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女性形象.docx

《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女性形象.docx

《《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女性形象.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女性形象.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女性形象

初稿意见交流：

一：

题目有些笼统，需要再具体一点；

老师好！

鉴于您提出“题目有些笼统”的建议，我把原先我初稿的论文题目《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形象》给改成了“《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女性形象分析”，我觉得这样具体局限在张爱玲的某一部作品中的某一个人物形象身上，会比原先稍微具体一些。

二、论文没有标明注释与引用（这和参考文献不一样）

老师这回我的论文标的有注释，但具体格式对不对，怎么引用合适，还得麻烦老师予以指导和帮助。

三、摘要与关键词部分拟的不行；

这回我又重新修改了一下，麻烦老师再看下，辛苦您了！

四、正文部分论述逻辑与表述值得商榷。

有时间带上打印稿面谈。

老师，这是我根据您的初稿意见所做的第二次修改，肯定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我这次主要想跟你确定下来关于“张爱玲女性意识和女性形象”方面合适的论文题目，因为我觉得题目先确定好了，内容也比较容易具体化，所以麻烦跟辛苦老师了，再次向您表示感谢！

《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女性形象分析

12专升本外汉班杨倩倩学号120122001

摘要：

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张爱玲作品里面有对女性命运的精妙体察，渗透着作者本人清晰而自觉的女性意识。

作为一个用女性意识、女性话语写作的典型女作家，张爱玲对其作品中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的描述，都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审美感和创作观。

本文以张爱玲的代表作品《金锁记》为基础，以作品中女主人公曹七巧作为研究对象，在参阅著名学者理论和专著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运用例证法、分析法、归纳法等方法研究张爱玲在《金锁记》中所体现的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

关键词：

金锁记，曹七巧，女性形象

20世纪30、40年代，张爱玲作为现代中国第三代女作家的代表闪耀于文坛。

作为一名现代女性，她擅长以一双独立锐利的眼睛观察与体验着这个世界。

她在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和考查时，极其注意女性的权利与利益。

在创作内容上，她也偏向女性的内心独白与悲惨命运以及生存现状。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张爱玲的表达方式创作手法都带有明显的女性特征。

被傅雷先生誉之为“文坛最美的收获”①的经典作品《金锁记》，就是巧妙地利用写作这一方式,用含蓄而隐喻的写作策略,深刻地剖析了主人公曹七巧的情爱欲和财物欲被扭曲后所产生的破坏力,刻画了现代女性在旧式大家庭中痛苦挣扎以及沉沦的轨迹,塑造了一个性格乖戾的女性形象.

小说《金锁记》以二十世上半叶的上海为背景，描写的是一个有着不幸的婚姻遭遇的女子曹七巧以青春的欢乐作为抵押，带着金钱的枷锁在性压抑、性苦闷中煎熬以至于心理变态的故事。

小说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写了姜公馆二奶奶曹七巧的一天，一个女人的婚姻及生存通过对话、事件交待出来。

后一部分是七巧带着一双儿女分家单过后的生活。

这是作品的主题部分，也是情节发展中高潮迭起的部分。

矛盾冲突发展到极限，母子三人都向着精神的深渊滑落。

主人公的性格在这部中篇小说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由一个曾有青春泼辣的曹大姑娘变成了阴险毒辣凶狠的姜老太婆，下面我们就从曹七巧的女性形象和形成原因以及人物形象所流露出来的女性意识三个方面来对这个形象的文学价值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

人物形象

曹七巧身上所集中体现的女性形象有；

1．1被动无奈的可怜者形象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都处于一种父家和夫家的两难境遇中，她们无奈且被动。

