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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论纲
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论纲
作者：
曾成贵
在执政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一个仍然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不断探索的问题，毛泽东的思考和论述，不仅给予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以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其正确的论断对于现时代党的建设也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
中国革命，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程度很低，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共产党的领导。
没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不能胜利。
还在中共七大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出：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1]为什么呢？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需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
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并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结束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稳定的环境支持。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还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有这个凝聚力、向心力和号召力，能够团结和率领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懈奋斗。
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党的领导地位，不能有丝毫动摇。
1954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庄严宣布：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2]当整风运动期间，社会上出现怀疑党的领导、脱离党的领导，甚至反对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时，毛泽东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并针锋相对地明确提出：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3]以后，无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么动乱的情况下，他也丝毫没有放松过保持和加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的决心和信心。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领导地位，才有了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前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二、紧密联系政治路线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到执政党这个地位的根本转变，同时也使党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新的考验。
一方面，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进入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不能满足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还存在，有时甚至还会很激烈，但已不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
党的主要任务和中心工作，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建设步伐，彻底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推进现代化进程，带领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美满的新生活。
另方面，这个任务的改变，使党面临了两种新的考验，一是实践要检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能力和领导的水平，二是能否坚持拒腐防变，避免重蹈历史上“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覆辙。
胜利地完成党所面临的新任务，经受住以上两种新的考验，必须紧密联系政治路线建设党。
政治路线，解决的是党在一个时期、一个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的根本问题。
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党的兴衰和党的事业的成败。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8周年的时候，毛泽东总结党成立以来党的建设的经验，就明确指出：
“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
”[4]1971年，毛泽东在巡视各地时反复强调：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
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5]
成为执政党以后，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形势，党在这个时期和阶段的主要任务，制定了内容不同的政治路线，在这个时期和阶段的党的政治路线指引下，开展党的建设，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党在这个时期和阶段的主要任务而奋斗。
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完成，毛泽东就提出了党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
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出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三大改造的胜利。
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建立在对国情、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正确分析的基础之上。
1956年，中共八大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新形势，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党和全国人民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评价的：
“‘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6]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这个总路线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由于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又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以后虽然纠正错误，但只是局部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继续高高举着，指导思想中“左”的错误不仅没有得到彻底纠正，甚至还有新的发展。
其结果，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文化大革命”由毛泽东亲手发动起来，中共九大、十大根据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制定的政治路线，更完全是错误的。
由于党的路线错误，结果造成社会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党的建设也因之受到严重破坏，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开展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一个总目标。
这个总目标，就向全党明确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应当说，按照领导核心来建设党，就是毛泽东在执政条件下建设党的总目标。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性质、宗旨、根本任务会不会发生变化，会发生什么变化，这是需要严肃对待认真回答的新问题。
在执政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新的探索。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在《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中提出：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7]这段话后来被作为建党纲领写进了九大党章。
“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成为当时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指导方针。
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他提出我们这个党事实上需要“重建”。
由于党已经从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地位变化了，任务变化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必然也会随着发生相应的变化，必须赋予反映时代要求的新内容。
党建总目标的确立，必须全面反映这些变化，必须与时俱进。
在革命时期，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党的建设必须为阶级斗争服务。
进入执政时期，党就不能仅仅停留于此。
党的主要任务已经是解放、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党应当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这样，党就应当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党建总目标，必须体现执政兴国的本质要求。
所谓“五十字建党纲领”停留在革命党的阶段，没有体现执政兴国的本质要求，虽然也要求把党建设成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但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三、加强思想建设，永葆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着重于从思想上建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贡献。
