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社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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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1934年11月23日~30日共七天的）

《匪区之追击与清理》

【《大公报》；1934年11月23日（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夏历甲戍年十月十七）；星期五；第123本，第324页；第二版】

近来剿匪工作，已集中于追击与清理。

追击方面，重心在于湖南；清理之事，则江西福建，均在积极进行之中，而江西匪化最深之宁都，石城，兴国，瑞金，雩都，会昌六县，行将划为特区治理，尤征当轴重视清理工作不在追击军事之下，吾人于此，愿更贡献所见，或可供万一之参考。

查赣匪之终必突围西窜，早在识者意计之中。

本年六月，何X（看不清）特作广州之游，最大任务，即为晤商粤桂军事领袖，预谋赣匪脱围后共同堵截之方略，此系一公关秘书，至今尽可复按。

自八月萧克股匪，突出赣南，赣西以进湘南，间道入黔，卒抵川黔边境，达到其会合贺龙之目的。

世人因是对于湘粤军之能否截击共匪主力窜往湘川，重恢疑问。

迨十月下旬，赣匪主力，逐渐自赣县上游，出南路军防地之信丰，南康，大庾等处，进陷崇义，十一月一日复窜达湘边汝城，经湘军迎击，幸未得逞，乃又回窜粤边，绕道以入湘之宜章临武而据之。

窥其意殆欲经郴州耒阳宝庆武冈。

突出湘西，以入川黔，幸而国军兵力甚厚，宜章临武，先后经湘粤各部队收复。

本月十六七日李宗仁白崇禧复赴湘桂边布置防务，预料此次赣匪主力，不易循萧克故道，远走黔川，然而所可虑者，国军现在皆以全力布防湘南，而萧贺合股以后，虽一度进陷四川之酉阳，随即弃去，移师湘西，突入永顺，其地距辰沅仅二百数里，故昨日外讯，湘西外国教士，已奉有警戒命令，准备避难；抑贺龙之于湘西，纵横出入，不计次数，现在合萧贺之力，固不难走慈庸以窥常德，威胁长沙，脱曰不然，顿兵湘西，亦足以在可虑也。

吾人犹忆萧匪脱围以后，国军尾追，捷报迭至，结果则萧贺卒合，损失甚微，即最近进陷四川酉阳，亦属川军放弃。

据闻匪军未到酉城前数日，驻军田部一带，幸另一部队之旅长达某闻警驰援，萧贺乃仓皇退出，而田部竟贪功诳报，克服酉阳，实则真相恰得其反，驻军如此，匪祸焉得不烈？

以此为例，则湘西陈渠珍之惟知养兵害民，无力剿匪，又正与不肖川军之经过，即不啻为铁的事实之说明。

政府今日对于剿匪之追击，如仅知侧重湘南，粤桂两省仅求送匪出境，则湘西之贺萧，得地利人事之便，足以破坏政府也。

对于收复匪区之清理工作，重要与追剿相等，而困难则更过之，盖追剿之事，只须计划周密，则土共之搜捕，灾民之救济，秩序之恢复，思想之纠正，在在需欤，事事缺人，实较用兵作战，艰苦不止倍蓰。

吾人试观鄂豫边区，平定已历多时，而清理迄未就绪，方在用兵期间，民在倒悬，人心振奋，工作易于督进，政令不难推行，一旦完全收复，则工作难免不由紧张而松懈，人心难免不由希望而缺望，加以土共种子，播在民间，错误思想，牢不可破，善后办法稍有适当，则求全之毁，失望之声，立可传遍民间，重为政府之累。

吾人因是主张，对于收复匪区，概宜特别治理，不仅闽赣如此，即收复数年之豫鄂皖匪区，亦宜重加治理，或就山川险要，另划省区，或按地方情形，直隶南昌行营指导，要之非多用干练人才许令便宜行事，同时于财政特予辅助，则清理工作，断难有济，且亦无以收复匪区之百战将士也，愿当轴其深念之！