曹七巧也不例外。

她们婚前生活于女儿家的闺阁，婚后则被落入媳妇的闺阁。

甚至婚后的闺阁把婚前的闺阁延伸至了更广泛的意义。

在一般情况下，身处在社会低位的下层女性们，往往却又都摆脱不了命途多舛的悲惨境遇。

在男性占主导优势的宗法父权的社会结构中，女人往往被作为一种商品，在传统上被男性中心社会视为一种使用价值功能，并以一种交换价值流动在男性联盟之间。

在《金锁记》中，曹七巧就在兄嫂的安排下，被充当物品许配给残废的姜二爷。

这种身不由己的命运抉择，势必会将曹七巧推向婚后压抑无趣的生活窘境当中。

这种被动无奈的可怜者一般都背负苦难，忍受痛楚，在男性欲望的视野里苟活。

张爱玲笔下的女人们始终都充满着情与物、灵与肉的挣扎。

无论是作为女儿的身份，还是作为媳妇，母亲，婆婆的身份，《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形象都以一种“非我”的思想意识，被动的生活在宗法父权的社会体系之下。

在《金锁记》，婆媳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还是落脚于“婆婆的儿子”与“媳妇的丈夫”之间，母亲担心儿子被媳妇强占，妻子又惶恐随时被丈夫遗弃。

她们都始终逃避不了男人和家庭的束缚。

曹七巧这一被动无奈的可怜者形象在男性中心的经济剥削和性别政治压迫体系中，被整个社会-文化运作动用性别与权力关系作为手段，构成女性歇斯底里的根源②。

1.2压抑分裂的疯狂者形象

在张爱玲的笔下，大部分的女性形象都被其用深刻的隐喻和象征手法刻画的入木三分。

被压抑的女性形象血淋淋的暴露于外。

她们面对现实，时而疯狂时而自虐，歇斯底里而又饱受压迫。

她们都普遍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对周围的世界忧郁而惶恐。

曹七巧等人为代表。

她们不被别人理解的抑郁情感逐年累积而无处发泄，因此也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她们极端而又疯狂的行为举止，她们善于将矛盾自我激化，在男性情欲的监控下，与社会隔离，将自我进行分裂，最后渐渐的把对自我欲望的追逐转化为对压抑的噤声。

在《金锁记》中，寿芝曾经有段内心独白，说，这是个疯子的世界，丈夫不像个丈夫，婆婆也不像个婆婆，不是他们疯了，就是她疯了。

对于芝寿而言，失序的婆婆，无能的丈夫，连带着自己也被压抑的失序化了。

女性心理摇摆于现实和想象之间，模糊而又清晰。

张爱玲为大众揭开了女性生活面带疮痍的一面。

她真实的掀开了女性黑夜里残忍冷酷的画面。

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手法讲述着一个个悲凉的传奇，营造了一个个阴气逼人的悲剧世界。

人性的自私卑鄙冷酷虚伪扭曲，在其笔下一览无遗。

而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确残酷与脆弱的，在其笔下也是无处不在.

1.3畸形变态的迫害者形象

曹七巧在《金锁记》中是一个迫害者的形象。

她迫害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她亲生的儿女。

七巧因得不到情爱而受到压抑，在压抑中她开始疯狂，因为疯狂她做出种种可怕的事情。

她百般破坏儿女的婚姻幸福。

在《金锁记》中，曹七巧对金钱、地位的追求，使她的人格一步步扭曲、异化，最终成为畸形变态的迫害者形象。

而且，七巧所重点迫害的对象都以同性女子为主。

曹七巧在对寿芝长安和长白的打压和控制中，显示了曹七巧的专属独霸地位。

在她面前，即使同为女性共同体，长安和寿芝也只能居于从属地位上。

长安虽然出生在一个令人窒息的家庭环境里，但是长安也曾经有过鲜活的生命力。

她曾想进洋学堂，也曾住过校。

她曾希望拥有美丽的爱情，只要长安冒起一点鲜活的人气，七巧就拐着弯儿务必要将它扑灭。

“住校么？

③”七巧借口小事就要去学校大闹。

长安只好缩回家来。

长安的浪漫幻想也被七巧跟童世舫一句：

“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④而完全断送。

扮演着一个疯狂母亲形象的七巧下意识的阻拦女儿对于爱情的追求，这与她当年被动嫁到姜家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

而七巧对于身边近亲的嫉妒报复和迫害中，也刚好体现出她自己本身被禁忌被剥削的人生历程。

高压下的病变意识，注定长安也是遗老遗少家庭第二代的共相，与《花凋》里的川嫦，《茉莉香片》的传庆，都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二：

