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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湘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区域历史地理网上讲义之四
第四章长江中下游地区：
鄂、湘、赣、苏、皖
纲目：
1．“九曲回肠”与“吴头楚尾”：
自然地理与地缘政治
2．“南襄隘道”与“义阳三关”：
中原通江南之路
3．横看成岭侧成峰：
长江中下游流域城市经济发展的轨迹
4．经济与文化的重合：
富庶与人才
第一节“九曲回肠”与“吴头楚尾”----自然地理与地缘政治
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自然地理区划上属华中区，大致位于秦岭和南岭之间，西起巫山、雪峰山东侧，东际于海。
地跨北纬24～34°、东经103～123°之间，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夏季风明显交替，四季分明。
降水量比较丰沛，自南向北递减。
长江为区域内主要水系，支流发育繁茂，干支流水量均很丰富。
长江干流自湖北宜昌至江西湖口，为中游段，自江西湖口至长江口为下游段。
长江从宜昌脱离山峡之后，水面落差减小，水流缓慢，江面宽阔（2000～650米不等），河道分叉曲折，摆荡不定，构成典型的陆上三角洲地貌景观。
上起湖北枝江下至湖南城陵矶一段，古称荆江，荆江河道尤其婉蜒曲折，素有“九曲回肠”之称。
由于流速缓慢，泥沙淤积多，每当汛期来临，极易造成溃堤泛滥灾害，自古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说法。
类似的分叉弯曲河道还出现在长江武穴至湖口江段，由于受两岸山地丘陵的夹峙，下陷新地质构造的影响，自龙坪长江发育出第二个陆上三角洲地貌，即九江冲积扇。
长江中游的这两个陆上三角洲冲积扇导致类似的鹅颈式分汊河道，长江主河道自北向南的偏转，地貌上分别在长江北岸出现过两个古湖泊：
云梦泽和彭蠡泽，又相继消失。
由于同样的河床演变，又导致长江南侧的湘、赣北部先后出现了洞庭湖与鄱阳湖。
从而影响了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活动。
总体来看，整个长江中下游江段，河道的特征为叉流多，曲流多，沙洲多；两岸的湖泊多，矶头多，给长江行船、津渡、码头的选位既有利也有不便。
湖泊在汛期起则起着容蓄调洪的作用。
受地质条件与湿热气候影响，华中地区的土壤以黄棕壤和红壤为主。
黄棕壤分布于江北及鄂北、陕南及豫西南的丘陵低山，红壤分布于长江以南广大的低山、丘陵区，气候与土壌性质对历史时期的农业经济的作物品种和经营方式的改变，有所影响。
湖北省地势
湖北省地跨长江，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形成这样一个地域空间的历史并不很长，大约从北宋以后逐步完成。
本省地势西高东低，西、北、东三面被山地和丘陵环绕，中南部为低湿平原，略成盆地之势。
大致以光化（老河口）经南漳到宜昌一线为界分为鄂东、鄂西两大部分。
西部为鄂西山地，其中又以长江为界，分为由秦岭东段、武当山、大巴山东段等山脉组成的鄂西北山地，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等山脉组成的鄂西南山原。
鄂西北山地群峰耸立，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森林密布；鄂西南山原山高谷深，一般海拔虽然也在1500米左右，但是山顶平广，具有高原性山地特征，适合于旱作农业的经营。
鄂省东部是以长江、汉水冲积而成的江汉平原为主体。
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河网交织，湖泊密布，堤垸纵横，历史时期以来就是重要的农业经济富庶之地。
