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方《谈读书》南京大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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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方《谈读书》南京大学
谈读书
南京大学高小方
一、 为什么要读书？
周恩来总理在青少年时代就提出：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是回答了为什么而读书，而不是直接回答为什么要读书。
那么，为什么要读书？
书，是装订成册的著作。
著作，是用文字表达意见、知识、思想、感情等的成品。
这些成品的总称是书籍。
书籍是人类知识经验的最重要的载体，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加拿大政治家贝内特曾经形象地把书籍比作“是作者为我们渡过危险的人生之海而准备的罗盘、望远镜、六分仪和海图”。
可以说，自从有了书籍以后，人类的知识积累和传播就完全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使人类可以做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所以说，文字的创造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巨大进步。
难怪古人传说当年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文字的时候，会发生“天雨粟，鬼夜哭”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奇异现象（《淮南子．本经》：
“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论衡．感虚篇》、《艺文类聚》多引之）。
自从有了文字以后，前人的、他人的知识经验就陆陆续续地大都被写进了书里。
读书就成了我们向前人、向他人学习的最重要的方式。
马克思说：
“不学无术，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无所帮助，也不会带来利益。
”列宁说：
“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青年团的任务》）要想摆脱愚昧无知，要想改变不学无术，就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来学习。
我们当然不能舍弃读书这一条最重要的学习途径。
理科的学生要成长为科学家，必须利用实验室；文科的学生要成长为学者，则必须利用图书馆，必须多读书。
要想有所著述，更必须多读书。
唐代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宋代陆九渊说“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他们的话分别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读书对于创新的意义。
古代的例子：
孔子将修《春秋》，观书于周史；左丘明作《左传》，亦观书于周史（真《孔子家语．观周篇》：
“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司马迁写《史记》，“遍读金匮石室之书”；唐代杰出的史评家刘知几供职史馆多年，他的学问也是在图书馆里泡出来的；明末清初重要的思想家和哲学史家黄宗羲常“读书至夜分”，曾在私家藏书楼里下过系统的功夫；明末清初的朴学大师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出行总以骡马驮拉着流动的图书馆自随……
现代的例子：
李大钊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读书甚多，学富五车；毛泽东同志也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过图书管理员，如饥似渴地研读了大量中外书籍。
所以，许嘉璐副委员长最近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讲演《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中说：
“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看，从建党之日起，就是文化起家，李大钊、陈独秀不是文化起家吗？
”（《文汇报》2006年7月23日第6版）
外国的例子，可以举马克思、列宁。
马克思曾多少年如一日地在图书馆用功，以至把图书馆的地毯踩出了一条小路，足见其读书、思索之勤苦；再说列宁：
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了列宁的阅读生涯以后说：
“如果列宁没有学会利用图书馆那些丰富的藏书，他就不可能写出那些思想深刻的著作，他也就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列宁了。
”（《列宁回忆录》）
关于“为什么要读书”，中外学人有很多对此作过深刻的思考。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
“读书在于造成完全的人格。
”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序》中说：
“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
”
程千帆先生在《詹詹录》中说：
“要精读几部书，打下根柢。
黄季刚老师主要在八部书上下功夫：
《说文》、《尔雅》、《广韵》、《诗经》、《周礼》、《汉书》、《文选》、《文心雕龙》。
每部书都非常精熟。
触类旁通，就成为一代大师。
”（见《文史哲》1981年第3期第41页）
爱因斯坦说：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的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
”（《爱因斯坦文集》第284页）对于大自然奥秘的好奇心和丰富的想象力，是科学创造的动力源和出发点，是科学工作者必备的品质。
