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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

林毓生：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三个基本问题（演讲提纲）

作者：

林毓生   来源：

林毓生   点击：

236   时间：

2004-7-17   编辑：

fengqian

演讲提纲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三个基本问题

林毓生

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andAcademiaSinica

一﹑三个基本问题

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许多、许多的问题。

然而，笔者经过长年的研究与思考以后，今天要在这里大胆地说：

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只有三个；其它的问题都是次要的。

因为，其它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大多数是从这三个最基本的问题衍生出来的。

当然，也有少数的问题是与这三个基本问题无关。

然而，那些与这三个基本问题无关的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历史意义，是无法与这三个基本问题相提并论的。

Ⅱ.这三个最基本的问题，至今仍然尚未获得适当或妥善的解决。

中共在1949年建国以后，其初期的表现，对于许多中国和外国左翼人士而言，似乎带来了解决的曙光。

但，它领导的革命及其后来的表现却仍然显露了这三个基本问题。

台湾的情况是：

经由选举而达成政权的和平转移。

言论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也已实现。

这两件过去从未获致的成就，其本身--如不仔细衡量它们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效果的话--值得肯定。

但是，台湾在各方面是否能够真正得到民主化的好处而尽量避免民主化的坏处，仍在未定之天。

根据笔者发展出来的分析与解释架构所提供的观点来看：

台湾的许多问题虽然与中国大陆的问题，很不一样，却也和笔者现在所要谈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三个基本问题」之尚未获得适当或妥善的解决，有莫大的关系。

Ⅲ.这三个最基本的问题是：

（1）秩序的危机（thecrisesoforders）所带来的问题。

（2）中国如何与西方文明取得「对劲」的关系？

（TheproblemofhowdoesChinacometopropertermswiththeWesterncivilization?

）

（3）如何促进新的政治、社会、与文化?

思想秩序的建立？

（过去的主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拿来主义」、「择取或融会中西之长」、「儒学开出民主说」等等以及「全盘西化论」、「西体中用论」等，都是没有生机的形式主义的谬误。

）

具体分析：

以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论」为例。

   显然得很，上述第二个问题与第三个问题，都是因为产生了第一个问题而产生的。

所以，我今天所作讲演的重点是：

分析第一个问题的历史成因及其后果，亦即：

严重的秩序危机是如何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的，以及

（1）为甚么这样的秩序危机使得近现代中国的许多方面很难与西方文明取得「对劲」的关系？

（2）为甚么这样的秩序危机使得新的、有生机的政治、社会、与文化?

思想秩序的建立，至为艰难？

  既然要谈近现代中国的秩序危机，就需先说明一下，甚么是秩序（order）？

二﹑秩序的定义

Ⅰ.秩序来自制度上与文化上的中心、价值、与规范。

（1）当政治、社会、文化?

道德、与思想有其中心的时候，它们便有稳定的价值与规范；反之则反是（亦即：

当政治、社会、文化?

道德、与思想没有中心的时候，它们便没有稳定的价值与规范）。

换言之，当政治、社会、文化?

道德、与思想有其中心的时候，它们是有秩序的。

这里乃是就政治、社会、文化?

道德、与思想本身分别来说的。

（2）如就政治上与文化上的中心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来说：

中心与价值远离时，则政治中心往往需要经由威胁与暴力来维持表面的稳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政治秩序存在着潜在的不稳定性。

（如蒋氏政权统治台湾的时候，他们父子当时是政治中心，但许多人并不认为他们是价值的具体呈现，其它类似的情况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也所在多有。

）

Ⅱ.中心乃是制度上与文化?

思想上的权威所赋予的。

权威（authority）与权力（power）不同，两者须加以区分。

权威有其正当性（legitimacy），没有正当性的权威，在严格意义之下，不可称之为权威。

如果硬要称之谓权威的话，那只是一种假权威，通常是由权力加以维持的。

具有正当性的权威，则是不需要使用权力维护的。

（在中文世界，有些人把legitimacy译成「合法性」。

这是不正确的。

因为legality才应译成「合法性」；而合法的并不必然是正当的。

）

Ⅲ.正当性的不同层次：

（1）宇宙观的层次：

例如：

犹太教?

