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明代理学前期朱学陆学化的发展与原因从曹月川到陈献章.docx
《试探明代理学前期朱学陆学化的发展与原因从曹月川到陈献章.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试探明代理学前期朱学陆学化的发展与原因从曹月川到陈献章.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试探明代理学前期朱学陆学化的发展与原因从曹月川到陈献章
試探明代理學前期「朱學陸學化」的發展與原因
－－從曹月川到陳獻章
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
高煜程
前言
明代國祉自太祖洪武元年（1368A.D.），至毅宗甲申十七年（1644A.D.），共計二百六十七年。
折其半為武宗正德元年（1506A.D.），其時約陽明三十五歲，謫龍場驛之年。
陽明在三十七歲有所謂的「龍場之悟」」，提出「心即理」的學說，從此之後雖有「知行合一」、「致良知」之教，但其基本的學問型態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可見陽明學不僅是明代理學的主流，在時間上也恰可作為其分界。
在他之前是以朱子學為學術界的正統，其後朱學則較為沉寂。
本文所指的「明代理學前期」，大抵也是指從曹端至陽明學成立之前的這段時間，並從中挑選幾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朱學陸學化」並非筆者所創造的辭彙，而是許多研究明代理學思想史的學者，在論述明代理學前期的學風轉向時，所共同接受的語詞。
它意指，在這個時期的社會背景，雖然是以朱子學為主流，但就記載當時大儒們思想的內容中，可以看到強調從心上下工夫的實踐面向，如此一來，朱子的格物工夫便從知識論走向象山的修養論去了。
本文則試圖從明初的曹端、吳與弼、胡居仁、陳獻章等四人的相關記載，以實際的例子說明此現象。
在參考文獻方面，就目前的所存留下的資料而言，除了《明史》與各個思想家所流傳下的語錄之外，《明儒學案》仍可說是最重要且可靠的資料來源。
雖然黃宗羲本人在撰寫的過程必然也帶有其觀點，但這本書仍可說是目前最貼近當時學者思想的論述，也是目前研究明代理學的主要資料來源。
本文也以此作為主要的參考資料，再輔以部份前人的研究成果。
依筆者管見，大部分的學者都能透過《明儒學案》點出明代理學前期「朱學陸學化」的學風轉向。
但也往往只及於指出此現象而已，未能給予一個合理的說明或解釋。
筆者的假設則是：
當時的學者面對龐大的朱學體系，已經沒有能力提出一個新的理論與之相互抗衡，只能就局部進行檢討與破壞（直到王陽明出現，才在這些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不同體系與朱子學抗衡）；同時，也由於他們不能提出一個新的理論，所以大致上是遵守朱子的教誨，並在實踐中進行檢證。
也因為實踐的需要，他們必須要能提綱挈領地把握朱子學的內容，而這些大儒們提綱挈領的工作卻不約而同的指向「從心上下工夫」，於是，便呈現出所謂「朱學陸學化」的學風轉向。
本文的工作，除了略加說明此一學風轉向之外，也試圖從《明儒學案》中找尋可以支持筆者關於此學風轉向假設的證據。
壹、時代背景
要指出這個時期的學風轉向，不能不對當時的學風背景有一定的了解。
明代的理學，有其不同於宋代的時代背景，錢穆先生認為：
『此時的學術，大體沿襲宋代。
關於學術上之中心問題及最高目標，均未能擺脫宋人，別自創闢。
而且明代學術，較之宋代，遠為單純。
初期明學之博大開展，以及南渡之後浙東史學之精密細緻，明人都沒有。
他們只沿襲著正統宋學的一脈，但又於正統宋學中剔去了周、邵、張三家。
實際明代學術，只好說沿襲著朱、陸異同的一問題。
他們對於此問題的貢獻，可說已經超過了朱、陸，但亦僅此而止。
明學較之宋學，似乎更精微，但也更單純。
』
呂妙芬在《胡居仁與陳獻章》一書中也提到：
明代結束元朝的異族統治，就朱子學的發展而言，大致是承襲了元代以朱學為官學的政策，科舉考試基本上也是承襲元仁宗皇慶二年以來的規模。
《明史‧卷七十》，＜選舉志二＞說道：
『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命題，蓋太祖與劉基所定。
………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粱》三傳及胡安國、張恰《傳》，《禮記》主古註疏。
永樂間頒《四書》《五經》大全，廢註疏不用。
其後《春秋》亦不用張恰傳，《禮記》止用陳澔集說』。
由此可見，明初的朱子學確有強烈的權威色彩；蓋明代科舉考試以八股文取士，又以四書五經命題，義理解釋方面則幾乎以程朱學說為主。
