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考古发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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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考古发现

3陕西周原周公庙遗址

  自2003年冬在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发现周人刻辞卜甲骨以来，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周公庙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发掘。

迄今已发现7处近千座先周、西周时期不同等级的墓葬、40多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1700余米长的夯土围墙，以及铸铜和制陶作坊遗存各一处，出土商周时期周人甲骨文近500字。

经过近五年时间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建立了该遗址的考古学文化编年框架，大致探明了遗址的规模和布局，为进一步探讨该遗址的性质及其相关的学术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8年度的发掘工作主要基于两个学术目的，一是充实遗址考古学文化编年的材料，尤其是西周中、晚期的部分。

编年体系的完善对遗址性质的认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二是希望在地面踏查和钻探调查的基础上，对遗址各功能区域的遗迹分布及其确切年代取得更准确的了解。

为此，周公庙考古队选择了该遗址的庙王村东（ⅢA1区）、祝家巷北（ⅢA1区）及折树棱（ⅣA2区）三个地点作为发掘对象。

发掘工作自9月1日开始，至12月中旬结束，历时100余天，发掘总面积1000余平方米。

  在庙王村（ⅢA1区）发掘地点，共清理商周时期灰坑等遗迹近百座，以及龙山时代房址、陶窑和灰坑等各类遗迹近60座，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一处客省庄二期文化晚期的院落遗迹。

该院落遗存主要由一个天井庭院、两孔窑洞和一个通道组成。

天井院落大致为半圆形，半径约5米，面积约40平方米。

两孔窑洞位于天井院落的东、北两侧，门道均朝向庭院。

东侧的窑洞，顶部坍塌，室内平面形状呈“凸”字形，地面面积为10.1平方米。

窑洞残存最高处距室内地面约2.5米。

窑洞墙壁抹草拌泥与白灰面，地面亦抹白灰面，在室内正中心地面上有一个十分规整的圆形火烧面，直径约96厘米。

北侧窑洞仅发掘了其南半部分，室内地面为白灰面。

在室内转角与洞门口西侧，各有一个“壁炉式”灶，其中室内的灶保存完好。

在庭院西侧还有两座壁炉式灶。

两口窑洞的门道旁，各发现一处保存火种的遗迹。

在庭院的地面上有5个柱洞和2处火烧坑遗迹，东南部的地面上，放置几件较完整的陶器及几件制作精美的石刀、石凿等石器。

在这些陶器和石器之间有一具男性人骨架（部分骨骼在掩埋前已遭扰动）。

天井庭院的通道应朝向西南，残余较少，通道的南壁上有一个地洞式窖穴。

保存如此之完整的窑洞院落遗迹，在客省庄二期文化中尚属首见，这对探讨当时的社会的经济形态及组织结构皆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折树棱（ⅣA2区）发掘地点所获均为西周时期遗存。

共清墓葬73座、马坑2座，此外还清理房址2座，灰坑9座。

墓葬被盗扰破坏十分严重。

均为中、小型墓葬，年代从西周早期延至西周晚期。

未见腰坑、殉狗、殉人等葬俗，随葬陶器多为单件鬲或鬲、罐组合，与周原遗址同时期墓葬相比，具有明显的自身特点。

该地点是周公庙遗址已发现的七处商周时期的墓地之一，不同墓地的独特葬俗可以成为讨论该遗址居住人群构成的重要依据。

同时由于该墓地北侧紧邻铸铜作坊，两者间是否有联系的问题也值得做进一步的探讨。

  祝家巷（ⅢA2区）地点现阶段清理的主要遗迹为一条东南——西北走向的大沟（ⅢA2Ｇ２），该沟直接被耕土层所叠压，其上部因平整土地之故被破坏。

现存沟口最宽处约6米，沟自深最深处约2.5米。

沟内填土可以根据土质、土色和包含物的不同分为若干层，其中包含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空心砖、夯土建筑残块、铜器残片、兽骨等遗物，尤为最重要的是还有大量西周的卜甲。