《覃振氏改革司法意见》

【《大公报》；1934年11月24日（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夏历甲戍年十月十八）；星期六；第123本，第338页；第二版】

近年各方面对司法改革，颇多注意，除法院编制法已经修正为三级三审制，准备实施外，关于法典则民法已全部公布施行，刑法亦将作最后决定，民刑诉讼法亦正同时改革，方在立法院审议之中，其他如法医人才之养成，法曹风纪之肃正，新旧监狱之整顿等等，皆经主管院部努力进行，迭见文报。

最近司法院居院长兼管司法行政部务，发表通令，内容虽涉空泛，辞多剀切动人，而该院副院长覃振氏奉派出洋考察司法，于二十二日回抵南京，过沪之时，曾以书面具述其改革司法之具体案。

查中国旧日以德化礼治为最高理想，故轻视法制。

自清季取法日本，改革法律，实则大率沿袭大陆诸国之成文法规，手续繁重，条教复杂，幸而法官登庸，限制綦严，人品较为整齐，究视行政机关之罪恶为少，所惜者法律与社会不相合，人才与职责不相应，而环境所囿，亦往往阻碍司法权力之运用，以致法院威信，迄未充分树立，转以办事稽滞，为世诟病。

平心论之，司法固应改良，而方策亟须检讨。

今姑以谭振氏所举各项言之：

（一）组织法律改造委员会之议，吾人亦认为有必要。

良以法律不能纯为理想的产物，而须有事实作为背景，具历史的渊源，一经制定，且非假以相当时日，不能范成国民的法律意识，而予以强制推行之力量，是故各国民刑法典，决不轻于改动，法院组织亦不妄事变更，今如罗致法曹界经验宏富之人才，会同新旧法学专家，融合中外，针对现实，作改革法律之重大研究，非有绝对自信，不宜轻于提案改造。

此等机关，重在调查研究，具有悠久性质，殊无碍现行法制之施行也。

（二）修改民刑诉讼法，已在进行，其目标亦在缩短诉讼时间，节省诉讼费用，惟此两事是否仅赖修改诉讼法即可办到，吾人不能无疑。

（三）试办陪审制度，此为国民参与司法之一种组织，日本年来试行，并无良果，中国一般社会能否善用此权，不致转碍审判之进行，实是问题。

（四）提高法官待遇，此点吾人完全赞同，惟中国现在各地法官，实领俸给，并不一致，窃意第一步宜使法官俸额，按照官等，归于一致，保障其不折不欠，第二步方可言及提高待遇。

（五）试办巡回审判，此事吾人相当赞成，查甘肃近年已经试办，亟应调查实况，从长研究。

（六）法官服帽之改正，此属末节，只须服色划一，庄严郑重，任何改正，均无不可。

（七）限制律师资格，此事吾人极端赞成。

近年律师开业太易，品流太滥，早应取缔，今后宜一面严限律师资格，一面尊崇律师待遇，凡执行辩护职务，满若干年者，得任为高级法官，利其经验，使掌审判，此外社会其他公职，亦可对律师特别优待，俾老成干练之法律人才，在社会多得显露头角之机会。

（八）酌采流刑，此事实行困难，且易滋流弊，吾人未敢苟同。

（九）监狱整理，此亦应办之事，惟新式监狱，每嫌费用过巨，吾人主张就各地已有之旧监狱，尽量改良，首当合乎卫生，便于戒护，不必多造新监，重增国家负担。

以上系就覃氏意见，请略述之，并请国人参考。

一，中国之司法之为世人诟病，一为人的关系，一为法的关系。

盖缘立法之人，不尽明了立法的对象之实况，以致规定条文，常与事实相疵谬。

如商业关系之立法，每由不明商场情形者杜撰，自无怪乎扦格难行，反为司法之累，其实此事固政府之过，而商界本身，轻视法律，不知预先研究，或要求参加意见，殆亦不能无过焉。