江汉平原的东部因受地质构造的影响，在与河南、安徽两省之间由大洪山和大别山组成鄂东北丘陵地区，在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有幕阜山构成的鄂东南丘陵。
湖北省水系以长江为骨干，受地形影响，武汉以上各支流从两侧汇注，构成向心状的长江水系。
长江干流自湖北宜昌脱离峡谷，水流减缓，在枝江至城陵矶之间形成荆江河曲，有如“九曲回肠”，历史上多次发生裁弯取直，新旧河道变迁不定，也影响了这一段长江的津渡。
汉水从陕南流入本省，自宜城进入江汉平原，水势同样减缓形成曲流，故有“曲莫如汉”之称。
湖北是全国湖泊最多的一个省份，而且集中在江汉平原，总数超过1000个。
这些湖泊也有过历史变迁，最著名者为“云梦泽”。
春秋时期的文献《国语》、《左传》分别记载楚国有楚王狩猎之区：
云梦，狩猎区内的湖沼泽薮为云梦泽。
一千多年来，古人常常错将云梦指为云梦泽，并与洞庭湖混为一谈。
经历史地理学者研究证实：
云梦是包括山地、丘陵、平原和湖沼的多种地貌形态的综合体，面积广阔几乎覆盖整个江汉平原。
而云梦泽仅指云梦狩猎区内的部分湖沼泽薮景观，面积并没有大得能跨越长江。
公元四世纪以来，由于长江、汉水带来的泥沙沉积，云梦泽逐渐消亡成陆，而留下以洪湖为首的众多小湖群。
早期长江荆江河段曾经以分流的形式穿过古云梦泽地区，随着北面淤高，云梦泽消失，江水向南汇流，终于发育成典型的曲流河床。
所以，长江中游荆江河段河床形态的形成，与云梦泽的历史演变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自然地理的历史变迁也影响了江陵荆州地区长江津渡的盛衰。
湖南省地势
湖南省位于长江中游以南，北宋置荆湖南、北路，以汨罗江、洞庭湖、雪峰山为界，南路简称湖南。
元、明实行行省制，湖南绝大部分地区属湖广行省。
清康熙三年（1664），分湖广右布政使驻长沙，并移偏沅巡抚驻长沙，为湖南建省之始；雍正元年（1723）改为湖南布政使司、湖南巡抚，湖南省正式成为一级政区建制。
因省内最大的河流湘江贯穿南北，又简称湘。
湖南属于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南岭山地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
湘西为海拔1000～1500米之间山势雄伟的武陵山、雪峰山脉，是进入贵州高原的屏障。
雪峰山是资水和沅水的分水岭，也是湖南省湘东、湘西两大自然地理区域的分界线。
湘南有南岭山脉，呈东西方向延伸，是长江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多山间盆地，历史上很早就形成南北交通孔道。
湘东的幕阜、连云、九岭、武功、万洋、诸广等山，均为东北——西南走向，既将湖南与江西两省分隔，山脉的走势又未使两省封闭。
湘中为丘陵与盆地相间的湘江河谷与冲积平原。
湘北主要为湘、资、沅、澧四水尾闾汇入的洞庭湖湖积平原，地势平坦，堤垸纵横，河港交织，湖塘众多。
湖南全省东、西、南三面山地环绕，逐渐向中部及东北部倾斜，与江西省地势相似。
湖南省水系主要是湘、资、沅、澧四水与洞庭湖。
虽然全省河流纵横密布，但是受省内地形东、南、西三面高而北部低的影响，所有干支河流最终都汇入洞庭湖，形成树支状扇形水系。
全省大多数城镇都是沿着这些河流的干支流域而逐渐发展起来。
湘江源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川县东海洋山西麓，与桂江上源之间有秦代开凿的灵渠相通，湘江纵贯省境，为荆湘与粤桂的交通提供了条件。
洞庭湖为我国第二大淡水湖，属构造湖。
由于地壳升降，泥沙淤积，经历了由小到大，又由大到小的演变过程。
《庄子·天运》：
