

在过去的20年间,澳大利亚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占澳政府总支出的比例总体上呈逐渐上升趋势,由1983年的2.24%到1990-1991年的2056%到1998-1999年的2.61%、2005-2006年,这个比例到了2.76%。

2、科技投入主体逐渐由政府过渡为企业。

一个国家在科技创新的初级阶段,科技投入往往主要来自于政府随着本国科技水平的发展,政府和企业都会逐渐认识到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从而政府会采取一系列的优惠措施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鼓励企业投入的主体以后,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发展才能真正步入快车道。

在过去的20年间,企业在逐渐取代政府,成为对科技创新贡献度最大的部分。

澳大利亚政府、企业以及各部门对R&D的总投入都是呈上升趋势的。

与此同时,企业对科技创新投入占国家总投入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大。

企业逐渐成为了创新活动中的主体。

二、澳大利亚政府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政策支持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澳大利亚政府在逐渐加大对科学创新投入的同时,将行为重点也放在了对科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的政策支持上。

澳政府通过相匹配的政府策略,诸如加强政府间的协调、税务方案、人才培养与吸引策略等,支持新创意和新方法,确保政府经费的有效运用。

1、设立首席科学家制,确保政府决策的合理性。

澳大利亚政府认识到,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正日益增强。

为了加强联邦政府对于科技发展的协调和科学决策,促进科技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澳大利亚经济和社会发展,霍华德总理于1997年12月18日宣布成立总理科学、工程和创新理事会(PMSEIC)。

总理科学、工程和创新理事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就重大科技问题向政府和议会提交有关科技和创新方面的咨询报告和政策建议报告。

同时,为了制订科学的科技政策、计划、征询更为广泛的意见,特别是从企业、研究人员中获取广泛的意见,澳大利亚设立首度科学家制。

首席科学家职责广泛,反映了政府更好地将科学、工程和创新资源集中到国家的优先发展目标。

2、成立科技协调委员会、加强政府间的科技协调工作。

澳大利亚科技体制的特点是高度分散多元化、分级负责的责任制、以政府各部门自行制定科技活动计划和安排为主。

这种体制,一方面充分反映了科技活动的特性,具有竞争性和灵活性,但另一方面也导致部门之间研究工作的遗漏和重叠。

因此为了加强与科技有关的政府部门、科技机构间的协调,澳大利亚于1989年5月成立了科技协调委员会(CCST),该委员会将澳大利亚的有关政府部门以及科研机构或组织的领导组织起来,加强信息交流、战略性考虑以及有关科技活动的协调,以作为总理科学、工程和创新理事会(PMSEIC)的工作补充。

此外,澳政府还加强了联邦同各省政府间在科技工作上的协调和配合,共建研究设施,集中资源用于国家科技优先领域的研究。

3、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

(1)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大多数OECD国家对商业研发投入都有特别的税收对待,如直接将企业研发投入的税收费用减免。

这些减免措施被当作鼓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直接措施而采用。

OECD国家采用了专门的指标来对比不同国家对研发投入税收减免的水平。

在25个OECD国家中,澳大利亚对大型企业的税收优惠排名第11,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排名第12名。

具体来说,如自2001年7月1日起,澳政府规定对新增加的研究与开发的投入部分将给予175%的奖励性税务减免。

截止2004年6月30日,共有4981家企业登记享用了这一政策优惠,比上年增加7.4%。

而且,仅2005年一年,澳大利亚政府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税收减免就达4.91亿澳元,占当年GDP的8.9%。

与些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企业充分利用研究开发投入让税政策,开展创新活动,政府还加强了对让税政策有益性的宣传,简化了申请手续,延长了申请时间。

(2)改革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

为改进澳大利亚知识产权管理、利用和保护,澳大利亚成立了知识产权研究中心,重点研究与知识产权管理,宣传等有关的政策问题。

研究中心主要由经济、管理、法律、科技等方面的专家组成。

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在4年内为其提供了400万澳元的经费。

同时,澳大利亚于2001年5月24日起设立新的“创新专利”,替代原有小发明专利。

这种新创新专利将采用相对比较快捷和容易的方法来保护知识产权,保护那些不符合以前专利体系发明要求的创新和新技术,并将创新专利有效期改为8年。

(在此之前的小发明专利有效期为6年)。

4、加大高等教育投入,致力于培养和引进高级人才。

研究人员是科技创新投入中的重要因素。

中高级研究人员的增加可以直接带来一国创新水平的提高。

近几十年来,澳大利亚政府加大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投入,培养和吸引中高级研究人员,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是一项可以通过培养人力资本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提高的投资。

1978-2003年间,澳大利亚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并呈现出了上升趋势,在OECD国家中也属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如此巨大而且持久的投入带来了澳大利亚劳动力水平的显著提高。