形成原因

2.1：

金钱因素

在七巧不幸的婚姻生活里，金钱起了关键的作用，为了生存或不至于受穷，曹七巧把婚姻看作是自己唯一目标，以青春作婚姻代价，以金钱为最终目的。

在曹七巧的一生中，金钱第一次主宰了她，显示了它强大的力量，令她放弃了追求正常爱情和生活的权利，出卖了自己的婚姻。

其实，张爱玲很早就看到，穿梭于俗世繁华中的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藏着人性的暗疾，灵魂中蛰伏着一只只微小却执拗的“虱子”，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啃啮着真性情。

勇敢刚强直爽的七巧，突然进入了死气沉沉、勾心斗角的封建家族，而且嫁着一个废人，这个矛盾注定这是一个悲剧故事。

在姜家七巧因为处处遭到排斥和冷眼，所以她不断反抗，她执着的认为，拥有了金钱就可以改变一切。

后来丈夫和老爷相继死后，姜家分了家产，七巧终于得以脱离封建家族的桎梏——张爱玲把它比作是一把金锁——带着儿女搬到外头住。

在七巧的下半生，虽然没有了压抑的生活，而且有了经济基础，但是她的后半生过得并不如意。

旧时曾托以幻想的意中人三爷季泽来找她，她毫不犹豫揭穿了他的骗财的把戏，她又一次因为“黄金的枷锁”，把自己生命中唯一一点的爱情葬送了。

在经济层面上曹七巧对于金钱的信仰是直接造成其病态畸形心理的主要原因。

2.2爱情因素

曹七巧的悲剧形象不仅归咎于她对金钱的荒谬信仰和执着，也归因于曹七巧本人对爱情的依赖。

七巧人生悲剧的根源在于她不幸的婚姻，这种非常态化的婚姻直接导致了七巧严重的性压抑。

“更多的女性则必须要依靠男人的施舍才能生存，她们没有独立的条件与能力，必须依靠男性，因此总是那样的自卑，那样的惴惴不安，惟恐有一天被抛弃，她们深深的感到自己的渺小，只是在不满足中求满足，不安稳中求安慰，再不能忍受中忍受，难堪的苟活。

”⑤，蒋季泽是七巧最后一个怀有幻想的男人，爱情的绝望使得七巧的人性最终得以丧失殆尽。

在爱情上的得不到使得七巧对于男性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她喜欢自作主张的为自己和长安长白寿芝等人做关于爱和性的定义。

七巧在对待长白长安爱情婚姻上的插足和干涉，都折射出七巧高度的焦虑和不安感。

七巧对儿媳的疯言疯语，表述着她对欲望的一种诠释，而对女儿的言行则可以表示出她对婚姻的恐惧、反感和罪恶感⑥。

曹七巧的不安全感更多来自于其在情欲和性别上的多重压迫与剥削。

她嫉妒自己的女儿，拆散了女儿的亲事，腰斩女儿和童世舫的恋情；她刻薄冷酷、恶毒残忍，是个丧失人性的疯妇。

2.3性格因素

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女主人公曹七巧不合常理的对待自己和家人的畸形性格的形成，是性本能受到极度压抑而得不到宣泄和升华才导致了她人格的变异和人性的失落。

张爱玲很早就看到，穿梭于俗世繁华中的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包藏着人性的暗疾，灵魂中蛰伏着一只只微小却执拗的“虱子”，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啃啮着真性情。

曹七巧的出身就使她理所当然成为了一个个性粗暴、言语粗俗、内心自卑的女人。

她以摧残儿女的幸福为乐事,贪欲使她没有勇气和力量清除内心的“虱子”，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繁衍、长大、蔓延，直到将鲜活的生命吞没。

她自私，庸俗，尖利，碎言碎语，喜欢说唱道短、无事生非，这其实是一种消极畸形的性格色彩。

拜金、贪财是她的另一个性格特点。

她是金钱的奴隶，在金钱的枷锁下形成了敏感多疑的性格，曹七巧的心里随时都充满着怨恨和刻毒，她常挖苦别人，在失控中变得焦躁不安，以一种反常言行和病态心理来攻击挑衅别人并以此来获得暂时的满足。