基督教的宇宙观认为：

宇宙是由在宇宙之外的上帝所创造的。

（这里所谓的「创造」，接近「制造」，而非自然地「流出」或「生育」。

）上帝是唯一神圣的实体，而它是在宇宙之外的。

宇宙之内本身的事、物、与活动不可能是神圣的，除非它们受到上帝的感召与恩宠。

在这样的宇宙观笼罩之下，自然会产生神圣的（thesacred）或精神的（thespiritual）与污浊的（theprofane）或世俗的（thesecular）二元世界与二元观念。

因此，秉承上帝意旨管辖精神事务的教会，与管辖世俗事务的国家，两者是不应相互化约或相互逾越的。

换言之，犹太教?

基督教的宇宙观提供了政教分离的思想胎盘（matrix）或思想基础。

与这样的宇宙观构成鲜明而强烈对比的则是：

中国传统的一元、连续、有机式（或整体性〔holistic〕）的宇宙观（《孟子》所谓「知心、知性、知天」、《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提供了政教合一的思想胎盘或思想基础。

正如孔子所说：

「天下有道，则礼乐〔教〕征伐〔政〕自天子出。

」（《论语?

季氏》）。

上述的分析，使我们了解到宇宙观的不同，直接影响理性的运作（理性对于事务的理解）。

换言之，宇宙观的不同直接影响到对于正当性的理解。

（2）理性理解的层次

（3）传统、约定俗成的层次

（4）奇理斯玛（charisma）的层次：

真的奇理斯玛通常可以制度化（routinization），如华盛顿之于美国总统任期制度。

假的奇理斯玛则通常有自我破坏或自我毁灭的内在冲动。

Ⅳ.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秩序危机」（crisesoforders）是结构性的：

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

道德秩序高度（并非全部，而且也有程度的不同）整合于政治秩序之内。

在西方文明（基督教创世观与现代文明的科学宇宙观）冲击之下，中国传统宇宙观崩溃了。

受到中国传统宇宙观支持的政治秩序观念也跟着解体了。

辛亥革命以后──在天命观念与天子制度解体以后──出现了政治秩序崩溃的局面。

由于社会与文化?

道德秩序高度整合于政治秩序之内的缘故，政治秩序的崩溃带来了社会秩序与文化?

道德秩序的解体（「解体」并不?

涵秩序之内的一切成分均已死灭。

有些成分确因解体而死灭；另外，有些成分则因脱离了传统秩序的缆系，而成为游离分子）。

三﹑三重秩序的危机--政治秩序的危机、文化?

道德秩序的危机、与社会秩序的危机--的成因

Ⅰ.传统中国宇宙观的动摇与解体？

传统中国的政治秩序，不仅是政治秩序，而是「天人相副」的宇宙秩序的一部份。

所以，在传统「宇宙神话」（cosmologicalmyth）没有动摇之前，「三纲」的观念，绝不可能动摇。

所谓「宇宙神话」是指：

人间秩序实是宇宙秩序的一部份。

宇宙秩序，正因为它是宇宙秩序，所以是永恒的、不变的。

作为宇宙秩序的人间秩序，当然也被认为是永恒的、不变的。

用传统的语言来说：

「三纲」乃是天经地义。

不过，在近代西方科学的宇宙观与基督教传统中的创世观的冲击之下，以阴阳、气化、五行、四时、天、道、性、命为构成要件的传统儒家「一元、连续、有机式」宇宙观，逐渐动摇了。

到了一八九五年，四川出使随员宋育仁，在他的《采风记》中就明确地感受到这样的冲击的涵义（implications）：

其〔指西学〕用心尤在破中国守先之言，为以彼教易名教之助，天为无物，地与五星同为地球，俱由吸力相引，则天尊地卑之说为诬，肇造天地之主可信，乾坤不成两大，阴阳无分贵贱，日月星不为三光，五星不配五行，七曜拟不于伦，上祀诬而无理，六经皆虚言，圣人为妄作。

据此为本，则人身无上下，推之则家无上下，国无上下，从发源处决去天尊地卑，则一切平等，男女均有自主之权，妇不统于夫，子不制于父，族性无别，人伦无处立根，举宪天法地，顺阴阳，陈五行诸大义，一扫而空。

上述引文藴涵以下几点：

（1）中华帝国在汉代建立以后，由阴阳构成的宇宙秩序，其本身是以永恒的差序格局（hierarchicalorder）呈现的。

换言之，宇宙本身是一个差别等级的秩序（阳永远高于阴，阴永远低于阳）。

（2）作为宇宙秩序的人间秩序之中的身份等级（包括政治、社会、与道德秩序中的身份等级），乃是根据具有差别等级的宇宙秩序的前提所得到的"理性"的理解。

（3）在近代西方科学的宇宙观与基督教传统中的创世观的冲击之下，传统中国坚信不移的一元、连续、有机式宇宙观的动摇，带来了深沉的秩序危机：

宇宙秩序的崩溃与理性的危机，以及政治、社会、文化?