“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山海经·中山经》记有“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说明先秦时期，今洞庭湖区还是一个河网割切的平原景观。
直道秦汉时期，湘、资、沅、澧四水也分别流入长江。
从公元4世纪至19世纪中叶，受地质沉降作用与长江荆江段筑堤的影响，长江分流之水汇入洞庭平原，原来的沼泽平原形态演变成浩渺的湖泊。
据历史记载东晋开始筑堤防水，洞庭湖区正处在沉降时期，形成湘、资、沅、澧四水入湖的局面。
唐宋至清朝中叶，是洞庭湖扩展的全盛期，汛期湖水面积约为现今湖面的2.3倍，西洞庭湖和南洞庭湖逐步形成和扩大。
19世纪中叶以后是洞庭湖的淤塞萎缩期。
清末至民国初年，形成了长江虎渡、调弦、藕池、松滋四口分流入湖的局面，由于藕池、松滋两口流量大，输沙多，荆江入湖泥沙剧增，淤洲加速扩展，湖面缩减为前一时期的90%左右。
民国初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近一个世纪中，泥沙淤积更为迅速，围垸造田之势愈来愈盛，洞庭湖水面越来越小。
根据湖南省山地、丘陵、河谷、盆地的分布与环境分异，全省可以划分为7个自然地理区：
湘北洞庭湖平原区、湘东平行岭谷区、湘江中下游红岩丘陵盆地区、涟邵石灰岩丘陵与盆地区、南岭山地区、湘西山地区和湘西北山原区。
在历史时期，湖南的自然地理势对地方行政区与文化区的划分产生一定的制约和影响。
两湖地缘政治结构
长江中游南北的江汉与洞庭平原，历史上曾整合为一体，号曰：
两湖、湖广。
虽与后世的湖北、湖南两省并不完全重合，却大致相当。
上古时代属于《尚书·禹贡》九州分野的荆州之域，大体仍处于“蛮夷”所居的“荒服”之列。
西周春秋之际，活跃于荆山（今湖北南漳县境）一带群蛮之一的楚人，吞并诸群蛮部落而立国。
其疆域北抵汉水以北，南不过洞庭，建都江汉平原，故，当地又称：
荆楚。
楚都几经迁移，最终形成以郢都（今荆州市北纪南城）为中心，掩有江汉的楚国。
随后，楚国的触角伸向长江以南的洞庭，但当时楚人整个目光都盯住中原，未在长江以南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
战国时，楚国完成了对湘、资、沅、澧四水流域的征服，为加强统治和管理，设立黔中郡以辖之，郡治在今常德市。
楚国前期的疆域，覆盖了长江与汉水中游的广大地区，将襄汉、荆湘整合为一体。
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派司马错发兵伐楚，攻占楚黔中郡地。
二十九年（前278），秦将白起拔郢，以为南郡，楚国被迫东迁淮河流域。
三十年（前277），秦国重设黔中郡，郡治在今沅陵县，辖地已大于楚之黔中郡地，囊括今湖南省大部，远达川东、鄂西、黔东部分地区，中心在沅水的中下游。
秦统一六国之后，于始皇二十五年（前222）湘水流域置长沙郡，湘、沅二水流域有不同属之倾向。
西汉置13部刺史，荆州刺史，奉诏六条察巡地域跨大江南北，后汉、孙吴荆州为一级行政建制，地域又似整合。
以后东晋南朝隋唐宋元历代，洞庭湖南北长期没有成为一个整合的行政地域，只有元朝平南宋后的至元年间以及明朝设置湖广行省，两湖曾是完整的行政地域。
在两湖地域发展史中，曾经有过几个区域中心，先是，江陵（今荆州市）一支独秀，“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继之襄阳、鄂州（今武昌）崛起，出现三个中心分领荆南、山南东、鄂岳三镇的局面。
此地缘政治结构的形成基于长江中游究竟以荆州渡口为便，还是以武昌渡江为便。
湖湘则出现潭州（今长沙）、鼎州（今常德）分镇东西的局面，此形势的出现也是由于长江中游不同的津渡点及其所联系的交通方向所决定。
这一分划不但影响了地缘政治结构，而且导致湖南省的方言有了湘语与北方官话之别。
两湖地区，“东界鄂渚，西接溪洞，南抵五岭，北连襄汉”，既处于中国地理大势的结合部，也必然成为连通两翼宏观大区的通道。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五湖广方舆纪要序云：
