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南宋书院极盛面貌及原因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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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南宋书院极盛面貌及原因分析

南宋书院极盛面貌及原因分析

摘要:

在中国书院教育发展史上,南宋时期书院发展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

南宋时期的书院数量大增,规模扩大,制度完备,内容充实,特色鲜明,影响显著。

南宋书院发展极盛，不是偶然，而是有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南宋以前书院文化的积累，书院办理经验的传承，江南一带书院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且原有旧疏远的支撑一系列的条件和背景,都促成南宋书院的鼎盛发展,成就书院文化的继续传承发展。

在众多的因素之中，有四点尤为重要的，也是南宋书院极盛的主要原因。

首先,官学的衰落是书院勃兴的直接原因，而科举制度的腐败是南宋书院勃兴的重要原因。

其次，两宋理学的发展和成熟为南宋书院的勃兴提供了文化学术思想条件,理学大师在书院讲学扩大了书院的影响。

此外,南宋印刷业的发达更为书院的勃兴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

以上种种因素共同造就了中国书院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关键词：

南宋；书院;极盛;原因

一、引言

在中国书院教育发展史上,南宋时期书院发展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

南宋时期的书院数量大增,规模扩大,制度完备,内容充实，特色鲜明，影响显著。

南宋书院发展极盛,不是偶然,而是有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当时由于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动,导致官学式微，政府办学无力,官学资源短缺，官学教学内容空虚，又追逐名利,成为科举的附庸,另外官学设置有限，而求学者又多，这就为书院的复兴提供了契机和空间。

另一方面，宋氏南渡,理学中心南移后,以扬时，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纷纷艺术院为阵地，著书立说，授徒讲学，吸引众多学者前来求学。

尤其是集大者朱熹，据史籍记载,他与近百所书院有关。

印刷技术的推进,使得图书印刷数量和质量都大幅度提高使得书院在藏书方面比前代具有更为优越的条件,能够做到有书买，有书读，有书藏。

南宋以前书院文化的积累，书院办理经验的传承,江南一带书院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且原有旧疏远的支撑一系列的条件和背景,都促成南宋书院的鼎盛发展，成就书院文化的继续传承发展，从而造就了中国书院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

二、南宋书院极盛之面貌

书院名称的出现始于唐代,但唐代的书院多为藏书教书之地，或私人治学隐居之地。

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起源于南唐时期的庐山国学，即著名的庐山白鹭洞书院。

北宋初年，讲学之风勃起,书院成为著名学者授徒讲学,培养人才之地。

书院发展到宋代取得极度的繁荣与兴盛。

白新良先生在《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中提到的，宋代共有书院515所,其中73所可以确考为北宋书院,317所为南宋书院,１2５所书院则分不出南北宋而只能笼统称为宋代书院，而唐五代时期只有7０所书院，还不及宋代的1/７。

南宋开创了书院历史的新纪元，出现了书院建设有史以来第一个高峰。

南宋书院15３年，共有书院442所,分布在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等11个省区。

书院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都为前面各个时期所不能及。

南宋书院的繁荣，不仅表现在数量大增，规模扩大，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制度上的进一步完备和教育传导、藏书、刻书、祭祀学派祖师、经营田产等成为书院的六大事业，表明书院已经成为一个功能完全并且可以独立运作的文化组织;内部的职事设置日趋合理,基本形成研究教学、行政管理、财务后勤、学生自治等相互联系的几大条块,说明书院的组织管理已臻完善；各书院开始制订并执行学规、规程、揭示等不同名目的规章制度以规范自身行为,宣示自己追求的目标与学术文化主张。

这种自觉的举措，是书院制度走向成熟最终确立的标志。

书院各种内部规制也更加细密与完备,以至于有不少学者纷纷到书院讲学,有志求学问的学生则纷纷聚到书院求学，从而使得书院超出官学之上而在社会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

三、南宋书院极盛之原因

南宋书院的勃兴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

南宋以前书院文化的积累,书院办理经验的传承，江南一带书院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且原有旧疏远的支撑一系列的条件和背景，都促成南宋书院的鼎盛发展,成就书院文化的继续传承发展。

概括起来，主要的还是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官学的衰落

官学的衰落是书院勃兴的直接原因。

事实上，在南宋初年的一二十年间,由于社会动荡，全国的书院建设基本是处于停滞状态的。

而官学经历了两宋之际的动乱，更是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各地州、县之学和书院一样，多数毁于战乱。