根据出土陶器的特征可以初步判断这些堆积形成的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早阶段。

  在G2的填土中共发现卜甲7651片，绝大多数为碎小的残片，残存面积一般在3平方厘米左右。

所见卜甲的修整方法与钻凿形态，与过去在陕西周原、洛阳北窑等遗址所见周人卜甲的特点完全相同。

经初步整理，共见有字卜甲685片，初步辨识出刻辞约1600字。

  由于卜甲破碎比较严重，缀合的工作尚未及进行，卜辞完整者较少，从现存刻辞的内容来看，可以初步归纳为以下几类：

  人物

  卜辞中出现的重要人物有：

王季、文王、王、周公、毕公、召公和叔郑等。

王季与文王均周先王。

提到王季的一条卜辞曰：

“其者（燎），其自王季。

三月。

”王季是古公亶父之子、周文王之父，传世文献或称“季历”。

一片卜甲刻有“”字，是文王之“文”的专用字，与金文所见相同。

  卜甲刻辞常见单称的“王”，无疑是指当时的周王，卜辞卜问“王其于西宫宿”、“王往征……”、“十月，王迺于旜……”、“王其事（使）……往……”等事件，说明“王”与占卜者的关系很密切。

卜辞中出现了周公、毕公、召公等周初重臣的称号。

卜辞“三月既生霸祭，周公酓（？

）……”字口涂朱，其行款走向先顺兆枝方向，遇千里路折而下行。

“毕公”及“毕”多次出现，召公之名“奭”字一见。

2004年周公庙遗址曾经出土过“周公”字样的卜辞，此次又见，结合遗址的年代来看，说明周公庙遗址与周公家族有密切的关系。

  另一片卜辞：

“曰：

叔郑其取妆（裝）。

”此“叔郑”或即毛叔郑，在武王克商次日入商纣宫举行仪式时“毛叔郑奉明水”。

卜辞两见“宬”，此字亦见于周原凤雏村出土卜甲刻辞，应即文王之子郕叔武之国。

  2、方国

  卜辞数见“周”、“于周”等字。

另有“新邑”即成周，与“毕”同见于甲尾刻辞。

卜辞两见“商”，一辞曰“至商”，可能与周初形势未定有关。

文王所伐之“崇”，在卜辞中两见。

另有“繁”与“蜀”、“微”等。

记繁之辞为“曰：

眉往繁。

既。

玆卜用。

”“翦繁”已见于03年周公庙背甲刻辞，据李学勤先生考证，应即《汉书·地理志》的蜀郡繁县，位于今四川新繁[1]。

“蜀”与“微”都见于《周书·牧誓》，曾与周武王共同伐纣。

蜀也见于周原凤雏卜甲和西周早中期金文，穆王时期铜器班簋铭：

“秉繁、蜀、巢令”和晋侯墓地所出土的韦甗铭“使于繁”。

僰是西南夷名。

繁与蜀、微、僰应为周初时周邦的与国。

  此外，本年度出土卜辞还有“曰戎來，戎……”，戎见于04年周公庙甲骨卜辞。

“令薛叔……”、“眔龚”等残辞也涉及方国名称。

  3、祭祀

  为数不少的卜辞涉及祭祀。

例如：

“……其尚乎（？

）……既祭……问姜……”，“正氏以孚牲，其用□”，“曰：

弗有毋祭念周……”等。

比较重要的一条祭祀卜辞为：

“曰：

唯宁风于四方三犬三彘。

既吉。

兹卜用”，其卜问用三犬三彘对四方社稷举行宁风的祭祀。

《周礼·春官宗伯》“小祝”职掌：

“祈福祥，顺丰年，逆时雨，宁风旱”。

按宁风卜辞屡见于殷墟一期甲骨，例如《甲骨文合集》34137：

“甲戌贞，其宁风，三羊三犬三豕。

”30260：

“癸未卜，其宁风于方，有雨。

”32301：

“丙辰卜，于土（社）宁风。

”34139：

“癸亥卜，于南宁风，犬一。

”此条周人卜辞宁风祭祀的神灵与祭牲，与上述殷墟卜辞惊人地相似。

  4、战争

  卜辞中屡次出现“翦”字。

按此字早见于周原凤雏村出土卜辞以及2003年周公庙出土背甲刻辞，经学者考订，应读为“翦伐”的“翦”字。

[2]凡见有此字的卜辞，多与战争有关。

例如：

“十羊。

  ……既，王兹翦……”、“……不每（悔），翦”、“……于三月……迺翦……酉……”、“……我囟获……翦。

同月……”、“……海，翦。

”、“尚迺翦”、“翦”、“□兹翦”。

