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docx
《改革.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改革.docx（2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改革
刘守英：
推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促进城市发展方式转变
刘守英
2012-09-27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工业化、城镇化成为推动经济高增长的两大引擎。
到2011年，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分别达到46.8%和51.3%。
据估算，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带动人均GDP增加633元。
在高速工业化、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土地的有效供给保障了经济高增长，土地的低成本推动了高速的工业化，土地的资本化促进了快速的城市化。
但是，与传统发展方式一样，我国现有的城市化模式也存在不协调、不健康、不可持续的问题。
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和农民自动自发的城市化双轨并行，形成“两不经济”。
政府主导城市化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
在“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框架下，各级政府通过规划修编、行政体制调整，使城市圈不断外移，将农村区域纳入城市版图。
在此期间，城市面积扩张的速度达到年均7%，而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仅3%，除去2.5亿统计到人口城市化率的农民工，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只有37%，两者差距更大，形成城市扩张“要地不装人”的格局。
第二，城市用地主要靠征地获得，2005—2010年，我国征地面积占新增居民点工矿用地面积比重达67.28%，由此形成的城市化地区成为被征地农民与政府冲突、甚至对立的高发区域。
第三，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主要依赖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融资，形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第四，用地结构不合理，造成土地粗放利用。
我国工矿仓储用地占建设用地供应的比重过高，多年连续超过40%。
城市内部工业用地占比也过高，一般在20%以上，有些甚至超过30%，远远高于国外15%的水平。
第五，城市用地中划拨用地比重仍然偏高，土地的非市场配置造成大广场、大马路和大办公楼现象。
在政府主导城市化的同时，“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区域成为城市农民“自动自发”城市化的战场。
由于城乡结合部区域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主要由村集体组织自我提供，加上面临一系列制度障碍，造成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加剧、违法违规建设严重蔓延、土地价值实现不充分及利用不集约、社会问题凸显并呈加剧态势。
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并明确提出通过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坚，实现科学发展。
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刚刚过半，农民融入城市的程度较低，我国仍然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化是带动增长的引擎。
为此，我们必须通过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土地利用方式转变，从而倒逼城市发展方式转变。
一是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二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三是改变不合理的用地结构；四是促进人口城市化。
刘守英：
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刘守英
2012-09-27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预言：
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大事。
城市化是具有全球化意义的事件，是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都绕不开的经济社会演变过程。
按照英国学者帕乔内的定义，城市化有三个维度：
人口城市化，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城市增长，即城镇的数量和用地规模增加；城市生活方式，即城市生活的社会和行为特征在整个社会的扩展。
城市化的进程，必然带来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重新配置。
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和社会财富增长；与之相随的是，土地非农化、土地级差收益上升和土地资本化程度提高，促进城市和社会的繁荣。
因此，人是城市化的起点，也是城市化的终极目标，土地是促进人口城市化的工具。
政府主导的城市化难以为继
2000年以后，我国进入城市化快车道。
但是，城市化主要由政府主导。
地方政府通过规划修编和行政区划调整，城市迅速外扩，我们称之为“城市圈外移的城市化”。
2000～201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共增加了17730平方公里。