在文明脚成为风尚的当时，她却给女儿裹小脚，然后给自己的小鞋塞棉花，变成文明脚。

她哄自己的儿子吃鸦片，打丫头、换厨子——种种匪夷所思的行为都展现了曹七巧的破坏和毁灭的欲望，以及对于他人幸福的怨恨。

2.4社会因素

“这个时代，旧的东西在崩溃，新的在滋长中。

”⑦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初的上海。

当时正是社会大动荡，新旧交替的时代。

而上海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是十里洋场，是殖民地色彩非常浓厚的都市。

人作为个体，生活在社会上，是有着它的社会性的，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这个环境就会对他产生一定的影响。

正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着双重的意识形态。

一方面，当时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封建专制制度在人们的生活境里根深蒂固，而这些制度所依附的封建思想早在人们的头脑里也形成了很深的影响，所以，它深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这是封建性因素对人的生存观、价值观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上海是一个开放型的大都市，外来文化首先迅速从这里侵入，可以看出，资产阶级黄金至上、拜金主义的观念也是从这里涌入，腐蚀人们的价值观念，这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冲击。

这两种意识形态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产生的矛盾力就推动着人们滑入更深的生活旋涡，走向腐化和堕落，表现出人性脆弱与悲哀。

曹七巧就是因为价值观念受双重影响，导致人性彻底迷失，酿成了一场灭顶之灾。

曹七巧对金钱的强烈占有欲，一方面当然是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金钱至上观念的影响，但最主要的还是封建性主义思想影响她。

三：

女性意识

3.1清晰的觉醒意识

在我国传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构架中，女性作为社会结构底层中的一员，一直处于边缘地带。

但是张爱玲作为受到“五四”运动思想解放的浪潮而的产生创作动机的新时代女性。

在她的作品中，女性意识是开始觉醒着的。

虽然，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有部分是丧失了自省能力的传统女性，但是却不可过分低估她们自我认知的自省能力。

在《金锁记》中，出身卑微的曹七巧被充当商品许配给残废的姜二爷，在人格和精神上饱受姜家的歧视。

“我娘家当初千不该万不该姜家结了亲，坑了我一世”⑧，面对复杂、沉重的压抑处境，七巧却主动努力的使自己怀孕想以此来抬升自己在姜家的家庭地位。

这其实就是一种女性意识的觉醒。

七巧畸形婚姻下导致的空虚无助，最终在女性意识觉醒的冲动下，从一开始的被动和别无选择，演化成了金钱和欲望的掌控。

3.2极端的反抗意识

《金锁记》这部小说是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性。

主人公被作者称为她小说世界中惟一的"英雄"，她拥有着"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为了报复曾经伤害过她的社会，她用最为病态的方式，"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随心所欲地施展着淫威。

张爱玲社交范围窄，朋友不多，知心者更少，她沉默少言，冷眼观人生。

在这样的创作心态下，其笔端塑造出如此的扭曲的人格，变态的灵魂，把读者引入她营造的苍凉的世界也是可以理解的，而这恰恰显示她的小说独特的艺术美感。

曹七巧在对待和她一样的女性主体采取相对竞争的排挤态度。

女性之间的这种紧张的关系，尤其特别表现在她和媳妇寿芝的婆媳关系，和女儿长白的母女等关系上。

这些关系上的不和谐、紧张、摩擦、牵扯、斗争、仇视、猜妒等现象，都一再加剧了女性群体思想意识的极端化。

曹七巧把身边的女性敌视化，互相冲突和攻击。

张爱玲以女人特有的敏锐,细腻和冷静的心智,较深地洞见了女性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挣扎。

曹七巧也完全是一个变态的恶毒的母亲，她“恋儿”、“嫉女”，年轻时在婆家受到人格的侮辱，没有享受到正常的爱情和婚姻，导致她人性严重的扭曲，见不得别人的幸福，连自己的儿女也不例外。

