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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教育看中华文明的传承
题目：
从古代教育看中华文明的传承
系别：
历史系
专业：
历史教育
年级：
07级
班级：
2班
姓名：
周永辉
目录
目录…………………………………………………………………………………1
内容摘要……………………………………………………………………………2
关键词……………………………………………………………………………2
一、源远流长的古代学校教育……………………………………………………3
（一）官学………………………………………………………………………3
（二）私学………………………………………………………………………5
（三）书院………………………………………………………………………11
二、中国古代教育的特点…………………………………………………………12
（一）教育从属于政治…………………………………………………………13
（二）道德教育居于首位………………………………………………………13
（三）培养人才与选拔人才的紧密结合………………………………………14
（四）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并重…………………………………14
三、教育是文明传承的主要途径…………………………………………………15
结语…………………………………………………………………………………16
参考文献……………………………………………………………………………17
摘要：
远在四千年前的夏朝，我国就有了官办的学校。
春秋战国时又出现了私人办学这一新的学校教育形式。
与此同时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也广泛开展。
正是在这些教育形式的配合下,古代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才得以不断传承、发展和创新。
关键词：
古代教育官学私学中华文明
教育作为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来就是与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正是有了教育,才使得某一特定的民族文明得以传播、弘扬、发展和更新。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是中国古代文明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保证,没有古代教育,中华民族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难以创造、延续和发展的。
一、源远流长的古代学校教育
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
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产生,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早在原始社会时,教育就已经产生。
不过那时的教育还未从生产劳动中分化出来成为专门的活动,教育内容贫乏,形式简单,还没有正式的教育机构出现。
学校产生于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之后。
中华民族素以重视教育著称,早在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之初,就设置了学校,制订了与政治体制相关的教育制度,是为“官学”。
与此同时,民间也逐渐举办了各种教育机构,形成源远流长的“私学”传统。
（一）官学
据一些古籍记载,距今四千多年的夏朝,已出现了学校。
如《礼记·王制》说:
“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
”《孟子·滕文公上》说:
“夏曰校”。
不过,这些记载是否切真,尚有待今后地下出土文物来提供更充分的证据。
商朝的学校,不仅有文献上的记载,而且得到地下出土文物的佐证。
在殷墟甲骨文卜辞中,就有许多记述学校教育的内容。
西周时,学校制度初具规模。
当时学校包括国学和乡学两个系统,国学是中央官学,设在周天子所在地和诸侯国都里;乡学则是地方官学,设在郊外的乡、州、党、闾等地方行政区域之中。
国学依程度深浅分为大学和小学两类。
由于只是官府有学,民间私家无学术,所以要学习专门知识,只有到官府之中才有可能。
在这种“学在官府”的情况下,学校的教师显然非官莫属,很自然地就形成了“官师合一”的局面。
“由于集二任于一身,他们不光是把学校作为教学的场所,也时常在国学的辟雍举行祭神祀祖、军事会议、献俘庆功、练武奏乐等社会活动;而乡学既是学校教学之地,又具议政和教化功能。
这种‘政教合一’的办学模式对后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后世的学校虽然已从官府中独立开来,教师也有了专任;但地方官‘亦政亦教’,关心和重视学校教育,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西周官学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逐渐废驰。
秦始皇虽然统一了中国,但他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造成学校教育的倒退和逆转。
中国封建官学制度的初步形成当从汉武帝兴学时算起,经历代王朝的不断发展而趋于完善。
汉代官学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大类。
中央官学有大学性质的太学,有特殊性质的鸿都门学。
地方官学按行政区划,分别设立学、校、庠、序。
太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
弟子随所从博士专攻一经。
《论语》、《孝经》是公共必修课。
教学方法大约有三种:
一是讲大课;二是由高年级学生辅导低年级学生;三是自学讨论。
汉朝的太学生由50人发展到3万人,而太学博士最多只有十几个。
这样少的教师要教这样多的学生,就必须采取大班上课的形式,这是汉代太学在教学方式上的一种创造。
由于教师少,学生多,讲大课的时间也有限,主要还是靠学生的自学。
学生除在校学习专经外,还可到校外去拜师学习,也可根据个人爱好,选学其它经书。