直到绍兴十二年（公元１142年）朝廷才将临安府学增修为太学，定太学弟子以３00人为额。

第二年又增建国子学,增收太学生。

州县学也相继恢复和重建。

但是南宋的太学和州县学多有名无实。

官学教育不能满足国家“建国君民”、“化民成俗”的需要,读书士子也深感在官学难以学到“德行道艺之实”。

受科举考试影响，“奔竞之习盛，而忠信之素微”，生徒“视庠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

季考月书，尽或虚文”。

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吏部尚书赵汝愚在一份奏折中指出:

中兴以来,朝廷建太学,行贡举，造成“奔竞之风胜，而忠信之俗微”,学校中“工雕篆之文，无进修之志”，“视庠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具文”。

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中也说：

“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闻之以德行道艺之实”,学校“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

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

正因为如此，朱熹等人才极兴书院,许多人仿效朱熹之所为,大力提倡和创建书院,发动了一场绵延数十年之久的书院建设运动。

南宋统治者也从总结北宋发展官学忽视书院造成更多的社会矛盾的教训中，深感支持书院的发展是有利的。

一方面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北宋兴学运动，提高了官学的社会地位,官学学生,尤其是太学生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北宋末年，太学生论陈时政,已成风气。

至南宋时，太学生伏阙上书，干预朝政的声势更强烈，造成相当大的社会影响，给统治集团带来很大的政治压力。

因此,统治集团感到与其发展官学，不如鼓励读书士子在深山寂林创设书院闭门读书、潜心修养更为可靠，至少可以减少许多麻烦。

另一方面还有经济上的考虑。

北宋兴办官学,上自太学，下至州府县学,一切费用概由官府负担，需要大批经费，而国家经济实力又不足以维持数量众多的学校。

南宋时，国家财政更为困难,尽管高宗曾宣称:

“朕不惜百万之财以养士”，究竟不免因实际困难而发生动摇。

朱熹在《建宁府崇安县学田记》中记叙过州县学经费困难的窘况,感叹道:

“然养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则亦岂可不谓难哉”,总不能老让读书人“岁终裹饭而学于我”吧!

因经费困难致使官学时作时辍,难以维持,而自筹经费，置田设学的书院倒有独特的优势,遂应运而盛。

（二）科举制度的腐败

科举制度的腐败是南宋书院勃兴的重要原因。

南宋官学的衰落和科举制度的腐败是互为因果的。

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科举制度的腐败,进一步加剧了官学的衰落。

因此，南宋许多有志之士对官学的批评多从抨击科举制度的弊病着眼的。

南宋的书院都标榜反对科举。

朱熹在复兴白鹿洞书院时，就反复强调学生不要参加科举,不要只想做官,不要追求利禄，应当牢记古代圣贤教人为学之意,讲明义理，以修身心,然后推己及人；而要像颜渊那样，居陋巷而不改其乐，钻研贤圣经传，只求明诚两进，德业双修,道艺并进。

朱熹的许多诗句都贯穿着这种精神。

在《白鹿洞赋》中,朱熹吟道:

“曰明诚其两进,抑敬义其偕立。

允莘挚之所怀，谨巷颜之攸执。

彼青紫之势劳，亦何心于俯拾。

”这些诗句表明了朱熹反对科举，提倡和鼓励学生向颜渊学习,追求一种“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学者创书院讲学，读书士子热心于求学书院，不同于唐末五代的士人隐居山林,以避战乱的消极心态。

朱熹等人也并非真的超俗出世,而是希望造就具有“德行道艺之实”的人才,以匡正天下，挽救世风世俗。

（三）两宋理学的推进

理学的发展和成熟为南宋书院的勃兴提供了文化学术思想条件，理学大师在书院讲学扩大了书院的影响。

首先,理学的发展和成熟，促进了南宋书院的勃兴。

南宋的书院多是宣讲理学的书院,理学成为南宋书院的基本教育内容；南宋的理学主要通过书院进行传播，南宋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

著名学者杨时说:

“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

”若庸也说:

“创书院而不讲明此道，与无书院等。

”所谓“道”，即道学之道，也就是理学之道。

表明理学与书院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南宋初年理学家开展的书院活动，是从兴复北宋原有著名书院开始的。

他们通过各方各面的努力,争取谋求官方承认书院运动的合法性，希望官方能像北宋初年那样以实际行动支持书院建设。

理学家们在其间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或许不是现时的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

直到淳熙八年十一月,孝宗皇帝接见了朱熹，朱熹向皇帝当面提出为白鹿洞书院赐书赐额的请求,终于获准。

从此,书院又获得了中央的支持，恢复性地开创了官民两种力量共同推进书院发展的新时期，迎来了南宋书院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接着，理学家们又推动官方书院的建设。