如此的考試政策，必然帶動全國的教育政策，因此，說朱子學宰制了全國的教育內容並不為過。
明成祖永樂十二年，更動員了大量學者，編《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將宋儒的著作作了徹底的整理。
這樣的政策似乎有其政治目的。
此時可見朝廷已將朱學定為一尊的地位，也是朱子學就外在發展而言的最高峰。
綜上所述，吾人大致可以了解，朱子學在宋代雖曾一度被誣為「偽學」而遭禁，但在解禁之後，其學更盛。
在他歿後不到三十年，朝廷詔行朱子四書集注於天下，自此其聲勢地位定於一尊。
入元以後，更經學者的提倡，使之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
至明永樂年間，又有四書大全等書的編纂，成為士子必讀必遵的聖學範本，獨霸之勢更是屹立不搖。
在制度的護衛下，至少朱子對《四書》、《易》、《詩經》的解讀，成為當時的讀書人必定會接觸的文本。
另一方面，明代佛教，其勢力已遠不如隋、唐時代的興盛，在禪宗抬頭之後，此時學者所面對的問題已與宋儒的時代困境不同；他們已經不再需要苦惱如何建立一套與佛家相抗衡的理論體系，其關心的焦點開始轉向「如何學致聖賢」或「儒、禪之辨」。
因此在思想背景上顯得較宋儒單純，就宋儒所未處理到的部分也顯得更精微。
貳、略述「朱學陸學化」的發展
明代理學前期約莫一百五十年，期間亦有許多優秀的儒者，諸如本文所挑選的曹端、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等四人，各自也都有其重要的地位。
學界一般大致將此時期的學者分為兩派，一派是述朱學者，另一派則是心學萌芽的代表。
曹端、吳與弼被歸為前者，胡居仁與陳獻章則被視為後者。
筆者也依此分派介紹這幾位學者的生平，並引用《明儒學案》中的記載，點出其「朱學陸學化」的特色：
.述朱學者：
曹端（1376~1343）
字正夫，號月川，河南蠅池人。
他一生只有在山西霍州當學正近二十年，此外別無仕宦活動。
平生不信輪迴、福禍、巫覡、風水之說，不喜佛老，以讀儒書、明儒禮勸人，為學主於力行，對理學的形上學也有所發明。
他曾說：
『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孔門底大路』、
『人要為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藥，以黜深痼之疾，真是不可悠悠』、
『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
『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
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
』、
『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
『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莫切於此』。
可以看到，他認為為學的主要目的是學做聖賢，這也是儒家一直以來的主要目標。
學習的過程是務實的，要下工夫，一步步積累漸進才能達致聖賢的境界。
而這個工夫是從心上著手，這才是孔門的大道。
同時，言行舉止要符合禮、樂的法度，不可背離。
他除了在對理、氣、太極的關係方面與朱子略有不盡相同的看法，大致上展現出一種「躬行實踐」的精神，不僅外在行為要符合禮樂的規範，還要努力讓心能「靜」、「敬」、「誠」。
吳與弼（1391~1569）
字子傅，號康齋，江西崇仁縣人。
家境優沃，拜楊溥為師，讀〈伊洛淵源錄〉不覺心醉，盡棄科舉之學。
從此躬耕自食，安貧樂道。
一生只有在他六十八歲的時候，受英宗之邀至北京，除此之外未曾為官。
享年七十九歲。
「嘗歎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
黃宗羲將他的＜崇仁學案＞放在《明儒學案》的卷首，可見他認為吳與弼對明代理學有其重要貢獻。
門下弟子以胡居仁、陳獻章最著名。
他曾說：
『人須整理心下，使教瑩淨，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內工夫也。
嗟夫！
不敬則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萬事從此隳，可不懼哉！
』、
『人須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克治粗暴，使心性純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物我兩忘，惟知有理而已。