隋初,文帝提倡学校,置国子寺掌管全国的教育事业,设祭酒一人主持国子寺的工作（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
从此,我国才有了专设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和专职的中央教育行政官员。
国子寺下辖五学:
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
但行之不久各学皆罢废。
唐代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自开国后经一百多年的经营发展,官学制度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成为我国封建官学制度的代表。
唐代中央政府设立的学校有:
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律学、书学、算学,都属于高等教育性质,归国子监领导。
前四个是专修儒经的学校,后三个则是专科学校。
此外,唐朝中央政府还附设培训机构,培养本机关所需的专门人才:
太卜署所辖的卜筮学校,司天台所辖的天文、历数、漏刻学校,太医署所辖医学校等。
说明中国早在七、八世纪就已建立了实科学校教育制度,而西方这类学校的出现,是在十七、十八世纪之际。
宋代官学制度基本承袭唐代,中央官学有国子学、太学、律学、书学、算学、医学。
仁宗时设武学（军事学院）,徽宗时设画学（美术学院）。
地方除州县学外,在外侨集中的广州、泉州设“蕃学”。
宋朝官学制度虽继承唐制,但亦有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第一,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备。
不仅在中央设立国子监,管理中央官学,而且在诸路设置提举学事司,掌管一路州、县学政。
隋唐以前无专设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地方学校由地方长官兼管。
提举学事司的设立,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创新意义。
从此,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了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
第二,对学生身份品级的限制有所放宽。
唐朝国子学学生必须是文武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太学生须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
宋朝则改为:
国子学学生为七品以上官员之子弟,太学生为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以及平民中的优秀人才。
第三,学田制度的确立隋唐以前设立各类学校,均无固定经费。
宋代对官学赐予学田以充经费。
由于学校有了固定的经费,其发展方能日趋完善。
这一制度为后来的元、明、清三朝长期沿用。
第四,实行按学业程度编班、升级的三舍法。
北宋神宗年间,宰相王安石对官学的考试制度进行改革,创立三舍法,将太学分为外舍（初级班）、内舍（中级班）、上舍（高级班）三部分。
初入太学为外舍生,外舍生于岁试后,参考其平时的操行,凡成绩列一、二等者,升入内舍。
内舍生两年后,考试成绩优、平,操行合格者升入上舍。
上舍生学习两年后,由政府派员举行毕业考试。
凡操行与学业俱优者为上等,资格与科举考试之进士相同;一优一平为中等,可免尚书省试;两样都平或一优一劣为下等,免乡试;不及格者除名。
地方上的学生也可以经过考试逐渐升舍,升到州学上舍后,再经考试升入太学外舍。
通过三舍法,把本来互不衔接的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第一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初步的学制系统,这在中国教育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明清时期,不再分国子学和太学,也没有唐宋那样多的专科学校。
这时中央办的大学采用一个名称,即国子监。
明清国子监的生员,没有唐宋那样的出身和年龄限制,其来源,不仅限于高级的贵族、官僚子弟,就是一般官员和中、小地主以及庶民的子弟,都可以入学。
教育对象的扩大,直接表现为学生人数的增加上。
明代永乐二十年,国子监生人数达9900余人,超过以前各代。
总之,我国古代的官学历史悠久,几与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相始终。
在漫长的岁月中,官学制度日趋发展,逐步形成了从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学校经费的供给到教师、学生的管理等较为完善的体系。
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中,官学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私学
中国私学，因由私人发起举办，与官学相对而得名。
在漫长的东方教育历史上，中国私学以其独特的教育方式、丰富的教育文化和优良的教育传统闻名于世，对整个人类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产生过并将继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1．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私学——源于家教，受益军训
早在春秋时期的教育史籍文献，就记载了私学兴起的有关情况。
《礼记·内则》记述了西周时期贵族家庭教育的一些基本准则：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
男鞶革，女鞶丝。
六年，教之数与方名。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八年，出入户门，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
九年，教之数日。
”家庭教育从幼儿基本的生活技能和生活习惯入手，随着年龄的增长，教以基本的礼仪。
从7岁开始，便进行男女有别的教育，男治外，女理内。
由生儿育女的家庭结构和启蒙教育的起源分析，家庭和家庭教育应是私学的发源地。