以上卜辞“翦”字常用于验辞，因为文例简略或者残损，翦伐的对象暂时不得而知。

  5、纪年与历法

  卜甲刻辞屡见纪年、月、日、及月相，是周初历法四要素研究的资料。

纪年资料仅有一条，“……于五年”。

纪月、日及月相资料常常相连，残辞所见，有“今某月”、“来月”、“兹月”等用语指称远近诸月份，也有“方死霸”、“既死霸”、“生霸”、“既望”等月相名称。

例如：

“三月隹癸[未□]生霸，雩[四日]丙戌，高……曰……”，这种纪时的格式，与周初文献所见“某月干支月相，越若干日干支”相同；或者在月相前面不记干支，作“某月月相”的卜辞也有发现。

这都是周初月相定点说的有力证据。

  6、占梦

  本次出土的卜辞，有两条卜辞均称：

“曰庸梦庙”，应是占梦之辞。

《周礼·春官》有“占梦”之职，掌管占六梦之吉凶。

这类内容也见于殷墟卜辞。

  7、卜辞格式

  商、周卜辞格式不同。

今年所获周卜辞中，常见作为前辞的“曰”、“曰唯……”、“曰其……”、“召（兆）曰”、“曰巳（读为已，意思是停止）”等格式用语，也常见作为命辞结尾的“囟亡（无）咎”、“亡（无）每（悔）”、“不每（悔）”、“囟弗悔”等用语，另有“既吉”、“兹卜用”等占辞或验辞。

  8、筮法

  以往其他西周遗址出土的卜甲或卜骨有刻有筮数的数字卦。

但在此前，周公庙遗址却从未出土过类似内容的卜辞。

本年度发掘所得的卜甲，出土了20余条筮数刻辞，所涉及的筮数有“一”、“五”、“六”、“七”、“八”、“九”，丰富了研究周初筮法的资料，有助于探索周易筮法以及卜与筮的关系。

迄今为止，全国共有10个遗址（周公庙以外）出土过西周刻辞甲骨，共计约1100字。

而目前仅周公庙遗址所见西周甲骨文已近2200字，周公庙遗址已成为出土西周甲骨文最多的一个遗址。

此次发掘所获极大的丰富了西周甲骨的材料，随着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当为“西周甲骨学”的研究带来新契机，也有理由期待周公庙遗址的新发现将为西周考古与历史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4山东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群

双王城盐业遗址群位于山东省寿光市北部双王城水库周围，面积达30平方公里。

自2003年以来经七次大规模的田野工作，已发现古遗址83处，其中，龙山中期3处，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76处，东周时期4处，金元时期6处。

双王城是目前沿海地区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盐业遗址群。

为配合南水北调东线山东段东输水利工程建设，2008年，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寿光市文化局组成的考古队对水库工程占压的07、014A、014B和SS8四处制盐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工作。

其中对014A遗址进行了全面地揭露。

清理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

发现了一批与制盐有关的重要遗迹和遗物，基本了解了该地区商周、金元时期制盐工艺流程和生产规模。

一、商周时期制盐遗存。

（一）014A制盐作坊遗址，清理面积2600平方米，完整揭露了一个制盐作坊。

作坊由卤水井、卤水沟、各类坑池、大型盐灶、储卤坑和灶棚组成。

制盐作坊的布局为：

卤水坑井、盐灶、灶棚以及附属于盐灶的工作间、储卤坑等位于地势最高的中部，以之为中轴线，卤水沟和成组的坑池对称分布在南北两侧，而生产垃圾则位于盐灶、工作间周围空地和废弃的坑池、灰坑内。