』、
『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只常常安頓在書上，庶不為外物所勝』、
『人之病痛，不知則已，知而克治不勇，使其勢日甚，可乎哉﹖志之不立，古人之深戒也』、
『近日多四五更夢醒，痛省身心，精察物理』、
『無時無處不是工夫』、『年老厭煩，非理也。
朱子云：
「一日不死，一日要是當。
」故於事厭倦，皆無誠』、
『雖萬變之紛紜，而應之各有定理』。
從這些引文中，不難看出他強調「立志」，這與曹端所說的「從心上做工夫」是相同的。
同時，這種工夫是無時不用的，即便半夜醒來，也要深切省查自己的身心，精察事物之理。
他認為如果能讓內心保持「瑩靜」的狀態，就能克制心中粗暴之氣、不被「貧賤患難」所困，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這同時也是所謂「敬以直內」的工夫。
他同意朱子關於「理一分殊」的看法，就現存資料來說，似乎也不見他對朱學的內容提出過任何的質疑。
容肇祖先生在《明代思想史》中將他和薛瑄歸為「明初朱學的躬行派」，大概就是因為他既不著述，也不為官，窮其畢生之力都只在於實踐朱學吧！
.心學萌芽：
陳獻章（1428~1500）
字公甫，別號石齋，廣東新會獻白沙里人。
27歲時聞吳與弼講伊洛之學於臨川，即往之從遊，半年而後歸，講學於鄉中，不再有意於科舉。
成化十九年，有旨命參加考試，以根據成績任用，白沙稱病未就，不久以母親生病為由告歸，旨授翰林檢討，令他等母親病癒之後即來到職。
但他歸鄉後便奉親講學，屢薦不起。
所著有《白沙子全集》。
他雖然從學於吳與弼，但是其學問主要是自己得來的。
所以《明儒學案》說他「自敘所得，不關騁君，當為別派」，而將他另立為〈白沙學案〉。
但也同時肯定他在學問上雖不承自吳與弼，但亦受其精神感召，所以在＜崇仁學案＞的卷首說道：
「微康齋，焉得後時之盛哉」。
關於白沙學問的論述，最常被引用的，是他在＜論學書‧復趙提學＞中自敘求學過程的一段話：
僕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
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
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吻合處也。
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
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
於是渙然自信曰：
「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為高虛以誤人也。
他認為自己在吳與弼門下的時候還沒有找到入手的方法，半年之後，回到白沙，足不出戶，努力唸書，依然沒有找到。
最後，他捨棄對繁瑣經傳的閱讀工夫，轉而以靜坐求自身本具有的簡約法門。
他築春陽台，在其中靜坐十年，終於使心體「隱然呈露」，使「心」和「理」能夠湊泊。
他強調以靜坐為方法，讓心去體認天理，在人倫日用之間便能如馬之御銜勒、如水之有源委。
當然，這種強調靜坐，使心體呈現的方式，和禪學所說的「明心見性，不立文字，直指本心」頗為相似，也因此他與當時許多學者有過相當激烈的論辯，尤其與他同門的胡居仁，更是不遺餘力地對他進行批判。
不過，在此姑且不討論他是禪、非禪的問題，筆者所想要強調的地方是，他所身處的時代背景和述朱學派的學者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他似乎也曾使用朱子的格物方法，試圖達致「學做聖賢」的目的，但到最後卻改用靜坐的方式，作為入門工夫。
方法雖然不同，但是兩者目標一致，同時這也還是一種從心上著力的工夫。
胡居仁（1434~1484）
字叔心，江西餘干縣人。
學者稱為敬齋先生。
他曾學於吳與弼門下，遂絕意科舉，築室於梅溪山中。
家中世代為農，生活貧苦，但他始終逍然自得，努力追求精神生活的充實與發展。
主要著作為《居業錄》。
胡居仁的思想與吳與弼是較為接近的，他曾說：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
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
『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專意靜坐，多流於禪。
蓋靜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客。
故曰主靜，體立而用行也。