我们可以采用研究人员数占总劳动力的比例来反映一国中高级人才的实际数量以及人才培养策略的实施效果。

2002年,澳大利亚每千名劳动力中研究人员数为7.9人,在OECD国家中居前列,高于同时期OECD国家平均数(6.3人)和EU-15平均数(5.9人)。

同时,澳大利亚政府也调整了其移民政策来吸引技术娴熟的信息技术人员来澳发展。

澳大利亚现在正步入老龄社会。

1998年,10%的劳动力在55岁或以上,预计到2016年会增加到15%。

由于每年的退休人数都在大幅度增加,因此预计每年的劳动力增长率将由1998-1999的1.6%降到2015-2016的0.4%。

而根据历史标准,到2016年人口增长率预计会很低,而且会继续下降。

因此,澳大利亚长期以来采取积极的移民政策吸引年轻有才干的移民来澳工作。

例如,澳大利亚将ICT职业长期作为重要专业人员,及时办理申请入境手续。

同时,在澳大利亚获得ICT资格证书的海外留学生在澳大利亚居留的条件也将放宽。

这些措施使澳大利亚中高级技术人员净流入量逐年增加,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澳大利亚发展事业。

2001年,澳大利亚高级技术移民占全国高级技术人员的比例为40.4%,仅低于卢森堡,居OECD国家第二位。

澳大利亚在自身加强培养各类高级人才的同时,还以十分优厚的待遇和极其优越的条件吸引国际一流人才为澳大利亚的建设和发展服务。

“澳大利亚奖学金计划”(AustralianScholarships)是澳大利亚政府为加强澳大利亚与亚太各国的教育合作关系、提高亚太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而实施的一项新举措。

自2006年7月1日起的5年间,澳大利亚政府为亚太地区学生提供的奖学金名额将比以往增加一倍以上,澳大利亚政府将为来自亚太各国的1.9万名学生提供总额为14亿澳元的奖学金资助。

通过奖学金计划,澳大利亚不仅培养和留住了本国的优秀研究人员,而且吸引了杰出的国际人才。

澳大利亚政府从1989年开始实施学生贷款政策——“高等教育贷款计划”,该政策针对经济困难学生在学费和贷款上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条件。

2007年,为了使更多成年人进一步进行高等教育和培训的学习或重返校园,以获取适应快速发展的工作场所要求的高等技能,澳大利亚政府将学生开始偿还贷款的年收入标准由25348澳元增加到了39825澳元。

于2007-2008财政年度毕业的学生在工作后年收入达39825澳元时开始偿还其HELP贷款(HigherEducationLoanProgramme),此无息贷款将通过税务系统自动偿还。

此学生贷款机制不会强迫贷款人在不具备还款能力的情况下偿还贷款。

如果贷款人一直未能达到还款的年收入标准,澳大利亚政府将通过税收来承担其所贷款项。

新政策还规定从2008年1月1日开始,25岁及以上获得澳大利亚助学金的学生可以获得全日制学习和培训的生活开支补贴。

澳大利亚政府将在未来4年内为该计划拨款8700万澳元。

此计划2007-2008年预算将有多达1.1万名成年学生可以从中受益。

5、大量技术移民弥补人才缺口

澳大利亚目前正处于技术人才紧缺的局面,因此,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决定继续坚持大量吸纳移民政策,在吸纳永久移民的同时,继续坚持和完善临时技术移民签证政策。

根据澳大利亚移民部的计划,2008年澳大利亚的总体移民人数将超过30万名。

在澳大利亚就读计算机、会计、工程类、建筑类、语言类等澳大利亚紧缺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只要在毕业前考到雅思每门七分的成绩,毕业后就可免工作经历直接申请技术移民。

由于西澳及昆州的采矿潮,导致澳大利亚劳动力紧张。

故而在增加的移民配额中,有3.1万个技术移民配额,以期达到弥补劳工紧缺的需要。

西澳的技术人员奇缺,未来十年需要40万名技术人才,为此,西澳州移民中心会为符合条件的技术移民提供州政府担保,获得州政府担保的申请人可以快速申请移民并获得十分加分。

6、CRC计划

澳大利亚的科研成就获得了世界的公认,至今已有12位澳大利亚人荣获诺贝尔奖。

澳大利亚鼓励其政府职员、科研人员和商业人士之间开展多层次的合作,有很好的鼓励科研开发的政策,先后成立了许多科研机构和单位,统称CRC合作研究中心。

澳大利亚目前有67个CRC,几乎每个CRC都是众多单位的结合体.参与的单位有政府机构、大学、各科研机构及企业等。

每个合作研究中心每年有200万澳元的财政支持。

此外,每个合作研究中心每年还从大学、研究所、企业得到大约200万澳元的科研经费。

合作研究中心吸引了各国许多优秀的研究人才为澳大利亚的科技发展服务,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合作中心既是人才的聚集地,又是科技成果的生产基地,已成为澳大利亚技术创新的中坚力量。

CRC计划的实施,有力提升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创新能力,加速了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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