各类城市发展呈现从中心城区向边缘空间外扩延展态势。
全国主要省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成倍增加，有的扩张了近10倍。
城市化的过程，就是政府征用农民土地的过程，城市用地主要靠征地获得。
1999～2008年，新增城市建设用地18633平方公里，征用农民土地13925平方公里，征地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74.74%。
城市政府通过规划划定建设范围，通过征收、拆迁保障项目落地，获得土地出让收入；开发商盖房出售获利，为政府实现土地出让收入提供下游出口。
城市政府和开发商成为土地级差收益的排他性获得者，形成利益共同体。
两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夹缝中，人口城市化也在顽强地进行着。
外地人口为了谋求非农就业和更高收入的机会，流向城市。
面对流动人口涌入带来的居住需求上升，划入城市圈的城乡接合部原住农民以剩余土地“种房”出租，分享城市化带来的级差收益。
政府主导城市化的低成本优势在丧失，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在增加，难以为继。
一是计入城市化率的人口不能在城市落地。
二是城市化成本急速上升，包括违规违建导致的城市拆迁费用大幅上升，以及农民抵抗征地影响项目实施，导致发展机遇丧失。
三是城市病蔓延。
四是政府作为征地和拆迁的主体，造成官民冲突，危及社会甚至政治稳定。
换一种模式的城市化
案例1：
广东南海：
集体土地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2004年以后，面对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带来的发展后劲不足，南海区政府主动实行“三旧改造”，在先确权前提下，将工业化阶段的旧厂房、旧物业实行升级改造，在保留主体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征收部分土地进行市政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转型、提升城市品质、提高土地价值，加速南海的城市化。
案例2：
海南陵水、三亚的新征地模式。
在海南省陵水县大墩村，农民曾为“誓死保卫土地”与政府发生多起冲突。
2010年农民主动与政府配合，仅用15天就完成了11670亩土地、涉及8个村民小组及826农户的征地拆迁。
紧邻三亚市政府所在地的月川社区，曾被称为最难拆的“城中村”，11年间，一遇征地拆迁就发生惊动全市甚至全国的官民、警民冲突，2009年该社区村民主动进行拆迁改造，仅用54天就将旧村拆除。
究其经验，一是让农民成为实施征地拆迁的主体；二是保障农民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核心是允许农民集体存量建设用地上市；三是创新留地安置，培植适合农民从事的有稳定收入流的产业。
案例3：
北京50村的城乡接合部建设试验。
北京这次的50个重点村建设，就是要解决这些区域的城市化问题。
核心是已经城市化地区的农民问题。
一是在城市化形态上，通过这次改造，彻底解决目前城市化形成的两张皮，将来在城市管理和业态上要接轨；二是要坚持改造中的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地位，改变过去农民被城市化的模式，避免继续留下隐患；三是将这些区域的原住农民在身份、社保、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上彻底城市化，不搞烂尾工程，留下后遗症。
办法是：
以原汤化原石，也就是用这个区域的土地，来彻底解决这个区域的城市化问题。
政府主动破解城乡二元体制的藩篱，从规划、土地、立项、资金、基础设施、社保、人口管理等进行主动改革，实现城乡接合部原住农民的市民化。
其中，在土地制度上，利用自有资源实现城市化，土地指标优先、抵押物统筹优先、土储上市优先，调整土地规划，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落实资金平衡方案，并允许农民利用集体土地盖租赁房。
政策建议
改变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模式，让农民成为城市化建设的直接参与者。
改变政府直接当拆迁主体、造成官民对立的办法，由农民集体成立征地拆迁公司，作为征地拆迁的主体。
地方政府经过合理评估后，将征地拆迁补偿费用统一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节余部分归农村集体组织合理分配使用。
实现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同权，让农民分享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级差收益。
政府征收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不能按照农用地价格的标准补偿，必须按非农用地的市场价格进行赔偿。
同时，不管城市圈内还是城市圈外，都允许集体建设用地的存在，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同国有土地一样出让其使用权。
切实落实“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有保障”。
一是明确地方政府在征地时，必须留一定比例建设用地供农民长期使用，将留用地安排在城市规划的最优地段，发展农民有稳定、长远收入的产业，切实实现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有保障。
二是农民土地被征收后，按城市市民待遇解决社保、养老和其他同等公共服务。
三是帮助农民完善经济组织结构，健全农村治理结构，保障全体村民长期、公平获得土地增值收益。
夏斌：
“顶层设计”不能回避的若干问题
夏斌
2012-06-27
●由来已久的土地财政问题，已到了不能不解决的时候了。
●创新是直接关系到今后世界上中美两个大国在危机后，谁能“走得更远、笑到最后”的关键。
今后5到10年是中国经济的关键时期。
为什么？
由于目前的改革有待深化，各种利益关系、矛盾越来越复杂，已深刻影响到社会领域。
所以今天又到了30年前必须改革那样的关键时期。
不改革已没有出路。
而在“十二五”规划刚定完，党政换届之年提出搞“顶层设计”，我认为意义非同一般，这是居安思危。
顶层设计应不设思想框框，绝不能就经济谈经济。