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亂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
但靜之意重於動，非偏於靜也。
愚謂靜坐中有個戒慎恐懼，則本體已立，自不流於空寂，雖靜何害！
』、
『心精明是敬之效，才主一則精明，二三則昏亂矣。
』、
『陳公甫亦窺見些道理本原，因下面無循序工夫，故遂成空見』、
『人以朱子《調息箴》為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
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豈假調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
『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一個心，來存放這裏。
讀書論事，皆推究到底，即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個理來看』、
『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學者須從萬殊上一一窮究，然後會於一本。
若不於萬殊上體察，而欲直探一本，未有不入異端者。
』、
『今人學不曾到貫通處，卻言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略窺見本原，就將橫豎放胸中，再不去下格物工夫。
此皆是助長，反與理二。
不若只居敬窮理，盡得吾之當為，則天地萬物之理即在此。
蓋此理本無二，若天地萬物之理懷放胸中，則是安排想像，愈不能與道為一，如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愈與道離也』。
他認為不論在讀書、講學、行事，都能窮理，都會有所得。
但他並不排斥主靜的說法，只是以靜坐來達到心靜的方式是相當嚴重的錯誤，是對「靜」有錯誤理解的結果。
主靜並不是靜坐數息，而是整理內心，使之不紛亂煩躁，才能制天下之動。
而整理內心，也不是要讓心空虛，而是要有戒慎恐懼之主。
能主一，才能保持精明的狀態，才不致昏亂。
換句話說，不僅要在內心有戒慎恐懼之敬，還要不斷地去格物窮理，否則便會流於空見。
他在許多地方是更貼近程朱的，既要求格物工夫，也認為「敬而後能靜」，在《明儒學案》所保存的語錄，大多是以程朱的論述為標準，激烈地抨擊佛、道的缺點，以及時人（包括他的同門-陳獻章）的誤解。
然而，他對於理氣太極之間的關係，如同他的老師一樣，並未提出什麼新的見解，除了力行格物，就是主敬，亦是從心上著力的工夫。
.小結：
透過以上的論述，可見從曹端到陳獻章，這些學者所處的時代，是以朱學作為官方考試的教材，他們本身對於朱子的理論也都信服多而懷疑少。
同時，在他們身上看到的，不再是如同范仲淹所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國憂民精神，他們大多都不太願意做官。
這或許是因為明代建立之初，政治還算清明，國力也還強大的關係，所以對講學的興趣更甚於為國家效力。
但也有人認為是因為明初的「方孝儒事件」給予讀書人不小的打擊。
不過，他們雖然沒有積極參與政治的意圖，似乎仍重視人民的教育。
因為即便他們為官的資歷都很短，甚至絕意進仕，他們仍一生致力於講學、教學，並且以自身身體力行，去實踐古聖先賢的教誨。
此外，由於所接觸的教材以朱注的為主，他們自然都試圖從朱學體系入手，姑且不論這種方式能否對每個人都有用，但畢竟朱子的讀書格物，是最先使用的方法。
這點在陳白沙自敘所學最為明顯。
同樣地，他們也肯定朱子「理一分殊」的說法，並要求從萬殊的日常生活中窮理。
很明顯地可見其重躬行實踐而輕理論創造的精神。
當然，這些學者彼此之間或多或少仍有不一致的地方。
例如，雖然他們都提到要從心上下工夫，但究竟應該「主敬」還是「主靜」，則有不同。
前者如吳與弼、胡居仁是較貼近於朱熹的嚴肅派；後者是較偏向張載、程明道的自然和樂派，如曹端、陳白沙。
然而，不論是哪一種，雖然他們身處的時代以朱學為主，自身也奉行朱學，切身力行。
實際上，已不如朱子要讀遍群書，而是要求從心上下工夫，認為「心有主，則大本可立」。
這樣的說法已經和陸象山在鵝湖之會所說的「易簡工夫終久大」，越來越貼近了。
因此，才有學者以「朱學陸學化」或「朱學心學化」，稱呼此時期的學風轉向。
而下一節，筆者則試圖對這樣的現象提出假設，並尋找可以佐證的證據。
參、朱學陸學化的成因
透過前節的論述，應該足以呈顯明代理學前期的確有所謂「朱學陸學化」的學風轉向。
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每一個時期都有各具特色的思想形成，也有其成立的背景與因素。