  坑井位于中轴线西部，已发现不同时期坑井（盐井）3口。

KJ1保存较好，口大体呈圆形，直径4.2－4.5米，深3.5米。

坑井下部周壁围以用木棍和芦苇编制的井圈，坑井底部还铺垫芦苇，这样，便于渗集卤水和防止井壁塌陷。

由于木棍和芦苇常年浸泡在卤水里，崭新如故。

由于这一带地表浅层内没有淡水资源，加之坑井与水沟、坑池相连，我们认为这些坑井就是当时的卤水井。

  坑井外围有一不规则浅坑，南、北端各伸出一条沟，分别通向南、北两侧的坑池。

沟内堆满颗粒稍粗的淤沙和淤泥层。

  南、北两侧的坑池呈成组出现。

每组坑池包括一个弧边长方形大型坑池、一个弧边正方形中型坑池以及连接二者的宽沟。

由于坑池的不断整修和掏挖，坑池分别向南、东南、北、东北部扩展，早期坑池被晚期坑池破坏，只有晚期坑池保存较好。

北部残存5组、南部保留了4组不同时期的坑池。

大型坑池位于南北两侧，面积150－350平方米，池内堆积着颗粒较细的灰白色淤沙和深褐色粘淤土层，具水平层理。

坑池边缘还有若干处豁口。

中型坑池分别位于东南和东北部，面积在100平方米左右，池内堆积着呈水平层理的灰绿色淤沙，每层间都有板结的硬面。

在坑池整修过程中，灰绿色淤土还被平整夯打过，使之成为新坑池的底面。

所有沟、坑池和宽沟都建在粘性较大的土层上，底部普遍经过夯打加工，个别地方还铺垫粘土，底面光滑平整，非常坚硬，这样可起着防漏、防渗作用。

  经全站仪测量，从水沟到大型坑池、中型坑池，地势逐步降低，落差分别在10厘米以上，水沟与中型坑池之间的高差竟达25厘米。

说明水流方向应该是由水沟先到大型坑池，最后再至中型坑池。

  由堆积特征判断，大型坑池应是沉淀池，与之连接的中型坑池为蒸发池，并具有保存卤水的功用。

南部大型坑池面积大，南半部分地势又比北半部分高，又有坚硬的板结层面，说明卤水在北半部分集中沉淀后，漫流到南部区域，在蒸发中，卤水析出钙化物，形成了板结面，说明这类坑池也具有为蒸发功用。