“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
在襄阳乎？
抑在荆州乎？
曰：
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
何言乎重在荆州也？
夫荆州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楚人都郢而强，及鄢、郢亡而国无以立矣。
……何言乎重在武昌也？
夫武昌者，东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
……何言乎重在襄阳也？
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
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
”顾氏纵论湖广形势，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江西省地势
江西省的地势，东、南、西三面山峦起伏，中部为河谷丘陵，北部为鄱阳湖平原，总地势是南部及东西两侧较高，中部和北部比较平坦。
山地、丘陵约占总面积的70%。
省境东北部为东北——西南走向，近乎平行排列的黄山余脉、怀玉山和武夷山脉，怀玉山，是鄱阳湖水系和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武夷山是赣、闽两省的界山，古代东西方向的交通都曾利用了赣东北山脉的走势。
南部为南岭山地，有九连山、大庾岭等，大庾岭既是赣粤两省之间的屏障，同时岭上的梅关也是跨越南岭的交通咽喉。
西部有九岭山、幕阜山、罗霄山等山脉，亦成东北——西南走向，平行排列，为湘、赣交通提供了条件。
中部主要是丘陵与赣江及其支流形成的河谷盆地，以吉（安）泰（和）盆地最宽阔。
北部鄱阳湖平原，又称豫章平原或鄱阳盆地，为冲积、湖积平原。
江西的河流均发源于省境东、南、西三面山地，主要有赣江，抚河，信江、修水和饶河五大水系，并依山势向中部和北部聚汇，形成了鄱阳湖，然后经湖口注入长江。
全省河流大多有通航能力。
历史时期的鄱阳湖，古代称“彭蠡泽”，经历过沧桑巨变。
在公元五世纪初以前，今天的鄱阳湖曾是一片被河网割切的平原景观地貌，“彭蠡泽”的大面积水体在长江北岸。
五世纪以后，受地质沉降作用及长江汛期泥沙泛滥的双重影响，北岸的“彭蠡泽”萎缩，今湖口以南逐渐形成的水面不断扩大。
唐末五代至北宋彭蠡湖迅速向东向南扩展，形成了鄱阳湖。
从江西地区自然地理的区域特征来看，基本上是以五大水系为中心，其间的山脉构成各大水系之间天然的分水岭，形成以流域区分、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同时各大水系又以鄱阳湖为联系中枢，通过水道把不同流域的地貌单元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江西全省不规则的环状组合的地貌格局。
分布于省境周围的山脉，既构成省际间的天然分界和分水岭，又不乏山隘关口。
所以，江西地区看似封闭的地理环境，自古以来却始终保持着省内各地或省外的水陆交通联系。
安徽省地势
安徽作为一级行政区划是很晚的事情。
明朝以前，多数王朝都是以长江为界，江南、江北分属两个不同的行政区划。
明朝建都南京，将首都周围划出很大一块跨长江的地域作为畿辅之区，即南京（南直隶）。
清代，不再以南京为都，改南直隶为江南布政使司。
可是明代的南直隶地域过于臃大，不便于行政管理和政令的推行，于是康熙六年（1667）分江南为二，设：
江苏布政使，辖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淮安、扬州七府和徐州一州；安徽布政使，辖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七府以及滁州、和州、广德三州。