諸如，魏晉的玄學，是佛教為了傳播教義，而與《易》、《老》、《莊》結合的產物；宋代的理學，是為了對抗中國佛教的理論結構而建立的。
那麼，我們也不禁要問：
明代理學前期朱學陸學化的背景與因素是什麼？
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筆者認為可以從幾個方面談起：
首先，從外在的時代背景進行切入。
其次則就朱學的理論內部進行推論。
首先是時代背景。
這在本文的第一節已經分析過，就《明史‧卷七十》，＜選舉志二＞的內容看來，明代一開始可能還使用各種不同的註本，到了永樂十二年（1414A.D.），頒定《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之後，所有想要參加科舉考試的學子，他們所唸的書都不太可能超出宋儒的解釋範圍，而宋儒之中，又以朱熹集大成。
因此，不可否認地，當時的確是朱學的天下。
本文所舉的四位學者，雖然大多絕意進仕，但在求學的過程中，都接觸過朱學，在思想內容上也可見到對程朱思想的推崇。
這些還只是就儒家而言，若再考量到道、佛兩家的影響，更可見朱學地位的獨尊，對當時知識份子的思想箝制有多大的影響力。
但由於這部分的討論已非筆者學力所能及，故未能在此詳細討論。
但就筆者的了解，道家（或道教）在隋唐之後已經沒有新的理論提出，佛家在宋代雖然有禪宗的興起，但是這些宗教勢力畢竟不同於過去，能夠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論。
到了明末更是與民間信仰結合，有白蓮教、淨土宗的興起。
總而言之，在明代初期的這段時間裡，儒家思想可說是一枝獨秀，而其中又以朱學為主軸。
其次，既然已經知道朱學的思想在當時有強大的箝制作用，則必須先了解朱學的某些理論核心。
也就是要了解朱子為學的目標是什麼，又是透過什麼樣的方法。
之後則是明初學者與朱學理論兩者之間的關係進行解釋。
就筆者的理解，朱熹的為學目標是承自孔孟以來「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的觀念，也就是以學做聖賢為目標。
為了達到此一目標，而有所謂「格物」、「致知」的方法。
希望透過這些方法，使人與理合一，那麼人也就成為聖賢。
朱子認為：
『格，盡也。
須是窮盡事物之理。
』，又說『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的道理』，可知他將「格」詮釋為「盡」。
而他所說的「物」，則包括一切自然和社會現象，也包括心理現象和道德行為規範。
同時，格物是以窮天理、明人倫為宗旨的，而不是拘泥於一草一木。
此外，就「知行」關係方面，他認為行重知輕。
他說：
『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致知為先。
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為重』。
總結來說，他的格物雖然是要窮天理、明人倫，但並非只拘泥在一事一物之間，而是由「已知」推至「至知」，同時也強調實踐的重要性。
筆者認為，由於當時朱學獨尊的地位，學者固然也以學做聖賢為目標，並且往往採用朱子所倡的格物為方法，企圖窮天理、明人倫，達至古聖先賢的境界。
然而，在實踐的過程中，卻又可以分為以下兩個面向進行討論：
第一，要有某些綱領作為行為的準則。
筆者的假設是：
基於實踐的需要，面對一個無所不包的體系，即便將四書五經背得滾瓜爛熟，在人倫日用之間也必然會有不出現於典籍記載，而需要獨自進行判斷的時候。
畢竟，一個體系不論如何龐大，仍不足以概括世上所有的事物。
因此，與其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等待豁然貫通的一天，還不如「捨彼之繁，求吾之約」，抓住一些綱領作為實踐判斷的大原則。
換句話說，在實踐的過程中，面對雜多的外在事物，既然是以心作為判斷行為是否應當的主體，那麼，很自然地，會認為從心上著手是最有效且簡便的途徑。
朱子也並非不言「心」，他有「心統性情」之說，也曾言「心與理一」。
因此，曹端認為從心上下工夫，才是入孔門之路；吳與弼認為要使心常保持瑩靜的狀態，才是敬以直內的工夫；陳獻章要讓心體顯露，與天理契合；胡居仁認為內心戒慎恐懼，才能保持精明的狀態，不至乎昏昧；這些從心上著手的方法，都可說是從朱子的理論所衍生出來的。
除此之外，他們格物的範圍已不如朱子廣闊，例如，「讀書」對朱子而言，是相當重要的窮理方式之一，他認為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的道理。