大型坑池边缘上的豁口，似是排淡口。

雨水来临时，在坑池下风口处开口，能将浮在表面的淡水排出。

蒸发池内的灰绿色沙土，可能是随着池内卤水浓度的增加，与卤水中某些元素的富集和变化有关。

  盐灶和灶棚位于中轴线的中心。

修挖灶坑和搭建灶棚前，先挖长20、宽16米、深0.5米长方形大坑。

坑内铺垫纯净的灰褐色沙粘土。

在垫土之上中心部位修挖灶坑、储卤坑，在两侧挖槽埋柱，搭设灶棚。

  盐灶由工作间、烧火坑、火门、椭圆形大型灶室、长条状灶室、三条烟道、三个圆形烟筒以及左右两个储卤坑组成。

总长在17.2、宽8.3米。

工作间位于东部，呈圆角长方形，为半地穴式，长5、宽4.2米，存深0.3米，底面由东向西倾斜。

底部大约可分3个活动面。

每层活动面都经过加工和践踏，非常坚硬。

上层活动面上还出土了盔形器碎片和较多的生活器皿陶鬲、甗、盆和罐等碎片。

工作间西部有亚腰形的烧火坑与大型椭圆形灶室相通。

  椭圆形灶室规模较大，东西长5.5、南北宽4.3米，面积近20平方米。

灶室壁存高仅0.1厘米。

灶室周壁和底面多遭到晚期堆积的破坏和动物的钻营。

  椭圆形灶室向西通向长条形灶室。

灶室已被晚期堆积破坏。

长约4米，复原宽0.6－1.4米。

灶室西端和南北两侧各有一窄长条烟道和圆形烟筒。

烟道长在2米以上，烟筒直径均超过1米，存深0.3－0.5米。

烟筒底部保存有若干层烟灰。

  椭圆形灶室南北两侧各有一个圆角长方形坑。

坑周壁、底部都涂抹一层薄薄的深褐色粘土和5厘米厚的的灰绿色沙粘土，并经加工，使之坚硬，防止渗漏。

坑内底部堆积5厘米厚的灰绿色淤沙层，呈水平层理状，说明坑内存放过水。

灰绿色淤沙土与紧邻的中型蒸发坑池内的堆积一样，说明坑内的水来自后者，这两个坑池又位于椭圆形灶室两侧，其功用应是储卤坑。

  灶棚平面形状近似正方形，边长15.5米，面积达230平方米。

只在南、北两侧挖槽立柱。

木柱排列成的墙体略成弧形把灶室、烟道、烟筒和储卤坑包围在中间。

出口位于西北部口，进口位于东南部。

基槽紧贴长方形大坑的南、北两壁。

槽呈弧边长条形，长15.5米、宽0.7－1.4米，存深0.15米，在基槽底面挖洞埋柱。

南、北两排各有16个柱洞，柱洞几乎呈等距离分布，排列紧密。

柱洞直径0.5－0.7米，深约0.5米。

洞坑壁和底部涂抹深褐色粘土，可防止木柱腐烂。

  南部烟道和西部烟道与南排柱洞之间范围内还保存有活动面。

活动面由东向西倾斜，面积约30多平方米。

活动面至少可分为4层，为烧土面、践踏而成的灰土面和铺垫的沙粘土层，比较坚硬。

该范围应是居住区。

居住区东侧还发现了一座盛放淡水的长方形坑和两座圆形窖穴

  工作间东部为灰坑集中区，坑内堆积物多为草木灰、盔形器碎片和烧土，也见少量的生活器皿。

说明该区域应是生活和生产垃圾区。

（二）014B遗址，位于014A遗址的南部，二者有25米长的生土带相隔。

我们只对遗址中心的盐灶、灶棚和储卤坑及相关遗迹进行了清理。

  盐灶除了工作间被破坏外，其余保存完好。

盐灶由火门、椭圆形大型灶室、长方形灶室、烟道、圆形烟筒及左右两个储卤坑组成，存长13、宽9米。

  修挖灶坑和储卤坑之前，先挖“凸”字大坑，坑长13.2、东南部宽10、西北部宽3.3米，深0.56米，直壁、平底。

坑内铺垫从它处运来的黄褐色沙粘土，经层层夯打，使之坚硬。

在夯土之上再修挖灶坑和储卤坑。

  火门呈簸箕状，西宽东窄，西部渐宽与椭圆形大型灶室连为一体，火门底部及左右两壁烧制坚硬，颜色呈砖青和砖红。

火门底面上有一层草木灰。

火门口下部至少还有三层烧结层面和相应的灰面，表明经多次使用或修补过。

  椭圆形大型灶室，长4.5、南北宽3.6米。

周壁外斜，灶室剖面略成袋状。

灶室最深处达0.70米，一般在0.50米。

灶室内堆积主要为红烧土和黄白色块状物。

大约可分三大层，每层都有紫红色的烧结面，说明灶室内至少经过了三次修整。

最下部层面保存较好，距火门和南北壁附近地区，底面烧结坚硬，其他部位松软，南、北两侧的附近底面上还有薄薄的烟灰和草木灰层，可以看出走火的痕迹，而灶室中间的半月牙形土台没有直接受火痕迹，只是间接受到火高温的烘烤，变得坚硬，颜色呈青紫和黄褐。