这与替代官学的北宋初年不同,理学家们这时追求的是让官方书院主要作为修正官学沉迷科举的弊端而存在。

书院运动在宁宗前期受“庆元党禁”之累,出现了波折，朱熹、吕祖谦等被斥为“伪学逆党”，著作遭到禁毁,人也被发配驱逐。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作为理学家大本营的书院倍受冷落。

但是即使是在党禁最严厉的时候，理学大师及其追求者们依旧顶着压力，致力于书院事业的发展。

他们的忠勇，使理学与书院薪传不替,维命于危难之中。

终于,在嘉泰二年（1２０2年）,长达六年的“庆元党禁”令解除，统治者对理学的态度明显好转,书院亦受到重视。

到了理宗、度宗时期,官民两股力量密切配合，上下同心,将理学和书院一体推向了繁荣。

理宗皇帝即位后，以朱熹《四书集注》“发挥圣贤之蕴，羽翼斯文，有补之道”、“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特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旋改徽国公。

不久,又下令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一起从祀学宫。

程朱理学一跃成为官方正统思想。

理宗皇帝对书院也是偏爱有加,“或赐田，或赐额，或赐御书,间有设官者”,一直采取积极支持的政策。

直接受其光顾的书院，仅《续文献通考》就记录了20所,地方志所载则更多。

淳佑元年（1241年）理宗视察太学时,亲笔手写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赐给太学生，并颁行天下学校,使其成为全国官学共同遵守的准则。

这些都表明,最高统治者已经不再有前一个时期的动摇,真正回到坚定支持书院发展的立场。

而民间对书院的支持更是持续高涨，把书院发展推至鼎盛。

　随着理学体系的成熟，也就步入传播阶段，以便广泛扩大理学的影响。

书院讲学是传播理学的最好方式和最佳途径,因为书院具有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特点，书院大都不受或较少受科举考试的制约,便于自由讲授，自由研讨。

因此,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最理想的场所，成为发展理学的学术教育基地。

南宋的理学,形成不同的学派。

每一学派都创办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书院，而每所书院也就成为研讨或传播某一理学派别学术思想的基地。

如:

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张栻主讲岳麓书院,陆九渊讲学于应天山精舍和象山精舍,吕祖谦主讲丽泽书院等。

他们各以书院为基地传播自己学派的学术思想，实现自己学派理想的教育目标。

特别是他们的弟子门人又各创书院,以扩大影响，造成了书院繁盛的局面。

理学大师亲自复修书院或新创书院,在书院授徒讲学，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为书院树立了威信，扩大了书院的社会影响。

北宋的著名学者多在官学任职,南宋的著名学者大都逐步从官学移足书院。

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张栻等都是南宋学术界的名流，又是书院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们的弟子门人也都是积极创办书院的有名人物，对南宋书院的勃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理学大师在书院讲学，吸引了大批读书士子慕名奔趋，造成了书院空前勃兴之势。

（四）印刷业的发达

南宋印刷业的发达为书院的勃兴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

书院以藏书丰富为特征。

自学读书是书院教学的一大特色。

藏书是书院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书院教育的悠久的优良传统。

　　中国的印刷术是世界闻名的重大发明,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印刷术的发明，印刷条件的改善，是书院发展的重要条件。

王应麟在其所著《玉海》中解释书院时称:

“院者,取名于周垣也。

”就是说，书院就是指有围墙院落的藏书、校书、读书的场所。

书院与书籍是不可分的。

　南宋时期,中国的印刷术又有了新的进步,刻版印刷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刊印图书的效率和质量。

除了官方的刊书机构,大量出现私家书坊，为私人藏书提供了方便。

书院藏书的条件得到了保障和改善,并且开创了书院刊印图书的历史。

后世图书馆藏书中的珍本书、善本书,一部分就是“书院本”。

如：

婺源丽泽书院在理宗绍定三年（公元1230年）重刻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二卷;龙溪书院于淳祐八年（公元１２4８年）刻《陈北溪集》50卷;象山书院于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刻袁燮的《家塾书抄》12卷；建安书院于咸淳元年（公元１26５年）刻《朱文公文集》１00卷，《续集》10卷,《别集》11卷。

图书的大量刊印，有利于图书收藏，也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特别是书院刻书业的发展，扩大了书院的社会影响,提高了书院的社会地位,也方便了书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和提高,对书院的勃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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