今后欲求司法有效率，法律有威信，必须各界民众，咸知重视法律，各就业务地位，注意研讨，促成妥善合用之法规。

至于法官则来自学校，只知理论，苟无折狱之天才，或具丰富之常识，则听断之际，自难洞澈情伪。

吾人主张今后法律教育，必须改良，教授人选，务取严格，与其一味贯注理论，生吞活剥，不如采取法庭判例，用为讲授之研究，庶令学生了解有素，一旦身当冲，不致茫然无所措手。

再于训练新法官时，侧重讼诉实习，一如医生之临床试验，则一经受命决狱，已具相当能力。

法官既好，则司法信用，自亦随以增进。

二，司法不过国家权力行使之一部，虽曰法权独立，初非与其他政治机关，或一般社会相隔绝，如素行之调查，证据之搜罗，邢余之感化，在在与行政尤其警政机关，社会团体，有密切关系。

中国法院，向感孤立，今后非与政府各机关及整个的社会组织，打成一片，不能发挥司法效率，补充法院职能，此事固须法界善后联络，亦须各方面好意扶持。

三，中国司法效率固不佳良，而最令人遗憾者更在法官精神萎靡，缺乏振作，如检察官本系代表国家，主持正义，乃于检举犯罪之法定职权，多年来几等放弃，此外审判官之能公正勇毅，执法不阿者，亦不多见，法院之缺乏信用，此亦一因。

吾人以为政府既一面整顿法界之风纪，一面更应奖励进司法官守正强项之风节，苟有少数骨鲠非常之士，拥护司法独立之精神，则法曹声威，必为一振，此点窃望司法界努力，更望政府从而为之优容涵养也。

以上三原则，果能办到，则司法改革，基础树立，覃氏所提各项，不难二实现，原热心拥护司法独立者，其善图之。

星期论文：

《政府与提倡道德》

【《大公报》；1934年11月25日（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夏历甲戍年十月十九）；星期日；第123本，第368页；第二版】

政府应不应该利用他的特殊凭借，去提倡他所认为道德的，本是一件向来有争论的事。

除去极端的自由论者和宗法主义的国家，大约都取一种中间之路。

不过，在欧洲的这个争执是有一个明显的体态的，即是政治与宗教之关系，即二者之间分合的程度，在中国则以本无所谓“建置的教会”及宗教义之故，所以凡是政府所提倡的道德，每每不外下列两事：

其一，宗法时代的仪文及其相关联物事，其二，法律所应当制裁而在中国则不能制裁的，转去乞灵于所谓道德，就前一项看，每似无知之表见，就后一项看，更觉无聊了。

所以自民国成立以来，每次政府在那里制礼作乐，太息于世道人心之日下，而以一纸空文提倡道德，不特在正面所得结果直等于零，且在旁面适足以助威伪善与虚饰之增长而已。

政治责任与道德本是一个大题目，在这样一篇短文中我不能将纲领说得明白。

现在但举出几点来讨论。

第一，近代国家决不能以宗法主义为建设国家组织社会之大原则。

故凡宗法制度所谓道德之崩溃，每是新时代之国家新时代之经济所形成，正不必过为忧虑。

在这些地方，政府只好任时代之自然演进。

例如女子的贞操，本可不必成为道德问题，其所以成为道德问题者，本是男权社会所造成。

这件“道德”，要依女子的经济地位之变动逐渐改化的。

又如女子对于父母的独立性，近二十年来再都市大大改变了，在乡村尚不曾有实质的改变。

这个对映，明显得经济变动为道德变动之原因。

道德变动之类乎此者，既非政府的力量所能左右，更非具有近代社会学知识者所应痛心。

第二，所谓公德与私德之分，本是一个绝对不通的流行观念。

设如所谓德者，其作用不及本人一身之外，这简直和一个人的饮食衣服居处的习惯一样，只要不扰乱到别人，便只是他个人的癖性，其中无所谓道德不道德。

设如所谓德者，其作用固及于本人一身之外，这便是与公众有关的事了，这便是公德了。

以前的中国社会，本以家为组织单位，所谓国家者，不过是运用征服全能之上层绳索，所以在家庭中之孝弟，在朋友间之忠信，是道德系统之重心，而为公忘私，为国忘己，虽未一般作道德论者所提倡，且为不少理想家所实践，终不成为民众心理上道德之重心。