但奇特的想象力并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通过大量的阅读来培养的。
综上所述，为了造成完全的人格，为了提高文化素养，为了奠定学问根柢，为了培养丰富的想象力，为了强化专业能力，我们必须自觉地、积极地、有计划地多读书，读好书。
二、 该读哪些书？
书海无边，得法是岸。
最要紧的是：
读书要认真选择。
俄国19世纪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说：
“阅读一本不适合自己阅读的书，比不阅读还要坏。
我们必须学会这样一种本领，选择最有价值、最适合自己需要的读物。
”
书籍可分为四类：
（一）值得精读的。
我们要理解，吃透。
（二）可供参考的。
我们要浏览，了解。
（三）不值一读的。
我们不妨随便翻翻；一涉猎辄弃去。
（四）误人子弟的。
我们该弃置不顾。
所以，“开卷有益”这一说法显然是过于笼统了。
我们必须懂得选择好书。
“好书实是思想与观念的源泉，是防范无知、失望、寂寞、迷信、固执、小气，以及老年时的冥顽不灵等的保险单。
”（奥．康纳语）
列夫．托尔斯泰说：
“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数量，而是知识的质量。
有些人知道很多很多，但却不知道最有用的东西。
”所以，我们得首先处理好精读与泛读的关系。
究竟该选读哪些书？
这是一个人们探讨了许多年尚未完全达成共识的难题。
但无论这题目有多难，我们也无法回避它，因为选定基础书目，是十分必要的。
事实早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那种漫无目标的乱读，那种跑野马式的用功，效果是不好的。
史学家吴晗也说：
“要读好书，必须先打好基础，读好了基础书，才能在这基础上作个别问题的钻研，基础要求广，钻研则要求深，广和深也是统一的，只有广了才能深，也只有深了才要求更广。
”（《谈读书》，《前线》1961年第23期）
其实，基础书目的选定，也并不是真的就没有标准可依。
这标准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的：
必须围绕人格的健全、文化素养的提高、学问根柢的奠定、想象力的培养、专业能力的强化这几大目标。
前人在这方面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若干份具有借鉴意义的书单，如鲁迅的《开给许世瑛的书单》（12种）、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约190种）、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陈中凡的《读什么书》、汪辟疆的《专书选读》（26种）、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基础书目》，等等。
我个人认为，在这些前贤开出的书单中，以汪辟疆先生的拟目较为适中。
汪辟疆《读常见书斋小记．专书选读》：
余谓专书宜缕列子目，以示准则，不可以概括语注明。
但子目选定，其去取亦綦难，今日与友人谈及此，余举屈赋、《文选》、杜诗、韩文、《文心雕龙》、《史通》为文学正脉；易、书、诗、礼、左氏传为文学根本；太史公、《汉书》、《通鉴》、《水经注》为叙记文学伟业；庄、荀、管、韩为议论文学高诣；《说文》为识字大辏，即昌黎所谓“凡为文章，宜略识字”也。
惟《说文》不可选读，但必授以籀读之法。
不明制字科条，何以为文，更何有文学？
《周易》蕴义精微，方面广博，非得专门名家，不可开讲，此宜知也。
专书取文翰四，平品二，经五，史四，子四，字书一，凡二十部。
以之摛文，则择言尤雅，以之治学，则本源备具，可谓卢牟万有矣。
至《论语》、《孟子》、《战国策》，此三书宜在高中授读。
《国语》附《左传》，《诗品》附《文心雕龙》，《尔雅》附《说文》，非漏也。
通才闳识，恐无以易之。
汪先生对这份书单是极为自信的，所以他说“通才闳识，恐无以易之”。
的确，这份书单对于文科人才的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诚如汪先生所言：
“以之摛文，则择言尤雅，以之治学，则本源备具”。
此书单我们今天大致仍可采用。
当然，由于汪先生的这份书单是在数十年之前开列的，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已感觉有所不足。
为了与时俱进，我们在汪先生开列的二十六部书的基础上，建议再增补《老子》、《孙子》、《广韵》、《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容斋随笔》、《日知录》、《四库全书总目》、《广雅疏证》、《经义述闻》、《艺概》、《古书疑义举例》、《马氏文通》、《观堂集林》、《清代学术概论》、《鲁迅全集》、《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等十九种。
增补的理由略述如下：
《老子》、《孙子》，此二书与《易传》一起，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三部方法论著作，故不可不读。
《广韵》，共收26194字，是音韵学的根柢书，也是我们今天解决这二万馀汉字读音问题时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它作为音书，与形书《说文解字》、义书《尔雅》鼎足而三，所以也不可不读。
《世说新语》，是一部记录汉末至南朝宋初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社会风尚以及文人的精神风貌与才情，对中国文学、审美习尚、思想文化尤其是对士人精神产生过极为深远影响的一部笔记体小说。
是鲁迅开给许世瑛的十二部书之一。
《梦溪笔谈》、《容斋随笔》、《日知录》，这三部书都堪称是古代学术笔记中举足轻重的作品，又都是文理渗透、文史兼治的典范。
《四库全书总目》，提供了万馀种古书的内容提要，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门径书。
《广雅疏证》、《经义述闻》，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一起，为清代乾嘉学派成果中最高水平之作。
《艺概》，是清代涉及散文、诗、赋、词、曲以及书法等多个方面而又有深度的文艺学论著。
其论述简要洗练，富于启发性。
《古书疑义举例》，是清末总结古书阅读规律的杰作，稍后刘师培、杨树达、马叙伦、姚维锐等著名学者均有续作。