因多次平整，土台保存较差，长2.1，宽1.2米，存高仅0.1米。

灶室周壁烧结坚硬，烧结面厚达20－30厘米，大体分为两层，内层呈红色，外层呈米黄色。

  椭圆形大型灶室向西、向北各通向一中型灶室。

向西的灶室大体呈长方形，长5.5、宽0.80－1.7米，保存深度0.4－0.6米。

室内堆积也可分为三个大的层次，大体与椭圆形灶室相对应。

东部烧面较硬，西部烧面松软，上面覆盖着烟灰。

烟灰大体分出若干个层，系多次使用的结果。

  长方形灶室西端和西南各由一烟道、烟筒。

烟道底面向烟筒底面倾斜。

烟道较短、较窄，约1米，窄处仅0.3米。

烟筒口呈圆形，直径约1米，深0.6－0.7米。

周壁还粘贴盔形器碎片。

烟筒内堆积上部为倒塌的烟筒顶部烧土，下为烟灰层，厚达0.1米，能分出若干层。

表明烟道和烟筒经过了若干次使用过程。

  大型椭圆形灶室南、北两侧各有一储卤坑（H2、H3）。

坑口平面呈方形，直壁、平底。

周壁和底部涂抹5厘米厚的深褐色粘土和灰绿色沙土，并经加工，使之坚硬，防水渗漏。

底部有厚达5－10厘米的灰绿色淤沙层。

H2，长1.64米，深0.5米，西壁向外有凸口，宽0.3米，似是上下或踩站的地方。

淤沙层面有10数件完整的盔形器，其中四件还连接在一起，个别盔形器底部还粘有草拌泥烧土。

坑底底部铺垫10厘米厚的褐色粘土，并经过了层层夯打。

  盐灶左、右两排柱洞组成的弧形墙体把灶室、烟道、烟筒和储卤坑围在中间。

灶棚东南、西北部为进、出口。

灶棚平面呈梯形，东西长13.3米、南北宽（中部）16米，西北部出口宽12米，东南部进口宽17米。

棚内面积近200平方米。

南排几乎等距离分布着15柱洞，北排残存14个，柱洞（坑）间距5－30厘米。

立柱前先挖柱坑，坑内填满黄褐色沙粘土，中间挖小坑埋设木柱，小坑周壁和底部涂抹深褐色粘泥。

南排、北排柱洞与盐灶之间铺垫一层灰绿色沙土，厚5－40厘米，并略加工。

  盐灶外西部废弃的坑池内，堆积着盔形器碎片和烧土堆积层。

在长13.5、宽10.5米区域内已清理出六层。

其中，编号C7为单独一片堆积，呈不规则圆形，直径4米多，厚达0.25米，可能是一次煮盐后倾倒的生产垃圾。

灶室南部废弃的坑池堆积着厚达半米的草木灰层，夹杂着坚硬的灰白色钙化块，草木灰层堆积长度超过15米。

这里应是烧火垃圾。

  东部排水沟铲刮的剖面和钻探表明，014B盐灶南北两侧也有成组的坑池，各类坑池内堆积与014B同类坑池相同，说明二者制盐作坊区的结构也是一样的。

  014B遗址灶室内出土了成堆的白色和黄白色块状物，其特点是内部呈颗粒状、空隙大、结构松散、重量轻。

生产垃圾内还发现了成片的白色粉状物和灰白色硬块。

这些应是煮盐过程撇刮出来的钙化物和碱硝类。

所发现的盔形器腹部内壁多存有白色垢状物。

显然，盔形器应为煮盐工具。

但商代的盔形器绝大多数为泥制陶，不能直接受火。

此外，绝大多数盔形器底部和腹部没有烟炱和二次受火的痕迹。

因此，煮盐中如何摆放盔形器要考虑的。

由于各灶室底面都有很硬的受火面，烟道和烟筒内有很厚的烟灰，说明灶室应是封闭的。

我们在生产垃圾内发现了成片成堆的草拌泥烧土堆积，其特点是结构疏松，质轻，形状多数呈圜底状，内壁还粘印绳纹，部分呈扁平状。

有些盔形器底部也粘带草拌泥片。

2007年，我们在编号SL9遗址YZ1室内还保留了塌陷的盔形器及底部涂抹的草拌泥层，灶室周围还发现圆柱状、扁柱形、方柱状和长条状烧土残块，个别存长20多厘米。

这些充分说明灶室上应该搭设网状架子，网口内涂抹草拌泥，其上再置放盔形器。