在地域范围上，与近代的江苏、安徽两省已经完全一致。
江南从一个完整的省级行政区划分成江苏和安徽两个省级行政单位，从康熙六年开始，一直到乾（隆）嘉（庆）之际才最终完成“名副其实”的转变。
这个跨江置省的举措在中国政区沿革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从此长江不再作为划江而治的标志。
安徽省以江北的安庆府和江南的徽州府各取一字而合称，地跨长江、淮河，皖南的新安江又是钱塘江的上游，所以全省横跨三大水系。
因先秦此地域内曾属皖国，故简称皖。
从自然地理上，自北向南，安徽省由淮北平原、江淮低山丘陵、长江沿岸平原和皖南低山丘陵四个地形区组成。
淮北平原，属淮河以北的淮河流域冲积平原。
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微倾，除东北部淮北市附近有剥蚀残丘，主要为黄河等河流改道泛滥带来的泥沙的沉积物，是著名的黄泛区。
淮北的河流多呈平行状东南流向，因毗邻中原，是我国历史上较早农业开发的地区。
江淮低山丘陵，位于长江、淮河之间，以大别山主体及其向东北延伸的余脉构成，是江、淮的分水岭。
自西向东，海拔从1000米的低山递降至200米左右的丘陵，岗缓谷宽，起伏不大。
特别是东淝河与淝水、巢湖南北水道之间的鸡鸣山缓岗洼地，为古代巢淝运河的开凿提供了条件。
长江沿岸平原，略呈西南—东北走向，主要是由长江及其支流的冲积作用和湖泊的淤积作用而成。
受大别山与皖南山地夹峙的影响，此段江流曲折，急缓相间，石质基岩（矶头）出没，多江心洲，沿岸平原宽窄不等，这也制约了古代长江津渡的选址。
皖南低山丘陵，位于长江以南，由西南的低山向东北的丘陵逐渐下伏。
由火山喷发的花岗岩组成的黄山、九华山山势雄伟挺拔，其岩性易被侵蚀成柱状，峭壁千仞，在当地湿润气候与植被的配合下，形成云海、温泉、奇松、怪石等著名景观。
皖南丘陵地狭，仅种植粮食作物难以养活众多的人口，从而导致当地茶叶经济的兴盛和外出经商的习俗。
江苏省地势
江苏省也是在清朝前期与安徽省由江南分置而成。
江苏之得名，系从过去江宁府和苏州府两巡抚的合称变成了一个更广泛的地域概念。
江苏是全国地势最低平的一个省区，绝大部分地区在海拔50米以下，少量的低山丘陵集中在徐淮平原的北部和省西南境的宁镇地区。
山地主要有宁镇丘陵、茅山山脉、宜溧山地、云台山，多是相对高度不超过500米，起伏舒缓的山岗或平顶山丘。
这些丘陵、山岗与平原的结合部是早期人类社会发育活动的场所，保存着很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平原占全省总面积的68%左右，其形成与沂、沭、泗、淮、长江和太湖水系的冲积、洪积密切相关。
北部的徐淮平原由沂、沭、泗诸河的下游堆积而成，受历史上黄河夺淮的影响，广泛分布泛滥淤土；洪泽湖系因黄河夺淮后淮河下尾淤高，无河道排泄而壅成。
淮河故道以南、长江以北的江淮平原，地质史上曾经是濒海泻湖景观，以后在长江、淮河合力冲积下而淤成陆地；盐城、东台一线的“范公堤”就是在古海岸沙堤基础上筑成，此线以西地势低洼，湖泊众多，俗称“锅底”，以东滨海一带成陆后，是历史上有名的淮南盐场；近500年黄河夺淮后的洪水泛滥，又改变了苏北平原的环境，为了排涝，苏北逐渐形成人工河网化。
通扬运河以南属于长江三角洲，受长江主泓水文动力影响，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沿岸在堆积与侵蚀两种动力间反复变化，也影响着沿江城市的兴衰。
太湖平原，古称“震泽”，地处长江三角洲，其水系的变迁与地质发展史、三角洲的发育过程和人类生产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太湖地质上属于凹陷沉降带，海拔仅有3至5米，低于四周。
公元8世纪以前有吴淞江、娄江、东江三江分流通海，尚无水患之忧。
随着沿海地带潮流泥沙的不断堆积，海岸线的位置迅速外展，人类与海争地而加修海塘以作防护，导致沿海与西面的太湖高差增大，原本渲泄太湖水入海的三江反而变成海水倒灌的通道。