家庭教育方式的职业化、教学内容的专业化以及组织形式的规模化，是私学的最早雏形。
这个时期的家庭教育通常尽管以私学的形式出现，但也是为未来入官学、奔仕途打基础，做准备的。
因此，此时的家庭教育具有明显的规划性和这教育目标上的倾向性，是整个社会教育的一个基础性环节。
私学兴起的历史原因有多种，首先是当时士阶层的变化与教育的新需求，改变了“学术官守”和“学在官府”的教育格局。
尤其是在由西周走向春秋的社会大变革中，原有的一些贵族阶层逐渐没落，士阶层在不断壮大。
没落贵族具有“六艺”等文化知识，便成了求职谋生的一种技能，能在文事方面为统治者和贵族提供所需的服务，可充当官吏等。
同时，也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私学的发展开辟了相应的市场。
其次，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养士成风。
大批的自由民向往加入士阶层，学习文化，就成为改变身份、实现理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没落的贵族官学已不可能培养士，它那传统的六艺教育也不能适应新时期培养士的要求，能适应这种社会新需要的，就是新的教育组织机构——私学。
创办私学，开展私学讲学活动，专门训练士的大师先后出现。
‘学在四夷’说明春秋末叶私学已存在于四方各地”。
春秋私学的兴起，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代的到来奠定了教育基础。
“春秋时期私学所以兴盛，就在于它的出现满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出于政治斗争对人才的需要，因而得到了政府的扶植”。
首先是适应了当时政治变革的需求。
割据的各列强统治集团亟需一批具有新思维，掌握新文化的文士为他们的集团利益服务，官学已不能担当此历史重任，私学便应用而生。
各种学派的出现，既丰富了当时思想文化的内涵，拓宽了教育途径，创新了教育方法和手段，又为维护各统治集团或贵族阶层的利益，培养了所需的人才；同时，为士阶层向统治者们宣传各自的主张，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搭建了桥梁，提供了舞台。
他们也借此逐步扩大了其政治影响力。
私学的蓬勃发展，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传统，文化开始通过广泛的私学形式传播于民间。
私学逐渐形成了自由办学、学术自由的新风尚，形成了以郑国的邓析、鲁国的少正卯、孔丘等为代表的私学教育家和学术思想流派。
私学的规模和影响力也日益壮大。
2．战国时期的私学——诸侯争雄，乱世繁荣
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这250余年间，社会政治军事上经历了“七雄”争霸，秦始皇最终兼并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
在这场群雄逐鹿、争霸世界的博弈中，一方面，各统治集团之间对有识之士的迫切需求，刺激着私学的蓬勃发展；另方面，在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过程中，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开辟了更为宽广的舞台和空间。
在战国私学发展中，有多少家私学就产生出多少个学派，但对后世教育影响较大的有儒、墨、道、法四大家私学。
到了战国末期，军事政治斗争的惨烈加剧，“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士的声价越来越高，养士的风气日增，私学更加盛行。
战国私学便是在这种纷繁的历史背景下自 由蔓延、繁荣昌盛的。
它的繁荣，开创了中国教育历史上一个空前的辉煌时期。
养士之风的盛行，反映在政治军事上是诸侯国之间争雄加剧，对治国人才的渴求。
“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
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 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便是当时统治集团对人才需求的真实写照。
而在一国之内，求士又引起公室与私门之间对士人的激烈争夺。
“各国执政者竞相养士，使士成为一种受人青睐的职业，于是，士就成了人们择业的对象，人们竞相学习做士，形成一股社会风气”。
战国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都竞相养士，有的养士多达几千人。
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
士中多优秀人物，颇受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
各种学术流派之间的争鸣，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创新和文化观念的开放。
3．秦汉时期的私学——秦火未尽，汉风又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
秦朝的教育，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君主集权统治为中心，主要采取了统一文字、吏师制度和禁止私学等措施。
当时社会处在百家争鸣时期，私学空前繁荣，学术思想十分活跃。
统治集团内部敏锐地察觉到，思想和学术观点的不统一、不一致，直接影响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郡县制的推行，也威胁着新兴的秦王朝的统治。
于是，将矛头直接指向传播各种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的私学，便采取残酷的政治手段加以控制。
最为典型的事例是焚书坑儒。
李斯本是一个楚国的读书人，为施展政治抱负，到齐国的稽下学宫跟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成后，满腔热忱要为齐国成就霸业献计献策，无奈齐王胸无大志，便别师离乡来到秦国。
入秦前，他的老师荀子问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说：
“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