所以当她的一双儿女长大后，他们的幸福刺激了她内心的隐痛，曹七巧失去理智，把自己的不幸迁怒于儿女：

她嫉妒儿子、媳妇的亲热，千方百计的破坏他们的婚姻，最终将媳妇虐待致死；嫉妒女儿有了个较合意的结婚对象，想方设法拆散他们，并挑唆女儿吸食鸦片。

七巧和银娣的身份，从女儿到母亲，从少年到老年的人生历程，都一步步的从心理失衡走向人格精神分裂。

这其实就是一种作者笔下女性意识的一种集体潜意识无限扩展压抑的极端表现。

3，3独特的悲剧性意识

曹七巧的悲剧既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一方面，小市民情节严重束缚了曹七巧作为女性自由选择婚姻的观念，当时的时代背景迫使一位没有丝毫门阀背景的女性选择以自己的终身幸福换取荣华富贵，森严的等级观念更使得根深蒂固于曹七巧内心深处的自卑被深深放大，造成了她后来的癫狂。

金锁记的前部分可以看成七巧的压抑史，后部分则是迫害史。

曹七巧的一生是一个沉重的悲剧,她生命的悲剧在于她被金钱和欲望的枷锁锁住了一生,一个想尽方法成功的女人，最终走向了疯狂和毁灭。

这是一个弱者对社会的控诉，是一个充满幻想，希望通过自己的个人奋斗实现自己梦想的女人和现实的冲突、争斗，最终无法避免地走向失败的过程。

从“被锁”到“锁人”的过程中,七巧和长安母女两代人之间的冲突矛盾和疯狂也在一直延续。

一般来说，童年和少年的生活经历对作家的创作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都是观察的起点，创作的初源。

张爱玲生在一个前清官宦大族，父亲是个封建遗少，生活荒淫而性情残暴。

而她的母亲却是个新派女性，终因丈夫不和而两次出洋，最终导致离婚。

于是张爱玲的童年就是在孤独寂寞和后母的凌辱虐待中度过，纷争、暴虐，倾轧摧残更是这个家族的家常便饭。

于是就造就了一个有西，那就是“食”“色”的双重枷锁下，人从没有跳出过兽的圈子，她通过“深而不广”的视野，去揭示一个畸形扭曲的、又是习以为常的世界。

张爱玲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在很多小说里背景都是以半殖民地的形式出现，呈现出半殖民地中男女的情感纠葛和生活变化。

香港沦陷一事应对张爱玲影响极深，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她卖文为生，笔下难称壮丽，却独有一种求生者的细腻与尖锐。

张爱玲的矛盾性，即她的成长环境就可以看的出来。

作为一个在旧式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新式女性，张爱玲的创作格调既有淡淡的古韵，又有非常鲜明的世俗倾向。

她笔下绝大多数女性人物都不是清高傲物的，她们世故冷漠，善于洞察人情，善于争取利益。

这和她一方面接受西方文化教育，一方面与盘根错节的家庭关系纠缠不清。

而曹七巧正是作者笔下这样一个表现权力与质疑传统社会的典型性人物代表。

结语：

在《金锁记》中，曹七巧作为一个独一无二具有经典意义的艺术形象，充分体现出了张爱玲的深厚文学功底。

经济与欲望的压制使曹七巧由不幸走向畸形。

曹七巧的悲剧根源，离不开封建制度和金钱的黄金枷锁。

张爱玲以一个女人的细腻敏感，以一个天才作家的包容力与感悟，将笔触深入到曹七巧这个人物的内心深处，去审视她的灵魂，把她眼中一个具有变态人格的曹七巧活画了出来，使得曹七巧这一女性形象具有特殊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即使在今天，有关《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的分析也值得我们再三去进行探讨和学习。

参考文献：

1：

《想象张爱玲：

关于张爱玲的阅读研究》刘锋杰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6

2：

《新生代女性主义学术论丛——性别商业文学》杨虹等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3

3：

《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I》林幸谦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

4：

《张爱玲经典作品集》张爱玲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12

注释：

（11944年著名翻译家傅雷以“迅雨”为署名发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中称赞《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2《<金锁记>—儒家疯女的典范意义》

（3《张爱玲经典作品集》

（4《张爱玲经典作品集》

（5宋家宏《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创作》

（6《荒野中的女体：

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复仇的母亲：

姜长安与曹七巧的双重角色》）。

（7《张爱玲经典作品集》

（8《张爱玲经典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