10世纪以后，娄江、东江相继堙塞，不但太湖水面增大，而且周围出现湖泊广布的局面，也造成经常不断的太湖水患。
今天苏州、松江之间的湖群多是唐宋以来生成，湖底发现大量北宋文化遗址。
对太湖地区水患的治理造就出中国王朝后期一批水利专门人才，也改变了这个地区土地的经营方式，最先孕育了市场经济。
历史上长江口的位置不断向外移动，先秦时期的长江口在镇江、扬州之间，以后随着泥沙堆积日多而逐渐东移。
长江三角洲两岸遍布的湖泊河网，为早期运河的开凿提供了便利，也成就了中国的运河工程，始终没有离开江苏省。
江淮与江南地缘政治结构
古代长江、淮河之间的地域称作淮甸或曰淮南。
唐代曾设置淮南道，东临海，西抵汉，南据江，北距淮，大致点明了它的地域范围。
江淮之间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南北分治时争夺的战场。
所谓：
论形势控扼之道，守江南者，必须先固淮甸，弃淮则江南不可保。
也就是说江淮间对于江南政权来说，显得更为重要。
当北方势力南下，强弩之末不能跨江而平南时，多愿划江而分治，作为谈判的筹码，而不会以淮河为界。
可是，江南政权一般不会答应，即使无力北伐，也必定要再聚集力量，争取小胜之后而以淮河为界。
因为，南方政权深知弃淮南则江南亦不可保。
正是江淮之间在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导向，元、明、清三朝一反前代按山川形势走向划分的规律，改变江淮之间单独设置一个行政区划的惯例，而采取跨长江建省级地方行政区划。
明初，建都于南京，畿辅之制必须在首都附近划出相当大的一个区域作为直隶京师的一级行政区，于是将经济依赖区：
苏、松、常、镇诸府，祖坟故乡凤阳府，以及大江南北的淮安、扬州、庐州、安庆、太平、池州、宁国、徽州诸府，全部划在一个南直隶大行政区内，在首都南京四周形成屏蔽。
又割长江以北、大别山、桐柏山以南的淮河上游入湖广行省，这样长江不再成为行政区划的界限。
由于太湖以北的苏州、常州等府，南京以南的宁国、徽州等府已划归南直隶，于是太湖以南剩余的府单独组成了浙江省，福建也与浙江脱离，独立为省。
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定都南京，与清朝划江而守，分庭抗礼。
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御史陈廷经曾条陈变通疆域，拟把江苏的江南、苏北划为两省。
曾国藩奉旨复陈，力持不可。
他说：
“查苏皖未分之时，跨江淮而为省……唐之十道，宋之十五路，其于江南江北，皆截然分而为二，……然唐自中兴以后，声教不行于河北，宋自中兴以后，号令并不行于江北。
……画疆太明，未必果能久安，论形势控扼之道，守江南者，必须先固淮甸，弃淮则江南不可保。
……此等大事，似不必轻改成宪。
”
因此，魏源在《圣武记》书中说：
“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
”这种专制王朝晚期人为地划分政区，使地形交错，互相牵连，便于控制的用意一直影响到今天。
思考题：
人为地打破地形限制而划分政区，对于区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
第二节“南襄隘道”与“义阳三关”——中原通江南之路
由于我国古代周、秦、汉、唐的政治中心都在黄河、渭河一线的陕洛盆地，又由于古代交通线路一经开通，变化不是很大，尤其是地形复杂的山岭，川流众多的地区，往往保持或遵循历史的传统。
我们还是以关中为起点，描述外通江南之路及其关节点。
从黄河流域向江南行进，首先要解决穿越秦岭及其余脉、伏牛山、大别山，横渡汉水、淮河、长江等高山大川的险阻。
商山、武关道
“商山--武关道”是关中通往南阳盆地、襄樊的主要交通线。
西安以东的秦岭因山体强烈抬升，渭河谷地的沉降，造成北坡陡峻雄险，没有多少源远流长的河流流入渭河，都是些水短流急的小河。
