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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策展的表演中谈论人性的事

在策展的表演中谈论“人性的事”

安妮(关带运):

安妮来自新加坡,长期居住在伦敦。

她是制作人、独立策展人、作家和学者,早年在金匠学院学习戏剧、电影,进行文化研究,并取得法学硕士学位。

2005年

以来,她以独立策展人和制作人的身份参与了很多英国和国际项目,与伦敦南岸艺术中心、格夫雷博物馆、巴比肯中心、现场艺术发展机构等英国重要的文化艺术机构合作过。

她于2012年创

立了“人性的事”策展团体,并于2014年成立公司。

借此平台,她与艺术家们一起对“穿越边界”的主题进行批判性的探讨,并为东南亚、英国和欧洲的当代艺术家建立共同合作和交流的平台。

“人性的事”策划的项目在英国、意大利、塞尔维亚、马其顿、新加坡等国家巡回演出。

2015年,她策划了“五十周年戏剧回顾”的项目,作为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

2016年,她完成了在柬埔寨的策展人驻地项目,收集并翻译了大量东南亚当代文化艺术的文献资料。

同年,她回到学校,就读伦敦亚非学院东亚艺术史和文化研究的硕士项目。

“人性的事”国际交流项目受到过英国艺术委员会、新加坡国家艺术委员会、马其顿文化部、斯科普里市基金会、新加坡国际基金会和STEP欧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

安妮、曾不容,以下简称安、曾。

曾:

你是如何成为现场表演艺术的策展人的,能谈一下现场

艺术和你的关系么?

安:

一开始我是学戏剧出身。

我在新加坡长大,那段时间正好是当代戏剧在新加坡迅速发生的时期。

在学校期间我看了很多先锋导演的戏,比如王景生、陈杰毅、许崇正等,他们都进入了剧场,开始做非常有趣的尝试。

我所在的群体是一群刚刚入校、开始戏剧实验的学生,并且当时戏剧在新加坡的大学里第一次成为一级学科(A-level),所以我才有机会选择戏剧专业。

这门学科很新,我的朋友、亲戚们都难以接受我的选择,“你以后怎么活得下去”是他们的疑问。

即使现在毕业二十年了,他们对我的质疑还是一模一样(笑)。

本科毕业后我依然很喜欢剧场,所以我来到英国金匠学院的戏剧系读硕士。

那时候的系主任是罗伯特?

戈登(RobertGordon),还有一群非常好的老师。

在金匠,我逐渐意识到对于我来说,戏剧并不意味着戏剧性的形式,而永远是关于一个故事、一个社会问题、一群人,这些元素才让我想要热切地去探索戏剧。

新加坡八九十年代的戏剧浪潮以及戏剧成为一级学科,为我提供了选择从事艺术工作的契机。

不过,即使在读大学之前,我也很喜欢文学。

但文学更像是一个人的事业,不需要成为群体性的活动。

除此之外,我对电影以及如何以电影为媒介讲故事也很感兴趣。

所以我猜大概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我和现场艺术产生了联系。

之后我开始学习策展,但一直带有戏剧情结,我对空间的意识很强。

对于我来说,策展首先要面对的是一个三维的空间,不仅仅是往墙上挂画、放录像,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空间里移动。

我理解的空间安排是:

或者空间自身就能让人们联想到它的特定地址和历史,或者是为了让观众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才存在,甚至观众的移动和在空间里的经验本身也是展览的一部分。

所以现场艺术和戏剧的想法自然地?

M入到我对展览空间的布局里,我很喜欢那些用表演性的行为打破美术馆、画廊空间感的作品,它们为观众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感受,并且促使他们用不同寻常的方式在空间里移动,而不仅仅是按顺序看一眼作品就走。

而且我认为,现场艺术和戏剧的区分其实太琐碎,戏剧里也有很实验性的作品,我在学校期间就看到过很多。

现在我策划的表演和展览属于现场艺术的范畴,但是现场艺术在向戏剧回潮,我们看到的很多现场行为作品都非常具有戏剧性,经过了复杂的编排。

当伦敦卡姆登人民剧场(CamdenPeople'sTheatre)开始举办活动的时候,很多行为艺术家都参与了。

所以场地的变化影响了现场表演艺术的走向。

卡姆登是一个戏剧场所,但是经常用来表演现场艺术。

不仅如此,还有在哈克尼的“院剧场”(YardTheatre)。

它起初是一个剧场,后来变得越来越实验。

还有一些剧场介于戏剧和现场艺术之间。

就戏剧本身可以变得越来越实验性来说,场地的用处也可以越来越多元。

曾:

你是如何从戏剧转向策展方向的?