道德秩序的解体。

（理性的危机指的是：

传统中国根据理性所得到的对于世界事务之关系的理解，不再有效。

）

Ⅱ.上述相当抽象的理论说明的具体例证：

传统宇宙观的动摇导致传统政治正当性（politicallegitimacy）的动摇--这一历史现象反映在康有为与谭嗣同的思想上。

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

……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

然其恶争夺而重仁让，昭有德，发文明，《易曰》：

「言不尽意」，其义一也。

特施行有序，始于麤粝而后致精华。

（康有为，〈孔子改制法尧舜文王考〉《孔子改制考》〔台北：

商务【据1920北京版影印】，1968，卷12，页1ab〕）

谭嗣同对于民主制度及其原理的道德的想象：

「博大精深」、「大公至正」。

Ⅲ.在辛亥革命之前，尚未完全解体的政治秩序之危机的表征：

表现在康有为思想中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混乱。

Ⅳ.辛亥革命的历史后果：

秩序的大解体（政治秩序的解体以及经由政治秩序的解体带来的文化?

道德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解体）。

（1）辛亥革命不是新的政治秩序的开始。

（2）为甚么传统中国政治秩序的崩溃带来了文化．道德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解体？

（三重秩序危机的结构性原因）

（a）中国传统文化?

道德秩序在辛亥革命之前，由于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与浸蚀，已逐渐变成快散架的危楼，其最终的解体--正因它密切整合于政治秩序之内的缘故--则是由政治秩序的解体所带动的。

（b）传统的社会秩序也是整合于政治秩序之内的：

科举制度是社会秩序（差序格局、社会的身份等级）的机制。

然而，科举制度基本上是政治秩序的一个组成部份，是为天子制度和「天命」观念服务的。

（不过，社会秩序整合于政治秩序之内的程度小于文化?

道德秩序整合于政治秩序之内的程度。

例如，家族制度并未完全整合于政治秩序之内。

所以，政治秩序崩溃以后，社会秩序并不像文化?

道德秩序那样地彻底的解体）。

（c）民间宗教与农民暴动，有时有反政治中心的倾向。

但，一旦它们开始有了获得权力的希望，它们通常接受「天命」观念与天子制度。

传统中国的历史，当然有许多变迁，但政治正当性观念（「天命」），基本未变。

因为，传统宇宙观无法产生宇宙缺陷论，它永远是充满的，所以它是封闭的。

因此，它只能有一个政治正当性观念。

西方政治正当性观念，则不止于一个：

例如，君权神授说，主权在民说（而主权在民的理论，则又有霍布斯、卢梭、与洛克式的不同）。

（d）为甚么文化．道德秩序整合于政治秩序之内？

有德受命的天子及为天子制度服务的官吏同时具有对于世俗领域和精神领域的管辖权（jurisdiction）。

当然，往往中国有「从道不从君」、「师尊于君、道尊则师尊」的信念与主张。

然而，正如为孔子所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

季氏》），儒学中所谓「道」，是重新肯定，代表「政教合一」的有德受命之「天命」观与天子制度的。

所谓「师尊于君、道尊则师尊」，并未为政治正当性与政治制度提出新的选项（option）。

「师尊于君、道尊则师尊」是第二序位的观念。

它提供给「师」做帝师的权威：

教导天子实行仁政，使「天子」更像天子的样子，所以是为「天命」观念和天子制度服务的。

在传统宇宙观没有解体之前，代表「政教合一」的「天命」观念与天子制度是把道德．文化秩序整合于其内的。

（e）天命，作为政治正当性观念，其论式的逻辑性质是ipsofacto（bytheveryfactitself）：

即既定的事实（运用武力〔而非道德〕获取政权）完成以后，再去找理由。

它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但在传统宇宙论尚未崩溃之前，事实的认定（鲍敬言、欧阳修、司马光、朱熹、黄宗羲等），并不影响人们对于「天命」的信仰。

四﹑三重秩序大解体的后果