只有灞水流程略长而舒缓，而且源头与山南汉水最长的支流丹江相对，因此，被丹江、灞河连接的孔道是西安通向东南最重要的秦岭交通，历史上又称作：
“商山道”或“武关道”。
这条道路的走向是：
西安--→灞桥--→兰田--→峣关--→商县--→武关--→内乡--→南阳--→邓县--→襄樊。
灞桥，亦称灞上，今西安市东郊。
由于扼长安东去洛阳，南下襄、邓的交叉口，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
秦末刘邦自武关进军关中，屯兵灞上，秦王子婴不得不素车白马系颈降于道旁；唐末黄巢大军西指灞上，唐朝守将张直方立刻出降；清末西捻军取道潼关进军关中，“以走制敌”，由灞桥佯攻，十里铺设伏，全歼两万余清军。
历史上谁若占领灞上，谁就掌握了战争主动权，谁就有可能敲开咸阳或长安的大门。
峣关，“商山--武关道”这条路上虽然“武关”的名声最大，但并非最为险要的关隘。
这一段秦岭又名“商山”、“商洛山”，峣关即位于黄渭水系与江汉水系的分水岭上，历史上的名称、关址多变。
初以临峣山而得名，又称：
牧虎关（今商州市西北牧护关镇）。
秦末刘邦进军关中，曾受阻于此，随绕关逾山；北周武成元年（559）移关至蓝田县南之秦岭北口七盘岭之青泥故城，改名：
青泥关，又称：
蓝田关（今蓝田县蓝桥）。
隋大业元年（605）迁回故址。
商县，位处商洛山中，“道南阳而东方动，入蓝田而关右危”，地位很重要。
当年李闯王就曾在商洛山中休整，养精蓄锐而一举覆明。
武关，位于今陕西丹凤县东南。
因公元前299年秦昭襄王诱楚怀王会于此，执以入秦咸阳，其名遂显扬。
关址“北接高山，南临绝涧”，一说旧关在现址南丹江边。
商山--武关道，在北宋以前是关中通向东南的交通动脉，尤其当唐朝后期河朔连兵，汴路漕运不通时，东南贡赋之入，皆溯汉沔至商山下的丹江，再由陆挽转至京师长安。
《新唐书·冯行袭传》称此路为“贡道”，多次修筑。
唐人诗句中多有此道路景致、驿站的记述。
唐代江南入京赶考科举的人多选择此途，图其近捷，王贞白《商山诗》云：
“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
”故此道被戏称作“名利路”。
这条路沿途物产丰富，多矿泉水。
《太平寰宇记》载：
“商州上津，色白味甘，治冷疾。
”秦岭山中出药材、珍禽、娃娃鱼，多铜矿，可以铸钱，故，汉唐以来无论物资运输、政治控御、公私行旅、文化沟通，此道路皆有巨大作用。
五代北宋以后，政治中心东移汴洛，下江南改走南阳、襄樊之间的“南襄隘道”，商山武关道遂失去往日的热闹。
如图：
南襄隘道
“南襄隘道”指今河南省南阳盆地与湖北襄樊之间的古代著名道路，又称：
“夏路”。
豫西为外方山、伏牛山等秦岭东南山地组成，因被众多南北向河流切割侵蚀，形成间断起伏的山地丘陵。
南阳盆地是一个碟状盆地，白河、唐河、湍河、刁河等多条汉水支流在盆地中部呈扇状相交，汇成唐白河南流至襄樊东北入汉江。
盆地东北方城一带有个断陷，使南阳盆地不太费力就与黄淮平原相通。
由于南阳与襄阳之间的通道并不宽阔，故被称为隘道，又因此道与中原诸夏相通，史称“夏路”。
《史记·越世家》载：
“夏路以左，不足以备秦，”索隐云：
“楚通诸夏，路出方城”。
《太平襄宇记》引习凿齿《襄阳记》：
“楚有二津，谓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
通周郑晋卫之道”。
当中国古代王朝都城选择汴（开封）、洛（洛阳）时，“南襄隘道”联系南北交通的作用最突出。
北宋时，用兵东南，京师仓储需取财于京西诸州县。
于是由首都开封向西南开凿运河，欲接通西南襄、汉漕路，惟方城山难逾。
曾经两次开凿方城运河，欲壅白河回流入沙、颍二水，接惠民河，终因地形高仰复杂而失败。
宋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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