中国改革已走过了三十多年，很多问题已暴露很久，很彻底了。
今天既然搞顶层设计，就要从国家稳定的最高利益出发，按照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碰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要敢碰，不能再回避了。
我认为顶层设计中应有以下问题必须认真解决。
解决土地财政、防止系统性风险进一步恶化，需要财税改革；解决扩大消费、发展生产、鼓励创新，同样需要财税改革。
关于土地制度改革。
农用地转非农用地、宅基地问题，实际上长期方向并不清，但各地政府的试点实践却非常活跃。
由于我们的制度长期不明晰，已造成一些矛盾更加复杂化。
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农民权益保护问题，涉及中国千千万万个小城镇建设中土地的统一规划、建设用地供应、土地财政问题。
进一步分析，从经济上看，让土地流转起来，增加农民收入，是培育中国几亿农民大消费市场的大问题。
从政治上看，解决强拆上访、城乡两极分化、贪官污吏等问题，直接涉及政权的稳定。
农民征地问题是近几年群体事件高发、上访人数最多的突出领域，已成为城乡经济、社会矛盾的焦点，到了中央应该下决心解决的时候了。
这是顶层设计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关于财税改革问题。
仅从中国目前已积累的风险看，要打破海外人士“中国崩溃论”的预言，必须化解已经存在的系统性风险。
在房市泡沫风险已经形成，“土地财政”是其成因之一的情况下，现在必须整顿房地产市场。
其风险传递机制是：
要整顿房地产市场，房市价量均跌；由此地价需求减少，土地收入减少（已减30%左右）；由此地方融资平台风险进一步暴露；银行体系风险增加。
从实体经济看，房地产投资占全部投资的四分之一，整顿房市，2012年房市投资要减10个百分点。
尽管用保障房投资来顶替，但个别地方政府已反映，当地财政就是不吃不喝全部用于保障房，资金还不够。
那么今后正常的投资需求怎么保障？
由此看，由来已久的土地财政问题，确实已到了不能不解决的时候。
这个问题不仅扭曲了经济发展方向，带来了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也带来了民怨。
而解决土地财政、防止系统性风险进一步恶化，需要财税改革；解决扩大消费、发展生产、鼓励创新，同样需要财税改革。
财税改革已涉及顶层设计内容中的方方面面。
关于城镇化问题。
众所周知，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是结构调整的重要环节。
但是，从逻辑上讲，城镇化本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后中国继续稳定增长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不改变现有的制度，城镇化是不会自动实现的。
因为城镇化内容，涉及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变城市居民的各种权益享受问题（涉及要多增一块财政支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涉及钱从哪里来）和农民工变城市居民后的长期就业问题（涉及“非公36条”的落实）。
因此，城镇化问题其实是涉及社会、经济、城市规划等一系列制度问题，其核心是，要鼓励投资小城镇，创办各类企业来扩大农民就业，这样才能增加当地财政收入、实现对农民的公平财政。
因此可以说，户籍制度只是个水到渠成的结果，而这一系列制度的改变，则需要相当多的行政部门放松管制政策。
因此要落实城镇化战略，环环相扣，必须要有各部门共同协调去顶层设计。
部署城镇化从哪撬动，先解哪个结，后解哪个结。
不是一讲城镇化，就是政府拿钱、搞基础设施建设。
在顶层设计中，如果能做到国有资本的“有进有出”，而不是一味追求经营规模和资本增值的最大化原则，将会大大增加中国在未来把握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筹码。
关于资源价格问题。
这是市场体系中影响经济领域方方面面的最基本的机制。
除其他的价格机制例如利率、汇率另作改革外，资源价作为实体经济中最基本的市场机制，应该尽快拿出改革规划，这项改革已是明显拖了后腿。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
眼下人们讨论更多的问题，其实不是顶层设计意义上的，而是日常早应解决而没解决的短期问题，譬如债券市场统一问题、金融机构分业或混业经营问题等等。
就金融领域而言，有顶层设计意义的，主要有两条：
一是金融体系如何配合国内经济进一步的市场化。
这不仅是在利率，而且包括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的市场准入、金融市场架构完善等方方面面的内容，需要尽快通盘考虑，打破各种行政限制，实现充分的市场化。
绝对不应限于利率市场化、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二是配合中国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全球化，在美元金融霸权下，如何在汇率、资本管理、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国际与区域合作等方面，拿出渐进、有序配合的工作进程表。
同时，上述国内与国际金融之间又是如何衔接、互相照应。
在整体经济中，“金融这个核心”老是滞后，实体经济面的各类顶层设计就难以落实。
关于创新机制。
创新是直接关系到今后世界上中美两个大国在危机后，谁能“走得更远、笑到最后”的关键。
眼前几年可以靠多发票子来刺激经济。
长远看，一个国家是不是真能抓住战略机遇，唯有创新是真正的发动机。
但是创新这个问题涉及面又实在太广，涉及许多经济主管部门、企业，涉及教育、科技、军工，又涉及知识产权管理。
单靠科技管理部门吆喝没有用。
所以，在这次顶层设计中，应该从多部门、多角度作出布局和制度安排，给予有长期“后劲”的支持。
关于国企改革与所谓“国退民进”。
我认为这个问题首先是要搞清楚，从长远看，一个国家的稳定和有效治理，到底是靠法制，还是靠政府手中掌握更多的企业资产？
如果是靠法制，那么在很多很多问题上，就不应该存在国企与民企的差异。
政府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的，包括国防产品、社会保障，也包括基础设施。
其余的产品谁提供，都可以一视同仁。
因为政府可以通过依法制约，通过体现市场公平原则的宏观调控，让不同属性的企业统一服务于国家利益和老百姓利益。