所以损己而服公，在西方富有国民训练的民族中，行之甚易，而损公益己，在我们这样缺少家族以外之锻炼之社会中，改之甚难。

我们所缺少者，是近代国民之必要的公德素养，包括着为国家送自己的性命在内。

认清这一点，则政府与其费许多口舌，提倡些社会习俗中的道德，毋宁利用政治的及法律的权能，陶冶国民的公德。

这话即等去说，用政治屏斥一切危害公德的，用法律干涉一切破坏公德的。

欧美先进国家之国民训练，本是经过一个长期的政治与法律的陶冶，陶冶既成，才能以畏法为向义之门，以服公为克己之路。

即如“礼义廉耻”的口号，在上位者登高一呼，自然有无量在下位者四面一应。

应自应，而无礼，不义，鲜廉，寡耻，未必一一仍旧。

尤其大的患害是一般原来鲜廉寡耻者，作此等呼号不已，仿佛此处在这呼号之下，仿佛他也不算真的鲜廉寡耻者，这直不啻为此辈添一层护符。

所以在位者若真的想提倡礼义廉耻，口号是没用的，只有自己做个榜样，把自己所能支配的无礼，不义，鲜廉，寡耻之徒，一举网尽弃之。

古来有句格言，“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

教书匠的作用还是如此，何况还用政治之权能者？

政府真的想提倡德义，只好先作一个澄清自己的榜样，也只须这么一个榜样，就够了。

第三，中国人所缺乏者，是国民训练，不是抽象道德名词。

抽象道德名词有时自然也很有用处，抽象名词之训练自然也可以在千百个口头禅中得到十一之忠实信行者。

但这个究竟不能普及于大众，且在锻炼有效时分意识上总带些意气性，在躬行上不易于有方法。

即如宋明晚年之理学，正是一个抽象道德观念之锻炼，甚效力固能使若干理想家为民族牺牲性命。

然而史书与大众差少若干，而且这些理想家在举动上又是乱来的。

现在不需要过于凌空的东西，而绝对需要坚实的普遍的国民训练，不需要道德的口号，而需要以法律及政治“纳民于轨物”之劳作。

请先谈法律。

古来所谓刑礼之不合，本是一种社会的畸形现象，而主张刑礼异趋者，又每是些懒用逻辑的坚儒。

柳宗元只得透彻，他说：

“其本则合，其用则异。

”看他那篇驳复书议之所论，真能一扫礼刑二元论者之误谬。

然则政府若果在人民的道德上有兴趣，正应以法律陶冶民德。

在立法上固应引进若干反宗法部落的，公民契约的，近代思想（这层颇能办到些），在执法上尤应养成服公从义的习惯，是是非非的良心（这层上却是毫无成绩）。

须知法律即是秩叙（应该是“序”？

原文照搬。

），即是训练，这是自罗马以来一切有成的国家的标准。

国民的训练者不是元首，不是辅相，不是大将军，而是公正的法官，这是英美法德诸国的历史事实。

若凭借法律的陶冶，将来的中国人公心发达，能做到“其子攘羊而父证之，”中国乃真的超越苏拉时代的罗马，而是一个十足的近代国家了。

请再谈政治在陶冶民德上的效能。

孟子说：

“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

”这话在现在啊可能了自然太简单些，然凭借居高临下的地位者，时机好，运用巧，有时真能移转风气。

不过，若想行得通，必先自己做个榜样，即孟子所谓“帅天下”，决没有自己向东，劝人向西，而人肯听的。

现在若以政治的力量提倡民德，真有好多事可以做，爱国心，服务心，廉洁的行谊，忧勤的劳作，一切等等，数不尽的。

只是这些好东西又都不是空口劝人便能做到的，必须自己立个榜样。

以我所见，自北平至南京，是不是有开代的气象，我愧不敢说。

我只见天下熙熙，天下攘攘，若不想到国难之深，民困之极，只见到公务机关汽车之多，公务人员应酬之繁，外宾招待之周，不相干的事计书的得意，也真够太平景象了。

如此的政治榜样，是能锻炼人民道德的吗？

如果一而如此“帅天下”，一面又以制礼作乐，昭显德化，我恐所增进者，转是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耳。