《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语法学著作。
它体现了中国学者放眼世界、尝试“洋为中用”的探索精神。
《观堂集林》，汇集了国学大师王国维文史研究成果的主要精华。
《清代学术概论》，是了解清代学术流变的必读书。
《鲁迅全集》，是能帮助我们深刻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的最佳读物。
《毛泽东选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经验的结晶。
《邓小平文选》，是中国真正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设计书。
《江泽民文选》，为了更好地与时俱进，这是最新的必读之书。
以上的基础书目共包含了45种书，比起当年胡适的、后来蔡尚思的书单来，大约都只占到他们所开之数的四分之一，所以确实不能算多。
但话又要说回来，就这45种也不算少了！
让我们算笔小账：
假定我们仅仅挑选这45种里的4种：
①《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大32开3322页
②《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大32开9796页
③《说文段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16开867页
④《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16开1867页
后两种折合成32开，即：
乘以2，那么这四部书共计是18586页，再除以两年的总天数730天，就可得到一个计算结果：
25.5页/天。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非常勤奋，非常有毅力，无论每天的工作有多忙，都能坚持在工作之余阅读25.5页32开的书的话，那么，我们要读完这4种书，也得花去整整两年的时间呢。
何况我们在精读这些书的时候，还得同时对读很多相关的书呢。
所以说，就是这份只含45种书的精读计划，也可以用“宏伟”这个词来形容它了。
三、 怎样读好书？
解决好该读什么书的问题，这是读好书的一个基本前提。
但在有了切实可行的书单之后，又该怎么去具体地实施阅读计划并取得最佳效果呢？
（一）选择善本，纸本为主
所谓善本，指的是书籍在学术或艺术价值上比一般本子优异的版本，往往是经过名家精校精注的本子。
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说：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
”所以我们读书时首先要做的事就是选择善本。
一定要以纸本为主。
因为目前流行的电子版、网络版书籍，文字的错讹太多，往往不足凭信。
（1） 屈赋，中华书局1983年3月排印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本
（2） 《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11月影印清胡克家校刻本（全三册）
（3） 杜诗，中华书局1979年10月排印清仇兆鳌《杜诗详注》本（全五册）
（4） 韩文，中国书店1991年据1935年世界书局本影印《韩昌黎全集》本
（5） 《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范文澜注本
（6） 《史通》，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4月排印清浦起龙通释本
（7） 易，《周易正义》，三国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正义，阮校《十三经注疏》本
（8） 书，《尚书正义》，旧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阮校《十三经注疏》本
（9） 诗，《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阮校《十三经注疏》本
（10） 礼，《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阮校《十三经注疏》本
（11） 左氏传，《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阮校《十三经注疏》本，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本
（12） 太史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第2版（三家注本）
（13） 《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第1版（颜师古注本）
（14） 《通鉴》，中华书局点校本（胡三省注本）
（15） 《水经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排印杨守敬、熊会贞疏本（全三册）
（16） 庄，清郭庆藩《庄子集释》本（《诸子集成》本、《新编诸子集成》本）
（17） 荀，清王先谦《荀子集解》本（《诸子集成》本、《新编诸子集成》本）
（18） 管，清戴望《管子校正》本（《诸子集成》本）
（19） 韩，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出版《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本
（20）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12月影印宋徐铉校定本（大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0月影印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本
（21） 《论语》，阮校《十三经注疏》本，杨伯峻译注本
（22） 《孟子》，阮校《十三经注疏》本，杨伯峻译注本
（23） 《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3月第2版（全三册）
（24） 《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出版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本