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
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
故诟莫大於卑贱，而悲莫甚於穷困。
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於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李斯到了秦国以后，得到了秦始皇的赏识和重用。
在秦国下令驱逐各国来长安的宾客时，他及时上奏《谏逐客书》，阻止秦王政下令驱逐六国客卿，劝说秦王政伐诸侯，灭六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
李斯作为秦朝的开国丞相，极力主张废除私学。
秦朝既首创了中国统一的集权封建专制国家的历史先河，也首演了中国教育史上以政治手段干涉、禁止、取缔和摧残私学的历史悲剧。
在这方面，主要表现在两个历史事件上。
一是“焚书”。
焚书事件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竟相称颂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丰功伟绩，齐国出身的博士淳于越却不合时宜地向秦始皇建议，像周朝那样，把天下分封给子弟和功臣。
李斯当场反驳淳于越，向秦始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
“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
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禁之便。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于是，秦始皇颁布法令规定，凡是秦记以外的史书，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籍。
还规定教育要“以吏为师”。
李斯从中借题发挥，酿成了一次影响深远的针对教育文化浩劫。
二是坑儒。
在焚书的第二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再次下令，将聚集在咸阳城内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活埋。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坑儒”事件。
始皇长子扶苏对此大为不满，进谏道：
“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秦始皇不仅怒而不听，还令扶苏离开咸阳，到上郡蒙恬的部队去担任监军。
焚书坑儒事件表面上是由一些偶然事端引起，实则是秦王朝一贯奉行的文化专制和愚民政策的必然结果。
禁私学，正是这一政策在教育领域里的进一步贯彻执行。
同时，秦实行了一套由官吏治学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制度，以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
“私学的禁止和‘吏师制度’的执行，必然会使教育上出现一种法律之外无学，官吏之外无师的局面。
众所周知，夏、商、西周时期的教育，官师是合一的，后来由于私学的发展，才出现了专门以教授文化知识为职业的教师。
专职教师的出现，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秦又一次人为地将官与师结合起来，取消了专职教师，无疑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倒退”。
汉朝建立后，总结秦朝在轰轰烈烈兼并六国后，又迅速土崩瓦解的亡国历史教训，对文化教育政策实行了适应性改革，解除了教育方面的禁令，允许开办私学。
这是由于汉朝建国伊始，政局不稳，官学未立，私学乘势发展，实际上承担起了培养人才、传播文化、发展学术的任务。
私学活动不仅没有受到汉朝统治者的干预，而且相应地恢复了秦以前士阶层在社会上受到的礼遇；朝廷也接连不断地发布求贤诏书，私学在这种无声的政策鼓励下得到了恢复发展，学派林立，学术活跃。
儒家学说开始恢复传播，法家、刑名之学等各家学说也同样受到朝廷的重视。
汉代太学生可以向校外的私学大师们拜师求学。
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其他学术流派所以能存续下来，应归功于私学。
官府所立的太学和郡国学校教育，主要以儒家的“五经”为主，死守章句，鲜有创新，相互诘难，排除异己。
而民间私学较少思想束缚，其教育内容呈现出诸家并存、异象纷呈的局面，所开课程不但讲解今文经，同时也传授古文经，而且黄老、法律、诗文、乐府、天文、历算、图纬等无所不教，门下弟子也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
“汉朝私学教育不仅承担了绝大部分基础教育的任务，就私学的高级阶段而言，对社会所产生的实际教育效果和官学相比也难分上下。
汉朝的经馆实际上是后代书院的历史渊源”。
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学——士人经术，游学成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颓，私学呈现繁荣局面。
私学在这个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在教学内容上，开始突破儒学占统治地位的官学教育传统，讲授玄学、佛学，道教、科技常识等。
开始重视启蒙读物和传统教材的编辑，规范教学内容，《千字文》、《颜氏家训》等私学教材相继问世。
有的教材还传入日本、朝鲜等国。
游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教学方式转变的一个显著特点。
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非常重视游学对人格养成和知识形成的重要作用，孔子就是最早的游学大师，率领众弟子周游列国，游说讲学，既增进了学识，开阔了眼界，也为各诸侯国传播了文化，交流了学术。
游学之风自孔子时代开始，流行于秦汉，兴盛于魏晋。
据有人对《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史籍文献记载进行统计，这个时期有名的游学者为47人。
其教学特点是：
一是游学者多以追求通晓经术为教育目的。