在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初期，毛泽东就提出：
“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8]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
”[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长期活动于农村而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不变，坚持“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共产党执政了，党员成分、党的活动空间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毛泽东继续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这是因为从党员个人来说，无论出身如何，思想入党是一个奋斗终身的问题，如不注意思想建设，过去从思想上入了党，会在新形势下变得脱离党。
从党的组织来说，社会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可避免会渗透到党内来，党内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矛盾，不加强思想建设，就不能统一思想，集中意志，党的组织就会丧失战斗力。
从思想上建党，最根本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这是毛泽东一贯的主张。
新中国时期，每当重大的转折关头，毛泽东总是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1957年，他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指出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
”他提出读马列主义的书籍，“重要的是要注意研究方法”，要求广大干部养成学习习惯，不应该把时间浪费掉。
[10]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浪潮把人们的头脑搅热了、搅昏了的时候，他号召从中央到县委的各级党委委员读《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和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
”[11]直到1974年、1975年，毛泽东还一再提倡“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认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12]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并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首先明确提出并使用“思想路线”的概念。
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
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毛泽东再一次向全党昭示了这一原则，指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13]
世间客观存在的事物是丰富多彩的，人们的实践活动也是不断发展的。
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要求人们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既有的理论和模式出发，要根据发展了实际，提出新的理论丰富马克思主义，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1956年，毛泽东指出：
“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无论什么时候谁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
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的，不断发展变化的。
我们的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14]1960年，毛泽东总结过去10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回顾“大跃进”运动以来的曲折进程，他深感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少经验，但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需要再花上十年的时间，去调查它、研究它，找出其中的规律性。
1961年，他倡导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指出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但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
为此，他带头检讨这大概是由于自己官做大了，像过去在江西时期那样的调查研究做少了。
正确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在党的历史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确立以后，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建国以后，虽然毛泽东不时强调实事求是，号召党的各级干部加强调查研究，但是，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中“左”的错误越来越多。
这说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富有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把思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不把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词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必然脱离中国实际。
从根本上说，毛泽东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不很清楚。
根据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过去长期革命斗争积累的经验，他把抓阶级斗争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并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共产党内抓资产阶级，抓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越来越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事实告诉我们，确立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必须要有制度保证。
以制度来保证党的思想路线，使之不以个人的愿望和决定而改变，这样，党的建设才能有正确的方向，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四、加强组织建设，健全党的肌体
毛泽东关于执政党组织建设的思考和论述，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二是坚持民主集中制；三是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历来重视党的干部建设，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
毛泽东揭示了党的干部的本质特征。
他援引斯大林的话，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因为党的干部“是有革命理论的，他们是富于牺牲精神的，他们是革命的先锋队。
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
[15]他又指出，党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人民的勤务员”是党的干部的本质特征，是共产党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之一。
因此，党的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公仆意识，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供人民之所需，绝不能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当官做老爷。
毛泽东提出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任人唯贤”，就是立党为公，在用人问题上坚持公道正派，不徇私情，不拉小团体，不搞宗派主义，它与“任人唯亲”从来就是相对立的。
毛泽东提出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
“德”，主要是指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政治意识、组织观念、革命精神；“才”，主要是指工作能力、业务水平。
他强调二者必须“兼备”，而不是此长彼短，不是片面地强调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
“又红又专”，其基本精神与“德才兼备”是一致的。
毛泽东提出了“知人善任”的干部政策。
政治家和政治家集团做到知人善任，才能保证有人干事，有能人干事。
一是要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不以一眚掩大德；二要善于使用干部，任人唯贤，扬长避短；三要善于爱护干部，要指导他们，提高他们，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毛泽东还提出了全面团结干部的方针：
一是要团结各方面的干部，处理好老干部与新干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汉族干部与少数民族干部、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党政干部与业务干部、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二是要反对组织问题上的宗派主义；三是要开展最广泛的团结，特别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事实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
民主集中制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
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是治党也是治国的一项重要原则。
共产党执政，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设党，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了表率和核心作用。
中共八大认真研究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做出了相应的决议，提出要根据执政后的新任务和新要求，贯彻集体领导原则，扩大党内民主。