（25） 梁锺嵘《诗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0月出版陈延杰注本
（26） 《尔雅》，北京市中国书店1982年9月影印清郝懿行《尔雅义疏》本（全三册）
（27） 《老子》，三国魏王弼《老子注》本（《诸子集成》本）
（28） 《孙子》，《孙子十家注》本（《诸子集成》本）
（29） 宋陈彭年等《广韵》，中华书局1960年10月重印周祖谟校本（附校勘记。
全二册）
（30）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中华书局1983年8月出版余嘉锡笺疏本，中华书局1984年4月出版徐震堮校笺本（全二册）
（31） 宋沈括《梦溪笔谈》，中华书局1957年11月出版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本
（32） 宋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7月出版校点本
（33） 明末清初顾炎武《日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影印《日知录集释（外七种）》本（全三册）
（34） 永瑢、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6月影印本（全二册）
（35） 清王念孙《广雅疏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4月影印本
（36） 清王引之《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影印本
（37） 清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2月版
（38） 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中华书局1956年1月排印《古书疑义举例五种》本
（39） 清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年9月新1版（《汉语语法丛书》本）
（40）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6月版（全四册）
（4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89年3月影印《饮冰室合集》本
（42）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全十六册）
（43） 《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版
（44） 《邓小平文选》（第一、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
（45） 《江泽民文选》（第一、二、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二）提倡精读，研究问题
读书有低、中、高三个等级：
消遣的读书；欣赏的读书；研究的读书。
我们一定要进入“研究的读书”这一最高等级。
具体来说，采用下列的方法可以保障进行“研究的读书”：
第一，问题法，也叫“要点分析法”。
如：
我们在研读文言文时，拎出十六个语言要点，来作为打开文言宝库大门的一串钥匙。
这就是：
1.通假字 本有其字，若古人临文时用同音或音近的字来代替它，那么这个用来暂代“本字”的字就叫做“通假字”。
如：
赵王少，不能蚤起。
蚤，通“早”，早早地。
2.古今字 在某个意义上先后产生的两种字形，先出现的是“古字”，后起的是“今字”。
如：
寒暑易节，始一反焉。
反，回来。
这个意义后来写作“返”。
3.异体字 一个字的正体之外的写法。
如：
涙，同“泪”；愬，同“诉”。
4.破读字 因词性改变或意义转变而引起读音改变的字。
如：
好学、王天下、衣褐等。
5.词类活用 在上下文中甲类词临时用如乙类词。
如：
粪土五侯荣。
粪土，名词用如意动。
6.词序 前宾语、动量表示法等。
如：
吾谁欺？
未之有也。
[三]思而后行。
7.双宾语
（1）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如：
语之故；
（2）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如：
问之客。
8.非支式 即非支配关系的动宾结构式，其形式的宾语，实质是补语。
如：
而誓〈之〉曰：
“……”誓之，向她发誓。
9.被动式 “于”字式、“为”字式、“见”字式、“被”字式等。
10.实词、词组 联绵字、偏义复词…
11.虚词 如之、其、者、所、以、于、而、则、焉、乃等。
12.省略 承上省或探下省主语、宾语、动词、介词等。
13.修辞 如比喻、比拟（拟人或拟物）、夸张、对偶、排比、用典、反语、反诘、设问、借代、反复、层递、互文等。
14.文体 如散文中的史传文（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杂史）、杂记文（游记体、笔记体……）、说理文（语录体、史论体、寓言体……）、应用文（书信体……）等；韵文中的风体诗（诗经），骚体诗（楚辞），汉魏六朝古诗（乐府、歌行），古体诗（古风）中的七古、五古、古绝，近体诗（格律诗）中的七律、五律、排律、律绝，词，曲等；骈文（骈赋、连珠、对联）等。
15.特色与表现手法 如对比、烘托、铺垫、暗示、象征、白描、夹叙夹议、托物言志等。
16.同源字 具有一个共同的概念义而读音又相同或相近的两个字或几个字。
如：
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阙，与“缺”同源。
在阅读文言形式的古书时，这种要点分析法既是读书法，又是研究法，利于准确而深入地解读文本，利于发现前人训诂的得与失，一句话，利于我们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有所创新。
第二，校读法，以一书为主，用多本同类或相关著作对读。
也叫“摊书满床”法。
如：
读《诗经》时，有意识地把西汉毛亨的《毛诗诂训传》、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拿来与朱熹的《诗集传》对读，以深入考察汉学与宋学的异同得失。
又如：