安:

在金匠大学我不仅学习戏剧,还学习电影、影像等,最后拿的是法学学位。

毕业后,我开始做制作人,为伦敦的不同机构工作,其中既有艺术机构,也有文化产业公司,负责电影、影像、展览、艺术项目的执行。

这个起点很好,让我学会了跨领域的思考方式,而且也是份正式的工作。

但是逐渐地,我意识到作为制作人,主要工作就是在既定的条件和命题下帮助艺术家实现他们的想法。

然而我自己也有很多想法希望得到测试,有很多想要探索的问题。

我发现策展可能更有趣,可以将不同的艺术媒介、场地等元素和我关注的话题联系起来。

所以,我先参加了伦敦艺术大学圣马丁学院教学生如何成为独立策展人的一个短期课程。

课程内容非常基础,包括如何布展,如何独立与机构合作等等,只是很简单的一些常识。

课程大概六周。

但是在此期间,我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都对类似的艺术项目感兴趣。

在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作业是合作策划一个展览方案。

那时,我已经很喜欢“穿越边界”这个话题,而且参与结业策展的人来自世界各国,日本、埃及、意大利、新加坡等,所以跨越边界/边境是我们的共同兴趣。

课程结束后,我们突然想:

嗨!

既然已经有了方案,我们为什么不去实现它呢?

于是,我们开始征集作品,并且决定在我租的地方举办第一次展览。

这是我们第一次将展览的想法变成现实。

我需要把房子临时清空,但我想既然之前有很多人在自己的房子里策展,那我也能做到,为什么不行?

实际上,第一次展览非常成功,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开心的时光。

展览现场来了很多人。

有一个艺术家的干预作品是在洗手间里完成的,表演基本由两个艺术家完成,他们锁上了洗手间的门,把热水打开接满浴缸,在洗手间里表演,发出很大的噪声,但是观众只能在门口听。

每个人都很好奇,在问里面发生了什么。

过了一会儿,门终于打开了,每个人都冲进去想看个究竟,但是满屋的水蒸汽什么也看不清。

等蒸汽终于散去之后,他们才发现门背后站着两个艺术家在拉着门,作品是艺术家用长头发在潮湿的墙面拼成的文字。

整个可视的表演环境里满满的蒸汽、头发,还有头发拼成的字,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

第一次展览之后,我发现自己非常享受整个过程,这才是我今后想做的事。

在2012年,“人性的事”(SomethingHuman这个机构诞生了。

一开始我和一群在圣马丁策展课上认识的同学发起了这个像志愿者机构的组织,只是用“人性的事”这个平台来测试有趣的点子。

最后,大多数人都离开了组织,有些人回到了之前的工作,有些人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比如意大利和埃及,只剩我和其他几个人坚持了下来。

在2014年,“人性的事”变成了一个合法的公司,这样我们就可以申请更多的资金赞助。

现在,

“人性的事”主要由我和来自意大利的亚历山德拉负责。

我们并不是在策展课上结识的,而是通过圣马丁学院的另一门短期课程

“艺术和政策”相识。

在课上,我们两个都认识到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于是2013年她加入了“人性的事”,在2014年我们决定一起成立公司。

曾:

“人性的事”最早发起过哪些活动,策展过程是怎样的?