《论教育与职业》

【《大公报》；1934年11月26日（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夏历甲戍年十月二十；星期一；第123本，第368页；第二版】

全国考铨会议方闭幕不久，全国职业教育会议又将于十二月一日在京开会。

新成立的学术工作咨询处也正在加紧进行介绍职业。

教育与职业的关系，目前也很可以算为绞尽脑汁的问题之一了。

现在我们提出几项意见，供国人参考。

从枞的方面看，我国使用教育实有最早的历史。

前清同治五年便已创设福建船政学堂；到了光绪朝，天津及上海的电报学堂，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湖北矿务局的矿业学堂工程学堂等校相继创立。

这时的整个教育哲学，完全凝聚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内。

实业教育之后便有职业教育的运动，近年来生产教育的呼声有甚嚣尘上。

教育部并已明定提倡实科，贬抑文法的政策。

日前考铨会议闭幕宣言中也主张自国民二十七年起，专科以上学校的考试由政府主持。

目的盖均在使用学能致用。

这种趋势如说得过火些，便颇有以教育为方法，以饭碗有目标的榜样。

从横的一方面看，应用教育与文哲相较，所占的比例也已算不小。

据去年所得到的，二十年度专科以上学生，分科数目字看，工科占百分之九点三，理科占八点九，医占四点一，农占三点二，商占四点九，教育占九点六，法政占三十七点二，文艺占二十二点六。