长条灶室有利于搭架子和置放盔形器，而直径达3.5－4.5米椭圆形灶室，直接在上面搭设架子，框架较宽，置放盛满卤水的盔形器，会因为重量太重，易塌陷。

但灶室中间存在的半月形土台，可以让框架间距缩短，解决承重问题。

  盐灶上搭设大型盐灶棚，其作用主要有三。

其一，防止盐灶和储卤坑的雨淋和风吹日晒而导致的塌陷、毁坏，利于盐灶多年反复使用；木柱粗，埋设深，排列密，可防风御潮。

其二，春末夏初，该地区多吹东南风，灶棚门口朝向东南，出口位于西北部，这样顺风，助火势，利煮盐，方便排火烟。

其三，考虑到厂棚面积远远大于盐灶，且棚内有上百平方米空地，上还还铺垫着干净防潮、防水的灰绿色沙粘土，有些部位保留有烧土硬面和活动面，说明那里可以住人，也可作为仓库使用，储放盐制品、制盐用具和生活物资。

  各制盐作坊出土的生活器皿有绳纹鬲、绳纹甗、素面鬲、素面甗、簋、罐、瓮、盆、豆等，其中甗的数量较多。

时代为殷墟二、三、四期至西周早期。

盔形器占陶器总数的95％以上，商代晚期为泥制灰陶和褐陶，西周早期出现夹沙灰褐和红褐陶。

  二、金元时期制盐遗存。

  制盐遗存有盐井、盐灶、卤水沟、过滤沟、储硝坑及半地穴式房屋等。

  卤水井4口，位于07遗址南部的水沟内。

井口上部已被破坏，暴露部分的口径在4米以上，井周壁围以木棍和芦苇，内淤积着黑色淤沙淤泥。

  卤水沟呈直条状，直壁，平底，沟内堆积着灰白色淤沙和淤泥层。

014B遗址G1，长近30米，南北向。

由北向南倾斜。

  过滤沟，长度超过25米，沟宽1米左右，深半米以上。

沟平面呈长条弧形，底部一端向另一端倾斜。

沟底等距离分布着十几个长方形小坑，坑长0.80米、宽0.50米，深0.60米，间距约为1.5米。

小坑内堆满淤土淤沙。

该类沟应是卤水过滤沟，卤水在沟内流动时，淤泥、淤沙会沉淀到小坑内，这样，卤水就会得到净化。

  盐灶多位于过滤沟的两侧，一般两座并列为一组。

盐灶一般由工作间、储灰坑、火门、灶室、烟道构成。

均为地穴式，即在地下修挖成工作间、灶室、储灰坑、烟道等。

就盐灶的平面形状而言，可分长方形和圆形两类，前者规模很大，总长超过10米，工作间一般呈正方形，个别呈桃叶形，工作间边长2.5米，深在1.5米左右。

工作间两侧或角落处有储灰坑。

灶室长1.5、宽1、深0.8－1米。

烟道呈长条形，一般长达数米。

烟道上还有圆形或方形小型灶室。

圆形盐灶规模小，灶室直径在1米以内，总长仅数米。

工作间比灶室、烟道略深，烟道由灶室一端向外倾斜，便于烧火和火焰流动。

工作间内多有草木灰和白色块状物。

就灶室形状和有关遗存分析，当时的煮盐工具应是长方形铁盘和圆形铁锅。

  储硝坑，均位于盐灶旁。

坑口呈圆形，圜底，坑壁经过加工，比较规整。

周壁保存着白色粉状物。

据分析，这种白色粉状物是在煮盐过程中漂浮在卤水上的物质，可能硝碱类。

硝碱是煮盐中的副产品，碱硝是皮革加工的必需品。

  从出土的白瓷、黑瓷碗、盘、罐及陶瓮、盆、板瓦、青砖看，这些制盐遗迹的年代为金元时期。

  三、初步认识

  1，这次发掘首次完整地揭露了一个商周时期制盐作坊。

通过多年的考古工作，我们对渤海南岸地区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制盐工艺流程有了基本了解。

制盐原料为浓度较高的地下卤水而非海水。

从井坑内取出卤水后经卤水沟流入沉淀池过滤、沉淀，卤水在此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