安:

我们在2012年一起发展了“搬移(户外)”[MOVEWITH(OUT)]项目。

第一个活动叫“在户外”,关注“变化无常”作为当代生存境遇的整体观念。

现在买房子非常贵,很多人只能租房,在全世界到处搬来搬去。

我们的生活是不稳定的,世界也是一样,我们都是游牧民。

“在户外”回应的就是我们当下的这种生活状态,并讨论它意味着什么。

最开始活动场地仍然在我的住所,姑且叫“家庭美术馆”。

之后,我们都意识到需要进一步延伸游牧民身份、穿越边界的概念。

于是我们决定把所有作品放在卡车里,开始周游欧洲。

这么做不仅是为了巡展,而且是为了让旅行本身成为展览的一部分,所以这次展览变成了一个策展性的表演。

我们驾驶着一辆上世界七十年代的卡车,里面装载了我们向艺术家征集的作品的缩小版本,然后在市区中心国际交流密集的地方经过。

我们就这么开着这辆破车到处转,在市中心兜上四五个小时,很多时刻我们也会怀疑自己在做什么。

同时,我们也邀请本地艺术家用作品或公共演?

v回应移民和城市的主题,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难得的经验。

第一站是威尼斯。

提到威尼斯,我们首先会想到那些必须经过地中海才能抵达的移民,因为种种原因,很多人无法登陆,淹死在海里。

那年,在一次主要的移民事件中,三百人淹死在地中海。

所以,我们开着卡车在湿润的十一月抵达威尼斯,和当地的两组艺术家一起合作“在户外”项目。

让我们非常感动的是,艺术家们的作品都主动回应了移民葬身地中海这件刚刚发生的

事:

有难民遇难的照片,有艺术家们写的诗歌,有破碎的玻璃、船板等等。

一开始我们只是想开着卡车在世界各地分享这个多国艺术家参与的展览,作为一次策展性表演的尝试,但是当地艺术家从本土的视角出发,回应我们提出的移民和城市的话题的时候,活动变得不再仅仅是策展的尝试,非常丰富。

临出发前的六到八个月,我们会向当地艺术家征集作品。

我们的展览路线一般沿着海岸线,在一天的行程后,回到海边做电影放映,讨论紧张的冲突、穿越国境的问题。

艺术家们可以选择和我们一起在户外,或者在当地的画廊空间表演。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所做的就是帮助艺术家们实现作品并且让公众参与到讨论中。

对于策展人

来说,最难忘的是我们在巡展的过程中学习了很多东西。

我们带

着自己的想法和作品出发,经过一个个城市,听取当地艺术家和群体的意见。

在结束了威尼斯的行程后,我们又去了柏林、伦敦、罗马、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里斯本、斯科普里和新加坡。

曾:

在欧洲之外,在新加坡讨论移民、边境和不稳定的当代生活是一个不小的文化语境的跨越。

安:

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变化就是对自己的“根”更重视,也更依赖与本国人的社会关系。

虽然我主要的时间在伦敦,但作为一个新加坡人,我开始下意识地建立与东南亚的交流。

因此新加坡也成为“在户外”故事的一部分。

我也试图给新加坡以及东南亚艺术家提供展出作品的机会。

曾:

可以把这些活动叫作“文化交流”么?

安:

我对这个说法其实持保留意见,也不会这样去命名。

我做的其实就是策展的尝试,给东南亚的艺术家和英国艺术家提供交流和合作的机会。

所以我们策展的方式不是展览东南亚的艺术成品,而是让东南亚的艺术家来英国交换观点,以便让我们的策

展内容更加国际性,包含更多的声音;我本人并不喜欢展览现成的作品或展示表演。

策展规模就资金支持和展览机会而定,一般来说我们一年做两次交流项目,但如果更多的机会来了我们也不会错过。

而且在“人性的事”之外,我也独立策划其他的活动,我想作为策展人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和不同的艺术家以及机构合作不同的项目。

“人性的事”是我和亚历山德拉一起成立的公司,虽然没有固定的主题,但基本活动都围绕“穿越边界”这个话题。

“边界”不仅是国界,也可以是文化的界限、身体的界限、关系的界限等,对于边界的定义有很多种。

曾:

“人性的事”策展团体一直关心东南亚的文化现象和边界问题。

作为发起人,你对于在表演艺术中策展人的角色是怎么看待的?

因为人们一般更熟悉美术馆、画廊策展人,而行为表演

的策展人则很少见。

曾:

你说的策展思路让我想到培养策展人的教育体系。

比如

英国的金匠学院、皇家艺术学院,它们的策展专业很著名。

但是学院里的课程更关注研究部分,比如艺术史和哲学思想这些二维世界的知识而非三维空间的呈现。

谈到策展的方法论,如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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