法政科中有许多学法律，外交，国际法，银行学等极切实用科目的，又占大半。

所以纯习文史哲学的，并不见占全体学生中大多数。

中小学文实界限不很清晰，但中小阶级的职业学校也颇不在少数。

应用教育政策，在大体上自然还需要继续推进的。

不过有几种问题，我们也不能不预先加以考虑。

不然日后便会有流弊产生的。

关于提倡实用科学的方法，我们已屡加论列。

我们曾指出，实用科学教育最不可使之“学徒化”。

藉着科学教育，使中国人能捉到科学精神，养成科学头脑，方是我们最后的目标。

科学所赐给人类的技巧与力量，唯有用间接的方法才能得到，若只以近视的眼光，采取急于图功的手段，则我们唯有永远瞠乎西人之后，望尘莫及。

以考试登进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也不应采取狭隘的政策。

考铨制度如能竖立起来，本可以铲除贪污，可以增加效率，而更可以解决职业问题。

据统计，英，法，德各国政府所雇用的员工，全在一百四十万以上，美国合计联邦政府及各州政府所用员工，数目在二百万以上。

在英国，被政府雇用的人，几占全国有职业者的十分之一；在法国，占十四分之一。

现在我国政府公务人员，几乎全是由牍荐，援引而来，其中才称其职的固然未见得没有，但尸位素餐，蔽塞贤路的却仍是不少。

所以目前若过能做到淘汰无能，使能者得其职的地步，则大中毕业学生的职业问题，敢谓可以解决。

但是考试政策究竟应该怎样决定呢？

我们认为以考试开辟职业之路可，为职业去准备考试则不可。

换言之，整个的教育目标，须依整个的中国问题来决定；而考试文官的政策，这应为较“自由”的，较宽汛的。

英国六七十年来，依麦考莱的原则，始终采取这种较“自由”的政策。

文官公开竞争考试，只考验一般的知识水准。

新员任职后再加以训练，结果莫不良好。

英国能得到世上最好的文官制度，他所采的考试方法，与有功焉。

这种政策实有理由。

第一，少年在大学时可以自由地发展个性，毕业之后，如应政府考试而失败，仍有其他活路，而不致所学全成浪费。

这实是为社会保留推动力的一个最好方法。

政府一方面既可以选拔自己所需要的才能，一方面又可以避免霸占教育的弊病。

第二，较高级的事务官吏，也很需要有见识，有本领的人才，所以也必须到均衡的发展。

他们处理事务，时常需要适应能力，创造天才，而这些全是不能预授的。

因之，低级的机械的员工可以划定时间，加以死板训练；而上层事务官员则必须先受自由式的教育，养成高度的适应性方足胜任。

这同时也应该是整个教育的目标。

应该牛津剑桥的学生所以能出人头地者，便由于先已养成一种对环境的适应性。

是应英国文官考试虽在急于求得专门人才，反常能得到优秀的份子。

要之，职业，考铨，与教育，当然须取的极密切的联络。

但教育却须有他更远，更大，更完整的目标，和历史的与民族的使命。

他同时自然也该增加个人谋生的能力，提高全国生产的力量，但无论如何，教育不该弄成解决职业的手段！

《英日妥协声中之英国》

【《大公报》；1934年11月27日（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夏历甲戍年十月廿一）；星期二；第123本，第382页；第二版】

由目前之伦敦海军谈判，世论多有英日同盟行将复活之虑，吾人曾于本月二十日社评“英国态度与远东大局”文中，就远东利害观点上，指出英日妥协之非不可能，俾国人晓然于三国谈判并非与我漠不相关，而宜知所戒备。