我们现在往往由于处理不好这一关系，才会长期陷于国有与非国有经济谁主谁次的讨论，才会产生经济社会的效率低下。
而且，在中国目前结构转型、“财力有限”的痛苦时期，在全球危机后许多国家财政一片哀嚎之中，我们往往没有看到，在世界上，可能唯独是中国政府掌握了最多的国有资本和资源，这正是加快结构转型和扩大财政支出的最有利条件，我们却又没有用好、用足。
因此，在顶层设计中，如果能就这个问题进行战略性调整，做到国有资本的“有进有出”，而不是一味追求经营规模和资本增值的最大化原则，将会大大增加中国在未来一个时期把握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筹码，也会给以上各项顶层设计所需的财力安排和实际操作，提供充分的回旋空间。
关大豆问题的答问
程国强
2012-04-09
以下是中国经营报记者有关大豆问题采访的答问。
需要说明的是，本人与原文中的其他有关观点并不一致。
中国经营报：
作为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中国大豆企业在大豆价格话语权方面越来越没有影响力，这种状况还有机会改善吗？
程国强：
早在8年前，国内大豆压榨企业就疾呼要取得国际大豆市场定价话语权。
那个时候，中国大豆压榨产能中有70%以上是内资企业的。
有关部门当时还组织大豆行业内的企业家、学者等讨论如何利用中国大豆进口市场优势，联合国内企业，争夺大豆定价话语权。
8年过去了，国内大豆行业境况每况愈下，现在60%~70%的大豆压榨产能被外资控股或参股，外资真的能为中国市场利益代言？
所谓“南美种大豆，美国定价，中国买大豆”的格局目前看起来还不具备动摇的市场基础。
《中国经营报》：
中国大豆企业已被迫沿用了很多年保护卖方利益的合同条款，这在国际贸易中很少见，中国大豆产业是否还有可能在国际贸易中签订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合约？
程国强：
这个问题在2004年初业内曾经有过一次广泛的大讨论，有关行业协会也在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买方合约的初稿，虽然最终没有与卖方达成共识，但大豆卖方合约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已昭然若揭。
由于这个合约是商业条款，必须经双方讨论谈判才有可能修改，而谈判取决于市场博弈的实力，有实力才有话语权。
但目前我们有什么实力可挑战这样实质上不合理的合约？
尤其是，当年许多参与讨论的企业，有的已破产消失，有的已成为外资企业的一个工厂。
我认为我们必须改变这个不利的格局，但目前机会并不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或许还需要等待，等待一个时机。
《中国经营报》：
大豆产业对目前的局势是否还有解决的办法？
中国企业是否有可能团结在一起与国际粮商博弈？
程国强：
与铁矿石谈判不一样，铁矿石谈判，宝钢可以代表中国企业进行谈判。
但是在大豆行业中，有没有哪个可以带头的企业，有能够“一统天下”的能力。
当前的状况是，在大豆原料和终端产品价格基本一体化的背景下，每个企业的内部运行管理能力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各企业之间存在着严酷的竞争，大豆加工或许是利益分化最严重的一个行业。
因此，团结、联合的利益或许大家可以共享，但风险谁愿意承担？
因此，所谓联合、团结的谈判思路，这是一个理想的愿望而已。
《中国经营报》：
从国资委或者发改委的角度出发，政策上还应该有哪些支持？
程国强：
若从政府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或许会演绎成一个所谓的国家战略问题。
所有的企业都希望借政府之手来缓解目前的困难。
我以为，定价话语权之争，应该是一个综合实力的体现。
如同我最近讲的一个观点，要抓紧谋划在国内现有商品交易所的基础上，筹建与纽约、芝加哥和伦敦等交易中心竞争的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其关键是，要充分发挥中国国内巨大市场需求的战略资源作用，发挥中国南北市场交汇、东西市场24小时交易的区位优势，逐步形成全球大宗农产品定价话语权。
这是一个真正需要研究的国家战略，需要从现在开始谋划。
程国强：
种业或成农业科技突破口
程国强
2012-03-21
今年中央对“三农”投入仍会加大
“三农”投入持续加大
农田水利建设是重点
上海证券报：
近年来，国家对“三农”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去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投入首次超过一万亿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上，继续向“三农”倾斜，您认为，今年对“三农”的投入力度是否还会继续加大？
程国强：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9年以“三农”问题为主题，既各有侧重又互为补充，既立足当前又谋划长远，共同形成了完整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同时也逐步建立了“三农”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根据近几年的文件表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两个重点、两个主要和一个加大”。
“两个重点”指的是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要转向农村，“两个主要”就是指国家财政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量主要用于农村，“一个加大”指的是逐步加大政府土地出让金用于农村的比重。
第二个是，“三个继续高于上年”，即财政支农投入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土地出让金用于农村建设的增量要继续高于上年。
正是如此，为国家加大“三农”投入形成了一个稳定增长的机制。
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至2010年，中央财政支持“三农”投入从2626.2亿元增加到8579.7亿元，年均增长21.8%，其中与粮食生产相关的投入从1029亿元增加到4575亿元。