中共八大以后，在探讨如何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提出用民主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他指出：
“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
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
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
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16]稍后，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17]
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专门阐述了民主集中制问题。
他深感过去一段时间，建设社会主义走了弯路，付出了代价，党内发扬民主不够，是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阐述了什么是集中，什么是无产阶级的集中，民主对集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他指出：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
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这个大国执政的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执政党。
党的民主集中制状况必然直接关联到国家政治生活，毛泽东同时指出：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
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
”[18]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必须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结合起来。
党内通过民主讨论，通过必要的程序形成决策，不是把决策权、指挥权都集中在“一把手”身上。
新中国时期，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发扬民主总是与加强集中相联系的，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以集中为民主的前提和目的。
他认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19]民主作为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从服务经济基础的角度看，它是手段。
而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本身也是一个独立成分，人们不仅要有经济生活的富足，还有政治生活的民主，从这个角度看，民主就决不只是手段，同样是目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既要有物质文明，同时也要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如果只把民主作为手段，那么手段是可以选择的，当认为有了比它更好的手段时就必然会轻视它甚至放弃它，只有把民主作为政治建设的目的，才会不断追求，坚持到底。
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有了明显的改进，支持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但是，由于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结果还是使党的建设、国家政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
芳林新叶催陈叶，世上新人换旧人。
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也是社会变迁的规律。
社会主义的中国要千秋万代传之久远，永不变质，永不褪色，执政的共产党必须与时俱进、充满生机和活力。
建设一个这样的党，必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只有这样，才能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才能使党和国家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
1956年，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风波时，毛泽东就讲过干部队伍对于巩固和发展事业的重要性和这支队伍的优越性。
1964年，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第一，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第三，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包括反对的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自己有错误，要做自我批评。
他提议党中央对接班人问题做出部署，“要准备好接班人。
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20]
一般地说，毛泽东提出的这五条标准是全面的、正确的。
接班人标准的提出，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战，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变化为背景，毛泽东认为苏共已经变色，苏联已经出了修正主义，中国党也可能出修正主义，要防止出修正主义，就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因此，接班人问题，是毛泽东反修防修的战略部署。
但是，在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形势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和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并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因此，对什么是修正主义的认识就也不那么清醒。
结果，对接班人的培养，实际上就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来进行。
事实已经证明，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和标准选拔和培养接班人，是不成功的。
五、加强作风建设，继承和发扬优良党风
“党风”的概念是毛泽东提出来的。
他指出党风即共产党的作风，包括着党员和党的组织在思想、政治、组织、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的作风，所谓学风、文风，也都是党风，是党的世界观和党性的外在表现。
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能否形成并保持一个好的党风，关系到革命事业能否取得胜利，那么，在执政以后，能否继承并发展党的优良作风，就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党的事业能否不断兴旺发达，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
执政党的党风，是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三位一体的，三者互相结合、互相影响。
思想作风不端正，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盛行，路线、方针、政策就会出偏差，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也不能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工作作风不端正，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轻则不能开创工作新局面，重则脱离群众；生活作风不端正，就做不到清正廉洁，必然滋生腐败。
从根本上说，党风不正，党就不能很好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发展下去，就会使党失去先进性，丧失人心，就会丧失执政地位。
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必须以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基础，在反对和纠正思想、工作和生活上的不正之风的过程中，不断创新理论，完善制度，深化实践。
在这方面，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官僚主义，提倡艰苦奋斗。
主观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教条主义，理论与实践相分离。
毛泽东指出：
“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
”“现在，我们要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
”[21]他认为同主观主义作斗争，是长期的任务。
这是因为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的思想和理论必须伴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否则，就会出现主观主义。
毛泽东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分析问题，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他强调对那些还不懂得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22]
官僚主义是党长期执政的大敌，官僚主义盛行，必致脱离群众，只有不断地彻底破除官僚主义，才能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1950年，毛泽东就给当时的松江省委题词：
“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1953年，他深刻分析了执政条件下，党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指出这在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
”产生这个问题，就社会根源上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就主观原因上说，“这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
[23]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总结讲话中，他再次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密切依靠人民群众的原则，反对一切形式的脱离群众的作风。
“文革”中，一些领导干部受到冲击，毛泽东认为一个原因是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另一个原因“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
这样，群众就有意见。
”[24]毛泽东始终重视解决党的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试图从根本上杜绝它。
他提出过要用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但逐步把干部的官僚主义问题与资产阶级性质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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