然而，吳與弼雖然說「隨分讀書」，認為隨時隨地都要盡量看書，但他的讀書已不像朱子是以書中的義理消除心中的鄙吝，而是以讀書來靜定心的憤躁，所以他說『應事後即須讀書，不使此心頃刻走作』；胡居仁也說『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可見相較於讀書，他認為思慮和講論的助益更大；白沙甚至認為『觀書博識，不如靜坐』。
這些和朱子對讀書的態度是大異其趣的。
同樣是希冀學做聖賢，他們對格物窮理的方式，不是著重在讀書，而是轉移到講論、實踐，也就是所謂的人倫日用。
在人倫日用之間，追求內在的心能合乎外在的天理，心既與理同一，從心所發的行為也就自然能夠「發而中節」，行為能合乎理，便與聖賢相去不遠了。
但是這樣的著重心上工夫，以及縮小格物範圍的實踐方法，卻呈現出「陸學化」或「心學化」的轉向。
第二，則是在實踐的過程中，對理論進行檢證或反省。
這些學者在實踐的過程中，事實上也是以親身的體驗在檢證朱子的理論。
正因為如此，才會在理氣關係上對朱學提出補充。
例如，曹端有「活人乘馬」，薛瑄有「日光飛鳥」的比喻，來補充朱熹在理氣不離不雜的關係下，還要強調理的主宰能動性。
胡居仁認為，氣先理後，而非理先氣後。
這些都只是對朱子關於理氣關係的論述，進行補充說明。
主要目的並不是反對朱子，曹端甚至認為那是因為朱子後人錯誤的記述，而非朱子本來的意思。
陳白沙則是在依循朱子讀書窮理的過程中，感到心與理的合一有困難，而改採靜坐的方式，使心體顯露。
即便他本人或許覺得這種方式同樣可以達到先賢所欲達到的目的，甚至認為自己所採用的方法可以從周敦頤、張載那裡找到理據，但這樣的過程卻也突顯朱子的格物方法有其困難。
而這些檢證的過程，卻也幫助後來的學者建立新的理論。
在此，筆者試著再以圖表的方式說明解釋的過程：
總結來說：
此一學風轉向的現象，就外在時空背景而言，是朱學獨尊，在此氛圍下，明初學者立說、創新的精神較前人薄弱，而強調躬行實踐。
實踐所採用的理論是朱子的說法。
然而，雖然有共同的目標，但在實踐的過程，展現兩個面向。
首先是就實踐而言，必須要有實踐的重心，因而著重於心上工夫，而這可以說是從朱子理論中發展出來的；同時，在窮理的方法上，格物的範圍縮小至人倫日用之間。
這個過程成為朱學陸學化的現象。
另一方面則是就理論結構來說，在實踐的過程中，同時對理論進行檢討與補充，但是這些檢討和補充在無形中也突顯出理論實踐上的困難，於是為後來新的理論提供建立的基礎。
、結論
就目前研究成果來說，在明代的理學前期，的確有往心學發展的學風轉向，筆者認為，此一學風轉向與朱子學定於一尊有密切的關係。
然在學者們紛紛以朱學的方法論進行實踐的過程中，一來朱學本身就留有心學的討論空間；二來由於朱學的龐大，當它定於一尊之後，學者的躬行實踐反倒使其格物範圍縮減至人倫日用之間，加之其理論本身亦有實踐上的困難，種種因素反而導致心學力量逐漸在朱學的勢力下增強，終至王守仁集其大成。
大抵來說，不論明代中期陽明心學的建立，或是明代末期羅欽順等人對陽明學、朱學的反動，其思想成立的背景，雖然比起明代初期更為複雜，但仍有其相似之處。
至少，在政治力的庇護下，朱學在明代仍然是官方學術的代表，也是這些學者在自創學說之前必然要面對的文本。
他們和朱學之間的關係既相斥，卻又互相依賴；因為，若不透過朱學內在的矛盾、缺點，他們的學說也無法成立。
而這種相依相斥的關係，亦可在明代前期的學風轉向中看出端倪。
這也是筆者之所以認為對於此學風轉向的說明，有助於對明代中後期理學發展的理解的緣故。
參考書目：
《明儒學案》，全四冊，黃宗羲著，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84，臺四版。
《明儒學案》，楊家駱主編，台北，世界書局，1961，初版。
《宋明理學》，陳來著，台北，洪葉出版社，1994，初版。
《明代哲學史》，張學智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初版。
《明代思想史》，容肇祖，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82，臺六版。
《明代理學論文集》，古清美著，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初版。
《胡居仁與陳獻章》，呂妙芬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初版。
《錢賓四先生全集》，卷九，＜宋明理學概述＞，錢穆著，台北，聯經出版社。
《二程集》，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4，二版。
《新校本元史并附編二種》，楊家駱主編，台北，鼎文書局，1986，五版。
碩博士論文：
《明代前期理學思潮研究》，鄭自誠，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