财政部预计，2011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有望达到10408.6亿元，增长21.3%。
今年中央对“三农”的投入还会继续加大力度。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三个持续加大”，即持续加大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持续加大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农村投入，持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确保增量和比例均有提高。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
根据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我们的国力财力仍然十分有限，因此与解决三农问题、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相比，国家对“三农”的投入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
这要求我们合理安排投资结构，把钱花在刀刃上。
上海证券报：
“钱要花在刀刃上”，您认为资金的投入主要会集中在哪些领域？
程国强：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三农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三强三保”，即强科技保发展、强生产保供给、强民生保稳定。
根据文件精神，今年投入的重点领域仍将集中在确保主要农产品（000061）有效供给这个中心任务上。
今年一号文件特别强调抓好粮食生产和“菜篮子”产品供应。
我国粮食生产在“八连增”的基础上面临着一个重要转折，要么是实现“九连增”，要么可能会出现拐点，所以，要求今年继续开展粮食稳定增产行动，加大粮食生产补贴力度，加快推进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种养，确保粮食生产不滑坡、菜篮子产品供应不断档、农产品价格不大起大落。
在今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这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大局，具有更加特别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将继续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基本覆盖农业大县，为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同时，继续推进农村水、电、路、气与房建设，实现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全覆盖。
加快改善农村民生也仍然是支持的重点，将着力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水平和政策补贴标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实现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
种业或成农业科技突破口
上海证券报：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业科技摆在突出位置，您对此怎么理解？
程国强：
自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9年以“三农”问题为主题。
每个文件都围绕加强“三农”工作的主线，聚焦难点问题，突出政策重点。
如2004年以来，分别针对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统筹城乡发展、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问题发布文件、出台政策，既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也体现政策的针对性、创新性；既各有侧重又互为补充，既立足当前又谋划长远，共同形成了完整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
比较而言，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基调已从前几年以调整生产关系为主，逐步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为重点，采取更加有力的支持政策，强化农业农村发展基础。
今年一号文件将农业科技摆在突出位置，抓住了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
因此，突出抓好农业科技，意义特别重要。
上海证券报：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在哪几个方面急需突破？
程国强：
从总体上看，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农业科技落后二三十年一点都不夸张，但与此相反，我国农业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资源环境等挑战却比发达国家要严峻得多。
当前最为紧要的是，一方面，农业科技创新要解决“顶天立地”问题，即既要有长期战略，超前部署农业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力争在世界农业科技前沿领域占有重要位置；也要面向产业需求，面向农民需要，着力突破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切实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
另一方面，要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问题。
一是两条腿走路，健全体系，一方面，提升政府支持、公益性农技推广能力，确保基层农技推广服务机构办公有场所、工作有经费、下乡有工具、服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