读《论语》时，除了细读阮校《十三经注疏》中保存的三国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宋邢昺的《论语疏》之外，还要阅读梁代皇侃的《论语义疏》，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现代程树德的《论语集释》，杨树达的《论语疏证》，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南怀瑾的《论语别裁》，蔡尚思、吴瑞武的《论语导读》，李泽厚的《论语今读》，等等。
在对读中发现异同，寻找到创新的突破口。
比如：
《论语．泰伯》：
“子曰：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杨伯峻译为：
“孔子说：
‘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我们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
’”（《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第81页）钱逊译为：
“孔子说：
‘老百姓只能使他们照着我们的意见去做，不能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
’”钱先生并加按语说：
这一章反映了孔子的愚民思想。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重视教化，要求做到民“有耻且格”，这应该说是要使民“知之”。
但这里又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通观《论语》，在谈到“使民”“使人”的时候，孔子反复强调的是在上位的人要“好礼”、“好义”、“好信”、“临之以庄”，以及“宽”、“惠”等等，这些的着眼点，都在“使民由之”，而不是“使民知之”。
可见，讲教化，孔子强调使民“有耻且格”，但实际上真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是少数；讲实际的行政，孔子又强调“可以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是互相矛盾又互相补充的两个方面。
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才能全面把握孔子的政治思想。
对这一章的解释，有许多不同意见。
有人认为应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意思是百姓认可，就让他们照着去做；百姓不认可，就给他们说明道理。
还有人认为“这可说是孔子倡行的民主政治，甚至是施政的群众路线。
”这样断句，于古汉语语法不合。
照此解释，古汉语应作“民可，则使民由之；不可，则使之知之。
”才通。
而把它解释为民主政治、群众路线，则是把近代的政治概念加于孔子，拔高了孔子，与《论语》所反映的孔子的整个思想不合。
（《论语浅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136-137页）蔡希勤译为：
“孔子说：
‘对于老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规定的道路走，不必让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
’”（文白、汉英对照《论语》，华语教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33页）蔡尚思说：
这一章提出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十分清楚地表述了孔子的愚民思想和愚民政策。
意谓老百姓只能使他们都照着我们的意见去做，不能使他们懂得为何要这样做。
但是，长时期来，这一章却成了《论语》中争论最多的章节之一。
有些注家学者，或以断句的方式，或在“民”字上别生解释，竭力为古人辩解；甚至把民主政治、群众路线等近现代的政治概念强加于孔子。
在断句方面，有的断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的断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在“民”字的诠释上，有的释“民”为“弟子”，有的释“民”为“下愚”。
等等。
其用意均在于否认孔子有愚民思想。
不过，或于古汉语语法不合，或根据不足，都难以自圆其说。
（《论语导读》，巴蜀书社1996年9月第1版第202页）
孔子这位最早把官学引入民间的伟大教育家结果反被误解成了一个愚民政策的倡导者。
您说这冤不冤哪？
我们要还历史真面目，就必须另求新解。
其实此句中的“不可”的意思不是“不可以”，而是“不容易”。
如《左传．隐公元年》：
“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
”其中的“不可”就是“不容易”的意思。
《论语》中这段话的准确理解应当是：
“孔子说：
‘老百姓，能使他们遵循大道，不易使他们理解大道。
’”这是强调了民众教育事业的艰巨性，而根本不是在提倡什么愚民政策。
这就是通过对读来发现前人的不足，从而找到我们工作的起点，去追求创新的目标。
（三）坚持动笔，深化认识
学者攻读的“八段锦”是：
读书、思索、查考、实习、动笔、温故、创新、提高。
其中的“动笔”是个中心环节。
我们只有在动笔的过程中，才能使自己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使思维变得更有条理性，也才能逐步逼近真理。
1．写日记，训练自己的思维使之井然有序；反观自己前进的脚印，天天自警、自励。
2．做读书笔记，则更是治学的一项重要基本功。
徐特立说：
“不动笔墨不读书。
”俗话说：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西谚也说：
“最浅的墨水也胜过最好的记性。
”清朝乾、嘉时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更是比方得好：
读书如不即做笔记，犹如雨落大海无踪迹。
只有坚持做读书笔记，才能“把厚书读薄，把薄书读厚”。
这种“少而精”、“手脑并用”的读书法，是一种把知识积累和思想积累结合起来的好方法。
有了这种长期积累，再从中抽绎出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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