观近一星期来之伦敦谈判，情势依然暗淡，英日妥协之谣仍飞腾于国际间。

日前英枢密大臣包尔温氏在格拉斯哥演说远东问题，谓“使余一日在政府中居负责之地位，在英国得悉美国之意向前，则余决不核准实用海军参加任何地方发生之任何战争。

”自系为辟此种谣传而发。

又据日前伦敦电讯，英外相西门向日代表松平表示，“在成立之海军或其他协定中，必须考虑中国之利益。

”实为当然之义。

英日妥协之说，本为世人之一种疑虑，以中国所处之地位，尤为关切。

然国际关系每视目前利害为转移，吾人固不信英日之终必妥协，亦不敢因包尔温西门二氏之言而释其疑虑。

吾人除望英国坚持正宜公道外，茲更就英国本身之利害，一论英日妥协之不智。

英日同盟复活之说，揆厥由来，基于目前利害者半，基于历史感情者亦半。

英日两国过去曾有继续十年之同盟关系，至今犹为两国部分人士所歌颂，茲当日本寡助英国踌躇之际，此说因以复起。

然试检过去英日同盟之历史，曾造成一气吞全宇之日本，英国所得之利益均不出消极的范围。

一九零二年之第一次同盟缔结甫二年，日俄战争即起，日本曾以同盟之威力战胜强俄，租旅大，攫满铁，割库页半岛，大树侵略中国之基。

至于英国方面所得之利益，只消极的打消俄法同盟之威胁，远东利益略事稳定而已。

此次盟约第一条，赫然规定“两缔约国承认中国与朝鲜之独立，声明两缔约国在中国及朝鲜境内绝无侵略的趋向。

”其结果如何？

日本不特积极侵略中国，且对朝鲜四其并吞之谋。

及一九零五年二次同盟，英国只消极的求印度之安全，日本则将朝鲜并为己有，并进一步的垄断中国之东北。

英美曾拟共同投资建筑新法（新民屯到法库门）铁路，而为日本打消。

盖英日盟约中虽有“机会均等”之规定，日本则已视同具文，而以中国之东三省为其禁脔矣。

及一九一一年三次盟约告成，越三年欧洲大战爆发，日本虽以英日同盟之名义参战，而其真正的的在攫夺远东霸权。

夺青岛，占山东，对中国提出有名之二十一条要求，并进而要挟英国承认其割让山东及南洋群岛之领土权。

此以往英日同盟之历史也。

就此一本历史账加以清算，则英日两国各何所得，岂不了然？

此段历史，只见日本之称霸远东，而英国在远东方面之利益固有退无进也。

英文京津泰晤士报近有一社评，谓英日同盟曾保障朝鲜独立，卒被日本吞并，认为英相沙立斯百瑞（Salishbuy）受日本之骗。

信哉，英日同盟之为一大骗局也。

就以往而测现在，其势尤显。

以往日本尚戴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假面，今则赤裸裸的标揭亚洲门罗主义”。

即使英日妥协之后，英国能在日本霸权之下，获得不侵印度之允诺，以及在中国市场内分其呼余，主奴不分，业已显然，更安知日本不作再度之变局乎？

譬如关于伪国问题，进来英国一部论者颇为日本张目，其谓“吾人佯以为满洲国不存在之举，将再维持许久耶？

”斯真愚蠢之至。

盖所谓“满洲国”者，非世人以为不存在，乃本无共物，而日本佯以为其存在也。

朝鲜昔本未曾独立，乃日本佯以为其独立也，而最后日本吞并以去。

今日之事，较昔尤显。

英国果追随日本之后，承认其傀儡，更进一步垄断全华，摒美挤俄乎？

则其受骗必较以往为尤甚。

试思日本之“亚洲门罗主义”实现后，勿谓远东利益，苏彝士运河以东尚有英国之立足之地乎？

世人对以往英日之关系，每言日本为英国远东之守门犬。

实则此犬既曾饱吞门内肉，且将昂首以噬其豢主。

史实如此，以英国人之明，度能洞察也。

《国联最近之两种侧面工作》

【《大公报》；1934年11月28日（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夏历甲戍年十月廿二）；星期三；第123本，第396页；第二版】

国联之本来的存在理由，在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最大多数国家所需要之国际和平，其本来的正面工作应为调处国际纷争，减缩各国军备竞争及筹谋国际经济协进方法，此征诸国联规约及其十余年来之工作史而深信不疑者。

然不幸因战后各国国力之发展工作不均等，致国联正面工作迟迟不进，国际纷争调处工作则徒具形式，裁军方面则议论多而结果少，经济方面工作亦有名无实；迨一九二九年之世界恐慌发生，使世界各强国不得不采用以邻为壑的集团经济政策及集团政治政策，国联正面工作益难生效，其极。

遂依日本之因中日纷争事件宣告退盟而使国联调处国际纷争之工作几近停顿，依德国之因平等军备权要求不遂事件宣告退出而使国联之裁军工作在事实上几于无法进展，国联于是乃几于无正面工作可言矣。

然国联既为俨然存在之物，自不能不相当的表面活动，故在无法进行正面工作之时仍须努力其侧面工作。

茲所谓侧面工作者，盖指一切虽不能积极的改善国际情势，而最少限度尚能防止国际情势恶化之种种工作而言，如最近在国联裁军曾讨论中之统制军火制造贸易案，及正向国联提案之取缔政治逋逃之新例案，即其最显著之二例也。

吾人在国联已变成欧洲国联之今日以前，固早已希望国人不存在依赖国联之心，然同时亦希望在中国国力未有进一步的充实以前，国际巨变不遽发生，对于国联之侧面工作，仍觉有注视之必要，请就上述最近之二事，一抒己见。

关于最近在国联裁军委员会，由美代表提出之统制军火制造及贸易案及英外相在下院所述之英国赞成军火国际贸易之意见，已详见本月本报，读者当能忆及，茲不赘述。

以吾人所见，无论其谓统制军火之制造及贸易或仅为军火之贸易统制，此种工作对于打过或工业进步之国，除可依此相当的限制其在出卖旧式军火以添购最新式军火的过程上图之利益外，殆无真正的裁军之意义，盖一则今日国际战争上必需之军火数量巨大，其依赖于平时制造者远不及其依赖于战事工业之临时添造者之多，故对工业发达之大国而言平时统制军火之制造贸易，几于毫无意义；二则最近军火本身之构成日益精密化，机械化，因而其制造亦表面上受凡尔赛和约之限制，实则其军火之制造反较大战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