到魏晋时期，士人的游学目的由通晓经术逐渐转变成了主要以交接名士，从而达到获得社会地位及名誉的目的。
很多士人就是依靠这种手段成为名人，并登上了政治舞台。
二是游学地点的变化，由长安－洛阳，转为各郡县。
汉代，教育文化中心在京师，长安和洛阳先后都曾是中央太学所在地，初期士人游学大都集中在这些地方。
到了魏晋时，各地的士人，受当时政治气候影响，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地位。
经过党锢之变，名士们开始厌倦政治，回到自己的故里，或游学，或办私学。
5．隋唐时期的私学——官私并举，人文荟萃
隋唐时期，多变的文化教育政策和统治者个人的思想倾向，直接影响了教育的发展方向。
隋唐把我国学校教育发展到了一个鼎盛时期。
学校种类齐全、管理规范、生徒众多，都是空前的。
隋朝所设立的国子寺，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教育部，是我国最早的国家教育行政主管机构。
官学是这个时期教育的主流。
中央官学在国子寺的领导下，开设了“六学一馆”，即：
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和广文馆。
这些学馆，主要是为培养品级以上文武官员和贵族子孙，是历史上最早的“重点学校”。
由此不难看出，举办“重点学校”，是自隋唐以来的官学遗风。
我们似乎可以从中感悟出教育特权为何盛行至今的悠久历史渊源。
隋唐官学的发达，教育制度的完备，不但没有妨碍私学的发展，而且官私相互补充，互相促进，共同构成了完备的教育办学体系。
这个时期由于朝廷对教育的重视，尤其是官学的长足发展，使人们产生了私学不发达的错觉。
其实，这一时期私学也相应得到了广泛的发展，社会上每一种专门学术都有私学在传授。
比如王通的家学，往来授业者近千人，培养了不少有影响的学术人才。
还有王孝绪、何妥、房晖远等硕学鸿儒都曾设立私学，授业于生徒。
唐朝在大力举办官学的同时，明文鼓励私人办学。
私学和家学作为早期教育的主要形式，在唐朝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许多名流学者，在居官理政的同时，招徒讲学，从事教育活动。
唐朝的家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历史延续下来的平民百姓自己的家庭教育形式，属于私学范畴；还有一种是朝廷为加强对高官贵族子孙的科举教育，派专门的官师在其家庭中进行的官学性质的教育。
唐朝是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产生过众多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等，这与他们早期接受的私学教育具有密切的关系。
综观我国古代教育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官学往往随着历代帝王的更替与朝代的盛衰而时兴时废;而私学自产生起即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一直盛行于民间,几乎从未间断过,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发展和更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书院
书院是我国唐末以后逐渐兴起的具有独特办学形式的高等教育机构。
起初,书院只是官方藏书校书之地,或私人读书治学之地。
宋代书院将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成为著名学者授徒讲学、培养人才的地方。
北宋时有六大著名书院:
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
这六所书院,在宋初均曾先后受到朝廷褒奖,或赐匾额,或赐书,或赐学田,甚或兼而有之。
南宋是书院发展的极盛时期。
书院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和制度之完善都是空前的。
南宋书院的兴盛与发达,与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有密切的关系。
朱熹为书院置田建屋,延请名师,充实图书。
还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条规》,阐明了教育的目的、学习的次序以及修身、处事、接物的基本要求。
这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一个纲领性学规,不仅为后世书院所依循,就连官学也以它作为制定学规的依据。
元代对书院采取提倡、扶植和加强控制的政策,据《元史·选举志》载,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规定;“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
”从此以后,元代书院迅速发展。
据统计,元代书院计有408所,其中新建134所,再建59所,二项合计为193所。
元朝政府在积极提倡办书院的同时,也加强对书院的控制,使书院官学化。
主要措施是政府委派山长并授予官衔,发给官俸;书院的教授、学正等的任命、提升也都由政府批准。
学生经地方官员推荐、考核,可分配去做学校的教官,或去担任政府的官员。
明初,由于政府把办教育的重点放在兴办官学、提倡科举方面,对于书院未予重视,因而在近一百年间,书院一直处于沉寂状态。
直到明中叶时,书院才得以复盛。
明代书院的兴盛与王守仁、湛若水等理学大师讲学有直接关系。
为了宣传他们各自的学术观点,在其所到之处,建立书院进行讲学,使书院数量大增。
二人死后,他们的众多弟子为了纪念老师,宣传其学说,建立了更多的书院。
据统计,明代书院共1239所,大大超过元朝。
书院经过宋、元、明三代,在士大夫阶层的一般知识分子中产生很深的影响,清政府虽想加以限制,但很难如愿,因而转为积极兴办、加强控制的政策。
书院的经费、主持人和讲学者的任命、学生的选择录取和考核等,都经官府审批,至此,绝大部分书院已和官学无大区别。
据统计,清代书院共有1900多所,而其中民办的只有182所,所占比例尚不及1/10,已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了。
到清末,政府改书院为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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